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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秋、国庆将至，请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最近很多党员干部都收到了这样的提醒短信。这是纠“四风”要紧盯重要节点的体现与落实。
中央纪委每逢节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就会要求加强监督力度，让“四风”现象无处藏身。这既是表明中央持之以恒纠正“四风”的决心，也是提醒各级干部，逢年过节更是对他们自身的考验。
相关研究梳理了2013年部分腐败案件发现，因贪污受贿落马的官员中，在春节期间大肆收受贿赂的占到了案件的31%。这个数字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中央严肃过年纪律，遏制歪风邪气，架起“高压线”、通上“高压电”的必要性。
官员多在过节被“围猎”
笔者最近接触的一名落马官员，就是一个过节期间被“击中”的典型——他收受的第一笔贿赂，是国庆期间管理对象为“沟通”送过来的。
当时他刚被提拔到一个领导岗位，加强了行业监管，让一些管理对象感到“危机”。有管理对象所在公司管理层集体想出的办法是，国庆期间“请出来吃顿饭，送几千块钱沟通沟通”。
如果按照“传统风俗习惯”来看待，也许会觉得几千块钱问题不大，甚至认为“送礼有理”。但是无利不起早。“从近年来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分析来看，权力腐败始于交易，交易需要场合。于是，想与掌权官员接近的别有用心之人，就以联络感情为由，逢年过节请吃、送礼，慢慢渗透。各种所谓的‘豪华养生宴’也就成了害人性命的‘慢性毒药’。”北京市大兴区检察院检察长杨永华称。
一段时间后，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官员往往就会放松警惕，不知不觉中招。上述落马官员就是如此，3年间每次过节都收到该管理对象的“礼金”，从几千慢慢增加到几万。直至案发，他总共收受20多万贿赂款。
当然，这种“围猎”不只发生在官商之间，也发生在官场内部。
1995年，陕西省蒲城县原县委书记王绪刚曾经写过一篇《不收拜年礼从我做起——一位县委书记公开拒礼后的内心独白》的文章，里面就透露，1995年，他调任蒲城县县长后发现，那里兴盛送礼，特别是向领导干部送礼成风，春节尤甚。
“年前一个晚上，我家的门铃响个不停，我从窗户看到楼前站了一片人，越发不敢开门。恰巧一个外地旧友来看我，我只好开门迎接，结果呼啦啦跟著拥进来一群拜年的，都是手下的干部，吃的用的瞬间放了一地，搞得我措手不及。”
王绪刚回头一算账，惊出一身汗，“如果把门敞开，至少全县一二百正科级干部都要来，就说每人只送两瓶酒、两条烟，加在一起价值一二十万元呀！”
过节成权钱交易高峰
由于人情社会等因素存在，不少贪腐官员认为过年是“人情往来”的好时机，收礼也不易被发现，结果节日就成为他们变现权力的高峰。
在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史超受贿案中，春节期间成为他受贿的高峰，80%以上贿赂都是在此期间收受的。辽宁省抚顺市规划局原局长江润黎大肆受贿，也是从逢年过节开始的。她回忆说：“在我接受的贿赂次数中，三分之二以上是利用年节机会。”
吉林省原副省长田学仁因“跑官要官”涉嫌受贿1919万元，2013年11月1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其无期徒刑。而他在收钱的时间上，至少有38次是在春节期间。
广东徐闻原县委书记徐凤娟落马后也坦白，她大肆受贿就始于1991年春节。当时她收了3万元红包，还有点惴惴不安。但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在徐闻工作4年期间，1992年她收了15万，1993年收了20万，1994年收了18万。有时春节送礼的人排成了队，她的司机用电话调度指挥，以错开送礼时间。
贪官慕绥新在狱中“忏悔录”中还这样写道：“我在沈阳市任职的4年中，有180余人，其中85%以上是各类干部，逢年过节，大事小情，以各种名义给我送钱送物多达600余万元。”
这种疯狂的权钱交易不只腐蚀官员个人，更为危险的是会助推一种逢年过节常见的“团体隐形贿赂”在官场上蔓延。
“团体隐形贿赂”最常见的形式就是以“单位”名义“送”，实则是贿，“礼品”有土特产、名牌产品之类， 也有“送红包”的。东西都不算贵重，但影响很不好。有些实权单位，节礼太多，都堆到机关走廊上了。
贪官眼中的“逢年过节”
贪官在过节期间，都在做什么呢？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过节的呢？
福建省郑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对办案人员说：“中国是礼仪之邦，春节收红包属于礼尚往来。送者是出于情意，收者岂能驳他们的面子？这就像小孩子们收压岁钱一样，正常得很，不违法！”
有些落马官员则乐在其中。中国民用航空江苏管理局原局长崔学宏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最盼望的是多过几次年，我有个春节情结。过年除了收红包之外，还收了许多名烟名酒，抽不完、喝不完，就拿到民航开办的餐厅、饭店去卖，仅此一项，一个春节下来，就能收入10万元。”
更多落马官员能最终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河南省开封市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森林在查找自己犯罪根源时说：“逢年过节送钱送物仿佛成了潮流。我觉得自己就是被‘人情往来’面纱下的铜臭熏倒的。”
中央纪委每逢节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就会要求加强监督力度，让“四风”现象无处藏身。这既是表明中央持之以恒纠正“四风”的决心，也是提醒各级干部，逢年过节更是对他们自身的考验。
相关研究梳理了2013年部分腐败案件发现，因贪污受贿落马的官员中，在春节期间大肆收受贿赂的占到了案件的31%。这个数字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中央严肃过年纪律，遏制歪风邪气，架起“高压线”、通上“高压电”的必要性。
官员多在过节被“围猎”
笔者最近接触的一名落马官员，就是一个过节期间被“击中”的典型——他收受的第一笔贿赂，是国庆期间管理对象为“沟通”送过来的。
当时他刚被提拔到一个领导岗位，加强了行业监管，让一些管理对象感到“危机”。有管理对象所在公司管理层集体想出的办法是，国庆期间“请出来吃顿饭，送几千块钱沟通沟通”。
如果按照“传统风俗习惯”来看待，也许会觉得几千块钱问题不大，甚至认为“送礼有理”。但是无利不起早。“从近年来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分析来看，权力腐败始于交易，交易需要场合。于是，想与掌权官员接近的别有用心之人，就以联络感情为由，逢年过节请吃、送礼，慢慢渗透。各种所谓的‘豪华养生宴’也就成了害人性命的‘慢性毒药’。”北京市大兴区检察院检察长杨永华称。
一段时间后，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官员往往就会放松警惕，不知不觉中招。上述落马官员就是如此，3年间每次过节都收到该管理对象的“礼金”，从几千慢慢增加到几万。直至案发，他总共收受20多万贿赂款。
当然，这种“围猎”不只发生在官商之间，也发生在官场内部。
1995年，陕西省蒲城县原县委书记王绪刚曾经写过一篇《不收拜年礼从我做起——一位县委书记公开拒礼后的内心独白》的文章，里面就透露，1995年，他调任蒲城县县长后发现，那里兴盛送礼，特别是向领导干部送礼成风，春节尤甚。
“年前一个晚上，我家的门铃响个不停，我从窗户看到楼前站了一片人，越发不敢开门。恰巧一个外地旧友来看我，我只好开门迎接，结果呼啦啦跟著拥进来一群拜年的，都是手下的干部，吃的用的瞬间放了一地，搞得我措手不及。”
王绪刚回头一算账，惊出一身汗，“如果把门敞开，至少全县一二百正科级干部都要来，就说每人只送两瓶酒、两条烟，加在一起价值一二十万元呀！”
过节成权钱交易高峰
由于人情社会等因素存在，不少贪腐官员认为过年是“人情往来”的好时机，收礼也不易被发现，结果节日就成为他们变现权力的高峰。
在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史超受贿案中，春节期间成为他受贿的高峰，80%以上贿赂都是在此期间收受的。辽宁省抚顺市规划局原局长江润黎大肆受贿，也是从逢年过节开始的。她回忆说：“在我接受的贿赂次数中，三分之二以上是利用年节机会。”
吉林省原副省长田学仁因“跑官要官”涉嫌受贿1919万元，2013年11月1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其无期徒刑。而他在收钱的时间上，至少有38次是在春节期间。
广东徐闻原县委书记徐凤娟落马后也坦白，她大肆受贿就始于1991年春节。当时她收了3万元红包，还有点惴惴不安。但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在徐闻工作4年期间，1992年她收了15万，1993年收了20万，1994年收了18万。有时春节送礼的人排成了队，她的司机用电话调度指挥，以错开送礼时间。
贪官慕绥新在狱中“忏悔录”中还这样写道：“我在沈阳市任职的4年中，有180余人，其中85%以上是各类干部，逢年过节，大事小情，以各种名义给我送钱送物多达600余万元。”
这种疯狂的权钱交易不只腐蚀官员个人，更为危险的是会助推一种逢年过节常见的“团体隐形贿赂”在官场上蔓延。
“团体隐形贿赂”最常见的形式就是以“单位”名义“送”，实则是贿，“礼品”有土特产、名牌产品之类， 也有“送红包”的。东西都不算贵重，但影响很不好。有些实权单位，节礼太多，都堆到机关走廊上了。
贪官眼中的“逢年过节”
贪官在过节期间，都在做什么呢？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过节的呢？
福建省郑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对办案人员说：“中国是礼仪之邦，春节收红包属于礼尚往来。送者是出于情意，收者岂能驳他们的面子？这就像小孩子们收压岁钱一样，正常得很，不违法！”
有些落马官员则乐在其中。中国民用航空江苏管理局原局长崔学宏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最盼望的是多过几次年，我有个春节情结。过年除了收红包之外，还收了许多名烟名酒，抽不完、喝不完，就拿到民航开办的餐厅、饭店去卖，仅此一项，一个春节下来，就能收入10万元。”
更多落马官员能最终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河南省开封市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森林在查找自己犯罪根源时说：“逢年过节送钱送物仿佛成了潮流。我觉得自己就是被‘人情往来’面纱下的铜臭熏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