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精神与新儒商的责任担当

来源 :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chrisdc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为儒家文化重要表征的儒商精神,包含着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的经济伦理观,财自道生、以义取利的商业价值观,尚礼贵和、合作共赢的财富经营观,守经达权、创新求变的企业发展观和遵纪守法、诚信为本的商业道德观五个层面,根本上是指儒商所躬行的仁、义、礼、智、信五常“道”.儒商精神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化功能和经济功能,是儒商文化系统中最深刻、最本质、最内在的核心,是儒商高雅的气度风范、崇高的道德规范、美好的伦理情操的有机统一,也是完善现代企业管理、创建长寿企业的灵魂.作为儒者与商人有机融合的统一体,新时代儒商在经商实践中至少应当承担起尚仁重义、贵和尚中和诚实守信三大道德责任.新儒商的人生理想、人格境界和人生责任,不应局限于个人发家致富,而应具有更加崇高的价值追求,具有更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具有更加厚重的家国情怀,坚持把功利追求和自身人格完善、个人发展与社会责任、儒商精神与企业管理、创造精神与创新意识有机结合起来.
其他文献
社区信任是建设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前提条件.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存在着行政信任和人格信任两种截然不同的信任机制.行政信任是指对社区行政组织的认同,行政主导、行政在场和行政加冕程序强化了行政信任的生产与再生产,使行政信任具有了可迁延性.人格信任是指对社会组织这一外来治理结构的总体性疏离和对其中个体行动者的特殊化信任,具体化信任、功利性信任和总体不信任是人格信任的基本特征,因此人格信任具有不可逆性.超越对社会组织的人格信任需要从建立总体性关联、把社会组织推到前台、提升服务自主性与专业性、加强制度宣传与公民教育
数字技术的创新驱动、政治生态的监测预警、监督效能的提升需求,为数字赋能监督提供了多重动因.数字赋能监督以实现监督的数据化、规范化、系统化、长效化为目标,致力于实现从“人工操作”费力看到“数据碰撞”智能算、从“亡羊补牢”堵漏洞到“未雨绸缪”早预防、从“单打独斗”发力散到“攥指成拳”合力显、从“闭环管理”仅治标到“稳定持久”重治本的转变.面对数字赋能监督的技术性阻力、结构性掣肘、价值性壁垒等制约因素,可以从前提设置、制度建构、数据采集、平台搭建和效果评估等方面予以突破,注重人工引导与技术制约的调适,实现顶层设
新时代文明实践是畅通国家与社会之间精神通道的铸魂工程,也是基层社会民情再造的关键举措.有效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不仅要关注制度与组织层面的运行过程,还要理解个体与情感维度的微观机制.借助空间、资源与行动三个向度的有效整合,文明实践形成了组织与制度层面的良序运行.引入互动仪式链理论,进一步分析组织行动中的情感机制,是理解文明实践微观机制的关键.在情感聚合、情感锦标赛、情感可视化三重机制之下,文明实践实现了情感链条转换、正向情感增能与情感过程管理,基层治理的民情基础也得以再造.情感视角的民情再造解读与“过程
既有研究存在就党建论党建的现象,缺少对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发展方向、助推社会组织健康成长、为社会组织提供制度框架的理论解释.全面认识社会组织党建,不能局限于党建自身逻辑的思维定式,而应站在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发展的逻辑去综合判断.针对当前社会组织党建过程中嵌入式创制的现实困境,应当在制度体系创制上进行系统的顶层设计,在主体动机创制上加强价值引领与方向引导,在组织活动创制上推动组织建设与活动开展并重,在权责安排创制上理顺管理体制、明确权责主体,在方式手段创制上推动线上平台与线下平台的灵活互动,探索“大数据+社会组织
干部驻村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农村工作的优良传统.脱贫攻坚期间,驻村干部在落实精准扶贫政策、加强村级组织建设以及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制度在执行过程中也凸显出正式制度的非正式运行、精准帮扶失准以及名实分离等偏离目标的异化现象.在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场域转变的过程中,干部驻村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密码.其实现路径主要包括:推进干部驻村制度思想认识的持续深化与理念转变;推进干部驻村帮扶政策制度的动态调整与梯度跟进;推进干部驻村帮扶运行机制的有机衔接与转型升级;推
不同于主要依托村民自治制度展开的传统村治形式,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方式具有更为丰富的构成要素与更为深刻的价值意蕴.乡村“三治融合”体现了基层民主力量、规范力量与柔性力量的融合,其实践过程即乡村自治能力、法治能力与德治能力的提升过程,其诉求指向涉及参与均衡、权威转化和乡贤培育.从乡村自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推进村民公共参与的均衡化;从乡村法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驱动精英权威向制度权威的转化;从乡村德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挖掘传统乡贤文化精髓并培育新乡贤群体.以上三个通道的
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探索历程,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成长、成熟和壮大同向而行,同党史上的重要节点密切相关.从百年党史的视角看,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始终做到初心不改,坚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在党史的重大节点适时调整具体政策,构建了“守正创新”的内在逻辑.这给我们如下启示:第一,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主体地位;第二,必须始终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融入党和国家发展大局;第三,必须坚持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实践的守正创新.
忧患意识既表现为危机感,同时更体现为责任意识、担当精神.“七一”重要讲话是中国共产党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全面回顾建党100年来的光辉历史,深刻总结伟大建党精神,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意气风发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集中体现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是责任与担当的统一.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参政党的三个基本职能没有变,但内涵和要求都面临系统创新和升级.参政党履职要具备新思维,强化政治意识、全局意识、系统意识、主体意识、创新意识、法治意识.要切实提升参政合作共建能力、协商助推治理能力、专项民主监督能力、联系沟通协调能力、协力防范化解危机能力.要以思想政治建设为核心、组织建设为基础、履职能力建设为支撑、机关作风建设为抓手、制度建设为保障,努力打造与治理共同体要求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郑玄作为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其“《礼记·大学》注”有着浓厚的政治哲学意味,蕴涵着郑玄深刻的政治理想.郑玄“《礼记·大学》注”所体现出的“为政”观同时包含“德”与“政”两个方面,而且是延续自春秋以来“德”与“政”的观念.郑玄主要从人君与贤臣两个角度阐发其“为政”思想,对人君的要求是能够以德配天、求贤放恶、亲仁轻利,对贤臣的要求是保民全民、举贤好义.对这两个角度的阐释集中体现出了郑玄“君明臣贤”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