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看到一则小故事——话说1907年，胡适参加官费留美考试，放榜当日，他乘人力车去看榜，到达时已是天黑。他提着灯，从榜尾往前察看，看完一张榜没有自己的名字，很是失望。这时，突然发现还有另一张“备取”榜，喜出望外，又从榜尾往前看，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可定睛一看，原来是个叫“胡达”的人。再往上看，不多久，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胡适”。后来，胡适和胡达两个人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成了同学，胡适才知道“那个胡达便是胡明复”。
　　这个胡明复，同时也是当代知名学者傅国涌先生撰写的《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书中的主人公之一。早就听说傅国涌先生在写这样一本书。他和一群不相识的人，包了一辆大巴车，遍寻点缀在西湖周边的“名人墓冢”，有的时候，找到的墓已经处于“荒废”状态，下车后七弯八拐曲径探幽才能看见；有的时候，连他自己都不相信“×××墓”居然会在那里，平时路过绝对不会发现此处长眠着一位“伟人”，但他都一一找到了。他说他要把这些人的故事都写出来，像一条链子把中国近代史穿起。
　　按照中国人惯常的说法：成王败寇。人生在世就是要“立功名”、“垂青史”。因此，对权力的崇拜，对胜利的渴望，成为中国人普遍的心理模式。以至于，那些没有建立“丰功伟业”，没有成为“王侯将相”的人，往往会被冠以“失败者”的帽子。很少有人去关心那些曾经为推动历史做出过贡献而半途“牺牲”掉的人。即便有某些文字记录，也早就被当做“不可贵的资料”，淹没于书海当中，比如上文所述的胡明复先生。
　　胡明复先生在美留学期间，曾发起创办“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科学社团和期刊。《新青年》杂志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其实我们历史教科书上学到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都只是“德先生”的推动者，真正实践“赛先生”的，应该是胡明复。他因一次溺水事件英年早逝，年方37岁。追悼会上，化学家任鸿隽说：“胡明复和200年前去世的牛顿、100年前去世的法国算学家拉勃拉斯一样，都是尽粹科学、至死不倦的一个人，然而胡明复不幸没有得到前两者那样的成就和寿数，牛顿活了85岁，拉勃拉斯也活有78岁。”是故，后人便经意或不经意间将这位中国科学主义的先驱渐渐淡忘了。
　　今时今日环绕西湖，游客们纷至沓来参观最多的“名人墓冢”恐怕要数“苏小小墓”。可是大抵很少有人知道这其实只是个“虚拟”的坟墓，甚至连衣冠冢都算不上，里面根本没有苏小小的遗骸。而因为笼罩其冢的亭子名叫“慕才亭”，谐音“摸财亭”，无论是红男绿女，抑或善男信女，到了那里都忍不住想去“摸”一把。谁尚记得仅在百步之内，还有一个秋瑾墓？更不必说什么宋教仁墓、任鸿年墓、苏曼殊墓、张元济墓、史量才墓、竺可桢墓和经亨颐墓了。
　　很多人质疑傅先生“非学院派”的学术背景，我亦不好评论，因为我也并非历史系出身，可他的治学态度以及笔下的情怀却令人感佩。他说：“历史是善良的、弱势的、边缘的一切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能够逆趋利避害的本能行事的唯一寄托；是不幸的、含冤的、坚持良知选择的人们全部的希望所在；也是令无比显赫的强势者不能不有所忌惮的无形威慑——‘要上书（历史）的’。”
　　在《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一书的后记中，傅先生提到，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上起虎门销烟，下至“五四”运动，形成一个圆圈，全都是激进的历史事件，而“那些以和平渐进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的努力，基本上没能进入这个圆圈”。我顺着这条思路，又想起傅先生在之前一本书《大商人：影响中国的近代实业家们》一书的后记中说过一段话，大意是：那些没有轰轰烈烈建立“伟业”的人，或许没能太多地改变社会，但是回头来看，这些人给历史留下的正面的东西或许比负面的东西要多。做“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是每個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和做出的选择。我们中华民族人人都想做“大人物”，历史也习惯了歌颂“大人物”，大抵就是太少像傅先生这样的人来歌颂“小人物”罢？
　　责任编辑 刘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