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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辛村墓葬1931年发掘后，大型墓墓主人问题甚少有人论及。文章回顾卫侯墓研究工作并隶定墓葬遗址名称;卫师甲泡、成周戈等出土兵器可证明该墓葬为卫国公侯墓葬群;出土青铜器陆尊和传世青铜器沬司徒疑簋等青铜器上的铭文是蠡测21号墓墓主人为卫康叔的有力证据;根据西周墓葬习俗和墓葬位置关系，推定21号墓墓主人为年代最早的卫公，蠡测21号墓为卫康叔墓。
关键词：辛村;卫侯墓;墓主人;陆尊;沬司徒疑簋;卫康叔
1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30年代发掘的辛村墓葬中8座大型墓包含两组夫妻合葬墓，可以确认有六世卫侯或卫公葬于此地①。没有发掘的大型墓不少于18座②。《浚县古残墓之清理》[1]（下称《清理》）对墓葬东区墓主人作了似是而非的推论，《浚县辛村》（下称《辛村》）回避了墓主人问题，大型墓墓主人成为阙疑待考的问题。笔者不揣冒昧，回顾辛村墓葬的研究成果，隶定辛村墓葬名称——鹤壁辛村卫侯墓，考察已经发掘的典型墓葬，疏徴出土和传世青铜器铭文，蠡测21号墓为卫康叔之墓。
2 鹤壁辛村卫侯墓研究回顾与名称隶定
2.1 鹤壁辛村卫侯墓研究回顾
1931—1934年，郭宝钧、刘耀、石璋如等在鹤壁淇滨区大赉店、刘庄、辛村（原属浚县，下文统称鹤壁辛村，不再一一标注）一带考古发掘。
1935年，郭宝钧的《清理》一文发表，这是一份鹤壁辛村卫侯墓考古发掘活动的简报。该文粗略报告了墓葬发掘的过程，简要介绍了墓葬规模和形制，用列表的形式报告了出土文物种类和数量，确定大型墓墓主人为西周时期卫国公侯或君夫人。大型墓墓主人身份推证节录了作者考古间隙的笔记，在论及墓葬东区晚期墓主人时说③：“此地下长眠之人，为懿公以前诸公乎？抑懿公以后诸公乎？抑终卫之世，尽葬于斯乎？曰，地当为西卫时葬地，迁楚邱后，惟文公、成公犹或还葬于此，其后则不可知矣。”接着又说：“南至墓四十二，戈铭有‘晋季’二字。晋为卫宣公。”“其再下一墓，即出戟者，应即卫侯朔。”“极东一大墓……似适文公还葬地。”“再东南又一大墓而尽，殆成公也。”这样的推证显然缺乏证据支撑。
1935年，河南省文物古迹研究会在开封举办了“浚县彝器展览会”，孙海波负责印制了第二次展览会说明书。1938年前后，孙海波参与《河南通志·文物志》的编撰工作。《浚县彝器》列入《河南通志·文物志》，后以单行影印本形式出版，署名为孙海波。《浚县彝器》卷首有彝器概述，叙述辛村地理位置、发掘情况以及82座墓葬简况。这些内容基本上和《清理》相同，只是增加了图录。图录部分按烹饪器、食器、酒器、兵器、车马器及杂器编排，图形、花纹和铭文拓片较为详尽。郭宝钧对孙海波署名《浚县彝器》颇为不满，在《辛村》出版说明中称“……愿将浚县、汲县历次所获古物，择要辑入《通志·文物志》……被经手印刷人改为《浚县彝器》出版”。1968年，台湾成文出版社将《浚县彝器》收入《中国方志丛书》出版，作者署名却为张嘉谋④。
《商周彝器通考》[2]中关于鹤壁辛村卫侯墓的介绍基本采用了《清理》的观点，出土文物拓片介绍采用了《浚县彝器》图录，时代部分引用了辛村传世青铜器沬司徒疑簋、沬伯疑卣、沬伯疑尊、疑盘、疑鼎、沬伯疑鼎、沬伯疑爵、康侯封鼎、作册凿鼎等9器铭文以说明周武王伐殷、康叔封卫的年代，辛村出土青铜器及铭文基本没有论及。
《辛村》于1964年出版，这时离考古发掘结束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辛村》报告了鹤壁辛村卫侯墓发掘的过程、墓葬规模和形制以及出土文物种类和数量，公布了出土文物的图像、花纹、铭文的拓片，粗略地推断21号墓①属成康昭穆时期的早期墓葬，42号、2号、1号和6号墓属于孝夷厉宣时期的中期墓葬，17号、5号和24号墓属于幽平时期的晚期墓葬。《辛村》内容提要指出：“河南省浚县辛村是一个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址，也是西周贵族阶级卫康叔后裔的墓葬……其中有八座大型的公侯墓，六座中型的公族和侍从墓……”在时代推证的结语部分说：“因此我们说‘辛村墓地……大致是西周时代到东周初年卫国贵族的埋葬地’。”报告没有论及墓葬主人的身份问题，只是在谈到42号墓出土的残戈铭文时说：“内部有铭文……唯锈蚀过甚，剔工且有误修处，文不尽可通读。早期曾据一二字妄事推论，不足为据。”含含糊糊地否定了《清理》墓主人身份的推证。
鹤壁辛村卫侯墓出土礼器、兵器、车器、马器、乐器、杂器共计8000多件。抗日战争期间，郭宝钧携带这些文物逃难，辗转播迁于云南、贵州等地。抗战结束，文物运回南京。不久国民政府败逃台湾，文物尽数劫运台湾。《辛村》多处注明“×墓发掘笔记不在本人处”，说明考古结束后资料的收集整理是不完备的，《辛村》自述“是一篇有阙文的报告”。
《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4]解读传世青铜器沬司徒疑簋铭文，疏徴周武王伐纣的史事，解读康侯诸器、沬伯诸器等传世青铜器铭文，疏徴卫康叔封卫的史事，辛村墓葬出土青铜器的铭文却没有论及。
《中国青铜器全集·西周卷（二）》[5]序言粗略概述鹤壁辛村卫侯墓出土及傳世青铜器情况，重点说明沬司徒疑簋、康侯诸器、沬伯诸器等传世青铜器情况，谈到出土青铜器时则一笔带过，没有展开论述。收录辛村传世青铜器4件，分别是康侯丰方鼎、卫夫人鬲、沬司徒疑簋、沬伯疑壶，收录鹤壁庞村出土青铜器鱼父乙壶1件，辛村出土青铜器没有收录。《中国青铜器词典》[6]没有“卫国青铜器”词条。
2.2 鹤壁辛村卫侯墓名称隶定
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技术条件，用今天的眼光审视，20世纪30年代的辛村墓葬考古发掘不系统、不完整、不科学，致使卫侯墓遗址理论研究存在先天的缺憾。考古发掘活动仅限于容易找到的墓葬，破坏严重的或压在村舍下的就直接放弃了。到了后期，干脆大规模地发掘探沟寻找墓葬，科学的考古发掘演化为破坏性挖掘。
考古报告于1964年以《浚县辛村》为题公开发表，而辛村于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经由河南安阳地区浚县大赉店乡划归新设置的河南鹤壁市郊区庞村乡管辖了。近年来出版的金文及青铜器研究文献以“浚县辛村”指称卫侯墓现象依然存在。墓葬遗址的具体位置也经常被误报为“辛村墓葬在卫国故都朝歌西三十公里处”②。 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没有直接的卫侯或卫公的身份信息，姗姗来迟的考古报告回避了大型墓主人身份问题。近年来出版的青铜器研究文献基本沿袭了《辛村》观点，卫侯墓的理论研究基本止步于《辛村》。辛村墓葬是卫侯墓吗？现在的鹤壁辛村遗址区内仍是一个村庄和一片田野，碑牌介绍、道路指引也不见设置。普通的游访者大多将信将疑，不敢肯定，卫侯墓似乎被淡忘了。而“辛村墓葬大型墓主人是卫国国君或君夫人”是公认的考古学结论，因此借鉴虢国墓、蔡侯墓、曾侯乙墓的命名方法，隶定辛村墓葬遗址名称为“鹤壁辛村卫侯墓”，简称“卫侯墓”，这对于鹤壁文化建设乃至中原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3 卫康叔墓的蠡测
武王伐纣以后，纣的儿子武庚封在殷商的旧地。为了防止殷人作乱，武王命管、蔡、霍三叔监殷。不久，周武王就死了，周公旦摄政称王。管、蔡、霍三叔联合武庚举兵造反，周公奉成王命用三年时间平灭三监之乱，封其弟卫康叔为卫君，史称卫康叔封卫。卫康叔的封地就在淇水的两岸。后来卫康叔到宗周担任司寇，委托其子卫康伯管理卫国事务。卫康叔死后还葬淇滨的可能是存在的，辛村60号墓出土和传世青铜器铭文证实卫康叔死后就埋葬在这里的21号墓之中。
3.1 卫师甲泡证实辛村墓葬为卫墓
辛村墓葬所处的位置虽在淇水北岸，实际离卫国故都朝歌距离很近，是传统的古卫国地域。《诗经·国风》咏及淇水的诗16篇，《卫风》12篇（其中《氓》2《竹竿》4《淇澳》3《有狐》3）《邶风》1（《泉水》1）《鄘风》3（《桑中》3）。邶、鄘、卫皆是卫的封地，《诗·柏舟》郑笺：“自纣城而北曰邶，南曰鄘，东曰卫。卫在汲郡朝歌县，时康叔正封于卫。”辛村墓葬出土的甲泡有很多，有铭文而字又明确的只此一件。甲泡铭文“卫师”标明是卫国军队用品，卫师甲泡的出土打破了当时的媒体喧嚣一时的殷陵论①，证实辛村墓葬为卫墓。
3.2 成周戈、侯戟、戟证实辛村墓葬为公侯墓
成周是西周都城洛阳的称谓之一，“成周”二字习见于西周金文，西周铭文青铜器有“成周”者有近百件之多[7]，始见于周成王五年的何尊，铭文为“唯王初迁宅于成周”。成周戈出自42号墓。通内援长23厘米，援长17厘米，中宽3.5厘米，厚0.55厘米。重281克。内上有铭文“成周”二字，标明了辛村墓葬为西周时期墓葬。这只戈是西周中期短胡一穿实用戈的标准戈制。
3.3 陆尊铭文是确认康叔墓最直接的考古学证据
白作彝甗出自29号墓，腹内铭“白作彝”三字。甗腹部铸有弦纹，三只脚铸有饕餮纹饰。腰内侧横生三个小齿，齿上架一个心形的小箅。箅的一端有一个小钮，另一端有一只小铜钩与甗连接，可以自由开启和关闭。29号墓虽然只是一座中型墓，却出土了铭文为“白作彝”的甗，说明公族或侍从墓中随葬“公、白”之器是客观的事实。
束父辛鼎出自60号墓。两只耳朵高4.4厘米，通耳高24.4厘米，口高20厘米，口径18.6厘米，厚0.2厘米。重2122克。颈部铸有饕餮纹一周，分三组。腹部微微鼓起，有三只脚，都是柱型，其中一只脚是折过又经接补的，正面的中间有一道隐隐约约的裂缝。在腹内近口处铭“束父辛”三字。鼎底部内外留有三范铸痕，刚出土时可以清楚看到底部存有很厚的灼烟，说明是墓主人生前或其先人经常使用的器物，墓主人死后作为随葬品又埋入了墓中。
父癸爵出自60号墓。通柱高21.3厘米，腹深9.2厘米，流尾两端距17.8厘米，中宽8.1厘米，厚0.15厘米。重936克。器物制作工艺精巧，不仅腹部有雕铸精美的饕餮纹饰，而且流和尾之间的两个小铜柱顶也铸有水流形的涡纹，就连爵一侧的銴上也雕铸了精美兽面纹饰。爵的内璧有铭文“父癸”二字。刚出土时可以清晰地看到爵的底部留有很厚的烧灼烟灰痕迹，说明可以用来加热爵中的酒，同时也说明这些器物是墓主人生前或其先人经常使用的器物。
边卣出自60号墓。通梁高28.2厘米，盖高24.8厘米，口高18.9厘米，口径纵横10.8～13.8厘米，腹径纵横16.7～19.5厘米，厚0.3厘米。重400克。器物形状扁椭，有提梁，有盖，鼓腹圈足。肩部对生两耳，与提梁两端的兽头相环套。颈部铸云雷纹地对夔龙纹，以饕餮为中心。盖上铸有云雷纹地对夔龙纹，只是没有饕餮。足铸斜涡纹。提梁上铸有两个身子共一个头形状的夔雷纹。此处我们关注三点：一是器物制作工艺精巧，令人称奇，提梁预先铸成，卣的身体部分由两个模子合铸，合铸时互相环套;二是纹饰雕刻、铸造精细，刚出土时铜胎厚重晶莹，紫底，有黑漆光泽，腹内半边呈现与铜尊相似的孔雀蓝色;三是卣的腹底和盖子上铸有相同的铭文“边作车彝亚乐”六字。“亚乐”习见于金文，是商末贵族的标志铭文，因而此器既不是祭祀器，更不会是纪念器，应是殷遗之器不明缘由地作为了陆的随葬物。郭宝钧据此推测陆为殷遗更是缺乏说服力。
陆尊是辛村墓葬出土青铜器中最重要的一器。器高22.85厘米，深18.6厘米，口径19.7厘米，腹径14.25厘米，厚0.2厘米。重2328克。陆尊侈口鼓腹，圜底圈足，制作精细，铸纹图案极其精细。颈下与腹交界处有弦纹二道。腹上半部鑄有对夔纹，以饕餮头为中心，云雷纹地。腹下半部也铸有对夔纹，云雷纹地，但中心没有饕餮头。圜底外有长方格铸纹。器物刚出土时颜色黝绿，半边呈孔雀蓝色。口内缘上部留有丝织品的遗物痕迹，证实尊入葬时覆盖有丝质幕布，说明此器为墓主人陆的祭器。陆尊内铭文24字：“佳公原于宗周，陆从公亥洛，于官。商陆贝用，作父乙宝奠彝。”“佳”字形状类似于带羽的漂亮的鸟形，青铜器铭文中经常出现在“公”“王”前，本义为头或首之意。“公”字习见于西周青铜器，易辨易识，是西周诸侯国国君的称谓。“原”字意为前往。“宗周”是西周早期都城的称谓，也是周王室宗庙的所在。“宗周”二字习见于西周金文，现在见到的西周青铜器铭“宗周”二字有28件[8]。“亥洛”二字不解其意。“官”释为馆舍。“商”即赏。“贝”为赏赐之物。“于、从、用、作、父、乙、宝、奠、彝”诸字均常见于金文。郭宝钧和陈梦家均以“陆”字是营葬人的名字。笔者认为此字如是营葬人的名字则整句无解，如释为墓主人父乙的名字或墓主人父乙的官职，则上下文更为通畅。大意为：“公前往周王庭担任官职，家臣陆（墓主人父乙）跟从前往，赏赐给陆宝贝，用来制作祭器。” 陆尊铭文“陆随公到宗周”印证《左传·定公四年》“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大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五叔无官，岂尚年哉”以及《史记·卫康叔世家》“成王长，用事，举康叔为周司寇，赐卫宝祭器，以章有德”的记载真实可信，同时说明此器为陆之纪念器。
60号墓位于21号墓的正东方向，距离大约75米，和21号墓基本在同一纬度。这座墓没有墓道，墓室南北长2.85米，东西宽1.6米，深5.1米，没有椁室。紧邻60号墓东侧的59号马坑中出土了4匹完整的马骨，说明60号墓是21号墓的附葬墓，墓主人陆生前为21号墓主人卫康叔的家臣或仆从，生前随侍国君，死后葬于国君之侧。由此，蠡测21号墓为卫康叔墓。
陆尊铭文虽然不能完全准确辨识，仍粗略记载了营葬的主要事宜，“陆尊”为营葬人新铸，墓主人名“陆”，营葬人称“父乙”，“陆”随“佳公”到“宗周”担任官职。这里的“公”当指康叔无疑。卫康叔有关的传世青铜器多为“康侯”，这只尊铭却是两次出现“公”，这是康叔为卫“公”的确证。这里特别需要指出，60号中型墓是一座在考古发掘之前没有被破坏的墓葬，陆尊铭文传递的信息是完整的、科学的①。陆尊铭文是迄今为止关于卫康叔在西周王室担任司寇的最直接的考古学证据。
3.4 传世青铜器铭文佐证21号墓为卫康叔之墓
辛村墓葬反复被盗掘②，出土文物流散世界各地，英国、美国、日本的博物馆均有收藏的报告。国内博物馆的收藏也极其分散，清华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南京、抚顺、郑州、新乡、鹤壁等地博物馆均有收藏的报告。
沬司徒疑簋、康侯诸器、沬伯诸器等传世青铜器的出土地有三种说法：一说出自河南辉县固围村，二说出自河南卫辉，三说出自辛村[9]。辉县固围村墓葬经考古发掘已经确定为春秋战国时期，固围说法不攻自破。卫辉原属汲郡，现在为县级市，属于新乡市管辖，北距淇县城（朝歌）25千米，辛村南距今淇县城不足25千米，是传统卫地。只是因地处淇水北岸，后世行政区划多归浚县管辖，致使没有到过现场的论者误以为是两个地方。也就是说辛村本来就是汲郡卫地，所谓传世青铜器沬司徒疑簋、康侯诸器、沬伯诸器出自卫辉，实际就是出自辛村。
康侯丰方鼎是传出自辛村墓葬“康侯诸器”中最具代表性一器，该器现藏于台北博物馆。通高37.8厘米，口径20.4厘米。形状为长方槽形，双耳垂立稍向外侈，脚细长，柱状四角有“山”字型的扉棱，四壁以扉棱为中心铸有双排的“月”和分解式外卷角兽纹，内壁铸两行六字“康侯丰作宝彝”。出土时间不甚清楚，容庚以为应早于1931年。美国弗利尔博物馆收藏了传1931年出于辛村墓葬的4件铜器，铭文“康侯”二字，其中刀1、斧2、矛1。康侯诸器来源复杂，金文学界论及其出土地时常常出言谨慎。康侯诸器虽未标明为纪念何事而作，但确认为康叔祭祀器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此类器若非后世之赝品也应出自康叔墓中。沫司徒疑簋为纪念之器，康侯之器为祭祀之器，蠡测此二类器同出自21号墓。
沫伯诸器中的铭文“白”通“伯”，史料记载康叔之子称康伯，沫伯诸器之“沫伯”应是康叔之子康伯，沫伯诸器应是祭祀康伯而作的。沫伯诸器既是祭祀康伯而作的，自应出自康伯之墓。康伯为康叔之子，按照辛村墓葬规律，康伯之墓位置应在21号墓东南不远辛村房舍之下。总之，沫伯诸器应出自康伯墓。
21号墓是辛村墓葬群中最具代表性的大型墓葬，虽然早期盗扰严重，但椁室中保留了完整的井椁遗痕。这是十分珍贵的考古发现的井椁实例，与《仪礼》古卫国葬仪中“既井椁”的记载互为印证①。此外，在椁室的夹层中出土了人面的方相和象首椁饰②，《清理》《辛村》确认21号墓为公侯墓。
3.5 21号墓主人是辈分最长的卫国公侯——卫康叔
21号墓的位置在村西北通向庞村道路旁边，居于墓葬区的最北端和最西边。中原地区南北方向的家族墓葬，大都是按照长者在北、晚辈在南、长者在西、晚辈在东、头北足南、父登子肩的顺序排列，这样的葬俗到现在还在延续。鹤壁辛村卫国公侯墓葬大抵也是按照这个葬俗来排列，先从辛村村北口最西缘葬起，然后向南依次排列，顺延至淇河岸边，无法续葬了，然后再折向东100米左右另选葬地，仍按照由北向南、长者在北、晚辈在南的顺序依次顺列。陆尊铭文证实卫康叔死后葬在这里，21号墓为公侯墓，墓主人是墓葬区中辈分最长的人，卫国国君辈分最长的人当是卫国的第一个国君——卫康叔，蠡测21号墓主人为卫康叔。
4 结语
1957年，国务院批准设立鹤壁市，辛村由浚县划归鹤壁市郊区庞村镇管辖，现属鹤壁市淇滨区金山办事处，厘定辛村墓葬遗址名称——鹤壁辛村卫侯墓，简称卫侯墓。
传世青铜器沫司徒疑簋、康侯诸器、沫伯诸器出自鹤壁辛村卫国公、侯墓葬群，沫司徒疑簋、康侯诸器出自辛村21号墓，沫伯诸器出自康伯墓。
陆尊铭文是确认21号墓为康叔墓最直接的考古学证据;陆尊、沫司徒疑簋铭文印证了《周书·作雒解》“……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懋父宇于东”《左传·定公四年》“分康叔以大路……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史记·管蔡世家》“武王已克殷纣……康叔封，冉季少不得封”的记载真实可信。
21号墓排在整个鹤壁辛村卫国公、侯墓葬群的最西、最北边，墓主人是辈分最长的人，卫康叔是卫国的第一位国君，因而21号墓应是卫康叔之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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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辛村;卫侯墓;墓主人;陆尊;沬司徒疑簋;卫康叔
1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30年代发掘的辛村墓葬中8座大型墓包含两组夫妻合葬墓，可以确认有六世卫侯或卫公葬于此地①。没有发掘的大型墓不少于18座②。《浚县古残墓之清理》[1]（下称《清理》）对墓葬东区墓主人作了似是而非的推论，《浚县辛村》（下称《辛村》）回避了墓主人问题，大型墓墓主人成为阙疑待考的问题。笔者不揣冒昧，回顾辛村墓葬的研究成果，隶定辛村墓葬名称——鹤壁辛村卫侯墓，考察已经发掘的典型墓葬，疏徴出土和传世青铜器铭文，蠡测21号墓为卫康叔之墓。
2 鹤壁辛村卫侯墓研究回顾与名称隶定
2.1 鹤壁辛村卫侯墓研究回顾
1931—1934年，郭宝钧、刘耀、石璋如等在鹤壁淇滨区大赉店、刘庄、辛村（原属浚县，下文统称鹤壁辛村，不再一一标注）一带考古发掘。
1935年，郭宝钧的《清理》一文发表，这是一份鹤壁辛村卫侯墓考古发掘活动的简报。该文粗略报告了墓葬发掘的过程，简要介绍了墓葬规模和形制，用列表的形式报告了出土文物种类和数量，确定大型墓墓主人为西周时期卫国公侯或君夫人。大型墓墓主人身份推证节录了作者考古间隙的笔记，在论及墓葬东区晚期墓主人时说③：“此地下长眠之人，为懿公以前诸公乎？抑懿公以后诸公乎？抑终卫之世，尽葬于斯乎？曰，地当为西卫时葬地，迁楚邱后，惟文公、成公犹或还葬于此，其后则不可知矣。”接着又说：“南至墓四十二，戈铭有‘晋季’二字。晋为卫宣公。”“其再下一墓，即出戟者，应即卫侯朔。”“极东一大墓……似适文公还葬地。”“再东南又一大墓而尽，殆成公也。”这样的推证显然缺乏证据支撑。
1935年，河南省文物古迹研究会在开封举办了“浚县彝器展览会”，孙海波负责印制了第二次展览会说明书。1938年前后，孙海波参与《河南通志·文物志》的编撰工作。《浚县彝器》列入《河南通志·文物志》，后以单行影印本形式出版，署名为孙海波。《浚县彝器》卷首有彝器概述，叙述辛村地理位置、发掘情况以及82座墓葬简况。这些内容基本上和《清理》相同，只是增加了图录。图录部分按烹饪器、食器、酒器、兵器、车马器及杂器编排，图形、花纹和铭文拓片较为详尽。郭宝钧对孙海波署名《浚县彝器》颇为不满，在《辛村》出版说明中称“……愿将浚县、汲县历次所获古物，择要辑入《通志·文物志》……被经手印刷人改为《浚县彝器》出版”。1968年，台湾成文出版社将《浚县彝器》收入《中国方志丛书》出版，作者署名却为张嘉谋④。
《商周彝器通考》[2]中关于鹤壁辛村卫侯墓的介绍基本采用了《清理》的观点，出土文物拓片介绍采用了《浚县彝器》图录，时代部分引用了辛村传世青铜器沬司徒疑簋、沬伯疑卣、沬伯疑尊、疑盘、疑鼎、沬伯疑鼎、沬伯疑爵、康侯封鼎、作册凿鼎等9器铭文以说明周武王伐殷、康叔封卫的年代，辛村出土青铜器及铭文基本没有论及。
《辛村》于1964年出版，这时离考古发掘结束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辛村》报告了鹤壁辛村卫侯墓发掘的过程、墓葬规模和形制以及出土文物种类和数量，公布了出土文物的图像、花纹、铭文的拓片，粗略地推断21号墓①属成康昭穆时期的早期墓葬，42号、2号、1号和6号墓属于孝夷厉宣时期的中期墓葬，17号、5号和24号墓属于幽平时期的晚期墓葬。《辛村》内容提要指出：“河南省浚县辛村是一个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址，也是西周贵族阶级卫康叔后裔的墓葬……其中有八座大型的公侯墓，六座中型的公族和侍从墓……”在时代推证的结语部分说：“因此我们说‘辛村墓地……大致是西周时代到东周初年卫国贵族的埋葬地’。”报告没有论及墓葬主人的身份问题，只是在谈到42号墓出土的残戈铭文时说：“内部有铭文……唯锈蚀过甚，剔工且有误修处，文不尽可通读。早期曾据一二字妄事推论，不足为据。”含含糊糊地否定了《清理》墓主人身份的推证。
鹤壁辛村卫侯墓出土礼器、兵器、车器、马器、乐器、杂器共计8000多件。抗日战争期间，郭宝钧携带这些文物逃难，辗转播迁于云南、贵州等地。抗战结束，文物运回南京。不久国民政府败逃台湾，文物尽数劫运台湾。《辛村》多处注明“×墓发掘笔记不在本人处”，说明考古结束后资料的收集整理是不完备的，《辛村》自述“是一篇有阙文的报告”。
《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4]解读传世青铜器沬司徒疑簋铭文，疏徴周武王伐纣的史事，解读康侯诸器、沬伯诸器等传世青铜器铭文，疏徴卫康叔封卫的史事，辛村墓葬出土青铜器的铭文却没有论及。
《中国青铜器全集·西周卷（二）》[5]序言粗略概述鹤壁辛村卫侯墓出土及傳世青铜器情况，重点说明沬司徒疑簋、康侯诸器、沬伯诸器等传世青铜器情况，谈到出土青铜器时则一笔带过，没有展开论述。收录辛村传世青铜器4件，分别是康侯丰方鼎、卫夫人鬲、沬司徒疑簋、沬伯疑壶，收录鹤壁庞村出土青铜器鱼父乙壶1件，辛村出土青铜器没有收录。《中国青铜器词典》[6]没有“卫国青铜器”词条。
2.2 鹤壁辛村卫侯墓名称隶定
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技术条件，用今天的眼光审视，20世纪30年代的辛村墓葬考古发掘不系统、不完整、不科学，致使卫侯墓遗址理论研究存在先天的缺憾。考古发掘活动仅限于容易找到的墓葬，破坏严重的或压在村舍下的就直接放弃了。到了后期，干脆大规模地发掘探沟寻找墓葬，科学的考古发掘演化为破坏性挖掘。
考古报告于1964年以《浚县辛村》为题公开发表，而辛村于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经由河南安阳地区浚县大赉店乡划归新设置的河南鹤壁市郊区庞村乡管辖了。近年来出版的金文及青铜器研究文献以“浚县辛村”指称卫侯墓现象依然存在。墓葬遗址的具体位置也经常被误报为“辛村墓葬在卫国故都朝歌西三十公里处”②。 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没有直接的卫侯或卫公的身份信息，姗姗来迟的考古报告回避了大型墓主人身份问题。近年来出版的青铜器研究文献基本沿袭了《辛村》观点，卫侯墓的理论研究基本止步于《辛村》。辛村墓葬是卫侯墓吗？现在的鹤壁辛村遗址区内仍是一个村庄和一片田野，碑牌介绍、道路指引也不见设置。普通的游访者大多将信将疑，不敢肯定，卫侯墓似乎被淡忘了。而“辛村墓葬大型墓主人是卫国国君或君夫人”是公认的考古学结论，因此借鉴虢国墓、蔡侯墓、曾侯乙墓的命名方法，隶定辛村墓葬遗址名称为“鹤壁辛村卫侯墓”，简称“卫侯墓”，这对于鹤壁文化建设乃至中原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3 卫康叔墓的蠡测
武王伐纣以后，纣的儿子武庚封在殷商的旧地。为了防止殷人作乱，武王命管、蔡、霍三叔监殷。不久，周武王就死了，周公旦摄政称王。管、蔡、霍三叔联合武庚举兵造反，周公奉成王命用三年时间平灭三监之乱，封其弟卫康叔为卫君，史称卫康叔封卫。卫康叔的封地就在淇水的两岸。后来卫康叔到宗周担任司寇，委托其子卫康伯管理卫国事务。卫康叔死后还葬淇滨的可能是存在的，辛村60号墓出土和传世青铜器铭文证实卫康叔死后就埋葬在这里的21号墓之中。
3.1 卫师甲泡证实辛村墓葬为卫墓
辛村墓葬所处的位置虽在淇水北岸，实际离卫国故都朝歌距离很近，是传统的古卫国地域。《诗经·国风》咏及淇水的诗16篇，《卫风》12篇（其中《氓》2《竹竿》4《淇澳》3《有狐》3）《邶风》1（《泉水》1）《鄘风》3（《桑中》3）。邶、鄘、卫皆是卫的封地，《诗·柏舟》郑笺：“自纣城而北曰邶，南曰鄘，东曰卫。卫在汲郡朝歌县，时康叔正封于卫。”辛村墓葬出土的甲泡有很多，有铭文而字又明确的只此一件。甲泡铭文“卫师”标明是卫国军队用品，卫师甲泡的出土打破了当时的媒体喧嚣一时的殷陵论①，证实辛村墓葬为卫墓。
3.2 成周戈、侯戟、戟证实辛村墓葬为公侯墓
成周是西周都城洛阳的称谓之一，“成周”二字习见于西周金文，西周铭文青铜器有“成周”者有近百件之多[7]，始见于周成王五年的何尊，铭文为“唯王初迁宅于成周”。成周戈出自42号墓。通内援长23厘米，援长17厘米，中宽3.5厘米，厚0.55厘米。重281克。内上有铭文“成周”二字，标明了辛村墓葬为西周时期墓葬。这只戈是西周中期短胡一穿实用戈的标准戈制。
3.3 陆尊铭文是确认康叔墓最直接的考古学证据
白作彝甗出自29号墓，腹内铭“白作彝”三字。甗腹部铸有弦纹，三只脚铸有饕餮纹饰。腰内侧横生三个小齿，齿上架一个心形的小箅。箅的一端有一个小钮，另一端有一只小铜钩与甗连接，可以自由开启和关闭。29号墓虽然只是一座中型墓，却出土了铭文为“白作彝”的甗，说明公族或侍从墓中随葬“公、白”之器是客观的事实。
束父辛鼎出自60号墓。两只耳朵高4.4厘米，通耳高24.4厘米，口高20厘米，口径18.6厘米，厚0.2厘米。重2122克。颈部铸有饕餮纹一周，分三组。腹部微微鼓起，有三只脚，都是柱型，其中一只脚是折过又经接补的，正面的中间有一道隐隐约约的裂缝。在腹内近口处铭“束父辛”三字。鼎底部内外留有三范铸痕，刚出土时可以清楚看到底部存有很厚的灼烟，说明是墓主人生前或其先人经常使用的器物，墓主人死后作为随葬品又埋入了墓中。
父癸爵出自60号墓。通柱高21.3厘米，腹深9.2厘米，流尾两端距17.8厘米，中宽8.1厘米，厚0.15厘米。重936克。器物制作工艺精巧，不仅腹部有雕铸精美的饕餮纹饰，而且流和尾之间的两个小铜柱顶也铸有水流形的涡纹，就连爵一侧的銴上也雕铸了精美兽面纹饰。爵的内璧有铭文“父癸”二字。刚出土时可以清晰地看到爵的底部留有很厚的烧灼烟灰痕迹，说明可以用来加热爵中的酒，同时也说明这些器物是墓主人生前或其先人经常使用的器物。
边卣出自60号墓。通梁高28.2厘米，盖高24.8厘米，口高18.9厘米，口径纵横10.8～13.8厘米，腹径纵横16.7～19.5厘米，厚0.3厘米。重400克。器物形状扁椭，有提梁，有盖，鼓腹圈足。肩部对生两耳，与提梁两端的兽头相环套。颈部铸云雷纹地对夔龙纹，以饕餮为中心。盖上铸有云雷纹地对夔龙纹，只是没有饕餮。足铸斜涡纹。提梁上铸有两个身子共一个头形状的夔雷纹。此处我们关注三点：一是器物制作工艺精巧，令人称奇，提梁预先铸成，卣的身体部分由两个模子合铸，合铸时互相环套;二是纹饰雕刻、铸造精细，刚出土时铜胎厚重晶莹，紫底，有黑漆光泽，腹内半边呈现与铜尊相似的孔雀蓝色;三是卣的腹底和盖子上铸有相同的铭文“边作车彝亚乐”六字。“亚乐”习见于金文，是商末贵族的标志铭文，因而此器既不是祭祀器，更不会是纪念器，应是殷遗之器不明缘由地作为了陆的随葬物。郭宝钧据此推测陆为殷遗更是缺乏说服力。
陆尊是辛村墓葬出土青铜器中最重要的一器。器高22.85厘米，深18.6厘米，口径19.7厘米，腹径14.25厘米，厚0.2厘米。重2328克。陆尊侈口鼓腹，圜底圈足，制作精细，铸纹图案极其精细。颈下与腹交界处有弦纹二道。腹上半部鑄有对夔纹，以饕餮头为中心，云雷纹地。腹下半部也铸有对夔纹，云雷纹地，但中心没有饕餮头。圜底外有长方格铸纹。器物刚出土时颜色黝绿，半边呈孔雀蓝色。口内缘上部留有丝织品的遗物痕迹，证实尊入葬时覆盖有丝质幕布，说明此器为墓主人陆的祭器。陆尊内铭文24字：“佳公原于宗周，陆从公亥洛，于官。商陆贝用，作父乙宝奠彝。”“佳”字形状类似于带羽的漂亮的鸟形，青铜器铭文中经常出现在“公”“王”前，本义为头或首之意。“公”字习见于西周青铜器，易辨易识，是西周诸侯国国君的称谓。“原”字意为前往。“宗周”是西周早期都城的称谓，也是周王室宗庙的所在。“宗周”二字习见于西周金文，现在见到的西周青铜器铭“宗周”二字有28件[8]。“亥洛”二字不解其意。“官”释为馆舍。“商”即赏。“贝”为赏赐之物。“于、从、用、作、父、乙、宝、奠、彝”诸字均常见于金文。郭宝钧和陈梦家均以“陆”字是营葬人的名字。笔者认为此字如是营葬人的名字则整句无解，如释为墓主人父乙的名字或墓主人父乙的官职，则上下文更为通畅。大意为：“公前往周王庭担任官职，家臣陆（墓主人父乙）跟从前往，赏赐给陆宝贝，用来制作祭器。” 陆尊铭文“陆随公到宗周”印证《左传·定公四年》“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大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五叔无官，岂尚年哉”以及《史记·卫康叔世家》“成王长，用事，举康叔为周司寇，赐卫宝祭器，以章有德”的记载真实可信，同时说明此器为陆之纪念器。
60号墓位于21号墓的正东方向，距离大约75米，和21号墓基本在同一纬度。这座墓没有墓道，墓室南北长2.85米，东西宽1.6米，深5.1米，没有椁室。紧邻60号墓东侧的59号马坑中出土了4匹完整的马骨，说明60号墓是21号墓的附葬墓，墓主人陆生前为21号墓主人卫康叔的家臣或仆从，生前随侍国君，死后葬于国君之侧。由此，蠡测21号墓为卫康叔墓。
陆尊铭文虽然不能完全准确辨识，仍粗略记载了营葬的主要事宜，“陆尊”为营葬人新铸，墓主人名“陆”，营葬人称“父乙”，“陆”随“佳公”到“宗周”担任官职。这里的“公”当指康叔无疑。卫康叔有关的传世青铜器多为“康侯”，这只尊铭却是两次出现“公”，这是康叔为卫“公”的确证。这里特别需要指出，60号中型墓是一座在考古发掘之前没有被破坏的墓葬，陆尊铭文传递的信息是完整的、科学的①。陆尊铭文是迄今为止关于卫康叔在西周王室担任司寇的最直接的考古学证据。
3.4 传世青铜器铭文佐证21号墓为卫康叔之墓
辛村墓葬反复被盗掘②，出土文物流散世界各地，英国、美国、日本的博物馆均有收藏的报告。国内博物馆的收藏也极其分散，清华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南京、抚顺、郑州、新乡、鹤壁等地博物馆均有收藏的报告。
沬司徒疑簋、康侯诸器、沬伯诸器等传世青铜器的出土地有三种说法：一说出自河南辉县固围村，二说出自河南卫辉，三说出自辛村[9]。辉县固围村墓葬经考古发掘已经确定为春秋战国时期，固围说法不攻自破。卫辉原属汲郡，现在为县级市，属于新乡市管辖，北距淇县城（朝歌）25千米，辛村南距今淇县城不足25千米，是传统卫地。只是因地处淇水北岸，后世行政区划多归浚县管辖，致使没有到过现场的论者误以为是两个地方。也就是说辛村本来就是汲郡卫地，所谓传世青铜器沬司徒疑簋、康侯诸器、沬伯诸器出自卫辉，实际就是出自辛村。
康侯丰方鼎是传出自辛村墓葬“康侯诸器”中最具代表性一器，该器现藏于台北博物馆。通高37.8厘米，口径20.4厘米。形状为长方槽形，双耳垂立稍向外侈，脚细长，柱状四角有“山”字型的扉棱，四壁以扉棱为中心铸有双排的“月”和分解式外卷角兽纹，内壁铸两行六字“康侯丰作宝彝”。出土时间不甚清楚，容庚以为应早于1931年。美国弗利尔博物馆收藏了传1931年出于辛村墓葬的4件铜器，铭文“康侯”二字，其中刀1、斧2、矛1。康侯诸器来源复杂，金文学界论及其出土地时常常出言谨慎。康侯诸器虽未标明为纪念何事而作，但确认为康叔祭祀器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此类器若非后世之赝品也应出自康叔墓中。沫司徒疑簋为纪念之器，康侯之器为祭祀之器，蠡测此二类器同出自21号墓。
沫伯诸器中的铭文“白”通“伯”，史料记载康叔之子称康伯，沫伯诸器之“沫伯”应是康叔之子康伯，沫伯诸器应是祭祀康伯而作的。沫伯诸器既是祭祀康伯而作的，自应出自康伯之墓。康伯为康叔之子，按照辛村墓葬规律，康伯之墓位置应在21号墓东南不远辛村房舍之下。总之，沫伯诸器应出自康伯墓。
21号墓是辛村墓葬群中最具代表性的大型墓葬，虽然早期盗扰严重，但椁室中保留了完整的井椁遗痕。这是十分珍贵的考古发现的井椁实例，与《仪礼》古卫国葬仪中“既井椁”的记载互为印证①。此外，在椁室的夹层中出土了人面的方相和象首椁饰②，《清理》《辛村》确认21号墓为公侯墓。
3.5 21号墓主人是辈分最长的卫国公侯——卫康叔
21号墓的位置在村西北通向庞村道路旁边，居于墓葬区的最北端和最西边。中原地区南北方向的家族墓葬，大都是按照长者在北、晚辈在南、长者在西、晚辈在东、头北足南、父登子肩的顺序排列，这样的葬俗到现在还在延续。鹤壁辛村卫国公侯墓葬大抵也是按照这个葬俗来排列，先从辛村村北口最西缘葬起，然后向南依次排列，顺延至淇河岸边，无法续葬了，然后再折向东100米左右另选葬地，仍按照由北向南、长者在北、晚辈在南的顺序依次顺列。陆尊铭文证实卫康叔死后葬在这里，21号墓为公侯墓，墓主人是墓葬区中辈分最长的人，卫国国君辈分最长的人当是卫国的第一个国君——卫康叔，蠡测21号墓主人为卫康叔。
4 结语
1957年，国务院批准设立鹤壁市，辛村由浚县划归鹤壁市郊区庞村镇管辖，现属鹤壁市淇滨区金山办事处，厘定辛村墓葬遗址名称——鹤壁辛村卫侯墓，简称卫侯墓。
传世青铜器沫司徒疑簋、康侯诸器、沫伯诸器出自鹤壁辛村卫国公、侯墓葬群，沫司徒疑簋、康侯诸器出自辛村21号墓，沫伯诸器出自康伯墓。
陆尊铭文是确认21号墓为康叔墓最直接的考古学证据;陆尊、沫司徒疑簋铭文印证了《周书·作雒解》“……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懋父宇于东”《左传·定公四年》“分康叔以大路……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史记·管蔡世家》“武王已克殷纣……康叔封，冉季少不得封”的记载真实可信。
21号墓排在整个鹤壁辛村卫国公、侯墓葬群的最西、最北边，墓主人是辈分最长的人，卫康叔是卫国的第一位国君，因而21号墓应是卫康叔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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