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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读完上海文艺出版社新出版的《重放的鲜花》，不知不觉浸入了沉思默想。这集子所收集的都是二十多年前的旧作。但是，读过以后，仍然感到它们强烈的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我觉得高兴，同时悲哀。诚实，使这些作品虽几经斫仍保持着旺盛的活力。然而，它们所指责的、早该成为陈迹的坏现象却依旧存在。恐怕，这是那些作者们所始料不及和不愿看到的吧！
生活的真实性，是文艺作品生命的源泉。诚实的力量是不可摧毁的。这些作者，二十多年前是一批有生气的年青人。他们凭着年青人的敏感，抱着爱之愈深，责之愈切的心情，“干预生活”，爱憎分明地讴歌那些勇于向前的战士，鞭挞那些危害党的纯洁的病毒传播者，他们在艺术上本着“百花齐放”的方针，有所探求，有所创造。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儿子献给母亲的诤言，这些芳馨的小花，却成了他们受罪的材料，被说成毒草。他们得到了不公平的惩处，这些警世之篇也都被打发到阴山背后。历史无情地嘲弄了我们。假如当初能够从这些文章里得到一点点警觉，何至于有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文化专制主义呢？文艺作品固然没有兴邦丧国的力量，可是也有“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①的作用。要发挥这作用，就要求作者尊重生活的真实，站在人民的立场，永远说真话。也要求衡文者不要讳疾忌医，只喜欢喜鹊而厌恶乌鸦，听不进诚实的声音，更不能把诚实者打入“另册”。张志新烈士因诚实而被切断喉管然后处死的悲剧再也不能重演了！
细读这些旧作，《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改选》等“干预生活”的作品，究竟有什么谤世之言呢？《在悬崖上》、《小巷深处》、《红豆》等爱情题材作品又有什么诲淫的邪说呢？没有。不过是批评了罗立本、陈立栋、刘世吾等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者，赞扬了曾刚、黄佳英、林震这样的积极人物；不过歌颂了健康、高尚的情操，鞭挞了自私卑污的灵魂。这是相当温和恳切的评论，这是轻声细语的劝戒。然而，当时招致了怎样轩然大波的反击哟，好象是洪水猛兽来奔袭神州了！这些文章，缺点自然难免，但正如世上没有完美的神仙，伟大的杰作也有瑕疵一样，怎么能因此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呢？难道因诚实而有力量的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会因为几篇说实话的文章而动摇吗？不幸的是，围剿者和被围剿者当时大都确信这批判是正确的。扼杀这作品者，坚信自己在为捍卫真理而斗争。许多被扼杀者也痛心自己无意中砍了母亲一刀。双方都虔诚地勾销了自己诚实的权利，而把自己眼中所看到的真实解释为受了阶级立场的折光，诚惶诚恐地自我剖析非无产阶级的观念。但是，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决定了诚实正是他的特性。他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除了会失掉颈上的锁链以外，将毫无所失，而他将获得整个世界。所以他坦然，他无私，他勇敢地面对现实，他永远直率地说出真理，他永远永远地诚实。诚实是无产阶级力量的所在，是每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最大标志和权利。可是，我们曾经放弃了它，背离了它，而且还是那样虔诚地否认了它。
这是现代迷信造成的恶果！这是使整个民族受到惩罚的悲剧！
这悲剧到了林彪、“四人帮”猖獗时期，达于顶峰。为林彪、“四人帮”歌功颂德的谀词是当代最大的谎言，对党史的公然篡改是历史上罕见的造谣。然而这谎言，这谣诼，见于报章，宣于广播，载于书刊，传之人口；说谎者赏，诚实者罚。张志新烈士的头脑装不进谎言，就被装进子弹。于是，党和国家走向危机，国民经济面临崩溃！不诚实，害苦了我们的民族！
这土壤、这气候，培植出“瞎话文学”。谁说中国文艺界没有毒草？有的，林彪、“四人帮”的帮派文艺就是明证。
今天，党中央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旗，拨乱反正，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光明的中国，我们当然要恢复诚实的美德，捍卫诚实的权利，实事求是地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这是我们强大、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示！只有半路的无望者才靠谎言过日子！
革命的文艺自然也要恢复现实主义的传统，尊重生活的真实，站在人民的立场，睁开眼睛说出实话。但是，又有人挥舞着棍棒杀出阵来。他们指责说出了一些人民愿望的作品是“伤痕文学”、“暴露文学”，是消极的再也不能消极的作，品，是“给无产阶级专政脸上抹黑”，是大大的“缺德”！还有人学着姚文元的架势，以高屋建瓴的气派压过来，说这些“伤痕文学”产生的原因之一，是作者们不熟悉今天的生活，意即：今天本无伤，庸人自扰之！
他们又来勾销我们诚实的权利，他们又要我们堕入自觉说谎的万劫不复的地狱！当他们把真理当作任人打扮的柔弱的少女的时候，回答他们的只能是实践。请这些指责者们放出那“莲荷盈盈、艳阳高照”的作品吧，我们将乐于同你们比赛！请你们多写些有分量的“理论”文章吧，我们将欣然论争。然而，棍帽之类，权且高挂，反正总有一天，它们会落到适合者的头上。
难道还有比这个更难于让人理解的吗：在无数次灾难面前挺立不屈的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下的人民，竟然会因为几篇说出现状的文章而惶惑，竟然因为看到了早已感觉到的伤疼而灰心，竟然因为要治疗伤口而觉得脸上无光，而且，谁能够把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划上等号呢？那些可爱的指责者们，在标榜自己最最革命的同时，无意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真理和荒谬、实话与谎言的界限只有一步之差，极左的革命者，往往从违背生活的辩证法之路滑向泥坑。
因谎言而飞腾的人，自然不愿听到苦涩的真话。但我们的母亲是人民。她不但不愿听到美丽的空话和害人的谎言，她也能区别诚实和虚假。不管你怎样想用华美的词藻装饰伪词，她都要给你严肃的教训，因为她已经被骗够了！她已经从历史的悲剧中抬起了头！
愿意说谎的人继续去说吧，但是不要夺走人们诚实的权利，光明的谎言掩藏着黑暗，而诚实的刀剑却一定会砍掉荆棘，开辟出通向光明的道路。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决定地需要科学，科学的基础就是诚实。谎言终被否定，诚实却要永存。古往今来的一切传世之作所以能够存在，就在于它说出了当时的实情，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真实。《重放的鲜花》之所以历尽严寒在今天出现，还拥有众多的读者，原因也在于此。当春天已经步步逼进的时候，反复的寒流还有什么力量呢？四个现代化既然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反映生活真实的文艺作品的大量涌现也就势不可挡。今天，虽然还要为捍卫诚实而斗争，但这只不过说明了除旧布新时代的特点。实践将把真理的花朵铺满艺苑。不信吗？请你拭目以待。诚实者将永远不怕说谎者的棍棒。因为无数因诚实而殉难的人，把他们的精神传给了新的一代，这队伍强大而众多，谁也拦阻不住他们的向前的脚步了！
二
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他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在粉碎“四人帮”不久，就勇敢地、及时地着手编辑《重放的鲜花》这本书。这本书一刊登“新书预告”，读者就纷纷来信、汇款要求购买，在上海的书店一上架子就被“抢购”一空。
这本书收集的是二十多年前被批判过的所谓“毒草”，有众所熟知的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等十七位作者的二十篇小说、特写和散文。
为什么二十多年前的这些作品至今还这样扣动着人们的心弦？难道仅仅是技巧高、情节吸引人吗？不，在我看来，这些作品在艺术上并不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根本原因是它们异常深刻而又大胆地揭露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十分尖锐地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这些问题今天依然存在着——这恐怕就是我们感到亲切、感奋的缘故吧！
我们今天经常碰到陈立栋、刘世吾式的，甚至更胜过他们的人物。陈立栋这个角色是《新光日报》的总编辑，一个表面上恭谨勤劳、尊重上级、政治可靠，实际上满脑袋个人打算、贪图名位、排斥异己、喜欢奉承的所谓老干部。报纸办不好，由三万份猛跌到一万二千份，党的事业受损失，他不痛心。他最怕的是丢掉乌纱帽，因为房子、花园、小卧车早已和他长到一起、再也分不开了。还因为“总编辑毕竟是最理想的职业。他不必担心田里收成好坏，生产计划完成得怎样，……城里乡下，天大的事也找不到他陈立栋头上来。而且，就连这报道，也用不着他自己动手，只要他把这幢大楼里的事情管好就行”。刘世吾是区委组织部长，他对一切都满不在乎，把一切都看成“就那么回事”。他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还知道“是”一定要战胜“非”，又知道“是”不是一下子就战胜“非”。他不热爱“是”，也不仇视“非”，他是一个看透一切的“哲学家”，一个冷眼旁观的人。他认为青年人对缺点作斗争，“是一种可贵的、可爱的想法，也是一种虚妄”。对于十足地道的官僚主义者、麻袋厂厂长王清泉，他却认为是个“英勇的老同志”，“是个特殊人物”，而加以容忍。在今天我们的生活中，例如就有那么一些领导干部，忘记了自己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忘记了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责任，不顾党纪国法，为自己、为子女、为亲友谋私利、搞特权，把旧式官场的腐朽作风带进党内。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多么需要有黄佳英、林震那样敢想敢说的闯将啊！多么需要毛泽东同志生前殷切期望的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啊！黄佳英在讨论她入党问题的支部大会上，宁可不入党，也要站起来与陈立栋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林震在列席区委常委会时不顾什么人微言轻，敢于“霍地举起了手”，对组织部的问题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国家的希望，正是寄托在他们身上。
我们今天的文学家、艺术家，如果没有明确的是非，热烈的爱憎，只是平庸地、纯客观地写生活，或者昧着良心，写什么“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仗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叩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的“歌德文艺”，既感动不了自己，更感动不了别人。
实现“四化”，是充满着斗争的，需要我们拿出革命气概，勇敢地冲破禁区，大胆地干预生活！
三
五十年代，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引下，文坛上开放了一批鲜花。这就是《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红豆》，等等。可是，不多久，一阵寒流压来，这些鲜花被摧残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些鲜花竟然得到了重放的机会。就象蒙上污泥的明珠，一旦污泥洗去，立刻就放射出光辉。
建国三十年来，作品不少，可是许多为人遗忘了。《创业史》、《上海的早晨》这样的优秀作品，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摧残，《重放的鲜花》里的各篇，受摧残更早得多。现在读着它们，除了某些细节外，简直好象是刚刚写成的一样。
这正好表明了艺术真实的力量。这个集子里反映的社会矛盾，二十年来非但没有消失，而且扩大了。从中我们看到两种精神状态，一种是满怀社会主义建设的战斗热情，对真理爱得深，对错误、缺点很敏感，敢于同一切不良现象作斗争。另一种却是精神萎缩，目光短浅，有的官气十足，固步自封；有的随风转舵，奉承拍马，置人民利益于脑后。
《在桥梁工地上》是一篇揭露官僚主义、保守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企业管理造成的混乱和束缚的特写。桥梁队的队长罗立本有一句口头禅：“这在从前，连想也不敢想”。不错，我们在解放后所取得的成绩是大的，与“从前”相比，固然是“想也不敢想”，可是如何才能在已有水平上继续向前突破、取得更高更好的成绩呢？这一点罗立本不仅自己不愿意，而且还卑劣地给愿意这样干的干部穿小鞋。《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描绘了机关里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同暮气沉沉的保守势力的斗争。刘世吾是一个很典型的人物，他也有一句口头禅，叫做“就那么回事”。他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智慧，但他对一切不正常的现象都似乎看透了，不愤恨，也不激动。只要上级领导没有指示(照他的话说，“时机没有成熟”)，他宁可将精力耗费在看小说、学汉语拼音上。象罗立本、刘世吾这些干部，表面上守职尽责，也服从纪律，不贪污也不腐化，可就是看见国家吃亏他不着急，看见人民吃苦他不心疼。
《科长》中的王科长，《沉默》中的区长，是另一种干部典型，这些人心目中根本没有什么真理的标准，对他们来说，党和人民的干部的责任感是不存在的。他们所关心的就是如何领会上级领导的意图，取得上级领导的欢心。首长一摇头，王科长可以毫不犹豫地禁止一出戏，其实这出戏究竟哪儿不好，他自己也不知道。《沉默》中的区长无意间顶撞了县委书记的爱人，感到痛心万分，可是他压根儿也没认识自己工作中的主观、专制作风。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歪风邪气？作者也探索了其中的原因。一个是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家长制的遗毒。如《入党》中李院长说的：“你要建立一种信念，党的书记说你错了，你就真正的错了。”这种赤裸裸的家长制作风，正暴露了他们对党的利益的背叛。这样的思想也出现在《本报内部消息》的总编辑陈立栋头脑里，他的一句话就是法律，他摧毁了下属们的自信，要他们知道，只有按照他总编辑的思想来思考问题，才不会犯错误。然而，李院长、陈立栋们也不过是满足于做比他们更高一级的梁局长、刘书记的留声机而已。这一点，罗立本讲的最明白，他说：“我常想，有了党的正确领导，我们还需要作甚么呢？就是一条，不犯错误！不犯错误，就是胜利！”所以，罗立本根本不想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而且也讨厌别人这样干。他一方面抱怨工人们向领导提意见，着意栽培唯唯喏喏的干部，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唯唯喏喏地对待上级，认为只有这样，才不会犯错误，才会“胜利”。正因为上面有李院长、陈立栋、罗立本们，下面自然会有王科长、区长这样随风转舵的人。这些小说揭露了缺乏社会主义民主所造成的可怕后果和弊病。在今天看来，该有什么样的体会呵！
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不仅在于客观地描绘现实生活，提出生活中的问题，更在于对现实生活有一个革新的目标，要干预生活。这本集子的大部分作品，以及其中的人物如曾刚、黄佳英、林震、蒲塞风，寄托着作者们的理想和处世哲学。工程师曾刚(《在桥梁工地上》)用严密的科学精神来安排工作，使工人的积极性发挥到最高限度，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黄佳英(《本报内部消息》)、林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都认清了生活中的是与非，并勇敢地为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而斗争。蒲塞风(《西苑草》)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抱着高度的原则性和孩子般的真诚，不向保守思想和教条主义妥协让步。这一个个体现了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为小说增添了一种令人发奋向上的勇气和力量。
文艺的真实性，除了体现在能够揭示生活的本质方面和塑造真实的典型人物，还在于作者本身感情的真实。不能设想，用虚假的感情写出来的作品能够打动别人。《重放的鲜花》中有一部分爱情之花，它们散发出忧郁而真挚的芳香。我读了它们，很自然地想到一本最近出版的《爱情小说选》，里面收集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些爱情小说，虽然其中也不乏佳作，但总嫌有概念化的痕迹。主人公缺乏复杂的心理，缺乏真挚的情感，缺乏青年人对于爱情的美好追求，似乎他们都不过是在理性的支配下冷冰冰地遇上一个异性的革命同志，而不是在追求爱人。而我们读着《红豆》、《小巷深处》、《在悬崖上》、《寒夜的别离》等，就不能不被其中真挚的感情所感动。这些爱情故事也体现了当时的政治内容。作品中的爱情悲剧，大都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阴暗所造成的，其中不少是控诉了旧社会对青年人的腐蚀和残害。而且在结构上也差不多，几乎都是用倒叙法。但是，这每一篇作品都有独特的情调和内容，用其独特的感情来打动读者的心弦。我们从江玖和齐虹由于世界观的分歧终于破裂了的爱情悲剧中，看到了人的感情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我们既为江玖选择了正确的生活道路而庆幸，也深深地同情她那失去了爱情的痛苦。然而，我们读了《寒夜的别离》后，则会产生与读《红豆》完全不同的感情，对南燕的失去的爱情，除了深切的同情外，还由衷地赞美那种为他人幸福而甘愿牺牲自己幸福的崇高品格。从《小巷深处》中，我们仿佛听到了那一声声发自被侮辱和损害过的灵魂的呼号，作者写了一个在旧社会被生活所迫沦为妓女的姑娘，如何在耻辱中挣扎出来，追求美好的生活理想。我真希望现在社会上那些被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薰得晕头转向，甚至不愿珍惜贞操的女青年认真读一读这篇小说，搞清楚什么才是幸福，什么才是耻辱。
真实，是艺术的命根子。这些作品，在艺术技巧上有高低，也有个别篇章写的太冗长而不够凝炼，但它们都是生活的产物，不是概念的影子。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它们完全是崭新的，题材、思想、语言、风格，几乎没有一处是我们似曾相识的；而从生活的角度来看，它们又都是人们所熟悉的，只要闭上眼睛想一下，都会在自己的身边发现罗立本和刘世吾，都会为江玖、南燕、文霞的爱情遭遇流下同情的泪，这就是这簇鲜花经过风刀霜剑的摧残而不枯死的根本原因。
现在，又一个伟大的新时期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将会有真正的万紫千红铺满那新长征的道路。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读完上海文艺出版社新出版的《重放的鲜花》，不知不觉浸入了沉思默想。这集子所收集的都是二十多年前的旧作。但是，读过以后，仍然感到它们强烈的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我觉得高兴，同时悲哀。诚实，使这些作品虽几经斫
生活的真实性，是文艺作品生命的源泉。诚实的力量是不可摧毁的。这些作者，二十多年前是一批有生气的年青人。他们凭着年青人的敏感，抱着爱之愈深，责之愈切的心情，“干预生活”，爱憎分明地讴歌那些勇于向前的战士，鞭挞那些危害党的纯洁的病毒传播者，他们在艺术上本着“百花齐放”的方针，有所探求，有所创造。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儿子献给母亲的诤言，这些芳馨的小花，却成了他们受罪的材料，被说成毒草。他们得到了不公平的惩处，这些警世之篇也都被打发到阴山背后。历史无情地嘲弄了我们。假如当初能够从这些文章里得到一点点警觉，何至于有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文化专制主义呢？文艺作品固然没有兴邦丧国的力量，可是也有“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①的作用。要发挥这作用，就要求作者尊重生活的真实，站在人民的立场，永远说真话。也要求衡文者不要讳疾忌医，只喜欢喜鹊而厌恶乌鸦，听不进诚实的声音，更不能把诚实者打入“另册”。张志新烈士因诚实而被切断喉管然后处死的悲剧再也不能重演了！
细读这些旧作，《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改选》等“干预生活”的作品，究竟有什么谤世之言呢？《在悬崖上》、《小巷深处》、《红豆》等爱情题材作品又有什么诲淫的邪说呢？没有。不过是批评了罗立本、陈立栋、刘世吾等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者，赞扬了曾刚、黄佳英、林震这样的积极人物；不过歌颂了健康、高尚的情操，鞭挞了自私卑污的灵魂。这是相当温和恳切的评论，这是轻声细语的劝戒。然而，当时招致了怎样轩然大波的反击哟，好象是洪水猛兽来奔袭神州了！这些文章，缺点自然难免，但正如世上没有完美的神仙，伟大的杰作也有瑕疵一样，怎么能因此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呢？难道因诚实而有力量的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会因为几篇说实话的文章而动摇吗？不幸的是，围剿者和被围剿者当时大都确信这批判是正确的。扼杀这作品者，坚信自己在为捍卫真理而斗争。许多被扼杀者也痛心自己无意中砍了母亲一刀。双方都虔诚地勾销了自己诚实的权利，而把自己眼中所看到的真实解释为受了阶级立场的折光，诚惶诚恐地自我剖析非无产阶级的观念。但是，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决定了诚实正是他的特性。他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除了会失掉颈上的锁链以外，将毫无所失，而他将获得整个世界。所以他坦然，他无私，他勇敢地面对现实，他永远直率地说出真理，他永远永远地诚实。诚实是无产阶级力量的所在，是每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最大标志和权利。可是，我们曾经放弃了它，背离了它，而且还是那样虔诚地否认了它。
这是现代迷信造成的恶果！这是使整个民族受到惩罚的悲剧！
这悲剧到了林彪、“四人帮”猖獗时期，达于顶峰。为林彪、“四人帮”歌功颂德的谀词是当代最大的谎言，对党史的公然篡改是历史上罕见的造谣。然而这谎言，这谣诼，见于报章，宣于广播，载于书刊，传之人口；说谎者赏，诚实者罚。张志新烈士的头脑装不进谎言，就被装进子弹。于是，党和国家走向危机，国民经济面临崩溃！不诚实，害苦了我们的民族！
这土壤、这气候，培植出“瞎话文学”。谁说中国文艺界没有毒草？有的，林彪、“四人帮”的帮派文艺就是明证。
今天，党中央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旗，拨乱反正，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光明的中国，我们当然要恢复诚实的美德，捍卫诚实的权利，实事求是地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这是我们强大、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示！只有半路的无望者才靠谎言过日子！
革命的文艺自然也要恢复现实主义的传统，尊重生活的真实，站在人民的立场，睁开眼睛说出实话。但是，又有人挥舞着棍棒杀出阵来。他们指责说出了一些人民愿望的作品是“伤痕文学”、“暴露文学”，是消极的再也不能消极的作，品，是“给无产阶级专政脸上抹黑”，是大大的“缺德”！还有人学着姚文元的架势，以高屋建瓴的气派压过来，说这些“伤痕文学”产生的原因之一，是作者们不熟悉今天的生活，意即：今天本无伤，庸人自扰之！
他们又来勾销我们诚实的权利，他们又要我们堕入自觉说谎的万劫不复的地狱！当他们把真理当作任人打扮的柔弱的少女的时候，回答他们的只能是实践。请这些指责者们放出那“莲荷盈盈、艳阳高照”的作品吧，我们将乐于同你们比赛！请你们多写些有分量的“理论”文章吧，我们将欣然论争。然而，棍帽之类，权且高挂，反正总有一天，它们会落到适合者的头上。
难道还有比这个更难于让人理解的吗：在无数次灾难面前挺立不屈的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下的人民，竟然会因为几篇说出现状的文章而惶惑，竟然因为看到了早已感觉到的伤疼而灰心，竟然因为要治疗伤口而觉得脸上无光，而且，谁能够把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划上等号呢？那些可爱的指责者们，在标榜自己最最革命的同时，无意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真理和荒谬、实话与谎言的界限只有一步之差，极左的革命者，往往从违背生活的辩证法之路滑向泥坑。
因谎言而飞腾的人，自然不愿听到苦涩的真话。但我们的母亲是人民。她不但不愿听到美丽的空话和害人的谎言，她也能区别诚实和虚假。不管你怎样想用华美的词藻装饰伪词，她都要给你严肃的教训，因为她已经被骗够了！她已经从历史的悲剧中抬起了头！
愿意说谎的人继续去说吧，但是不要夺走人们诚实的权利，光明的谎言掩藏着黑暗，而诚实的刀剑却一定会砍掉荆棘，开辟出通向光明的道路。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决定地需要科学，科学的基础就是诚实。谎言终被否定，诚实却要永存。古往今来的一切传世之作所以能够存在，就在于它说出了当时的实情，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真实。《重放的鲜花》之所以历尽严寒在今天出现，还拥有众多的读者，原因也在于此。当春天已经步步逼进的时候，反复的寒流还有什么力量呢？四个现代化既然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反映生活真实的文艺作品的大量涌现也就势不可挡。今天，虽然还要为捍卫诚实而斗争，但这只不过说明了除旧布新时代的特点。实践将把真理的花朵铺满艺苑。不信吗？请你拭目以待。诚实者将永远不怕说谎者的棍棒。因为无数因诚实而殉难的人，把他们的精神传给了新的一代，这队伍强大而众多，谁也拦阻不住他们的向前的脚步了！
二
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他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在粉碎“四人帮”不久，就勇敢地、及时地着手编辑《重放的鲜花》这本书。这本书一刊登“新书预告”，读者就纷纷来信、汇款要求购买，在上海的书店一上架子就被“抢购”一空。
这本书收集的是二十多年前被批判过的所谓“毒草”，有众所熟知的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等十七位作者的二十篇小说、特写和散文。
为什么二十多年前的这些作品至今还这样扣动着人们的心弦？难道仅仅是技巧高、情节吸引人吗？不，在我看来，这些作品在艺术上并不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根本原因是它们异常深刻而又大胆地揭露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十分尖锐地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这些问题今天依然存在着——这恐怕就是我们感到亲切、感奋的缘故吧！
我们今天经常碰到陈立栋、刘世吾式的，甚至更胜过他们的人物。陈立栋这个角色是《新光日报》的总编辑，一个表面上恭谨勤劳、尊重上级、政治可靠，实际上满脑袋个人打算、贪图名位、排斥异己、喜欢奉承的所谓老干部。报纸办不好，由三万份猛跌到一万二千份，党的事业受损失，他不痛心。他最怕的是丢掉乌纱帽，因为房子、花园、小卧车早已和他长到一起、再也分不开了。还因为“总编辑毕竟是最理想的职业。他不必担心田里收成好坏，生产计划完成得怎样，……城里乡下，天大的事也找不到他陈立栋头上来。而且，就连这报道，也用不着他自己动手，只要他把这幢大楼里的事情管好就行”。刘世吾是区委组织部长，他对一切都满不在乎，把一切都看成“就那么回事”。他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还知道“是”一定要战胜“非”，又知道“是”不是一下子就战胜“非”。他不热爱“是”，也不仇视“非”，他是一个看透一切的“哲学家”，一个冷眼旁观的人。他认为青年人对缺点作斗争，“是一种可贵的、可爱的想法，也是一种虚妄”。对于十足地道的官僚主义者、麻袋厂厂长王清泉，他却认为是个“英勇的老同志”，“是个特殊人物”，而加以容忍。在今天我们的生活中，例如就有那么一些领导干部，忘记了自己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忘记了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责任，不顾党纪国法，为自己、为子女、为亲友谋私利、搞特权，把旧式官场的腐朽作风带进党内。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多么需要有黄佳英、林震那样敢想敢说的闯将啊！多么需要毛泽东同志生前殷切期望的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啊！黄佳英在讨论她入党问题的支部大会上，宁可不入党，也要站起来与陈立栋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林震在列席区委常委会时不顾什么人微言轻，敢于“霍地举起了手”，对组织部的问题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国家的希望，正是寄托在他们身上。
我们今天的文学家、艺术家，如果没有明确的是非，热烈的爱憎，只是平庸地、纯客观地写生活，或者昧着良心，写什么“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仗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叩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的“歌德文艺”，既感动不了自己，更感动不了别人。
实现“四化”，是充满着斗争的，需要我们拿出革命气概，勇敢地冲破禁区，大胆地干预生活！
三
五十年代，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引下，文坛上开放了一批鲜花。这就是《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红豆》，等等。可是，不多久，一阵寒流压来，这些鲜花被摧残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些鲜花竟然得到了重放的机会。就象蒙上污泥的明珠，一旦污泥洗去，立刻就放射出光辉。
建国三十年来，作品不少，可是许多为人遗忘了。《创业史》、《上海的早晨》这样的优秀作品，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摧残，《重放的鲜花》里的各篇，受摧残更早得多。现在读着它们，除了某些细节外，简直好象是刚刚写成的一样。
这正好表明了艺术真实的力量。这个集子里反映的社会矛盾，二十年来非但没有消失，而且扩大了。从中我们看到两种精神状态，一种是满怀社会主义建设的战斗热情，对真理爱得深，对错误、缺点很敏感，敢于同一切不良现象作斗争。另一种却是精神萎缩，目光短浅，有的官气十足，固步自封；有的随风转舵，奉承拍马，置人民利益于脑后。
《在桥梁工地上》是一篇揭露官僚主义、保守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企业管理造成的混乱和束缚的特写。桥梁队的队长罗立本有一句口头禅：“这在从前，连想也不敢想”。不错，我们在解放后所取得的成绩是大的，与“从前”相比，固然是“想也不敢想”，可是如何才能在已有水平上继续向前突破、取得更高更好的成绩呢？这一点罗立本不仅自己不愿意，而且还卑劣地给愿意这样干的干部穿小鞋。《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描绘了机关里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同暮气沉沉的保守势力的斗争。刘世吾是一个很典型的人物，他也有一句口头禅，叫做“就那么回事”。他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智慧，但他对一切不正常的现象都似乎看透了，不愤恨，也不激动。只要上级领导没有指示(照他的话说，“时机没有成熟”)，他宁可将精力耗费在看小说、学汉语拼音上。象罗立本、刘世吾这些干部，表面上守职尽责，也服从纪律，不贪污也不腐化，可就是看见国家吃亏他不着急，看见人民吃苦他不心疼。
《科长》中的王科长，《沉默》中的区长，是另一种干部典型，这些人心目中根本没有什么真理的标准，对他们来说，党和人民的干部的责任感是不存在的。他们所关心的就是如何领会上级领导的意图，取得上级领导的欢心。首长一摇头，王科长可以毫不犹豫地禁止一出戏，其实这出戏究竟哪儿不好，他自己也不知道。《沉默》中的区长无意间顶撞了县委书记的爱人，感到痛心万分，可是他压根儿也没认识自己工作中的主观、专制作风。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歪风邪气？作者也探索了其中的原因。一个是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家长制的遗毒。如《入党》中李院长说的：“你要建立一种信念，党的书记说你错了，你就真正的错了。”这种赤裸裸的家长制作风，正暴露了他们对党的利益的背叛。这样的思想也出现在《本报内部消息》的总编辑陈立栋头脑里，他的一句话就是法律，他摧毁了下属们的自信，要他们知道，只有按照他总编辑的思想来思考问题，才不会犯错误。然而，李院长、陈立栋们也不过是满足于做比他们更高一级的梁局长、刘书记的留声机而已。这一点，罗立本讲的最明白，他说：“我常想，有了党的正确领导，我们还需要作甚么呢？就是一条，不犯错误！不犯错误，就是胜利！”所以，罗立本根本不想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而且也讨厌别人这样干。他一方面抱怨工人们向领导提意见，着意栽培唯唯喏喏的干部，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唯唯喏喏地对待上级，认为只有这样，才不会犯错误，才会“胜利”。正因为上面有李院长、陈立栋、罗立本们，下面自然会有王科长、区长这样随风转舵的人。这些小说揭露了缺乏社会主义民主所造成的可怕后果和弊病。在今天看来，该有什么样的体会呵！
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不仅在于客观地描绘现实生活，提出生活中的问题，更在于对现实生活有一个革新的目标，要干预生活。这本集子的大部分作品，以及其中的人物如曾刚、黄佳英、林震、蒲塞风，寄托着作者们的理想和处世哲学。工程师曾刚(《在桥梁工地上》)用严密的科学精神来安排工作，使工人的积极性发挥到最高限度，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黄佳英(《本报内部消息》)、林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都认清了生活中的是与非，并勇敢地为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而斗争。蒲塞风(《西苑草》)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抱着高度的原则性和孩子般的真诚，不向保守思想和教条主义妥协让步。这一个个体现了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为小说增添了一种令人发奋向上的勇气和力量。
文艺的真实性，除了体现在能够揭示生活的本质方面和塑造真实的典型人物，还在于作者本身感情的真实。不能设想，用虚假的感情写出来的作品能够打动别人。《重放的鲜花》中有一部分爱情之花，它们散发出忧郁而真挚的芳香。我读了它们，很自然地想到一本最近出版的《爱情小说选》，里面收集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些爱情小说，虽然其中也不乏佳作，但总嫌有概念化的痕迹。主人公缺乏复杂的心理，缺乏真挚的情感，缺乏青年人对于爱情的美好追求，似乎他们都不过是在理性的支配下冷冰冰地遇上一个异性的革命同志，而不是在追求爱人。而我们读着《红豆》、《小巷深处》、《在悬崖上》、《寒夜的别离》等，就不能不被其中真挚的感情所感动。这些爱情故事也体现了当时的政治内容。作品中的爱情悲剧，大都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阴暗所造成的，其中不少是控诉了旧社会对青年人的腐蚀和残害。而且在结构上也差不多，几乎都是用倒叙法。但是，这每一篇作品都有独特的情调和内容，用其独特的感情来打动读者的心弦。我们从江玖和齐虹由于世界观的分歧终于破裂了的爱情悲剧中，看到了人的感情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我们既为江玖选择了正确的生活道路而庆幸，也深深地同情她那失去了爱情的痛苦。然而，我们读了《寒夜的别离》后，则会产生与读《红豆》完全不同的感情，对南燕的失去的爱情，除了深切的同情外，还由衷地赞美那种为他人幸福而甘愿牺牲自己幸福的崇高品格。从《小巷深处》中，我们仿佛听到了那一声声发自被侮辱和损害过的灵魂的呼号，作者写了一个在旧社会被生活所迫沦为妓女的姑娘，如何在耻辱中挣扎出来，追求美好的生活理想。我真希望现在社会上那些被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薰得晕头转向，甚至不愿珍惜贞操的女青年认真读一读这篇小说，搞清楚什么才是幸福，什么才是耻辱。
真实，是艺术的命根子。这些作品，在艺术技巧上有高低，也有个别篇章写的太冗长而不够凝炼，但它们都是生活的产物，不是概念的影子。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它们完全是崭新的，题材、思想、语言、风格，几乎没有一处是我们似曾相识的；而从生活的角度来看，它们又都是人们所熟悉的，只要闭上眼睛想一下，都会在自己的身边发现罗立本和刘世吾，都会为江玖、南燕、文霞的爱情遭遇流下同情的泪，这就是这簇鲜花经过风刀霜剑的摧残而不枯死的根本原因。
现在，又一个伟大的新时期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将会有真正的万紫千红铺满那新长征的道路。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