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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社会教育蓬勃发展，晏阳初、俞庆棠等知识精英纷纷参与其中。他们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教育革新和民众改造促成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近代社会教育便被视作“民族复兴”的良药。
近代社会教育以国民性改造为理论基石。20世纪初，梁启超疾呼，“新民”是“中国第一急务”。十余年后，晏阳初等知识精英反复申言，其原本的工作重心——“除文盲”只是手段，“作新民”才是社会教育的使命。在他们看来，“愚、穷、弱、私”是中国民众的病蛊所在，更是中国积弱不振的根源。晏阳初等人希冀用教育手段医治这些弊病，培育现代国民，作为国家现代化、民族复兴的基础。他们理想中的“新民”应是“整个的人”，具有健全的人格。除能行使公民权利外，“新民”还应识字有常识，能生活有技能，拥有健康的体魄。
国民性改造，时人讨论的焦点有二：现代国民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质？如何引导、培养中国民众具备这些能力？不难看出，后者实为社会教育理论的重心。晏阳初等人描绘出来的“新民”，是祛除国民性弱点的现代国民。其他知识精英更为关注的是，工作范围、组织形式、民众动员等与实践密切相关的问题。比如，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提出极具针对性的四大教育：识字教育用来培养知识力，生计教育借以增进生产力，公民教育能够训练团结力，卫生教育帮助发育强健力。经由社会教育洗礼，中国民众便可成为合格的现代国民。知识精英对“新民”的讨论，与其说是社会教育的目标，不如说是其工作开展的自然产物和必然结果。他们的社会教育理论有浓厚的现实关怀，是晚清以来众多以民族独立、国家现代化为宗旨的救国思潮之一。
对国民性改造的强烈诉求，促成了知识精英、各学术团体间的联合。此时，平民教育、民众教育等理论学说日臻完善，但知识精英志不在此。他们不愿躲在象牙塔中研究高深学问，也不满足于建立独树一帜的教育学派。相反，精英阶层愿意搁置学术成见和派别之争，共同谋求社会教育的发展。各学术团体间保持密切的合作与交流，积极推动理论共识的形成。他们通过概念的再阐释，强调社会教育不分贵贱，是全民的、不间断的终身教育。在此基础上，志同道合、声气相求的知识精英形成极具向心力的学术共同体，社会教育声势空前高涨。
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社会教育工作重心转向乡村地区。晏阳初、俞庆棠等知识精英主动接受梁漱溟等乡村建设者的主张，将国民性问题和社会改造联系在一起。社会教育与乡村建设思想，本非同源。社会教育偏重教育民众，而梁漱溟将乡村建设界定为文化、社会的改造。随着工作逐步展开，晏阳初等人意识到，当时占中国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民，漠视卫生、迷信弥漫、缺乏知识、散漫无力。农村社会状况如此严峻，经济又面临破产，理应是社会教育施力的重点区域。他们认为，乡村问题的改善，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减轻负担；乡村经济的复苏，会成为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推动力。这一看法，与梁漱溟的想法不谋而合。晏阳初、俞庆棠等人积极投身到乡村建设和地方自治的讨论中。河北定县、江苏徐公桥、北夏、惠北等实验区先后设立。与乡村建设合流后，知识精英注重从社会改造和民族自救的高度来提升社会教育的意义与价值。社会教育在现代国家建设、民族复兴中的地位与作用得到充分肯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几乎与知识精英大量实践同时，国家政权也投身社会教育事业。清末新政时期，政府已有《简易识字学塾章程》等法规出台。民国初年，孙中山提出“唤起民众”的口号，主张用政府之力引导人民学会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各权。他的建国方略，与国民性改造和社会教育的变革思路一脉相承。为此，社会教育得到政府大力扶持，迅猛发展起来。教育部增设社会教育司，省市地方社会教育机关普遍设立。由中央至地方一套比较完整的社会教育行政组织系统建成。国家政权的介入，使社会教育成为有全国性影响的事业。政府资源不断投入，社会教育法令法规接续颁布。官办社会教育实施机关大幅增设，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超越私立机构。民众教育馆、民众学校等遍及各市县。知识精英的学术实践得到各级政府的协助。如邹平和定县的乡村实验不仅得到地方政府的认可，还被国民政府选为社会教育和县政改革的典型进行宣传。官办社会教育机关灵活机动，与中小学、卫生等职能部门、社会团体多有合作，广泛参与到节日庆典、卫生运动大会等各项活动中。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社会教育能够整合各方资源，扩大活动规模与社会影响力，充分发挥其培育现代国民的教育宗旨。
精英阶层逐渐意识到，学术团体应尽提倡设计之责；而大规模的推行、普及，须由政府主持完成。学术实践若无政府支持，将举步维艰。他们迫切期望实现与政府的合作与沟通，中国社会教育社等学术团体应运而生。该社被誉为“全国社教之总枢纽”。其立意，在为知识精英、各学术团体、政府行政人员提供沟通的平台。该社每年举行一次年会，专家学者、政府行政人员汇聚一堂。与会者就共同关注的学术问题进行研讨，制定实施方案，形成政学两界共同参与的社会教育空间与场域。年会所通过的决议案，可呈请教育部采择施行。1935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六年扫除文盲计划”，即以钟灵秀、彭百川等人的方案为基础。学术讨论的结果被教育行政力量推行全国，知识精英加强了对基层社会教育的指导与示范，政学两界联手将社会教育推向高潮。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自《光明日报》）
近代社会教育以国民性改造为理论基石。20世纪初，梁启超疾呼，“新民”是“中国第一急务”。十余年后，晏阳初等知识精英反复申言，其原本的工作重心——“除文盲”只是手段，“作新民”才是社会教育的使命。在他们看来，“愚、穷、弱、私”是中国民众的病蛊所在，更是中国积弱不振的根源。晏阳初等人希冀用教育手段医治这些弊病，培育现代国民，作为国家现代化、民族复兴的基础。他们理想中的“新民”应是“整个的人”，具有健全的人格。除能行使公民权利外，“新民”还应识字有常识，能生活有技能，拥有健康的体魄。
国民性改造，时人讨论的焦点有二：现代国民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质？如何引导、培养中国民众具备这些能力？不难看出，后者实为社会教育理论的重心。晏阳初等人描绘出来的“新民”，是祛除国民性弱点的现代国民。其他知识精英更为关注的是，工作范围、组织形式、民众动员等与实践密切相关的问题。比如，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提出极具针对性的四大教育：识字教育用来培养知识力，生计教育借以增进生产力，公民教育能够训练团结力，卫生教育帮助发育强健力。经由社会教育洗礼，中国民众便可成为合格的现代国民。知识精英对“新民”的讨论，与其说是社会教育的目标，不如说是其工作开展的自然产物和必然结果。他们的社会教育理论有浓厚的现实关怀，是晚清以来众多以民族独立、国家现代化为宗旨的救国思潮之一。
对国民性改造的强烈诉求，促成了知识精英、各学术团体间的联合。此时，平民教育、民众教育等理论学说日臻完善，但知识精英志不在此。他们不愿躲在象牙塔中研究高深学问，也不满足于建立独树一帜的教育学派。相反，精英阶层愿意搁置学术成见和派别之争，共同谋求社会教育的发展。各学术团体间保持密切的合作与交流，积极推动理论共识的形成。他们通过概念的再阐释，强调社会教育不分贵贱，是全民的、不间断的终身教育。在此基础上，志同道合、声气相求的知识精英形成极具向心力的学术共同体，社会教育声势空前高涨。
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社会教育工作重心转向乡村地区。晏阳初、俞庆棠等知识精英主动接受梁漱溟等乡村建设者的主张，将国民性问题和社会改造联系在一起。社会教育与乡村建设思想，本非同源。社会教育偏重教育民众，而梁漱溟将乡村建设界定为文化、社会的改造。随着工作逐步展开，晏阳初等人意识到，当时占中国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民，漠视卫生、迷信弥漫、缺乏知识、散漫无力。农村社会状况如此严峻，经济又面临破产，理应是社会教育施力的重点区域。他们认为，乡村问题的改善，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减轻负担；乡村经济的复苏，会成为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推动力。这一看法，与梁漱溟的想法不谋而合。晏阳初、俞庆棠等人积极投身到乡村建设和地方自治的讨论中。河北定县、江苏徐公桥、北夏、惠北等实验区先后设立。与乡村建设合流后，知识精英注重从社会改造和民族自救的高度来提升社会教育的意义与价值。社会教育在现代国家建设、民族复兴中的地位与作用得到充分肯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几乎与知识精英大量实践同时，国家政权也投身社会教育事业。清末新政时期，政府已有《简易识字学塾章程》等法规出台。民国初年，孙中山提出“唤起民众”的口号，主张用政府之力引导人民学会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各权。他的建国方略，与国民性改造和社会教育的变革思路一脉相承。为此，社会教育得到政府大力扶持，迅猛发展起来。教育部增设社会教育司，省市地方社会教育机关普遍设立。由中央至地方一套比较完整的社会教育行政组织系统建成。国家政权的介入，使社会教育成为有全国性影响的事业。政府资源不断投入，社会教育法令法规接续颁布。官办社会教育实施机关大幅增设，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超越私立机构。民众教育馆、民众学校等遍及各市县。知识精英的学术实践得到各级政府的协助。如邹平和定县的乡村实验不仅得到地方政府的认可，还被国民政府选为社会教育和县政改革的典型进行宣传。官办社会教育机关灵活机动，与中小学、卫生等职能部门、社会团体多有合作，广泛参与到节日庆典、卫生运动大会等各项活动中。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社会教育能够整合各方资源，扩大活动规模与社会影响力，充分发挥其培育现代国民的教育宗旨。
精英阶层逐渐意识到，学术团体应尽提倡设计之责；而大规模的推行、普及，须由政府主持完成。学术实践若无政府支持，将举步维艰。他们迫切期望实现与政府的合作与沟通，中国社会教育社等学术团体应运而生。该社被誉为“全国社教之总枢纽”。其立意，在为知识精英、各学术团体、政府行政人员提供沟通的平台。该社每年举行一次年会，专家学者、政府行政人员汇聚一堂。与会者就共同关注的学术问题进行研讨，制定实施方案，形成政学两界共同参与的社会教育空间与场域。年会所通过的决议案，可呈请教育部采择施行。1935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六年扫除文盲计划”，即以钟灵秀、彭百川等人的方案为基础。学术讨论的结果被教育行政力量推行全国，知识精英加强了对基层社会教育的指导与示范，政学两界联手将社会教育推向高潮。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