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紧张局势愈演愈烈，美方挑起争端，重要目的之一是遏制中国在科技和经济实力上的快速发展。面对压制，中国如何反思并进取？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认为，“如果我们的科研产出不能超过西方、不能超美，难以想象我们能单纯通过商业模式的变更或分配方式的技巧走到前列”。

安心发展科学只有十几年

　　在中国，有一种流行一百多年的说法：“中国古代有很好的科学传统，到明清后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这其实是误传。
　　中国在古代有没有过科学？有，但很弱，而且特别缺乏抽象、系统、深刻的科学，有的主要是比较简单的、接近实用和实用的，如与天文、农业、医学相关的科学。
　　我们的科学主要是从国外、特别是西方引进。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而用科学技术向我们展示西方文化，中国人称之为“奇技淫巧”。当时只有很少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翻译西方科学著作时，深刻地体会到西方的科学很强。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枪炮打开中国大门以后，中国才有共识：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如人，而科技对国家整体发展很重要。
　　此后，我们引进科学的速度加快。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学逐渐建立，西方的理科教育引进中国。理工科大面积引进西方教学的模式和内容。
　　1949年以前，除了国家内忧外患、经济情况不能支持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人并不很喜欢自然科学，真正愿意学自然科学的人很少。北京大学生物系在创办的前几年，一共只有三个学生，其中之一是现在中国科学院物理学家郝柏林的父亲郝景盛。
　　从1949年到2000年左右的50年间，中国人愿意做自然科学的较多，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对科学兴趣最高的年代。但是，中国的经济情况并不允许支持大规模的科学研究，只有“两弹一星”以及相关的学科得到支持。
　　邓小平对中国发展推动很大。他支持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20世纪70年代中晚期很多年轻人投身科学技术与那时风气分不开。不过很快大家意识到中国科学技术与西方有很大差别，很多人出国留学。
　　中国投入自然科学的经费直到90年代都非常有限。经费的增加主要是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联合清华大学向国家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就是所谓“985”计划，而同期中国科学院向国家提出“知识创新计划”。但高校和科学院都不清楚支持能持续多久，当时主要目的是救穷救急。两项计划到2003年得以延续第二期，大家也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持续，所以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普遍能够真正考虑如何发展科学。
　　了解科学在中国的历程，虽然可以算100多年，但很多人有共识可以安心考虑发展的只有十几年。

原创性产出才能主导分配

　　我们是否可以快速、长期、稳定地发展？我希望如此，但希望与现实的距离与第三点有关：华人是一个盛行实用主义的群体。而实用主义可能促进科学，也可能阻碍科学发展。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实用主义的口号，从1950年到2000年可能让较多人对科学技术感兴趣并不是因为我们真正对真理有追求、对自然有好奇，而是因为实用主义。
　　海外华人也很實用主义。即使很多海外华人说不回国是因为在国内创造性的教育环境比较差，影响孩子的教育。但仔细看海外的华人，他们的第二代大部分人是学实用的职业，按当地赚钱为标准，其中学医算高尚的有道德的赚钱，学自然科学、以自然科学为职业的海外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比例相当低。
　　今天我们既可以看到科学经费和其他的环境条件对中国发展科学越来越好，同时要考虑缺乏对真理的追求、缺乏对自然的好奇的文化，实用主义对中国科学进一步发展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我们经常喜欢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我特别希望是这样，但智慧不容易衡量，如果要用自然科学来衡量，那我们差得还很远。
　　对任何一个大国来说，科学技术与国家的未来密切相关，英国的强盛、德国的崛起、美国的崛起、日本的崛起，都有很强的科学基础。
　　美国在19世纪末经济发展的同时，实际为其科学做了很多准备。当时的哈佛、耶鲁在全世界名气并不大，因为它们并没有很强的科学基础，在研究方面突出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它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培养了一批重要的科学家，如遗传学的摩尔根等。这个学校今天只有70多个教授，一半是美国科学院院士，1/10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它的历史上出现过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工作。
　　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创性工作不多，能直接支撑产业的不多。如果我们希望有朝一日走在世界的前列，必须有科学技术支撑的原创性工作。如果我们的产出不能超过西方、不能超过美国，难以想象我们能单纯通过商业模式的变更或分配方式的技巧走到前列？只有产出强的时候，才有分配的主导权。
　　科学技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中国的未来有密切关系。如果国家没有措施，按目前的趋势我们的科学技术人才是令人担忧的。我们如何扭转科技人才质量下滑、人数减少，激励一定数量的高质量的人才加入科学技术，正面影响中国的未来，是很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