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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月23日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调挑起中美贸易摩擦，中国迅速做出反制回应，宣布对自美国进口的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表示，将根据《对外贸易法》的相关规定，对美产品采取同等力度、同等规模的对等措施。
目前中美贸易摩擦仍在发酵中，为此需要冷静分析两国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从而采取必要措施，有效阻止冲突升级，探寻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
从数据上看，中美贸易存在不平衡。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7年美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6359.7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1303.7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8.4%;美国自中国进口5056.0亿美元，占美国进口总额的21.6%，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3752.3亿美元，同比增长8.1%，贸易失衡情况显然比较严重。
按照美方统计，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为运输设备、机电产品、植物产品和化工产品。运输设备中，航空航天器出口162.7亿美元，增长11.6%;车辆及其零部件出口131.8亿美元，增长19.4%。美国自中国的进口商品以机电产品为主，2017年进口2566.3亿美元，占美国自中国进口总额的50.8%。家具玩具、纺织品及原料和贱金属及制品分别居美国自中国进口商品的第二、第三和第四位。
实际上，由于中美两国的贸易数据统计口径不同，双方公布的贸易数据有很大差异。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4298亿美元，从美国进口1539亿美元，中美贸易顺差为2758亿美元，这比美国发布的美中贸易逆差数字少了994亿美元，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包括统计差异、转口贸易、服务贸易等。
2015年，经合组织（OECD）曾公布过2011年美国货物和服务贸易的不同测算结果，其中，美国公布的中美贸易逆差是2750亿美元，而基于价值增值方法评估的两国逆差为1790亿美元。这一测算结果与中国商务部的数据较为相近。
再考虑到中国加工贸易在全球对外贸易中占有较高比率，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中有相当规模是跨国公司（包括美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生产的。据中国统计，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61%来自加工贸易，以增加值口径统计的中美贸易顺差，比以总值口径统计的降低44.4%，中美贸易失衡的真实情况，并没有数据显示的那么严重。
中国在货物贸易方面对美国有较大顺差，这反映了中美两国企业和消费者的自愿选择，而非政府干预的结果。这种贸易不平衡的根源有以下几个方面。
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分工的不同。过去近40年里，中国承接了来自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大量产品在中国加工组装后再向美国出口。而美国的经济已发展到后工业化时代，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例明显提高，制造业萎缩，进口需求自然大幅增长。虽然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大大增加，但货物贸易依然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约占世界总贸易额的80%。
因此，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是全球生产格局演变的必然结果，逆差反映的不是美国整体经济的衰弱，而是美国产业结构变化中制造业的相对萎缩。
美国常常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高技术产品出口，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越来越多，据报道，美国列入禁止对华出口的商品目录清单达7000页之多，在中国进口的高技术产品中美国的占比越来越低，人为加剧了双方贸易不平衡。
美国长期的低储蓄率。美国的文化是提前消费、借钱消费，储蓄率极低，2017年前三季度，美国净储蓄率分别为1.9%、1.7%、2.2%，几乎是全球最低的。在低储蓄率的情况下，必然出现贸易逆差，美国不仅和中国有贸易逆差，和全球102个国家都是贸易逆差。美国贸易逆差是其国内总需求大于总供应的结果，与其国内宏观经济状况有关，这是自身经济结构失衡而不是双边贸易失衡。
由于中美两国的贸易数据统计口径不同，双方公布的贸易数据有很大差异。图/APP
维持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需要。美元作为国际支付货币，也决定了美国必须要保持比较大的贸易逆差，才能维持美元国际支付货币的地位。全球超過65%的外汇储备是美元储备，全球超过80种货币的汇率与美元挂钩或固定，全球外汇市场近80%的交易以美元计价和结算。各国都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金融避险货币和交易结算货币，必然导致美元在海外大量沉淀，美国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长期贸易逆差。
总之，中美贸易的本质，是两国利用各自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和交换的市场行为，是全球化进程加速了两国间的贸易往来，两大经济体的紧密依存关系已经形成，不是关上大门就能切断的。而且全球化的大门一旦打开，也就难以再关上了。
特朗普政府此次动用301调查，让人联想到他是想复制上世纪80年代对日本的贸易战，意在限制中国出口，迫使中国加大开放市场力度，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等。但是中国市场体量巨大，抗压能力必将超越美国过去的所有对手，未来中美贸易摩擦将是一场持久战，对于可能产生的影响应有充分的估计和准备。
特朗普政府单方面挑起贸易冲突，首先伤及的是美国消费者利益。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中相当比例是老百姓的日用品，物美价廉，是较难找到替代品的。有数据显示，中国商品出口到美国使得美国物价水平降低了1个-1.5个百分点。这次贸易摩擦直接导致消费者生活成本上升，增加通胀压力。
这还将引发农民不满，影响美国中期选票。中国从美国进口大量农产品，此次中国反制的重点领域之一就是农业。尽管农产品对美国GDP的贡献份额不大，但农民的选票在美国政治中却是非常重要的，引发农民不满会对特朗普政府形成较大压力。 这同样会影响美国在华企业利益。中国对美出口的制造品和高科技产品中，相当部分是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的出口，加征关税必将影响美国跨国企业利益。
贸易冲突已经对美国股市产生了较大冲击。3月23日，特朗普宣布要对中国加征关税，道指就下跌近3%，相当于蒸发了1.2万亿美元的市值。4月1日，中国宣布对美产品加征关税之后，道指又跌2%，市值损失数千亿美元。
历史经验表明，贸易战不会有赢家，中美贸易冲突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有专家分析，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对中国GDP的实际影响在0.1%至0.4%之间。中国经济基本面是好的，回旋余地比较大，但美国毕竟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占中国对全球出口比重约为19%，占GDP的4%，是相当大的比重，这个市场的波动会使得中国整个制造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面临很大挑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容小觑。
从短期看，中国大量外贸企业会面临很大困难，造成一部分人员失业，一些依赖技术引进的高科技产业会受到冲击，失去重要技术来源。而中国目前宣布对美进口加税的产品主要是针对食品和农产品，必然导致进口价格上涨，会直接带来一定的通胀压力，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中国当前处于消费不足、投资过剩的阶段，对于扩大开放，加大出口的需求很大，如果出口受限，而消费很难在短期内有大的提升，仍然要再加大投资，将引发一系列负面效应，使中国经济处于被动境地。
当然，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制造品还有很多可选择的替代市场。过去几年，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在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建厂可以有效规避此次贸易战风险。同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有开拓市场的潜力，可以拓展出口市场，对冲贸易冲突的负面影响。
美国单方面挑起贸易冲突树立了一个坏榜样，如果美国的同盟国也纷纷效仿，对全球经济平衡复苏态势是致命打击，特别是将严重破坏基于垂直分工形成的全球产业链。
从中美两国公布的加征关税产品来看，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领域主要是医疗器械、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中国对美国加征关税的领域主要是鲜水果、干果及坚果制品、葡萄酒、改性乙醇、花旗参、无缝钢管等，都是对对方的非优势产品征税。
这一方面说明美国挑起此次冲突醉翁之意并不在“贸易”，如果真的是要降低贸易逆差，应该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优势产业征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两国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已经牢不可破，渗透到两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另外，贸易冲突如果升级，不仅中美进出口都受到影响，也会连累产业链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可能引发全球性贸易冲突。
中美两国经济发展差异性很大，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分工体系中位置也不同，不能简单粗暴地通过加征关税手段来解决这个复杂问题。
1930年胡佛总统为应对美国经济危机，签署了臭名昭著的贸易保护主义法案——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对超过2万种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最高关税比率接近60%。美国宣布提高关税之后，贸易伙伴纷纷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引发惨烈的全球贸易战。从1929年到1933年，受各国纷纷提高关税影响，美国进口降低了66%，出口也降低了61%，全球貿易规模缩减三分之二。历史悲剧不应重演，中美双方都应冷静下来，重归对话谈判轨道，通过加强改革、扩大开放，逐步化解贸易不平衡问题。
美国贸易逆差，是美元所具有的国际货币地位支撑其国内长期的低储蓄率、高赤字率的必然结果。挑起贸易冲突，遏制中国发展，有违一个负责任大国维护国际治理秩序的根本准则。美国应积极调整自身经济结构，以解其困境。
一是提高储蓄率。特朗普政府要正确认识储蓄与贸易之间的关系，贸易问题不能通过关税解决，应该通过制定鼓励储蓄的政策，提高储蓄率，同时削减政府赤字，才有可能实现减少贸易逆差和对海外资本流入的依赖。
二是加大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特朗普一直宣称中国人抢了美国人的工作，损害了美国利益，导致美国人均收入下降等问题，其实美国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是其内部系统出现了问题。教育是改进国民收入最重要的长期性因素，但美国政府近年来对基础教育的支持力度是下降的。另外，多年来美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欠账太多，设施老化、生活不便等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急需加大在交通基础设施、移动支付等互联网设施方面的投资力度，提升美国社会的运行效率。
三是加强宏观政策协调性。特朗普政府的很多政策目标都是相互矛盾的。比如，未来一段时间，美联储将继续实施加息、缩表和减税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将引发全球资本回流美国，进而导致美元升值，造成更大的贸易逆差，这与特朗普试图降低贸易赤字的目标相背离。
中国有力还击是必要的，但同时也要维护稳定大局。面对特朗普的无理挑衅，中国的强硬态度是自然反应，中国提出的对等反制措施也是有礼有节的，并未关闭对话谈判的大门，但也不能让这次贸易冲突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部署。
习近平主席4月10日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宣布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加强同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等举措，极大提振了世界对中国持续扩大开放的信心，展示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国际形象。
中美贸易冲突仍然充满变数。美国提出的500亿美元的清单要得到落实需要通过法律程序，最终结果有待观察，中美两国有充足的时间同到谈判桌前，化干戈为玉帛。习近平主席向国际社会宣示了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心，特朗普总统也立即发网文积极评价，中美两国互利共赢的基础仍在，需要双方拿出足够的智慧、体现和解的诚意，妥善化解分歧。
（编辑：王延春）
目前中美贸易摩擦仍在发酵中，为此需要冷静分析两国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从而采取必要措施，有效阻止冲突升级，探寻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
一、贸易失衡没有那么严重
从数据上看，中美贸易存在不平衡。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7年美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6359.7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1303.7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8.4%;美国自中国进口5056.0亿美元，占美国进口总额的21.6%，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3752.3亿美元，同比增长8.1%，贸易失衡情况显然比较严重。
按照美方统计，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为运输设备、机电产品、植物产品和化工产品。运输设备中，航空航天器出口162.7亿美元，增长11.6%;车辆及其零部件出口131.8亿美元，增长19.4%。美国自中国的进口商品以机电产品为主，2017年进口2566.3亿美元，占美国自中国进口总额的50.8%。家具玩具、纺织品及原料和贱金属及制品分别居美国自中国进口商品的第二、第三和第四位。
实际上，由于中美两国的贸易数据统计口径不同，双方公布的贸易数据有很大差异。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4298亿美元，从美国进口1539亿美元，中美贸易顺差为2758亿美元，这比美国发布的美中贸易逆差数字少了994亿美元，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包括统计差异、转口贸易、服务贸易等。
2015年，经合组织（OECD）曾公布过2011年美国货物和服务贸易的不同测算结果，其中，美国公布的中美贸易逆差是2750亿美元，而基于价值增值方法评估的两国逆差为1790亿美元。这一测算结果与中国商务部的数据较为相近。
再考虑到中国加工贸易在全球对外贸易中占有较高比率，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中有相当规模是跨国公司（包括美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生产的。据中国统计，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61%来自加工贸易，以增加值口径统计的中美贸易顺差，比以总值口径统计的降低44.4%，中美贸易失衡的真实情况，并没有数据显示的那么严重。
二、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根源
中国在货物贸易方面对美国有较大顺差，这反映了中美两国企业和消费者的自愿选择，而非政府干预的结果。这种贸易不平衡的根源有以下几个方面。
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分工的不同。过去近40年里，中国承接了来自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大量产品在中国加工组装后再向美国出口。而美国的经济已发展到后工业化时代，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例明显提高，制造业萎缩，进口需求自然大幅增长。虽然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大大增加，但货物贸易依然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约占世界总贸易额的80%。
因此，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是全球生产格局演变的必然结果，逆差反映的不是美国整体经济的衰弱，而是美国产业结构变化中制造业的相对萎缩。
美国常常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高技术产品出口，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越来越多，据报道，美国列入禁止对华出口的商品目录清单达7000页之多，在中国进口的高技术产品中美国的占比越来越低，人为加剧了双方贸易不平衡。
美国长期的低储蓄率。美国的文化是提前消费、借钱消费，储蓄率极低，2017年前三季度，美国净储蓄率分别为1.9%、1.7%、2.2%，几乎是全球最低的。在低储蓄率的情况下，必然出现贸易逆差，美国不仅和中国有贸易逆差，和全球102个国家都是贸易逆差。美国贸易逆差是其国内总需求大于总供应的结果，与其国内宏观经济状况有关，这是自身经济结构失衡而不是双边贸易失衡。
维持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需要。美元作为国际支付货币，也决定了美国必须要保持比较大的贸易逆差，才能维持美元国际支付货币的地位。全球超過65%的外汇储备是美元储备，全球超过80种货币的汇率与美元挂钩或固定，全球外汇市场近80%的交易以美元计价和结算。各国都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金融避险货币和交易结算货币，必然导致美元在海外大量沉淀，美国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长期贸易逆差。
总之，中美贸易的本质，是两国利用各自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和交换的市场行为，是全球化进程加速了两国间的贸易往来，两大经济体的紧密依存关系已经形成，不是关上大门就能切断的。而且全球化的大门一旦打开，也就难以再关上了。
三、贸易冲突升级没有赢家
特朗普政府此次动用301调查，让人联想到他是想复制上世纪80年代对日本的贸易战，意在限制中国出口，迫使中国加大开放市场力度，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等。但是中国市场体量巨大，抗压能力必将超越美国过去的所有对手，未来中美贸易摩擦将是一场持久战，对于可能产生的影响应有充分的估计和准备。
特朗普政府单方面挑起贸易冲突，首先伤及的是美国消费者利益。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中相当比例是老百姓的日用品，物美价廉，是较难找到替代品的。有数据显示，中国商品出口到美国使得美国物价水平降低了1个-1.5个百分点。这次贸易摩擦直接导致消费者生活成本上升，增加通胀压力。
这还将引发农民不满，影响美国中期选票。中国从美国进口大量农产品，此次中国反制的重点领域之一就是农业。尽管农产品对美国GDP的贡献份额不大，但农民的选票在美国政治中却是非常重要的，引发农民不满会对特朗普政府形成较大压力。 这同样会影响美国在华企业利益。中国对美出口的制造品和高科技产品中，相当部分是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的出口，加征关税必将影响美国跨国企业利益。
贸易冲突已经对美国股市产生了较大冲击。3月23日，特朗普宣布要对中国加征关税，道指就下跌近3%，相当于蒸发了1.2万亿美元的市值。4月1日，中国宣布对美产品加征关税之后，道指又跌2%，市值损失数千亿美元。
历史经验表明，贸易战不会有赢家，中美贸易冲突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有专家分析，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对中国GDP的实际影响在0.1%至0.4%之间。中国经济基本面是好的，回旋余地比较大，但美国毕竟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占中国对全球出口比重约为19%，占GDP的4%，是相当大的比重，这个市场的波动会使得中国整个制造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面临很大挑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容小觑。
从短期看，中国大量外贸企业会面临很大困难，造成一部分人员失业，一些依赖技术引进的高科技产业会受到冲击，失去重要技术来源。而中国目前宣布对美进口加税的产品主要是针对食品和农产品，必然导致进口价格上涨，会直接带来一定的通胀压力，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中国当前处于消费不足、投资过剩的阶段，对于扩大开放，加大出口的需求很大，如果出口受限，而消费很难在短期内有大的提升，仍然要再加大投资，将引发一系列负面效应，使中国经济处于被动境地。
当然，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制造品还有很多可选择的替代市场。过去几年，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在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建厂可以有效规避此次贸易战风险。同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有开拓市场的潜力，可以拓展出口市场，对冲贸易冲突的负面影响。
美国单方面挑起贸易冲突树立了一个坏榜样，如果美国的同盟国也纷纷效仿，对全球经济平衡复苏态势是致命打击，特别是将严重破坏基于垂直分工形成的全球产业链。
从中美两国公布的加征关税产品来看，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领域主要是医疗器械、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中国对美国加征关税的领域主要是鲜水果、干果及坚果制品、葡萄酒、改性乙醇、花旗参、无缝钢管等，都是对对方的非优势产品征税。
这一方面说明美国挑起此次冲突醉翁之意并不在“贸易”，如果真的是要降低贸易逆差，应该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优势产业征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两国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已经牢不可破，渗透到两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另外，贸易冲突如果升级，不仅中美进出口都受到影响，也会连累产业链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可能引发全球性贸易冲突。
四、中美贸易冲突的解决之道
中美两国经济发展差异性很大，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分工体系中位置也不同，不能简单粗暴地通过加征关税手段来解决这个复杂问题。
1930年胡佛总统为应对美国经济危机，签署了臭名昭著的贸易保护主义法案——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对超过2万种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最高关税比率接近60%。美国宣布提高关税之后，贸易伙伴纷纷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引发惨烈的全球贸易战。从1929年到1933年，受各国纷纷提高关税影响，美国进口降低了66%，出口也降低了61%，全球貿易规模缩减三分之二。历史悲剧不应重演，中美双方都应冷静下来，重归对话谈判轨道，通过加强改革、扩大开放，逐步化解贸易不平衡问题。
美国贸易逆差，是美元所具有的国际货币地位支撑其国内长期的低储蓄率、高赤字率的必然结果。挑起贸易冲突，遏制中国发展，有违一个负责任大国维护国际治理秩序的根本准则。美国应积极调整自身经济结构，以解其困境。
一是提高储蓄率。特朗普政府要正确认识储蓄与贸易之间的关系，贸易问题不能通过关税解决，应该通过制定鼓励储蓄的政策，提高储蓄率，同时削减政府赤字，才有可能实现减少贸易逆差和对海外资本流入的依赖。
二是加大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特朗普一直宣称中国人抢了美国人的工作，损害了美国利益，导致美国人均收入下降等问题，其实美国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是其内部系统出现了问题。教育是改进国民收入最重要的长期性因素，但美国政府近年来对基础教育的支持力度是下降的。另外，多年来美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欠账太多，设施老化、生活不便等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急需加大在交通基础设施、移动支付等互联网设施方面的投资力度，提升美国社会的运行效率。
三是加强宏观政策协调性。特朗普政府的很多政策目标都是相互矛盾的。比如，未来一段时间，美联储将继续实施加息、缩表和减税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将引发全球资本回流美国，进而导致美元升值，造成更大的贸易逆差，这与特朗普试图降低贸易赤字的目标相背离。
中国有力还击是必要的，但同时也要维护稳定大局。面对特朗普的无理挑衅，中国的强硬态度是自然反应，中国提出的对等反制措施也是有礼有节的，并未关闭对话谈判的大门，但也不能让这次贸易冲突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部署。
习近平主席4月10日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宣布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加强同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等举措，极大提振了世界对中国持续扩大开放的信心，展示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国际形象。
中美贸易冲突仍然充满变数。美国提出的500亿美元的清单要得到落实需要通过法律程序，最终结果有待观察，中美两国有充足的时间同到谈判桌前，化干戈为玉帛。习近平主席向国际社会宣示了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心，特朗普总统也立即发网文积极评价，中美两国互利共赢的基础仍在，需要双方拿出足够的智慧、体现和解的诚意，妥善化解分歧。
（编辑：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