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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身于教育世家，祖父（卢木斋）与外祖父（严修）都是近代杰出的教育家。祖父办有木斋系列学校，外祖父办有南开系列学校。我母亲是外祖父开办的严氏女塾和保姆讲习所第一届学生，毕业后在北京蒙养院任教，是我国最早的一批学前教育工作者。北师大已故关瑞梧教授就是我母亲幼儿园的学生。今天回想起老一辈的功绩，不禁想到自己在旧社会就有机会接受健康的幼儿教育，直到高等教育。一生从事幼儿教育没有动摇和终止，都与老人家兴办新式教育，提倡女子教育，重视幼儿教育给我的影响密切相关。
1934年我在南开女中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教育系，主修学前教育。在前三年学习期问，学校规定去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见习，在四年级时应在校内附属幼儿园实习。学校附幼的孩子大多数是大学教师的子女，家庭生活条件好，有教养，懂礼貌，爱清洁，又在幼儿园受到良好的教育。但我见到大学校外成府街上有些贫苦家庭的孩子整天在外面闲逛、打闹、说脏话。他们的家长对这些孩子一般不管，孩子闯祸了，就打几个耳光。看到这种情景，我感觉燕京大学的墙里和墙外的差距太大了，如果我们不去主动教育，这些贫苦儿童是没有条件上学的。这时我萌发了给这些孩子办个幼儿园的想法。当我把这一想法与老师和同学一讲，立即得到他们的支持。老师就以学校的名义帮我们找到了一个带院子的房子，借来桌椅、教具，利用实习费用买来一些必要的玩具、教学材料。一个简易的幼儿园就这样办起来了。期末我们把家长请来。由孩子们展示学习成果，家长看到孩子们的进步十分欣慰。我们自己也从中获得教育儿童的宝贵经验。毕业前夕虽然听到：“大学毕业当幼稚园老师，是不是大材小用？”等诸如此类的议论。但我还是接受了老师的建议：“应当先到幼稚园去做些实际工作，多接触孩子，然后你才有资格当幼儿师范学校的教师。”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天津木斋学校，使木斋幼稚园恢复招生，我自己当老师。因为孩子不多，与孩子接触密切。容易发现孩子的性格各异，实施教育的方法也要有所不同。这一段的工作经历为我后来的幼教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后因母亲生病需要回家照顾。就回到北平。到北平不久又被邀请为协和医院创办幼稚园。这个幼稚园除有一位清洁工外，从借房子、家具、用具，从招生到当老师等工作都由我一人承担。因幼稚园的经费困难，我把家中的风琴搬到园里，有两个月也没要工资。这个幼稚园的孩子大都是医生的子女，家长们普遍重视教育，常常和我讨论些幼儿教育的问题，有时他们追问“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时。我也说不出道理来，常常有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感觉。一遇到这种情景，就觉得自己很贫乏，应当再学习，希望能在理论上再提高一步，并且也希望能有高一点的学历，于是决定报考燕京大学研究院。
1940年我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1941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关闭而辍学。我只好再次回到木斋学校担任教务主任，负责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的工作。工作不到两年，听说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我与同学历经坎坷辗转奔赴成都，去完成研究生的学业。到成都后，曾去参观加拿大教会办的树基儿童学园（以下简称“树基”）。这个“树基”亦为成都幼稚师范学校的附属幼稚园。园长蒋良玉先生知道我是学幼儿教育的，欢迎我去那里工作，并同意我继续完成硕士论文。我很高兴能到“树基”工作，在那里开始教6岁班，半年后我被聘为“树基”的教导主任，同时负责幼师二年级的见习，三年级的教学和实习。当时“树基”实行“单元教学”，为了便于教师备课，我和教师们一起用了近一年的时间，编写了一套《幼稚园春夏秋冬四季教材》和《幼稚园音律活动》《儿童舞蹈》等教材。我在“树基"SE作期间，兼职四川省立成都幼稚师范学校的教学工作。蒋良玉校长很注重学生的实际锻炼，一年级开始参观幼稚园，二年级有见习课，三年级学生全住在“树基”，上午实习，下午上课，这个方法非常有效。三年级除文化课外，专业课、班主任、实习，二年级的见习全由我负责。另外，蒋校长赴加拿大进修后，由我全面负责“树基”的工作。后来我还在华西大学家政系兼课，讲授学前教育课程。在完成以上工作的同时，我还要撰写自己的硕士论文。
“树基”属于加拿大教会，他们常有奖学金让人出去进修，蒋良玉校长1946年-1947年就是用这个奖学金出去的。因为我在“树基”已经工作四年，她回来时就替我申请了去加拿大多伦多儿童研究所进修的奖学金。我于1948年去多伦多大学儿童研究所进修了一年。于1950年8月30日回到北京。到京的当天就接到时任北京师范大学保育系主任关瑞梧教授来电，告我北师大决定聘我去保育系工作，让我9月1日报到，9月4日上课，讲授幼儿园语言、自然、音乐等三门教学法。
1952年，我国按照苏联模式进行了院系调整，北师大保育系与教育系合并。成为学前教育专业，我做新组成的学前教育教研组第一任主任，一直做了20多年。刚组成的教研组规模很大，人数有40多人，按照不同科目又由老教师、年轻教师、进修教师组成了若干教学小组。教研组还附设资料室、翻译室及附属幼儿园。教育部聘请的苏联幼儿教育专家来华后，工作室就安置在北师大教育系。为此，学前专业特增设了幼儿教育专修班和进修班。专修班主要招收全国有经验的高师、幼师教师，幼儿园园长和教师，以及一些省、市、自治区的幼教管理干部；进修班的级别较高，大都是大学教师和领导，主要是跟着苏联专家学习。专修班两年毕业，主要由本校教师给他们讲课，苏联专家给他们做讲座。对本校的青年教师则按照教育系领导提出的12字方针“系统学习。具体帮助。实际锻炼”进行培养。“系统学习”要求他们要认真学习苏联专家所授课程，同时到外校（医学院、林学院）、外系（中文系）学习相关的理论和专业知识，我们还先后送三位青年教师去苏联进修和读学位。“具体帮助”是给每位青年教师配有老教师指导其备课、讲课、听课、评课。“实际锻炼”是要求青年教师除讲课外。还要担任班主任、指导学生见习、实习，到幼儿园和幼师进行锻炼。
北师大为了贯彻“全盘苏化”的方针，苏联专家到校不久，一位副校长便叮嘱我说：“假如专家提出一百条建议，你执行了九十九条，也要对那没有执行的一条汇报原因。”第一位来的苏联专家戈林娜知道我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过的知识分子，就对我说：“学习苏联的经验，首先必须转变立场。你不能一边放着资本主义的书籍，另一边放着苏联的书籍。首先要把资本主义的东西彻底抛弃，才有可能把苏联的共产主义教育真正学到手。”我立即把从加拿大带回来的书籍、材料。以及解放前学习过的资料当废品处理掉了，下决心要全心全意学好苏联的先进经验。在我刚扔掉英文书那会儿，我仍然觉得加拿大布拉茨（Blatz）教授的心理学挺好。苏联专家似乎了解我的想法，总是和我强调不能再想着从前的那些，她说：“苏联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应该照着我们的做，你们学好了，就是走在前面。”第二位来的苏联专家叫马努依琏科，是个儿童心理学家，水平比戈林娜高，但脾气很大，什么事都要按她说的分毫不差地执行，否则，她就要大发脾气，所以我经常既胆怯又紧张。她给每个教学小组辅导时，她说我是教研组主任，都要参加。我对两位专家的建议可以说是唯命是从，不敢思考或与同行们分析一下，她们的建议是否适合中国的条件和需要。两位苏联专家在校期间，主要工作是系统讲课，带领全体教师去幼儿园观摩教学，学前组教师即席分析，苏联专家做总结。在戈林娜指导下，学前组教师系统地学习了苏联的《幼儿园教养员工作指南》。1954年受教育部委托，在马努依琏科指导下。由我总负责组织学前组全体教师、进修员，京津两市的幼教干部、园长、教师90多人，制定中国《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指南》内容包括：教育任务（总任务及各年龄班的任务），实现教育任务的手段，幼儿一日生活作息时间的安排，各年龄班的教育内容、教材和方法等。历时两年，于1956年完成初稿。教育部的领导们认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幼儿园教育指导书。是结合中国实际学习苏联的具体体现，也是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大合作。我们立即把《指南》印发给全国各地幼儿园及教育行政部门征求意见。不料，各地送来的意见尚未收齐。1957年的政治运动接踵而来，教育界的大批判中，幼儿教育领域就批《指南》，认为它是“资产阶级方向”“反动的儿童中心主义”“一面彻头彻尾的大白旗”。这个寿命不到一年的《指南》，就这样被当做“白旗”拔掉了。 经过几年向苏联学习的实践，客观地反思一下，我认为在新中国建国初期，两位苏联专家的到来，对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使我们明确一些重要问题。如：1.突出幼儿期不同年龄阶段的特点。教育任务应结合幼儿特点而具体化。为了更好地完成教育任务，必须研究儿童心理。正如马努依琏科所说：“儿童心理是教育工作的基础。”2.幼儿园与小学任务不同。幼儿园主导活动是游戏：小学的主要活动是上课。向苏联学习以后，我国幼教界提高了游戏在幼儿教育中的地位，特别是开展了多样的创造性游戏。3.全面发展教育要体现在幼儿的全日活动中，进行教育工作不仅限于上课。4.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教学，加强了工作的目的性和计划性。5.各科教学法的教师不仅要掌握该科目的教材和方法，还须研究这个学科的基本理论，从而提高教学法的质量。
向苏联学习的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两位苏联专家都强调“苏联的教育学是唯一正确的”，他们对西方的教育理论和经验完全否定，导致我国各地的幼儿教育不仅否定了西方，也否定了解放前我国自己已有的教育理论和经验，全面否定陈鹤琴先生的《活教育》同时，也将“单元教学法”废除并进行批判，这不符合我国“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的政策。另外，苏联专家的教育理念。过分强调集中统一，强调课堂教学的作用，把教师定位为教育过程的中心人物，限制了幼儿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展。虽然增强了教育的计划性和集体性，但忽视了幼儿的个性特点和教育的灵活性。
苏联专家回国后。我就思考如何走自己的路来建设中国幼儿教育。学前教育既然是一门科学，就需要用科学的实验来理解孩子，来实验适合的教育方法。所以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就和北师大幼儿园的教师合作，研究了几个课题。如“通过自我服务培养四岁幼儿的独立性”“通过游戏培养四岁幼儿互助友爱”。通过这些课题研究，不仅取得了科研成果。还培养了幼儿园教师的科研能力。在“文革”前后，我和同事们一起多次赴农村劳动锻炼。时间比较长的有两次。一次是1966年上半年去山西临汾。住在村办小学里。开始我们先在晋南几个县进行教育调查，没有交通工具。年轻的同事自己骑车，我就由教育局干部骑车带着我串村调查。调查回村后，我们就在临汾当地办了幼儿教师培训班，同时还办了一个小型幼儿园作为试点，由我们刚培训过的女孩当老师，一边教，一边学。做了一段时间后，组织了一次观摩教学，把当地的书记、队长请来看。他们看到孩子们经过培养这么能干，能唱能跳，还会说故事。这个小幼儿园受到了当地领导和群众的欢迎，领导说：“那就接着办吧！”可惜没过多久，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全体人员被召回北京。另一次是1974年去北京双桥公社。我和学前组部分教师、工农兵学员一起下乡。也是在劳动锻炼的同时办幼儿园和幼儿教师培训班，这次是由我们先培训工农兵学员，然后让他们再去培训农村幼儿教师或直接去幼儿园教孩子。这两次是我较长时间去为农村的幼儿教育服务。颇有收获，感受到送教下乡的需要。
文革结束以后，我又回到了学前教育教研组，这时我已年过六十，不再给本科生上课，也不再担任教研组的行政工作，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科研。除了继续之前一贯关注的游戏和玩具研究外，我开始重点研究蒙台梭利的教育，并于1985年出版了《蒙台梭利的幼儿教育》（该书于1987年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1982年，北师大学前教育专业建立研究生硕士点之后，我又成了最早的硕士生导师，我和研究生之间的教学相长，使我对学前教育某些问题有了更深更广泛的认识。第一届研究生毕业后，教育系又招了一届学前教育研究生班，仍由我负责。在带研究生的同时，我除继续“游戏”和“蒙台梭利的幼儿教育”研究外，开始参与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和培训工作。1983年随教育部赴比利时和印度考察；为民盟组织的幼儿教育培训活动，曾赴河北、内蒙古、山东、陕西、云南、广西等地讲课，事后出版了《幼儿教育必读》和《城乡婴幼儿教育指南》等书；在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也是参与儿童教育方面的活动。在此期间，我和北师大另一位老师一起主编了两套家庭教育丛书：《优生、优育、优教知识》《中国学前教育百科全书》
1987年我70岁退休，有幸我的寿命长，身体也还不错，我尚可以尽我所能，发挥点点余热。我继续关注学前教育的研究，组织编写了《学前教育原理》一书，并开始研究张雪门先生的教育思想。进入20世纪90年代，新的家庭教育问题日益突出，我又开始了家庭教育研究。于1990年担任了中国家庭教育学会第一任会长，1992年-2002年又担任学会主管下的《中华家教》杂志主编。我在90岁生日时写了一篇题为“家长的心态与儿童心理健康”的文章，发表在《学前教育》2007年第6期上，代表了我对家庭教育的一些看法。
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将我有关幼儿教育的著作和文章集为《卢乐山文集》出版，作为我一生从事幼儿教育事业的纪念。
我今年已过95周岁，一生中最珍贵的是我和幼儿教育结下了一世情缘。我所走过的幼教之路，是一个不断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也是一个对幼儿教育认识逐步深入的过程。由于一生从事教师的职业，我有幸面对婴幼儿、小学生、幼师生、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和进修员。我为他们的成长和他们为社会做出的贡献感到欣慰，我自认为学习努力，工作尽责，但在学术上没有高深的造诣，工作没有突出的贡献，我对政府、社会各界和北京师范大学对我的信任，给予我的荣誉和奖励，一直视为这是对幼儿教育事业的厚爱。
（编者注：本文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祝士媛教授在征得卢乐山教授同意后，将其个人口述自传编写而成的。）
1934年我在南开女中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教育系，主修学前教育。在前三年学习期问，学校规定去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见习，在四年级时应在校内附属幼儿园实习。学校附幼的孩子大多数是大学教师的子女，家庭生活条件好，有教养，懂礼貌，爱清洁，又在幼儿园受到良好的教育。但我见到大学校外成府街上有些贫苦家庭的孩子整天在外面闲逛、打闹、说脏话。他们的家长对这些孩子一般不管，孩子闯祸了，就打几个耳光。看到这种情景，我感觉燕京大学的墙里和墙外的差距太大了，如果我们不去主动教育，这些贫苦儿童是没有条件上学的。这时我萌发了给这些孩子办个幼儿园的想法。当我把这一想法与老师和同学一讲，立即得到他们的支持。老师就以学校的名义帮我们找到了一个带院子的房子，借来桌椅、教具，利用实习费用买来一些必要的玩具、教学材料。一个简易的幼儿园就这样办起来了。期末我们把家长请来。由孩子们展示学习成果，家长看到孩子们的进步十分欣慰。我们自己也从中获得教育儿童的宝贵经验。毕业前夕虽然听到：“大学毕业当幼稚园老师，是不是大材小用？”等诸如此类的议论。但我还是接受了老师的建议：“应当先到幼稚园去做些实际工作，多接触孩子，然后你才有资格当幼儿师范学校的教师。”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天津木斋学校，使木斋幼稚园恢复招生，我自己当老师。因为孩子不多，与孩子接触密切。容易发现孩子的性格各异，实施教育的方法也要有所不同。这一段的工作经历为我后来的幼教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后因母亲生病需要回家照顾。就回到北平。到北平不久又被邀请为协和医院创办幼稚园。这个幼稚园除有一位清洁工外，从借房子、家具、用具，从招生到当老师等工作都由我一人承担。因幼稚园的经费困难，我把家中的风琴搬到园里，有两个月也没要工资。这个幼稚园的孩子大都是医生的子女，家长们普遍重视教育，常常和我讨论些幼儿教育的问题，有时他们追问“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时。我也说不出道理来，常常有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感觉。一遇到这种情景，就觉得自己很贫乏，应当再学习，希望能在理论上再提高一步，并且也希望能有高一点的学历，于是决定报考燕京大学研究院。
1940年我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1941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关闭而辍学。我只好再次回到木斋学校担任教务主任，负责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的工作。工作不到两年，听说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我与同学历经坎坷辗转奔赴成都，去完成研究生的学业。到成都后，曾去参观加拿大教会办的树基儿童学园（以下简称“树基”）。这个“树基”亦为成都幼稚师范学校的附属幼稚园。园长蒋良玉先生知道我是学幼儿教育的，欢迎我去那里工作，并同意我继续完成硕士论文。我很高兴能到“树基”工作，在那里开始教6岁班，半年后我被聘为“树基”的教导主任，同时负责幼师二年级的见习，三年级的教学和实习。当时“树基”实行“单元教学”，为了便于教师备课，我和教师们一起用了近一年的时间，编写了一套《幼稚园春夏秋冬四季教材》和《幼稚园音律活动》《儿童舞蹈》等教材。我在“树基"SE作期间，兼职四川省立成都幼稚师范学校的教学工作。蒋良玉校长很注重学生的实际锻炼，一年级开始参观幼稚园，二年级有见习课，三年级学生全住在“树基”，上午实习，下午上课，这个方法非常有效。三年级除文化课外，专业课、班主任、实习，二年级的见习全由我负责。另外，蒋校长赴加拿大进修后，由我全面负责“树基”的工作。后来我还在华西大学家政系兼课，讲授学前教育课程。在完成以上工作的同时，我还要撰写自己的硕士论文。
“树基”属于加拿大教会，他们常有奖学金让人出去进修，蒋良玉校长1946年-1947年就是用这个奖学金出去的。因为我在“树基”已经工作四年，她回来时就替我申请了去加拿大多伦多儿童研究所进修的奖学金。我于1948年去多伦多大学儿童研究所进修了一年。于1950年8月30日回到北京。到京的当天就接到时任北京师范大学保育系主任关瑞梧教授来电，告我北师大决定聘我去保育系工作，让我9月1日报到，9月4日上课，讲授幼儿园语言、自然、音乐等三门教学法。
1952年，我国按照苏联模式进行了院系调整，北师大保育系与教育系合并。成为学前教育专业，我做新组成的学前教育教研组第一任主任，一直做了20多年。刚组成的教研组规模很大，人数有40多人，按照不同科目又由老教师、年轻教师、进修教师组成了若干教学小组。教研组还附设资料室、翻译室及附属幼儿园。教育部聘请的苏联幼儿教育专家来华后，工作室就安置在北师大教育系。为此，学前专业特增设了幼儿教育专修班和进修班。专修班主要招收全国有经验的高师、幼师教师，幼儿园园长和教师，以及一些省、市、自治区的幼教管理干部；进修班的级别较高，大都是大学教师和领导，主要是跟着苏联专家学习。专修班两年毕业，主要由本校教师给他们讲课，苏联专家给他们做讲座。对本校的青年教师则按照教育系领导提出的12字方针“系统学习。具体帮助。实际锻炼”进行培养。“系统学习”要求他们要认真学习苏联专家所授课程，同时到外校（医学院、林学院）、外系（中文系）学习相关的理论和专业知识，我们还先后送三位青年教师去苏联进修和读学位。“具体帮助”是给每位青年教师配有老教师指导其备课、讲课、听课、评课。“实际锻炼”是要求青年教师除讲课外。还要担任班主任、指导学生见习、实习，到幼儿园和幼师进行锻炼。
北师大为了贯彻“全盘苏化”的方针，苏联专家到校不久，一位副校长便叮嘱我说：“假如专家提出一百条建议，你执行了九十九条，也要对那没有执行的一条汇报原因。”第一位来的苏联专家戈林娜知道我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过的知识分子，就对我说：“学习苏联的经验，首先必须转变立场。你不能一边放着资本主义的书籍，另一边放着苏联的书籍。首先要把资本主义的东西彻底抛弃，才有可能把苏联的共产主义教育真正学到手。”我立即把从加拿大带回来的书籍、材料。以及解放前学习过的资料当废品处理掉了，下决心要全心全意学好苏联的先进经验。在我刚扔掉英文书那会儿，我仍然觉得加拿大布拉茨（Blatz）教授的心理学挺好。苏联专家似乎了解我的想法，总是和我强调不能再想着从前的那些，她说：“苏联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应该照着我们的做，你们学好了，就是走在前面。”第二位来的苏联专家叫马努依琏科，是个儿童心理学家，水平比戈林娜高，但脾气很大，什么事都要按她说的分毫不差地执行，否则，她就要大发脾气，所以我经常既胆怯又紧张。她给每个教学小组辅导时，她说我是教研组主任，都要参加。我对两位专家的建议可以说是唯命是从，不敢思考或与同行们分析一下，她们的建议是否适合中国的条件和需要。两位苏联专家在校期间，主要工作是系统讲课，带领全体教师去幼儿园观摩教学，学前组教师即席分析，苏联专家做总结。在戈林娜指导下，学前组教师系统地学习了苏联的《幼儿园教养员工作指南》。1954年受教育部委托，在马努依琏科指导下。由我总负责组织学前组全体教师、进修员，京津两市的幼教干部、园长、教师90多人，制定中国《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指南》内容包括：教育任务（总任务及各年龄班的任务），实现教育任务的手段，幼儿一日生活作息时间的安排，各年龄班的教育内容、教材和方法等。历时两年，于1956年完成初稿。教育部的领导们认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幼儿园教育指导书。是结合中国实际学习苏联的具体体现，也是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大合作。我们立即把《指南》印发给全国各地幼儿园及教育行政部门征求意见。不料，各地送来的意见尚未收齐。1957年的政治运动接踵而来，教育界的大批判中，幼儿教育领域就批《指南》，认为它是“资产阶级方向”“反动的儿童中心主义”“一面彻头彻尾的大白旗”。这个寿命不到一年的《指南》，就这样被当做“白旗”拔掉了。 经过几年向苏联学习的实践，客观地反思一下，我认为在新中国建国初期，两位苏联专家的到来，对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使我们明确一些重要问题。如：1.突出幼儿期不同年龄阶段的特点。教育任务应结合幼儿特点而具体化。为了更好地完成教育任务，必须研究儿童心理。正如马努依琏科所说：“儿童心理是教育工作的基础。”2.幼儿园与小学任务不同。幼儿园主导活动是游戏：小学的主要活动是上课。向苏联学习以后，我国幼教界提高了游戏在幼儿教育中的地位，特别是开展了多样的创造性游戏。3.全面发展教育要体现在幼儿的全日活动中，进行教育工作不仅限于上课。4.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教学，加强了工作的目的性和计划性。5.各科教学法的教师不仅要掌握该科目的教材和方法，还须研究这个学科的基本理论，从而提高教学法的质量。
向苏联学习的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两位苏联专家都强调“苏联的教育学是唯一正确的”，他们对西方的教育理论和经验完全否定，导致我国各地的幼儿教育不仅否定了西方，也否定了解放前我国自己已有的教育理论和经验，全面否定陈鹤琴先生的《活教育》同时，也将“单元教学法”废除并进行批判，这不符合我国“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的政策。另外，苏联专家的教育理念。过分强调集中统一，强调课堂教学的作用，把教师定位为教育过程的中心人物，限制了幼儿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展。虽然增强了教育的计划性和集体性，但忽视了幼儿的个性特点和教育的灵活性。
苏联专家回国后。我就思考如何走自己的路来建设中国幼儿教育。学前教育既然是一门科学，就需要用科学的实验来理解孩子，来实验适合的教育方法。所以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就和北师大幼儿园的教师合作，研究了几个课题。如“通过自我服务培养四岁幼儿的独立性”“通过游戏培养四岁幼儿互助友爱”。通过这些课题研究，不仅取得了科研成果。还培养了幼儿园教师的科研能力。在“文革”前后，我和同事们一起多次赴农村劳动锻炼。时间比较长的有两次。一次是1966年上半年去山西临汾。住在村办小学里。开始我们先在晋南几个县进行教育调查，没有交通工具。年轻的同事自己骑车，我就由教育局干部骑车带着我串村调查。调查回村后，我们就在临汾当地办了幼儿教师培训班，同时还办了一个小型幼儿园作为试点，由我们刚培训过的女孩当老师，一边教，一边学。做了一段时间后，组织了一次观摩教学，把当地的书记、队长请来看。他们看到孩子们经过培养这么能干，能唱能跳，还会说故事。这个小幼儿园受到了当地领导和群众的欢迎，领导说：“那就接着办吧！”可惜没过多久，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全体人员被召回北京。另一次是1974年去北京双桥公社。我和学前组部分教师、工农兵学员一起下乡。也是在劳动锻炼的同时办幼儿园和幼儿教师培训班，这次是由我们先培训工农兵学员，然后让他们再去培训农村幼儿教师或直接去幼儿园教孩子。这两次是我较长时间去为农村的幼儿教育服务。颇有收获，感受到送教下乡的需要。
文革结束以后，我又回到了学前教育教研组，这时我已年过六十，不再给本科生上课，也不再担任教研组的行政工作，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科研。除了继续之前一贯关注的游戏和玩具研究外，我开始重点研究蒙台梭利的教育，并于1985年出版了《蒙台梭利的幼儿教育》（该书于1987年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1982年，北师大学前教育专业建立研究生硕士点之后，我又成了最早的硕士生导师，我和研究生之间的教学相长，使我对学前教育某些问题有了更深更广泛的认识。第一届研究生毕业后，教育系又招了一届学前教育研究生班，仍由我负责。在带研究生的同时，我除继续“游戏”和“蒙台梭利的幼儿教育”研究外，开始参与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和培训工作。1983年随教育部赴比利时和印度考察；为民盟组织的幼儿教育培训活动，曾赴河北、内蒙古、山东、陕西、云南、广西等地讲课，事后出版了《幼儿教育必读》和《城乡婴幼儿教育指南》等书；在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也是参与儿童教育方面的活动。在此期间，我和北师大另一位老师一起主编了两套家庭教育丛书：《优生、优育、优教知识》《中国学前教育百科全书》
1987年我70岁退休，有幸我的寿命长，身体也还不错，我尚可以尽我所能，发挥点点余热。我继续关注学前教育的研究，组织编写了《学前教育原理》一书，并开始研究张雪门先生的教育思想。进入20世纪90年代，新的家庭教育问题日益突出，我又开始了家庭教育研究。于1990年担任了中国家庭教育学会第一任会长，1992年-2002年又担任学会主管下的《中华家教》杂志主编。我在90岁生日时写了一篇题为“家长的心态与儿童心理健康”的文章，发表在《学前教育》2007年第6期上，代表了我对家庭教育的一些看法。
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将我有关幼儿教育的著作和文章集为《卢乐山文集》出版，作为我一生从事幼儿教育事业的纪念。
我今年已过95周岁，一生中最珍贵的是我和幼儿教育结下了一世情缘。我所走过的幼教之路，是一个不断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也是一个对幼儿教育认识逐步深入的过程。由于一生从事教师的职业，我有幸面对婴幼儿、小学生、幼师生、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和进修员。我为他们的成长和他们为社会做出的贡献感到欣慰，我自认为学习努力，工作尽责，但在学术上没有高深的造诣，工作没有突出的贡献，我对政府、社会各界和北京师范大学对我的信任，给予我的荣誉和奖励，一直视为这是对幼儿教育事业的厚爱。
（编者注：本文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祝士媛教授在征得卢乐山教授同意后，将其个人口述自传编写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