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明和韩寒都已经忙着拍电影了，笛安还一心一意地把心思放在写作上。作为郭敬明旗下的“文艺标杆”，笛安是作家，也是一位写作明星，她已经习惯了新作露面后的繁忙：密集地穿越城市与城市宣传签售，遭遇性质各异的媒体提问，会自觉挑选漂亮的衣服面对镜头。在新书《南方有令秧》宣传时，公司还拍摄了一段电影式的短片，期间穿插笛安的访谈。相比之前出道时大众对于80后作家的新奇和质疑，笛安说“现在记者的问题靠谱多了，不像当初，什么奇怪问题都有”。
　　好几年前，笛安去安徽游玩看到贞节牌坊，由此诞生《南方有令秧》。“这是一个发生在明朝的，经纪人如何运作女明星的故事。只不过这个女明星不是艺人，是个节妇。”笛安这样描述自己的新作。
　　为了熟悉那段历史，笛安翻了著名的《万历十五年》，却并未获得预期的收获：“明朝所留史料颇丰，但讲女子的却很少。书中说的还是‘大历史’，而且是男人的历史。可我需要的却是小人物的故事。”思来想去，笛安找来明代笔记小说、论文阅读，以此还原明代的生活细节，比如那时唱曲的女子如何取名、古老葬礼的规矩等等。
　　通读《南方有令秧》，情爱男女看世间情爱百态，明朝控看笛安笔下考证的生活细节，女权批判封建社会对女性的迫害，而作为作者，笛安只是安静地讲述完这个故事。“将作者自我代入、对号入座，是低级的写作手法。早年间的作品还会自我表达，现在已觉得‘自我’是多么渺小的存在。”不去“表达自我”，却不代表将作者的自我痕迹从作品中清除，笛安说她是把“自我”打碎成N多块搓揉到作品里。
　　除了聊写作，笛安也爱跟记者说她主编的《文艺风赏》，哪怕只是碎碎念加班到几点这种小事，神情就像妈妈在操心自家孩子。谈起2015年文艺风赏的计划，科幻绝对是重头。杂志专门开设了科幻栏目，郭敬明旗下的陈楸帆、宝树在“星云奖”获得不错的成绩。
　　“我读科幻文学不多，但在写作的想象力这方面获益匪浅。”笛安曾经在爸爸的书房中看过韩松的书，筹办《文艺风赏》时希望可以向韩松约稿，“他很痛快的就答应了。要知道刚刚筹备杂志时，有些作家一听我们的背景就不理会了”。
　　笛安还是第一个去阳泉采访刘慈欣的记者，“我跟刘慈欣聊天时，他说你有没有觉得，中国文学几千年了，看到月亮永远都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抬起头看月亮永远都代表了忧愁和伤感，人永远都是宇宙的中心，他认为这有问题。我们现在的文学为什么不能探索一种新的人和宇宙的关系？”听到他这么说，笛安真的快要哭出来了，“我觉得这正是我要的东西。我想要一种新鲜的审美观”。她坚信，下一个文学大师，一定是从科幻文学中诞生的。
　　 Q=《北京青年》周刊A=笛安
　　Q：关于新书，你曾说“真正艰难的在于运用所有这些搜集来的‘知识’进行想象”。
　　A：想写一个古人，要给人物间制造情境，以及在这个情境里发生的冲突，这些东西要用你获得的背景知识去想象，而不是用生活中的经验，我的经验其实也用不上。
　　Q：虽然小说背景放在古代，但你给女主角注入了很多现代精神，这种精神并不像很多穿越小说里那么表层，这种最明显的体现在哪里？
　　A：写这部小说时我想到徽州那种林立的牌坊，女人和牌坊是一种很沉重的关系。我想写这么一个女人：她生在那个年代，她没有机会拥有自己的事业，没法像现代的女孩一样自己去选择什么。一个守寡的妙龄女子，在四百年前的命运，就只剩下了拿牌坊这一条路，那她如何把这条路走得妙趣横生？我想写一个女人在这么严酷的条件下如何试着去掌握自己的命运。我想，这就是现代精神吧。
　　Q：老板郭敬明有没有看过新作？他的评价是什么？
　　A：他很喜欢书中的概念，就是两个弱势群体联手反抗强权的故事。我们之间并不像是“老板包装出一个作者”这么简单的关系。郭敬明也写东西，他能从书中看到笛安藏在哪里。
　　Q：后记中写《南方有令秧》找到了第一次写长篇的快乐，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快乐？
　　A：2012年写完《南音》之后我就没再写东西。我觉得我必须停下来歇一下。2013年动笔写《南方有令秧》时，我找到了第一次写长篇时的那种快乐，有了一种很单纯的愉悦。我曾经认为一个小说首要的任务是表达自我，而在瓶颈期中我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当自我越来越不重要时，我认为构筑一个世界出来是更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