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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在萧红生平研究中，有关她的第一次恋情和婚恋对象汪恩甲提及的甚少，因为资料的匮乏和有许多讹传，使得这段经历一直模糊不清。近年，我们有幸结识了汪恩甲的儿媳妇刘女士和堂侄女（现国家离休干部，汪恩甲堂兄汪恩广的女儿）等亲属。通过对他们的采访，再结合已知的种种资料，我们基本搞清了汪恩甲的情况，更重要的是可以大致梳理出萧红与汪恩甲的婚姻恋情的来龙去脉。下面我们整理出有关内容，为萧红生平研究提供一份可以参考的史实。
一、“门当户对”的联姻
1928年秋天， 萧红的父亲张廷举由呼兰县教育局局长，调到省城——齐齐哈尔市任教育厅秘书。正在哈尔滨从德女中读初中的萧红，寒假回家，家里给17周岁的她与汪家订了婚。男子叫汪恩甲，当时已从阿城的吉林省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在滨江市（现哈尔滨市道外区）三育私立学校任教。这桩婚事是萧红的六叔张廷献（张廷举在阿城的异母弟弟）介绍的。张廷献与汪恩甲的哥哥汪恩厚曾同在阿城吉林省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就读。毕业后，张廷献又去北京读书，汪恩厚在滨江市教育局任职。汪家兄弟在当时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兄弟俩又从事教育，与萧红父亲是同行，当时可谓门当户对。
汪氏家族是满族，是金代完颜阿骨打的后代。清初，祖上“从龙进关”，后于乾隆九年（1744年）又从北京迁回东北，迁到当时的吉林省阿拉楚喀（今黑龙江省阿城地区）正白旗，落户在阿骨打陵墓附近，形成一个一直务农的庞大地主家族。开始叫长发号窝棚，后改名长发号屯。汪家与萧红的张家（萧红本名张廼莹）同是阿城地区的望族，来往密切。
汪恩甲父亲叫汪子勤，在同辈兄弟中排行第五，一直务农，人称“汪五先生”。他和汪恩甲的爷爷从阿城长发号屯迁移到哈尔滨顾乡地区的永发屯，成为这里的大地主。
汪子勤有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大儿子终身务农，没有多高的文化。二儿子即汪恩厚，大学毕业，一直在哈尔滨教育部门工作，1945年前在哈尔滨市曾任教育视学。解放后，无固定职业，死于“文革”期间。他是弟弟汪恩甲与萧红联姻的撮合者，又是后来坚决阻挠他们结合的当事人。三儿子即汪恩甲。由于汪恩甲和他二哥是文化人不务农，因此他们家族一直没有分家，土地一直由父亲和大哥打理。
据汪恩甲后人回忆，汪恩甲是近一米八的高个（他二哥汪恩厚也是高个），长脸。文质彬彬，讲究穿戴，文人模样。能喝些酒，但当时并不抽大烟。年龄应比萧红大一些。萧红小姨梁静芝晚年回忆汪恩甲时说“也算相貌堂堂”。
当时从德女中有不少同学都有了未婚夫，而且男方多在哈工业大学、哈法政大学读书。与萧红订婚后，汪恩甲也不惜辞去了工作，考入白俄人办的法政大学预科班。法政大学当时还没有本科专业，直到1932年，才设立本科班。汪恩甲能直接考入预科班，说明他的俄语底子不错。
从德女中校规严格，不允许在校女学生与校外男子来往，但对由家长确认是某未婚夫的则允许往来。萧红与汪恩甲订婚后来往密切，且有书信。她同班同学徐淑娟说过，班上惟有萧红的情书不用她来“润色”。萧红还给汪恩甲织毛衣。汪恩甲的爷爷去世，萧红去参加丧事，没有让进门，因为汪家认为没有结婚，萧红还不是汪家的儿媳。
萧红有一个姨表兄弟陆振舜与她关系很好，另外，同学徐淑娟利用自己走读的便利，又介绍外校的男同学与萧红相识，使她与徐长鸿（徐淑娟的哥哥）、李洁吾、高原等结成了友谊。陆振舜与徐长鸿、李洁吾都是道外教会办的三育中学校友。这三育中学与三育学校应是一个体系，由此推测，汪恩甲与他们也应该交往密切的。
二、婚恋之路遇上了红灯
1930年夏，初中毕业之际，萧红面临抉择。她想继续上高中，但汪、张两家主张她和汪恩甲结婚。萧红由于族中兄弟和相识的男同学中，不少人在北京上高中或大学，因此她也萌发去北京读书的想法，这就更引起父亲的反对，于是“完婚”提到了日程。
既然订了婚，就是说萧红并不反对结婚，但她是个有理想有追求的少女，希望得到更高更好的教育。汪恩甲能毅然辞掉工作，重新入学深造，可证这一对青年是有共同想法的。正好表兄陆振舜高中毕业要去北京中国大学读书，萧红做出大胆决定，借这个机会，与他结伴，闯进北京去念高中。当时李洁吾已在燕京大学读书，暑假回来，萧红向他请教哪所学校好及学生的情况，有什么社会活动，表明她已决心去北京学习了。
1930年暑期，女中初三同学毕业。同学中刘俊民考入本校高中，沈玉贤考入哈女子师范，徐淑娟回到江南后考入松江女中，只有萧红背着父母，与陆振舜搭伴不计后果地南下北京城，那年她19周岁。她这个决定显然得到了汪恩甲的支持。
在北京，他们住在二龙坑西巷一座小院落里，对外人萧红以陆振舜的“外甥女”相称，以避人口舌。陆振舜所在的中国大学在不远的二龙路，萧红则进入师大女附中读高一。
一批在京的以三育中学校友为主的哈籍同学常来她住处聚会，其中有中国大学的苗坤、夏靖宇，燕京大学的李洁吾、石宝瑚和他女友黄静宜，在汇文中学作职员的李镜之等。年轻人在一起海阔天空，常常到夜深时人才散去。
萧红感到很快乐，而在呼兰小城，“有伤风化”的谣言不径而走。萧红万万不会想到，她果敢的求学举动竟会掀起九级风暴。由此造成的后果是，黑龙江省教育厅以教子无方，解除张廷举教育厅秘书一职，调巴彦县任教育局督学。呼兰县的张家子弟受不了舆论的压力，纷纷转校出了呼兰，萧红亲弟弟张秀珂随父迁到巴彦县立中学。陆张两家给北京不断去信去电报，催萧红回来，甚至威胁到寒假不回来，就停了陆振舜的生活费。萧红和陆振舜一下子陷入无助之中。1931年1月的寒假，这对表兄妹在穷困和寒冷中踏上归程。
冬季，哈尔滨滴水成冰。萧红只有向家里屈服答应结婚。这样离开北京仅一个月，她又与汪恩甲一齐来到北京。这回她穿着讲究的猓子皮大衣，给李洁吾带来白兰地酒和马蹄莲。恰在这时，高原也找到萧红住处，他看到墙上挂着一幅男子的素描，萧红告诉他这是汪恩甲，很快就要结婚了。这次他们带了不少钱，而且常常外出叫李洁吾吃了闭门羹，显然这次来京是为购物，同时也让汪恩甲开开眼界。 谁知，好事多磨。正当萧红的婚事顺利进行时，汪恩甲的哥哥汪恩厚突然出面，责骂汪恩甲“懦弱”，逼迫弟弟与萧红分手，对他也采取了断绝资助的手段，显然是萧红与陆振舜的余波还未消停。为此，萧红告到法庭，告汪恩厚代弟休妻，由此也可证萧红对汪恩甲的感情。开庭那天，张廷举夫妇和同学刘俊民等都出席了。结果又是戏剧性的，汪恩甲为保全哥哥在教育界的名声，提出是自己要求解除婚约，萧红自然败诉，她一怒之下回到呼兰，两个人暂时分了手。呼兰小城此时哪里还能容下萧红？流言蜚语如火烧焦了张家大院，无奈之下，1931年3月，继母梁氏带着萧红和她的几个异母弟妹，躲到了阿城福昌号的本家。
三、温馨的两人世界
在孤立无助的寂寞中，她在怀念着自己的恋人，开始原谅了他。望着夕阳西下的村景，寂静让她拿起笔写出了心中的强烈思念《静》：
晚来偏无事，坐看天边红，红照伊人处。我思伊人心，有如天边红。
夕阳落下的方向正是哈尔滨，正是她的恋人居住的城市。
春日里，野花烂漫。她在种花时，又想到了汪恩甲，这段相思割不断，这段恋情还会接继上吗？她又写了《栽花》一诗：
你美丽的栽花姑娘，弄得两手污泥不嫌脏吗？任凭你怎样的栽，也怕栽不出一株相思的树来。
到了胜似春光的九月，萧红与汪恩甲已和好如初，两人住进了哈尔滨道外的东兴顺旅馆。当她与汪恩甲在公园漫步时，颇有隔世之感，写下了“树大人小，秋心沁透人心了”这样的诗句。
从初中毕业，一晃已是一年多时间，为了继续求学，仅仅这么一个单纯的追求，竟让她付出那么些惨痛的代价。然而，她没有屈服，柔嫩的双肩反而经磨炼坚强了。在与汪恩甲建造的两人温馨的小世界里，她没有沉迷，在堂妹张秀琴、张秀珉帮助下，她又进入“东特第二女中”，做了一名高一的插班生。
学校让她恢复了朝气。“九一八”事变后，据说她曾撒过反日传单。她还给在北京的李洁吾写信，托他购买日本鹤见佑辅著的《思想·山水·人物》等两部书，说要送给她中学的美术教员，可见她对美术仍情有独钟。而这本书恰是鲁迅先生所译，当时她肯定不会想到，几年之后，她会有与鲁迅夫妇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让她恢复活力的校园生活转瞬即逝，原来她怀孕了，不得不再一次告别学校。从此，再也没有了体验当一名学生那种在校园里求知的快乐。
东兴顺旅馆位于哈尔滨市道外十六道街，是一座俄式建筑，正门开在朝西南的街角，两翼顺东与北两条街展开，在当时应算得上有档次的馆舍。“九一八”事变后，客商锐减，住宿业很不景气，这样萧红和汪恩甲才有可能以赊帐的方式住进来。当然汪恩甲的哥哥是道外教育局局长，萧红的一位伯父是道里区税务局局长，这种殷实的背景自然是精明的旅店老板所首先算计的。而汪恩甲显然是背着家里，与萧红同居的。
汪恩甲仍在哈法政大上学，萧红在家看看书，织织毛衣，偶尔也写诗，给远方的朋友写信，成了家庭的少妇。如果不是后来的变故，实在不能想象，按这样轨迹发展的萧红会成为后来的作家萧红吗？哈尔滨的局势在一天天变坏。“九一八”后，东北的山河相继落入日军手中，只有哈尔滨，由于它特殊的国际性都市背景，又是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总枢纽，日方当时对苏联和英美等国采取和平策略，因此没有急于武装占领，成为一个临时安全岛。
这种和平是虚假的，1932年1月27日，日军终于制造借口出兵哈尔滨，被英勇的哈市义勇军击退。1月29日，哈尔滨保卫战在郊外又一次打响，到2月，哈尔滨沦陷。3月，日军建立“满洲国”，扶植溥仪任“执政”，东北人民从此遭受了长达十四年的苦难。
国事冲击着家事，萧红与汪恩甲也在商量出路。1932年春，在刮大风的一天，呼兰继母梁氏的娘家出现了萧红夫妇的身影。是想留下？还是借钱？不得而知，总之他们又返回了旅馆。初春，萧红带着怀孕做母亲的喜悦，写下四句《春曲》：
那边清溪唱着，这边绿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
四、沦陷下的变故
毕竟是年轻，她还有许多美好的幻想和企盼，她从来为追求美好而努力着，总把失望抛在一边。5月，萧红的肚子如小盆似的凸现，在需要加强营养的时候，却是钱囊空空，债台高筑。住了半年多的时间，欠下食宿费高达四百多元，老板的脸色显然非常不自然了。在这非常时刻，汪恩甲外出突然失踪一去不归，给萧红这个孕妇支撑的天猛然地塌了下来。
当年汪恩甲的失踪，让萧红着实陷入了灭顶之灾。她怀着七八个月的身孕，日夜苦盼，想外出去寻找丈夫，但到了这种时候，旅店老板的心就是用刀也砍不进去了，她成了债主的“人质”。
孤立无援中的萧红写信给《国际协报》副刊部求助，得到副刊部以主任裴馨园为首，有孟希、舒群、冯大胡子、三郎（萧军）等人的一个小群体积极关心。正当他们在积极营救之际，8月初，哈尔滨地区连降暴雨，3日，松花江水冲毁跨江大桥，水离堤岸不及两尺。8日，江堤决口，道外十几条街道水高四尺，成了可以行船的人工“运河”。人们在逃难，东兴顺旅馆一片狼藉，旅客寥寥无几，老板在转移家产，差役也跑了。萧红等不及老裴他们要趁乱来营救的安排，挺着大肚子，从窗台跨了出去，上了一艘救济船，最后自己找到了老裴的家。行走中，小船差点翻了，“假设方才翻倒过去不是什么全完了吗？”她后来这么写到。那一天，正是1932年的8月10日吧？
在北方炎热的夏季，在裴馨园家中萧红和萧军同居了。不久在一家三等产室，萧红生下了一个女婴。长女像父，这曾是爱情的结晶，竟是遭到灾难性的变故后降世于人间，孩子，你何罪之有？
六天，萧红没有看孩子一眼！六天，没有喂孩子一口奶，那奶水涨得湿透了衣衫。贫困，把做母亲的女人挤压成如此冷酷！她的头脑一直是清醒的，母爱一旦泄出，将一发不可收拾。一眼都没瞧一下的孩子，送给了道里公园看门的老头。以后的事实表明，这孩子成了她抹不去的伤痛！当她病逝香港前，在交待的后事里，嘱咐她的丈夫端木蕻良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去寻找这个孩子！ 对于汪恩甲这次外出的原因，过去众说纷纭。
这次据刘女士的回忆，至少印证了汪恩甲是回家要钱被扣的说法。汪恩甲的小妹在文革期间谈起家族往事时，当面告诉她：汪恩甲和萧红他们住到道外16道街的旅馆去后，家里不供钱。两人欠了钱，萧红又怀孕了，汪恩甲没有办法，硬着头皮回家来要钱。家里一听欠了钱，女方又怀孕了，本来就因为萧红逃婚，汪家坚决反对这门亲事，如今发展到如此地步，就更加火了，干脆把汪恩甲禁锢在家里，不许出门。这样汪恩甲与萧红突然地中断了联系。大水过后，汪恩甲找机会逃出来，曾经到旅馆去找过萧红，可是人已经不见了。对汪恩甲来说，他和萧红这段婚姻就这样悲剧收场了。
五、分手后的汪恩甲
1932年夏秋之际汪恩甲与萧红分手后，于1933年初（或1932年底） 结婚。妻子是国高毕业（汪恩甲与萧红分手时，萧红是高一文化程度），一直未参加工作，说明家境是不错的。1933年中汪恩甲有了一女，1935年5月有了一个儿子。
从1932年夏起，直到1937年秋，汪恩甲的堂侄女回忆说她没有见到过汪恩甲。1937年秋，汪恩甲的这位堂侄女要上小学时，汪恩甲突然来到阿城她的家中。大人告诉她说，汪恩甲出国留学回来了。她见到的汪恩甲身穿翻毛领猞猁皮大衣，头戴西洋高顶帽子，非常洋气，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大人说留学是去了法国，可是汪恩甲回来后给这个堂侄女和她两个姐姐各取了一个外国洋名字，名字前都有一个“冯”的发音。我们知道，德国贵族的名字前嵌一个“冯”字，那么汪恩甲是否是去德国留学的？当然，据说他留学期间去过好些国家，因此可能通晓7国语言。
汪恩甲还有爱国情感，日伪时期，他多闲赋在家搞些翻译度日，拒绝为日伪工作。由于苦闷，开始抽上大烟。
1945年抗战胜利后，由同学帮忙，得到一个国民党接收大员的空头职务。但是在东北解放期间，苏军在占领顾乡地区战斗中，打死了汪恩甲的大哥。家族土地无人经营，汪恩甲不得不辞去工作，回屯管理家族土地产业。1946年初，当时的哈尔滨市市长杨绰庵推出一套新的严格招考用人制度，汪恩甲经过文书人员考试，进入政府单位工作。4月哈尔滨被解放，时局一直在国共拉锯中动荡。
后在土改期间，汪恩甲不承认自己是大地主，反抗批斗由此入狱，1949年前后犯大烟瘾死于狱中。妻子后来改嫁，但一直与汪家保持来往。汪恩甲死后埋在顾乡木柴营的汪氏家族墓地，1975年改为深葬，墓地变为耕地。
刘女士是顾乡地区王家店人，贫农出身。汪恩甲父亲病逝出殡时，她父亲曾被找去抬过棺材。解放后，经人介绍，与汪恩甲的儿子相识。汪的儿子当时住在永发屯，但在市里上班。刘家为此曾去永发屯打听汪家。汪恩甲在当地口碑很好，人称“汪三先生”（汪恩甲排行老三）。屯里人告诉刘家：“汪三先生为人好，他的儿子也错不了。”于是他们结婚了。
六、一个“迺”字的情殇
汪恩甲对萧红的感情究竟如何我们无法回答，但是刘女士的回忆给出了这样一个线索，即汪恩甲是回来要钱，被家里禁锢起来。后来汪恩甲逃出家里，确实去旅馆找过萧红。若是这样，说明汪恩甲对萧红是有感情的！这当然是个孤证。不过汪恩甲的堂侄女介绍的另外一个情况，也许还能透露出他对萧红确有感情的端倪。
1937年秋，汪恩甲来到他这位堂侄女家中时，正逢她要上小学，可是她还没有学名。汪家这一辈男孩的名字是中间带“唯”字，她的两个姐姐这些女孩的学名则是最后的字为“琴”，她要起学名，正好“最有学问”的汪恩甲来了，他主动给侄女起了“迺琴”一名。
这个“迺”字是“乃’字的异体字，比较孤僻，解放前后她的名字一直使用起来就很不方便。尤其开始用电脑，从办户口本到身份证，从缴费到医院挂号，这个罕见的 “迺”字给她带来无数的困扰。她由此一直埋怨汪恩甲，不明白为什么他要用这么个怪字给她起名？直到新时期，有关萧红与汪恩甲的婚恋一事传开，她才恍然大悟，原来萧红的本名叫“张迺莹”！她认为这个“迺”字是汪恩甲怀念萧红的体现。
汪恩甲可能一直不知张迺莹后来改名萧红了，更不可能知道萧红后来的情况。他虽然从未向家族的后人提起过他与萧红的那段恋情，但做为曾经的当事人，这段情感究竟如何搅痛过他的内心，除了点滴的痕迹外，我们也无从得知了。（按：找到汪恩甲的后人及完成多次的采访，都是在我的二弟曹建成相助下完成的，特此感谢。）
2013年11月修改于北京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铁岭市端木蕻良研究会顾问）
责任编辑 张 鑫
一、“门当户对”的联姻
1928年秋天， 萧红的父亲张廷举由呼兰县教育局局长，调到省城——齐齐哈尔市任教育厅秘书。正在哈尔滨从德女中读初中的萧红，寒假回家，家里给17周岁的她与汪家订了婚。男子叫汪恩甲，当时已从阿城的吉林省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在滨江市（现哈尔滨市道外区）三育私立学校任教。这桩婚事是萧红的六叔张廷献（张廷举在阿城的异母弟弟）介绍的。张廷献与汪恩甲的哥哥汪恩厚曾同在阿城吉林省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就读。毕业后，张廷献又去北京读书，汪恩厚在滨江市教育局任职。汪家兄弟在当时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兄弟俩又从事教育，与萧红父亲是同行，当时可谓门当户对。
汪氏家族是满族，是金代完颜阿骨打的后代。清初，祖上“从龙进关”，后于乾隆九年（1744年）又从北京迁回东北，迁到当时的吉林省阿拉楚喀（今黑龙江省阿城地区）正白旗，落户在阿骨打陵墓附近，形成一个一直务农的庞大地主家族。开始叫长发号窝棚，后改名长发号屯。汪家与萧红的张家（萧红本名张廼莹）同是阿城地区的望族，来往密切。
汪恩甲父亲叫汪子勤，在同辈兄弟中排行第五，一直务农，人称“汪五先生”。他和汪恩甲的爷爷从阿城长发号屯迁移到哈尔滨顾乡地区的永发屯，成为这里的大地主。
汪子勤有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大儿子终身务农，没有多高的文化。二儿子即汪恩厚，大学毕业，一直在哈尔滨教育部门工作，1945年前在哈尔滨市曾任教育视学。解放后，无固定职业，死于“文革”期间。他是弟弟汪恩甲与萧红联姻的撮合者，又是后来坚决阻挠他们结合的当事人。三儿子即汪恩甲。由于汪恩甲和他二哥是文化人不务农，因此他们家族一直没有分家，土地一直由父亲和大哥打理。
据汪恩甲后人回忆，汪恩甲是近一米八的高个（他二哥汪恩厚也是高个），长脸。文质彬彬，讲究穿戴，文人模样。能喝些酒，但当时并不抽大烟。年龄应比萧红大一些。萧红小姨梁静芝晚年回忆汪恩甲时说“也算相貌堂堂”。
当时从德女中有不少同学都有了未婚夫，而且男方多在哈工业大学、哈法政大学读书。与萧红订婚后，汪恩甲也不惜辞去了工作，考入白俄人办的法政大学预科班。法政大学当时还没有本科专业，直到1932年，才设立本科班。汪恩甲能直接考入预科班，说明他的俄语底子不错。
从德女中校规严格，不允许在校女学生与校外男子来往，但对由家长确认是某未婚夫的则允许往来。萧红与汪恩甲订婚后来往密切，且有书信。她同班同学徐淑娟说过，班上惟有萧红的情书不用她来“润色”。萧红还给汪恩甲织毛衣。汪恩甲的爷爷去世，萧红去参加丧事，没有让进门，因为汪家认为没有结婚，萧红还不是汪家的儿媳。
萧红有一个姨表兄弟陆振舜与她关系很好，另外，同学徐淑娟利用自己走读的便利，又介绍外校的男同学与萧红相识，使她与徐长鸿（徐淑娟的哥哥）、李洁吾、高原等结成了友谊。陆振舜与徐长鸿、李洁吾都是道外教会办的三育中学校友。这三育中学与三育学校应是一个体系，由此推测，汪恩甲与他们也应该交往密切的。
二、婚恋之路遇上了红灯
1930年夏，初中毕业之际，萧红面临抉择。她想继续上高中，但汪、张两家主张她和汪恩甲结婚。萧红由于族中兄弟和相识的男同学中，不少人在北京上高中或大学，因此她也萌发去北京读书的想法，这就更引起父亲的反对，于是“完婚”提到了日程。
既然订了婚，就是说萧红并不反对结婚，但她是个有理想有追求的少女，希望得到更高更好的教育。汪恩甲能毅然辞掉工作，重新入学深造，可证这一对青年是有共同想法的。正好表兄陆振舜高中毕业要去北京中国大学读书，萧红做出大胆决定，借这个机会，与他结伴，闯进北京去念高中。当时李洁吾已在燕京大学读书，暑假回来，萧红向他请教哪所学校好及学生的情况，有什么社会活动，表明她已决心去北京学习了。
1930年暑期，女中初三同学毕业。同学中刘俊民考入本校高中，沈玉贤考入哈女子师范，徐淑娟回到江南后考入松江女中，只有萧红背着父母，与陆振舜搭伴不计后果地南下北京城，那年她19周岁。她这个决定显然得到了汪恩甲的支持。
在北京，他们住在二龙坑西巷一座小院落里，对外人萧红以陆振舜的“外甥女”相称，以避人口舌。陆振舜所在的中国大学在不远的二龙路，萧红则进入师大女附中读高一。
一批在京的以三育中学校友为主的哈籍同学常来她住处聚会，其中有中国大学的苗坤、夏靖宇，燕京大学的李洁吾、石宝瑚和他女友黄静宜，在汇文中学作职员的李镜之等。年轻人在一起海阔天空，常常到夜深时人才散去。
萧红感到很快乐，而在呼兰小城，“有伤风化”的谣言不径而走。萧红万万不会想到，她果敢的求学举动竟会掀起九级风暴。由此造成的后果是，黑龙江省教育厅以教子无方，解除张廷举教育厅秘书一职，调巴彦县任教育局督学。呼兰县的张家子弟受不了舆论的压力，纷纷转校出了呼兰，萧红亲弟弟张秀珂随父迁到巴彦县立中学。陆张两家给北京不断去信去电报，催萧红回来，甚至威胁到寒假不回来，就停了陆振舜的生活费。萧红和陆振舜一下子陷入无助之中。1931年1月的寒假，这对表兄妹在穷困和寒冷中踏上归程。
冬季，哈尔滨滴水成冰。萧红只有向家里屈服答应结婚。这样离开北京仅一个月，她又与汪恩甲一齐来到北京。这回她穿着讲究的猓子皮大衣，给李洁吾带来白兰地酒和马蹄莲。恰在这时，高原也找到萧红住处，他看到墙上挂着一幅男子的素描，萧红告诉他这是汪恩甲，很快就要结婚了。这次他们带了不少钱，而且常常外出叫李洁吾吃了闭门羹，显然这次来京是为购物，同时也让汪恩甲开开眼界。 谁知，好事多磨。正当萧红的婚事顺利进行时，汪恩甲的哥哥汪恩厚突然出面，责骂汪恩甲“懦弱”，逼迫弟弟与萧红分手，对他也采取了断绝资助的手段，显然是萧红与陆振舜的余波还未消停。为此，萧红告到法庭，告汪恩厚代弟休妻，由此也可证萧红对汪恩甲的感情。开庭那天，张廷举夫妇和同学刘俊民等都出席了。结果又是戏剧性的，汪恩甲为保全哥哥在教育界的名声，提出是自己要求解除婚约，萧红自然败诉，她一怒之下回到呼兰，两个人暂时分了手。呼兰小城此时哪里还能容下萧红？流言蜚语如火烧焦了张家大院，无奈之下，1931年3月，继母梁氏带着萧红和她的几个异母弟妹，躲到了阿城福昌号的本家。
三、温馨的两人世界
在孤立无助的寂寞中，她在怀念着自己的恋人，开始原谅了他。望着夕阳西下的村景，寂静让她拿起笔写出了心中的强烈思念《静》：
晚来偏无事，坐看天边红，红照伊人处。我思伊人心，有如天边红。
夕阳落下的方向正是哈尔滨，正是她的恋人居住的城市。
春日里，野花烂漫。她在种花时，又想到了汪恩甲，这段相思割不断，这段恋情还会接继上吗？她又写了《栽花》一诗：
你美丽的栽花姑娘，弄得两手污泥不嫌脏吗？任凭你怎样的栽，也怕栽不出一株相思的树来。
到了胜似春光的九月，萧红与汪恩甲已和好如初，两人住进了哈尔滨道外的东兴顺旅馆。当她与汪恩甲在公园漫步时，颇有隔世之感，写下了“树大人小，秋心沁透人心了”这样的诗句。
从初中毕业，一晃已是一年多时间，为了继续求学，仅仅这么一个单纯的追求，竟让她付出那么些惨痛的代价。然而，她没有屈服，柔嫩的双肩反而经磨炼坚强了。在与汪恩甲建造的两人温馨的小世界里，她没有沉迷，在堂妹张秀琴、张秀珉帮助下，她又进入“东特第二女中”，做了一名高一的插班生。
学校让她恢复了朝气。“九一八”事变后，据说她曾撒过反日传单。她还给在北京的李洁吾写信，托他购买日本鹤见佑辅著的《思想·山水·人物》等两部书，说要送给她中学的美术教员，可见她对美术仍情有独钟。而这本书恰是鲁迅先生所译，当时她肯定不会想到，几年之后，她会有与鲁迅夫妇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让她恢复活力的校园生活转瞬即逝，原来她怀孕了，不得不再一次告别学校。从此，再也没有了体验当一名学生那种在校园里求知的快乐。
东兴顺旅馆位于哈尔滨市道外十六道街，是一座俄式建筑，正门开在朝西南的街角，两翼顺东与北两条街展开，在当时应算得上有档次的馆舍。“九一八”事变后，客商锐减，住宿业很不景气，这样萧红和汪恩甲才有可能以赊帐的方式住进来。当然汪恩甲的哥哥是道外教育局局长，萧红的一位伯父是道里区税务局局长，这种殷实的背景自然是精明的旅店老板所首先算计的。而汪恩甲显然是背着家里，与萧红同居的。
汪恩甲仍在哈法政大上学，萧红在家看看书，织织毛衣，偶尔也写诗，给远方的朋友写信，成了家庭的少妇。如果不是后来的变故，实在不能想象，按这样轨迹发展的萧红会成为后来的作家萧红吗？哈尔滨的局势在一天天变坏。“九一八”后，东北的山河相继落入日军手中，只有哈尔滨，由于它特殊的国际性都市背景，又是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总枢纽，日方当时对苏联和英美等国采取和平策略，因此没有急于武装占领，成为一个临时安全岛。
这种和平是虚假的，1932年1月27日，日军终于制造借口出兵哈尔滨，被英勇的哈市义勇军击退。1月29日，哈尔滨保卫战在郊外又一次打响，到2月，哈尔滨沦陷。3月，日军建立“满洲国”，扶植溥仪任“执政”，东北人民从此遭受了长达十四年的苦难。
国事冲击着家事，萧红与汪恩甲也在商量出路。1932年春，在刮大风的一天，呼兰继母梁氏的娘家出现了萧红夫妇的身影。是想留下？还是借钱？不得而知，总之他们又返回了旅馆。初春，萧红带着怀孕做母亲的喜悦，写下四句《春曲》：
那边清溪唱着，这边绿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
四、沦陷下的变故
毕竟是年轻，她还有许多美好的幻想和企盼，她从来为追求美好而努力着，总把失望抛在一边。5月，萧红的肚子如小盆似的凸现，在需要加强营养的时候，却是钱囊空空，债台高筑。住了半年多的时间，欠下食宿费高达四百多元，老板的脸色显然非常不自然了。在这非常时刻，汪恩甲外出突然失踪一去不归，给萧红这个孕妇支撑的天猛然地塌了下来。
当年汪恩甲的失踪，让萧红着实陷入了灭顶之灾。她怀着七八个月的身孕，日夜苦盼，想外出去寻找丈夫，但到了这种时候，旅店老板的心就是用刀也砍不进去了，她成了债主的“人质”。
孤立无援中的萧红写信给《国际协报》副刊部求助，得到副刊部以主任裴馨园为首，有孟希、舒群、冯大胡子、三郎（萧军）等人的一个小群体积极关心。正当他们在积极营救之际，8月初，哈尔滨地区连降暴雨，3日，松花江水冲毁跨江大桥，水离堤岸不及两尺。8日，江堤决口，道外十几条街道水高四尺，成了可以行船的人工“运河”。人们在逃难，东兴顺旅馆一片狼藉，旅客寥寥无几，老板在转移家产，差役也跑了。萧红等不及老裴他们要趁乱来营救的安排，挺着大肚子，从窗台跨了出去，上了一艘救济船，最后自己找到了老裴的家。行走中，小船差点翻了，“假设方才翻倒过去不是什么全完了吗？”她后来这么写到。那一天，正是1932年的8月10日吧？
在北方炎热的夏季，在裴馨园家中萧红和萧军同居了。不久在一家三等产室，萧红生下了一个女婴。长女像父，这曾是爱情的结晶，竟是遭到灾难性的变故后降世于人间，孩子，你何罪之有？
六天，萧红没有看孩子一眼！六天，没有喂孩子一口奶，那奶水涨得湿透了衣衫。贫困，把做母亲的女人挤压成如此冷酷！她的头脑一直是清醒的，母爱一旦泄出，将一发不可收拾。一眼都没瞧一下的孩子，送给了道里公园看门的老头。以后的事实表明，这孩子成了她抹不去的伤痛！当她病逝香港前，在交待的后事里，嘱咐她的丈夫端木蕻良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去寻找这个孩子！ 对于汪恩甲这次外出的原因，过去众说纷纭。
这次据刘女士的回忆，至少印证了汪恩甲是回家要钱被扣的说法。汪恩甲的小妹在文革期间谈起家族往事时，当面告诉她：汪恩甲和萧红他们住到道外16道街的旅馆去后，家里不供钱。两人欠了钱，萧红又怀孕了，汪恩甲没有办法，硬着头皮回家来要钱。家里一听欠了钱，女方又怀孕了，本来就因为萧红逃婚，汪家坚决反对这门亲事，如今发展到如此地步，就更加火了，干脆把汪恩甲禁锢在家里，不许出门。这样汪恩甲与萧红突然地中断了联系。大水过后，汪恩甲找机会逃出来，曾经到旅馆去找过萧红，可是人已经不见了。对汪恩甲来说，他和萧红这段婚姻就这样悲剧收场了。
五、分手后的汪恩甲
1932年夏秋之际汪恩甲与萧红分手后，于1933年初（或1932年底） 结婚。妻子是国高毕业（汪恩甲与萧红分手时，萧红是高一文化程度），一直未参加工作，说明家境是不错的。1933年中汪恩甲有了一女，1935年5月有了一个儿子。
从1932年夏起，直到1937年秋，汪恩甲的堂侄女回忆说她没有见到过汪恩甲。1937年秋，汪恩甲的这位堂侄女要上小学时，汪恩甲突然来到阿城她的家中。大人告诉她说，汪恩甲出国留学回来了。她见到的汪恩甲身穿翻毛领猞猁皮大衣，头戴西洋高顶帽子，非常洋气，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大人说留学是去了法国，可是汪恩甲回来后给这个堂侄女和她两个姐姐各取了一个外国洋名字，名字前都有一个“冯”的发音。我们知道，德国贵族的名字前嵌一个“冯”字，那么汪恩甲是否是去德国留学的？当然，据说他留学期间去过好些国家，因此可能通晓7国语言。
汪恩甲还有爱国情感，日伪时期，他多闲赋在家搞些翻译度日，拒绝为日伪工作。由于苦闷，开始抽上大烟。
1945年抗战胜利后，由同学帮忙，得到一个国民党接收大员的空头职务。但是在东北解放期间，苏军在占领顾乡地区战斗中，打死了汪恩甲的大哥。家族土地无人经营，汪恩甲不得不辞去工作，回屯管理家族土地产业。1946年初，当时的哈尔滨市市长杨绰庵推出一套新的严格招考用人制度，汪恩甲经过文书人员考试，进入政府单位工作。4月哈尔滨被解放，时局一直在国共拉锯中动荡。
后在土改期间，汪恩甲不承认自己是大地主，反抗批斗由此入狱，1949年前后犯大烟瘾死于狱中。妻子后来改嫁，但一直与汪家保持来往。汪恩甲死后埋在顾乡木柴营的汪氏家族墓地，1975年改为深葬，墓地变为耕地。
刘女士是顾乡地区王家店人，贫农出身。汪恩甲父亲病逝出殡时，她父亲曾被找去抬过棺材。解放后，经人介绍，与汪恩甲的儿子相识。汪的儿子当时住在永发屯，但在市里上班。刘家为此曾去永发屯打听汪家。汪恩甲在当地口碑很好，人称“汪三先生”（汪恩甲排行老三）。屯里人告诉刘家：“汪三先生为人好，他的儿子也错不了。”于是他们结婚了。
六、一个“迺”字的情殇
汪恩甲对萧红的感情究竟如何我们无法回答，但是刘女士的回忆给出了这样一个线索，即汪恩甲是回来要钱，被家里禁锢起来。后来汪恩甲逃出家里，确实去旅馆找过萧红。若是这样，说明汪恩甲对萧红是有感情的！这当然是个孤证。不过汪恩甲的堂侄女介绍的另外一个情况，也许还能透露出他对萧红确有感情的端倪。
1937年秋，汪恩甲来到他这位堂侄女家中时，正逢她要上小学，可是她还没有学名。汪家这一辈男孩的名字是中间带“唯”字，她的两个姐姐这些女孩的学名则是最后的字为“琴”，她要起学名，正好“最有学问”的汪恩甲来了，他主动给侄女起了“迺琴”一名。
这个“迺”字是“乃’字的异体字，比较孤僻，解放前后她的名字一直使用起来就很不方便。尤其开始用电脑，从办户口本到身份证，从缴费到医院挂号，这个罕见的 “迺”字给她带来无数的困扰。她由此一直埋怨汪恩甲，不明白为什么他要用这么个怪字给她起名？直到新时期，有关萧红与汪恩甲的婚恋一事传开，她才恍然大悟，原来萧红的本名叫“张迺莹”！她认为这个“迺”字是汪恩甲怀念萧红的体现。
汪恩甲可能一直不知张迺莹后来改名萧红了，更不可能知道萧红后来的情况。他虽然从未向家族的后人提起过他与萧红的那段恋情，但做为曾经的当事人，这段情感究竟如何搅痛过他的内心，除了点滴的痕迹外，我们也无从得知了。（按：找到汪恩甲的后人及完成多次的采访，都是在我的二弟曹建成相助下完成的，特此感谢。）
2013年11月修改于北京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铁岭市端木蕻良研究会顾问）
责任编辑 张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