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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给世界经济和政治带来严重影响。各国政府和民众在应对这场危机中的表现大不相同。危机形势下中美的文化心理差异暴露分明。从核心价值观、思维方式、人格特质、到道德行为规范，由于发展历史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两个国家在各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分析不同国家的文化和心理差异，有助于多元化世界的相互沟通和理解。
关键词：疫情;文化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跨文化研究
一、引言
截至2020年10月23日，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引发的流行病感染、在中国累计确诊超过9万1000人，中国以外地区累计确诊超过4000万人，美国超过860万人。[1]中国本土从1月初发现病例报告到2月中旬达到高峰，再到3月中旬基本控制，经历了一场全民动员的“防疫战争”， 成效十分显著。而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疫情应对方面缺乏有效措施，疫情失控，中美表现出的巨大差异令人深思。
首先是政府决策，相对于中国政府以人的生命最优先，不惜一切代价，美国政府则表现的资本优先，各项决策要先评估经济损失，一再错失管控机会。其次是民众的抗风险能力，中国民众的平均存款率远高过美国，受居家隔离政策总体影响较小，新冠病毒检测医疗都有政府负担，而美国民众的低储蓄率、高借贷率，使得维持生活成为问题，社会保险难以补贴高额的治疗费用。并表现出各种社会矛盾，国家与地方政府的责任矛盾，党派选举竞争矛盾，总统与医学专家建议矛盾等等，社会分化严重。相较，中国政府与民众齐心协力、团结一致，稳定控制了疫情、即便偶有境外流入也会迅速得到控制。
除了社会制度、经济、教育模式等的不同，中美两国的民众文化心理差异是导致疫情表现不同的原因。不同的发展历史产生不同的核心价值观，不同的文化习俗形成不同的心理特质，不同的生活背景导致不同的思维方式。
二、中美文化心理差异
1不同的核心价值观
彼得·沃克在《权力、差异和平等》书中说，美国是建立在拓荒精神的基础上，早期移民大多自信乐观、野心勃勃，而且所有这些都因随后的持续繁荣而得到加强。其核心特征（职业道德、聪明才智、远大抱负）至今未变。在中国，家庭是社会的核心组成部分，人们在家庭中明确自己的角色和责任，尊重社会支持政府，通过教育提升个人发展空间，讲求尊重和谦逊的美德。总的主题是和谐与平衡。美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全球强国，其核心文化主题包括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乐观和理想主义。中国有着悠久的儒家思想和占主导地位的汉族人口，是一个典型的文明国家，传统上以家庭为中心，以德治国。[2]
在世界观上，美国是一个典型二元论的西方社会，只认“赢家和输家”，有着两极分化的政党，社会不同阶层对事物有不同的期待和渴望。中国文化注重妥协，在差异中发现共性寻求“双赢”，而不是二元价值观。在西方个人权利至高无上，当政府决策损害个人利益，即使是为了民众整体考虑，也会受到批评，比如很多人拒绝强制隔离和戴口罩。在中国作为一种集体文化，家庭和社会优先于个人，注重社会家庭和个人角色、教育和道德制度，和谐平衡的重要性。
在消费观上，美国人追求的是瞬间的满足，这跟美国人稳定的生活水平有关。中国人是儒家的延迟满足，平均35-40%的储蓄率。彼得·沃克认为这是中国的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备所导致的。然而，到2019年末，中国基本养老平均参保率70%。[3]基本医疗参保率在95%以上[4]，但大部分中国人家庭仍然保持着量入为出、勤俭持家的传统，更多是受长期生活习惯影响。农耕文明的中国文化对于春耕秋收的理解，比之狩猎、游牧文明的即做即得，在劳动效果体验上完全不同。
2不同的思维方式
莫里斯等人以鱼群为启动刺激，探讨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归因倾向，发现美国人以内在归因为主，而中国人对个体行为的归因以外在归因为主。强调自我认同的西方文化观促使产生“独立型自我”， 这种自我具有自我倾注的特点， 对自己的注意多过他人（包括亲密他人， 如母亲）。东亚文化对基本社会联结的重视则更易产生“互依型自我”，此类自我对重要他人的信息更为敏感， 同样关注自我与亲密他人。[5]
从思维方式来说，美国人是线性思维（真假对立）、分析思维（个体特征）。中国人是辩证思维（真假共存）、整体思维（关系特征）。美国人相信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思维，受这种思维方式影响的人相信一个命题要么是对、要么是错，无中间性。西方文化中的人用分析方式处理问题，强调事物自身的特性，认为世界由无数个可以被看成是个体的事物组成，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特性，可以从整体中单独分离出来。因此，使得集中注意力于某一个体、分析它所具有的特性并控制其行为成为可能。中国人的辩证观从世界的变化性出发，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组成的矛盾统一体， 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任何事物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中国人倾向于用联系的、整體的观点看待问题，力图在这种复杂性之中去认识事物，对事物的分析也不仅仅限于事物本身，而且也包括它所处的背景与环境。中国人倾向于从整体的角度看问题，所以在认知事物的时候往往不能把个别事物从其所处的环境中分离出来。[6]
对待知识的态度、方式和目的来说，美国人是怀疑一切，由个人创造知识，热爱并追求真理，学习是启发式的，学问研究的是“是与非”。相对的，中国人一般不能怀疑先贤，是尊重式的、接受和吸收式的学习，讲求实用主义，学问研究的是“善与恶”。美国人倾向从一个大的环境中提取出单个的事物并对其做对错判断。中国人认为任何事物当中都蕴涵着矛盾，倾向用折中的办法处理问题。因此在解决矛盾时，美国人则求助于规则和法律，而中国人更多地求助于协商。中国人辩证与整体地看待问题的方式在任何时候都显得正确，但有可能阻碍对问题的进一步探索。美国人线性与分析的思维方式，有利于具体领域的钻研和知识发现，但有可能难以快速统一认知、形成有效决策，或者要通过反复的纠错才能达成预期目标。在应对COVID-19这种传染力极强的病毒传播时，窗口期把握十分重要，每一次争论导致的决策延误，都会影响到千万人的生命。 3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黄梓航、敬一鸣等人研究认为，近几十年来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社会大发展，人类社会的文化与民众心理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其基本趋势是个人主义正日益流行，传统集体主义则相对式微。但同时强调在接受西方文化最早的日本， 对团结、孝顺、服从权威、尊敬父母、勤奋等传统价值并未随着其快速发展而改变。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许多传统价值观（比如孝顺、宿命、祖先崇拜等）和现代价值观（自主、自立、独立）不但可以共存， 甚至能够相互加强。中庸对个体的适应价值在当代中国依然维持了很高的水平。认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并不完全是一个维度的两极， 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在社会变迁过程中， 并不总是此消彼长。
美国是个人主义国家，人权首先是个人权利。每个人作为上帝的儿子，都有尊严和价值，与其他人平等。个人主义文化强调个体的独立性、独特性以及自由选择，强调个体的能动性和独立的自我建构。个人主义文化有利个人主义相关的人格特质的培养， 比如独立性、自信、高自我积极性、自我展示等特征，反对过度遵从规范，强调基于独特性的自我表现。中国是集体主义国家，社会和家庭的福祉优先于个人权利。中国定义的人民，侧重于人民整体，这强化了集体主义文化。集体主义文化强调人的互依性、社会嵌入性以及对内群体（如家族）的义务与忠诚，强调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和互依的自我建构。集体主义文化有利于与集体主义相关的人格特质的培养，比如谦虚、同情、顺从等倾向，表现为对社会承认的需求、服从、观点采择等等。[7]
从疫情表现来看，中国的民众更团结，对政府号召政策响应更积极，行动快速统一，传统集体主义的团结精神促进了中央政府对国内疫情的快速控制。而美国社会从一开始就纷争不断，无论是戴口罩还是居家隔离，各阶层都出现了很多反对的声音。高借贷低储蓄率使得美国民众整体抗风险能力远低于中国，个人主义也影响了抗疫的实施效果，两极分化加剧的选举政治干扰了防疫政策，甚至戴口罩与否也成为政党支持的标志。[8]
4道德与行为规范
胡晓檬等人研究认为，西方人更加强调基于权利的道德（right-based morality），注重个体与生俱来的权益（比如机会平等），在公共事务中投入资源和利益是个体的自发行为。东方人更加侧重基于义务的道德（duty-based morality），看重个体对角色期望的满足和角色义务的履行（比如绵延子嗣）。义务导向的东方文化中，为集体贡献个人力量甚至牺牲个人利益，是文化规范所蕴含文化脚本的必要组成部分。
美国人更加注重关爱和公平这两个保障个体权益的道德范畴，从是否包含“伤害”元素来判断和衡量“不道德”程度，做出不道德行为之后，更多体验到罪惡感（guilt）。中国人更加强调忠诚与圣洁这两个保护群体秩序的道德范畴。更多将“不道德”与“不文明”紧密关联起来，中国人对于不道德更多表现出羞耻感（shame）。农耕文化为主的中国社会赋予群体和谐、等级制度和个人品德更多的积极价值，更加强调忠诚、权威及贞洁等道德品质，以维持农耕文明所需要的大规模合作需要。[9]
韩世辉、张逸凡在《自我概念心理表征的文化神经科学研究》一文中表示，对于双文化背景的被试，与亲密他人相联系的自我所具有的动态认知神经表征会因文化启动的不同而变化。而这种自我表征的暂时性动态变化是与自我表征在不同文化中的差异相一致的，都反映了文化价值与文化实践长期累积的影响。当今全球化发展导致了不同文化地区中的人们所秉持的价值观出现趋同态势， 拥有丰富多元文化经历的个体，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后习俗道德推理，在道德推理中能够更好的进行观点采择和更具同理心。新中国中青年一代，即受到传统家庭观念的文化影响，又经历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科学教育，多元化文化的发展背景，使得中国在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经济教育等方面快速提高国际竞争力。同时，在面对疫情这样重大突发危机事件时，又能表现出团结一致、快速有效的国家执行力。
三、差异来源分析
中美两国各方面的差异，基本上反映了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亚洲各国文化受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影响，集体主义高于个人主义，家庭和等级观念，中庸和儒家思想等，从语言词汇到节日习俗都留下了农耕文明的印记。
西方社会的历史，本源上是从游牧（狩猎）文明发展起来的，无论是海洋文明的大航海时代，还是工业文明的殖民时代，都离不开探索、掠夺的特征。对资源获取的主要方式是主动发现，攻击和占取。因此，西方人的性格更多表现为外向的、竞争和冒险的，对未知充满兴趣，善于突破性的创新。而从劳动结果来说，是即时满足的，自己得到了别人就失去机会，所以社会关系是对立（你我、输赢）的二元论。而跨地域移动的狩猎的生活方式，使得劳动成果交换成为必需，西方商业文明发达，商品交换过程中对契约精神的要求也就成为了必然。狩猎文明和商业文明总体上不需要建立严格、固定的组织合作关系，因此西方人在社会关系上表现为权力平等、独立、自由、个人本位。思维方式是求异的、否定的和批判性的，以区分个体和部分，识别事物的独特属性。个人主义国家需要支持型管理，保持政府在国内最低限度作用。美国人的先驱则更是西方社会中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
中国人的祖先起源于两河（黄河、长江）流域，整个国家西北和西南地区是高原山地，东部是大海，土地空间相对封闭，农业生产发达，农耕文明集合儒家文化持续发展了2000多年。农耕文明的重要表现为自给自足，重农轻商。劳动生产受土地和气候条件影响，劳动和收获有季节性特点。东方人的性格表现更多为内向、保守和封闭的，对自然环境有依从心理，常抱有忧患意识，生活上勤劳节俭，延迟满足，创新主要是应用和改善方面的。对于北方游牧文明的威胁和侵扰，总体表现是防御性的。因为总是在固定地域进行重复性、有组织的生产活动，主权领地意识强烈，社会交往频度高，社会关系复杂，人们对关系中的角色等级、身份地位等较为敏感。相对的，东方人在社会关系上表现为群体的、等级秩序要求的、群体本位。思维方式是求同、肯定和妥协的，以整合个体和部分，达到集体组织的稳定性和完整性。集体主义国家需要领导型管理，强调政府的权威性。
关键词：疫情;文化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跨文化研究
一、引言
截至2020年10月23日，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引发的流行病感染、在中国累计确诊超过9万1000人，中国以外地区累计确诊超过4000万人，美国超过860万人。[1]中国本土从1月初发现病例报告到2月中旬达到高峰，再到3月中旬基本控制，经历了一场全民动员的“防疫战争”， 成效十分显著。而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疫情应对方面缺乏有效措施，疫情失控，中美表现出的巨大差异令人深思。
首先是政府决策，相对于中国政府以人的生命最优先，不惜一切代价，美国政府则表现的资本优先，各项决策要先评估经济损失，一再错失管控机会。其次是民众的抗风险能力，中国民众的平均存款率远高过美国，受居家隔离政策总体影响较小，新冠病毒检测医疗都有政府负担，而美国民众的低储蓄率、高借贷率，使得维持生活成为问题，社会保险难以补贴高额的治疗费用。并表现出各种社会矛盾，国家与地方政府的责任矛盾，党派选举竞争矛盾，总统与医学专家建议矛盾等等，社会分化严重。相较，中国政府与民众齐心协力、团结一致，稳定控制了疫情、即便偶有境外流入也会迅速得到控制。
除了社会制度、经济、教育模式等的不同，中美两国的民众文化心理差异是导致疫情表现不同的原因。不同的发展历史产生不同的核心价值观，不同的文化习俗形成不同的心理特质，不同的生活背景导致不同的思维方式。
二、中美文化心理差异
1不同的核心价值观
彼得·沃克在《权力、差异和平等》书中说，美国是建立在拓荒精神的基础上，早期移民大多自信乐观、野心勃勃，而且所有这些都因随后的持续繁荣而得到加强。其核心特征（职业道德、聪明才智、远大抱负）至今未变。在中国，家庭是社会的核心组成部分，人们在家庭中明确自己的角色和责任，尊重社会支持政府，通过教育提升个人发展空间，讲求尊重和谦逊的美德。总的主题是和谐与平衡。美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全球强国，其核心文化主题包括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乐观和理想主义。中国有着悠久的儒家思想和占主导地位的汉族人口，是一个典型的文明国家，传统上以家庭为中心，以德治国。[2]
在世界观上，美国是一个典型二元论的西方社会，只认“赢家和输家”，有着两极分化的政党，社会不同阶层对事物有不同的期待和渴望。中国文化注重妥协，在差异中发现共性寻求“双赢”，而不是二元价值观。在西方个人权利至高无上，当政府决策损害个人利益，即使是为了民众整体考虑，也会受到批评，比如很多人拒绝强制隔离和戴口罩。在中国作为一种集体文化，家庭和社会优先于个人，注重社会家庭和个人角色、教育和道德制度，和谐平衡的重要性。
在消费观上，美国人追求的是瞬间的满足，这跟美国人稳定的生活水平有关。中国人是儒家的延迟满足，平均35-40%的储蓄率。彼得·沃克认为这是中国的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备所导致的。然而，到2019年末，中国基本养老平均参保率70%。[3]基本医疗参保率在95%以上[4]，但大部分中国人家庭仍然保持着量入为出、勤俭持家的传统，更多是受长期生活习惯影响。农耕文明的中国文化对于春耕秋收的理解，比之狩猎、游牧文明的即做即得，在劳动效果体验上完全不同。
2不同的思维方式
莫里斯等人以鱼群为启动刺激，探讨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归因倾向，发现美国人以内在归因为主，而中国人对个体行为的归因以外在归因为主。强调自我认同的西方文化观促使产生“独立型自我”， 这种自我具有自我倾注的特点， 对自己的注意多过他人（包括亲密他人， 如母亲）。东亚文化对基本社会联结的重视则更易产生“互依型自我”，此类自我对重要他人的信息更为敏感， 同样关注自我与亲密他人。[5]
从思维方式来说，美国人是线性思维（真假对立）、分析思维（个体特征）。中国人是辩证思维（真假共存）、整体思维（关系特征）。美国人相信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思维，受这种思维方式影响的人相信一个命题要么是对、要么是错，无中间性。西方文化中的人用分析方式处理问题，强调事物自身的特性，认为世界由无数个可以被看成是个体的事物组成，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特性，可以从整体中单独分离出来。因此，使得集中注意力于某一个体、分析它所具有的特性并控制其行为成为可能。中国人的辩证观从世界的变化性出发，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组成的矛盾统一体， 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任何事物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中国人倾向于用联系的、整體的观点看待问题，力图在这种复杂性之中去认识事物，对事物的分析也不仅仅限于事物本身，而且也包括它所处的背景与环境。中国人倾向于从整体的角度看问题，所以在认知事物的时候往往不能把个别事物从其所处的环境中分离出来。[6]
对待知识的态度、方式和目的来说，美国人是怀疑一切，由个人创造知识，热爱并追求真理，学习是启发式的，学问研究的是“是与非”。相对的，中国人一般不能怀疑先贤，是尊重式的、接受和吸收式的学习，讲求实用主义，学问研究的是“善与恶”。美国人倾向从一个大的环境中提取出单个的事物并对其做对错判断。中国人认为任何事物当中都蕴涵着矛盾，倾向用折中的办法处理问题。因此在解决矛盾时，美国人则求助于规则和法律，而中国人更多地求助于协商。中国人辩证与整体地看待问题的方式在任何时候都显得正确，但有可能阻碍对问题的进一步探索。美国人线性与分析的思维方式，有利于具体领域的钻研和知识发现，但有可能难以快速统一认知、形成有效决策，或者要通过反复的纠错才能达成预期目标。在应对COVID-19这种传染力极强的病毒传播时，窗口期把握十分重要，每一次争论导致的决策延误，都会影响到千万人的生命。 3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黄梓航、敬一鸣等人研究认为，近几十年来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社会大发展，人类社会的文化与民众心理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其基本趋势是个人主义正日益流行，传统集体主义则相对式微。但同时强调在接受西方文化最早的日本， 对团结、孝顺、服从权威、尊敬父母、勤奋等传统价值并未随着其快速发展而改变。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许多传统价值观（比如孝顺、宿命、祖先崇拜等）和现代价值观（自主、自立、独立）不但可以共存， 甚至能够相互加强。中庸对个体的适应价值在当代中国依然维持了很高的水平。认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并不完全是一个维度的两极， 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在社会变迁过程中， 并不总是此消彼长。
美国是个人主义国家，人权首先是个人权利。每个人作为上帝的儿子，都有尊严和价值，与其他人平等。个人主义文化强调个体的独立性、独特性以及自由选择，强调个体的能动性和独立的自我建构。个人主义文化有利个人主义相关的人格特质的培养， 比如独立性、自信、高自我积极性、自我展示等特征，反对过度遵从规范，强调基于独特性的自我表现。中国是集体主义国家，社会和家庭的福祉优先于个人权利。中国定义的人民，侧重于人民整体，这强化了集体主义文化。集体主义文化强调人的互依性、社会嵌入性以及对内群体（如家族）的义务与忠诚，强调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和互依的自我建构。集体主义文化有利于与集体主义相关的人格特质的培养，比如谦虚、同情、顺从等倾向，表现为对社会承认的需求、服从、观点采择等等。[7]
从疫情表现来看，中国的民众更团结，对政府号召政策响应更积极，行动快速统一，传统集体主义的团结精神促进了中央政府对国内疫情的快速控制。而美国社会从一开始就纷争不断，无论是戴口罩还是居家隔离，各阶层都出现了很多反对的声音。高借贷低储蓄率使得美国民众整体抗风险能力远低于中国，个人主义也影响了抗疫的实施效果，两极分化加剧的选举政治干扰了防疫政策，甚至戴口罩与否也成为政党支持的标志。[8]
4道德与行为规范
胡晓檬等人研究认为，西方人更加强调基于权利的道德（right-based morality），注重个体与生俱来的权益（比如机会平等），在公共事务中投入资源和利益是个体的自发行为。东方人更加侧重基于义务的道德（duty-based morality），看重个体对角色期望的满足和角色义务的履行（比如绵延子嗣）。义务导向的东方文化中，为集体贡献个人力量甚至牺牲个人利益，是文化规范所蕴含文化脚本的必要组成部分。
美国人更加注重关爱和公平这两个保障个体权益的道德范畴，从是否包含“伤害”元素来判断和衡量“不道德”程度，做出不道德行为之后，更多体验到罪惡感（guilt）。中国人更加强调忠诚与圣洁这两个保护群体秩序的道德范畴。更多将“不道德”与“不文明”紧密关联起来，中国人对于不道德更多表现出羞耻感（shame）。农耕文化为主的中国社会赋予群体和谐、等级制度和个人品德更多的积极价值，更加强调忠诚、权威及贞洁等道德品质，以维持农耕文明所需要的大规模合作需要。[9]
韩世辉、张逸凡在《自我概念心理表征的文化神经科学研究》一文中表示，对于双文化背景的被试，与亲密他人相联系的自我所具有的动态认知神经表征会因文化启动的不同而变化。而这种自我表征的暂时性动态变化是与自我表征在不同文化中的差异相一致的，都反映了文化价值与文化实践长期累积的影响。当今全球化发展导致了不同文化地区中的人们所秉持的价值观出现趋同态势， 拥有丰富多元文化经历的个体，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后习俗道德推理，在道德推理中能够更好的进行观点采择和更具同理心。新中国中青年一代，即受到传统家庭观念的文化影响，又经历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科学教育，多元化文化的发展背景，使得中国在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经济教育等方面快速提高国际竞争力。同时，在面对疫情这样重大突发危机事件时，又能表现出团结一致、快速有效的国家执行力。
三、差异来源分析
中美两国各方面的差异，基本上反映了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亚洲各国文化受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影响，集体主义高于个人主义，家庭和等级观念，中庸和儒家思想等，从语言词汇到节日习俗都留下了农耕文明的印记。
西方社会的历史，本源上是从游牧（狩猎）文明发展起来的，无论是海洋文明的大航海时代，还是工业文明的殖民时代，都离不开探索、掠夺的特征。对资源获取的主要方式是主动发现，攻击和占取。因此，西方人的性格更多表现为外向的、竞争和冒险的，对未知充满兴趣，善于突破性的创新。而从劳动结果来说，是即时满足的，自己得到了别人就失去机会，所以社会关系是对立（你我、输赢）的二元论。而跨地域移动的狩猎的生活方式，使得劳动成果交换成为必需，西方商业文明发达，商品交换过程中对契约精神的要求也就成为了必然。狩猎文明和商业文明总体上不需要建立严格、固定的组织合作关系，因此西方人在社会关系上表现为权力平等、独立、自由、个人本位。思维方式是求异的、否定的和批判性的，以区分个体和部分，识别事物的独特属性。个人主义国家需要支持型管理，保持政府在国内最低限度作用。美国人的先驱则更是西方社会中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
中国人的祖先起源于两河（黄河、长江）流域，整个国家西北和西南地区是高原山地，东部是大海，土地空间相对封闭，农业生产发达，农耕文明集合儒家文化持续发展了2000多年。农耕文明的重要表现为自给自足，重农轻商。劳动生产受土地和气候条件影响，劳动和收获有季节性特点。东方人的性格表现更多为内向、保守和封闭的，对自然环境有依从心理，常抱有忧患意识，生活上勤劳节俭，延迟满足，创新主要是应用和改善方面的。对于北方游牧文明的威胁和侵扰，总体表现是防御性的。因为总是在固定地域进行重复性、有组织的生产活动，主权领地意识强烈，社会交往频度高，社会关系复杂，人们对关系中的角色等级、身份地位等较为敏感。相对的，东方人在社会关系上表现为群体的、等级秩序要求的、群体本位。思维方式是求同、肯定和妥协的，以整合个体和部分，达到集体组织的稳定性和完整性。集体主义国家需要领导型管理，强调政府的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