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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冲击着陈旧的体制和机制。在这种背景下，不同思想观念之间的冲撞自然也就在所难免了。
雇工问题：“傻子瓜子”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乡的个体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其经营规模日渐扩大。在这个过程中，它们逐渐突破了国家规定的雇工8人的限额，成为事实上的私营企业。
雇工现象在各地的出现，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雇工问题一时间成为思想界、理论界关注的焦点。
当时，在全国引起争论的有两个经营和承包大户：一个是安徽省芜湖市的年广久，一个是广东省高要县的陈志雄。
年广久绰号“傻子”，1972年开始炒卖瓜子，由于他博采众长，改进炒作工艺，终于在1981年创制出了风味独特、并以自己绰号命名的“傻子瓜子”。为鼓励个体经济发展，芜湖市政府予以大力宣传，使本已在当地小有名气的“傻子瓜子”日趋火爆起来，“傻子瓜子”的经营规模迅速扩大。1981年，年广久雇用10人以上。从1982年10月开始，他先后在芜湖市增设了三个生产点，雇用60多人。1983年1月，年广久成立了安徽省芜湖市傻子瓜子总厂，雇工最多时达103人。
陈志雄是广东省高要县的农民。他1979年承包8亩鱼塘，第二年扩大到105亩，并开始雇工，有固定工1人，还雇用许多短工。第三年陈志雄的鱼塘扩大到357亩，雇工规模也随之扩大，除了5名固定工外，全年需请大量短工。
对这类经营和承包大户，有些人反對，主张限制或取消。1981年5月至9月，《人民日报》就“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在报纸上展开了专题讨论。在讨论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陈志雄在自己的劳动之外确实占有了雇工的一部分劳动价值：雇工经营有利于发挥“能人”的作用，即使有一点剥削，也不应大惊小怪。
此外，国内其他报刊上也不断刊登有关文章，围绕雇工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农村经济丛刊》自1982年第3辑开始，开展了对农村雇工经营问题的讨论。国务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也相继组织了调查组，对雇工现象展开各种形式的调研。各省的理论工作者也先后召开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讨论会。
当时，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雇工经营有无剥削以及雇工经营与资本主义雇工经营有无区别等问题上。
雇工现象的出现，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当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曾多次发表讲话，明确指出：对于雇工经营“不要采取‘戴帽子“割尾巴’等简单取缔的办法”，要在实践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取其利而除其弊。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针对有些人的担心，明确指出：“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1992年，邓小平在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邓小平从改革的全局出发，强调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最终使刚刚萌生的私营经济得以生存和发展。
“租界”风波：“革命先烈得来的土地，给你们一下子卖掉了。”
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我国沿海地区的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相继成立经济特区。然而，就在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机器轰鸣、劈山填海之际，有位抗战时期曾在这里打过游击的老战士泪流满面，痛心疾首地说：“革命先烈得来的土地，给你们一下子卖掉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外资经济开始逐步在我国发展壮大起来。这对于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不少人对近代中国饱受列强欺凌的惨痛历史记忆犹新。历史的阴影、盲目的排外情绪使许多人对中央利用外资、发展外资经济的方针感到难以理解和接受，有明显的抵触情绪。有人将改革开放后我国沿海地区设立的经济特区视同旧中国的“租界”，说什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之间变成解放前”。
这种心态不只是老同志有，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也怀有类似的疑问。
1982年上半年，在国内某家颇有影响的报纸上，以醒目的标题，刊登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一文。这篇文章从旧中国租界的形成谈起，借古讽今。作者意味深长地点明主题：租界的设立，不仅扩大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奴役和剥削，“还培植了中国的买办阶级。”这显然是在影射特区把土地有偿提供给外商使用有变成旧中国“租界”之嫌。
这篇文章在当时颇具代表性，它表明了一些人对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和发展外资经济的忧虑和疑惧。同年4月，某报又在“读史札记”栏目上登载了《痛哉！（租地章程）》，提醒人们：“外国侵略者通过历次《租地章程》大肆掠夺中国领土和主权的惨痛事实……对于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来说，它是不可忘记的一页。”与其说这些言论是在提醒人们勿忘国耻，不如说是借题发挥，不赞成甚至反对中国搞经济特区。
另外，人们议论较多的还有：特区是经济特区，政治上特不特呢？198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提出：“这些疑问是没有根据的。我国特区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特区内全面行使我国家主权，这和不平等条约产生的租界、殖民地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可见，我国在创办特区之初就已明确了特区的性质。
然而，当时党内仍有人对特区不放心。特区成立不久，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是通过深化改革来加以解决还是以此否定特区，便成为问题的焦点。
真正为特区正名的是邓小平。1984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到广东、福建等地视察，在几个特区挥笔题词，肯定了特区开放的经验。他不顾有的同志怕口子开得太多的忧虑，明确指出：除现在的特区以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于是就出现了沿海14个开放城市，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针对有些人害怕“三资”企业的发展会对民族经济构成威胁，邓小平也明确表示：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经济的发展需要各国资金和技术上的相互融合和交流。对外开放是相互的。中国的民族工业只有在日益密切的对外交往中，才能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认识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在摆脱了旧的观念的束缚之后，对外开放政策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和理解。经济特区迅速崛起的事实也消除了人们以前的种种疑虑。
（吕丽妮荐自《党史博采》）
雇工问题：“傻子瓜子”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乡的个体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其经营规模日渐扩大。在这个过程中，它们逐渐突破了国家规定的雇工8人的限额，成为事实上的私营企业。
雇工现象在各地的出现，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雇工问题一时间成为思想界、理论界关注的焦点。
当时，在全国引起争论的有两个经营和承包大户：一个是安徽省芜湖市的年广久，一个是广东省高要县的陈志雄。
年广久绰号“傻子”，1972年开始炒卖瓜子，由于他博采众长，改进炒作工艺，终于在1981年创制出了风味独特、并以自己绰号命名的“傻子瓜子”。为鼓励个体经济发展，芜湖市政府予以大力宣传，使本已在当地小有名气的“傻子瓜子”日趋火爆起来，“傻子瓜子”的经营规模迅速扩大。1981年，年广久雇用10人以上。从1982年10月开始，他先后在芜湖市增设了三个生产点，雇用60多人。1983年1月，年广久成立了安徽省芜湖市傻子瓜子总厂，雇工最多时达103人。
陈志雄是广东省高要县的农民。他1979年承包8亩鱼塘，第二年扩大到105亩，并开始雇工，有固定工1人，还雇用许多短工。第三年陈志雄的鱼塘扩大到357亩，雇工规模也随之扩大，除了5名固定工外，全年需请大量短工。
对这类经营和承包大户，有些人反對，主张限制或取消。1981年5月至9月，《人民日报》就“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在报纸上展开了专题讨论。在讨论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陈志雄在自己的劳动之外确实占有了雇工的一部分劳动价值：雇工经营有利于发挥“能人”的作用，即使有一点剥削，也不应大惊小怪。
此外，国内其他报刊上也不断刊登有关文章，围绕雇工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农村经济丛刊》自1982年第3辑开始，开展了对农村雇工经营问题的讨论。国务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也相继组织了调查组，对雇工现象展开各种形式的调研。各省的理论工作者也先后召开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讨论会。
当时，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雇工经营有无剥削以及雇工经营与资本主义雇工经营有无区别等问题上。
雇工现象的出现，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当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曾多次发表讲话，明确指出：对于雇工经营“不要采取‘戴帽子“割尾巴’等简单取缔的办法”，要在实践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取其利而除其弊。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针对有些人的担心，明确指出：“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1992年，邓小平在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邓小平从改革的全局出发，强调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最终使刚刚萌生的私营经济得以生存和发展。
“租界”风波：“革命先烈得来的土地，给你们一下子卖掉了。”
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我国沿海地区的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相继成立经济特区。然而，就在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机器轰鸣、劈山填海之际，有位抗战时期曾在这里打过游击的老战士泪流满面，痛心疾首地说：“革命先烈得来的土地，给你们一下子卖掉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外资经济开始逐步在我国发展壮大起来。这对于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不少人对近代中国饱受列强欺凌的惨痛历史记忆犹新。历史的阴影、盲目的排外情绪使许多人对中央利用外资、发展外资经济的方针感到难以理解和接受，有明显的抵触情绪。有人将改革开放后我国沿海地区设立的经济特区视同旧中国的“租界”，说什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之间变成解放前”。
这种心态不只是老同志有，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也怀有类似的疑问。
1982年上半年，在国内某家颇有影响的报纸上，以醒目的标题，刊登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一文。这篇文章从旧中国租界的形成谈起，借古讽今。作者意味深长地点明主题：租界的设立，不仅扩大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奴役和剥削，“还培植了中国的买办阶级。”这显然是在影射特区把土地有偿提供给外商使用有变成旧中国“租界”之嫌。
这篇文章在当时颇具代表性，它表明了一些人对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和发展外资经济的忧虑和疑惧。同年4月，某报又在“读史札记”栏目上登载了《痛哉！（租地章程）》，提醒人们：“外国侵略者通过历次《租地章程》大肆掠夺中国领土和主权的惨痛事实……对于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来说，它是不可忘记的一页。”与其说这些言论是在提醒人们勿忘国耻，不如说是借题发挥，不赞成甚至反对中国搞经济特区。
另外，人们议论较多的还有：特区是经济特区，政治上特不特呢？198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提出：“这些疑问是没有根据的。我国特区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特区内全面行使我国家主权，这和不平等条约产生的租界、殖民地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可见，我国在创办特区之初就已明确了特区的性质。
然而，当时党内仍有人对特区不放心。特区成立不久，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是通过深化改革来加以解决还是以此否定特区，便成为问题的焦点。
真正为特区正名的是邓小平。1984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到广东、福建等地视察，在几个特区挥笔题词，肯定了特区开放的经验。他不顾有的同志怕口子开得太多的忧虑，明确指出：除现在的特区以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于是就出现了沿海14个开放城市，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针对有些人害怕“三资”企业的发展会对民族经济构成威胁，邓小平也明确表示：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经济的发展需要各国资金和技术上的相互融合和交流。对外开放是相互的。中国的民族工业只有在日益密切的对外交往中，才能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认识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在摆脱了旧的观念的束缚之后，对外开放政策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和理解。经济特区迅速崛起的事实也消除了人们以前的种种疑虑。
（吕丽妮荐自《党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