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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小品演员、非著名话剧演员宋丹丹说：“希望有一天，话剧演员只靠演话剧就可以养活自己。”
两年前曝光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下称“北京人艺”）演员工资单中，包括宋丹丹、徐帆、濮存昕等在内的一级演员平均工资仅为2000余元，刚入行的四级演员工资不过800余元。
单靠演话剧无法生存的现实使众多演员纷纷寻找影视剧等多个出路，话剧艺术一度受冷。
一年前，方正文化艺术发展基金成立，探索文化团体和企业的合作模式，“给宋丹丹发奖金”的概念起步。除了话剧院团中的“头牌”——北京人艺外，一些改企后的“原国有剧团”也在艰难地探索着自己的谋生之路。
“急需一个剧场”
直到今天，太原市话剧团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韩林都清楚地记得自己2007年上任伊始看到的“震惊”场景：话剧团的院子里垃圾遍地、楼里潮气逼人，墙角是一片一片的霉斑，整个剧团甚至找不到一套完好的桌椅。
与破败的环境一致的是“混日子”的思想，当时的现实是“政府是投资主体，领导是基本观众，获奖是唯一目的，仓库是最后归宿”。有很多担心改企后失去“铁饭碗”的演员和工作人员纷纷办理内部退养手续，来避免未来可能应对的挑战。
2009年太原市话剧团核销了原有事业编制，注销了事业法人，在进行了企业工商注册后，正式“下海”成为太原市话剧团有限责任公司。如今，这家公司已经运营了将近两年。韩林坦言，“痛并快乐着”。
因为在原有基本工资基础上，实行了多劳多得的工资制度，“被调动起热情”的演员们都鼓足了劲儿参与演戏，甚至灯光、舞美的设计，目前这家曾经无戏可演的剧团有6部戏正在同时上演。
韩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剧团转企后国家有“扶持基金”，每年拨发大约100万元的经费。但这笔钱要养活全团50人左右的在职员工和几十名签约演员，还包括所有的运营和事业经费，而且按照政策只给拨款5年，“也许5年之后，就全靠自己了。”
韩林说，剧团目前最急需的就是一个剧场，做梦都想拥有一个，因为每场演出居高不下的场租一直是自己的“心头痛”。
北京一位不方便透露姓名的剧场负责人告诉记者，以北京市场为例，国家大剧院的场租约10万元一场，还不是什么人都能去，保利剧院大约5万元，人艺首都剧场的场租也要3万元左右，且话剧也不是只演一场，需要积累人气，这样对于一些小成本或者是地方剧团来说成本支出非常大。
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福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话剧圈里曾经流行着‘不演不赔，小演小赔，大演大赔’的说法。”而这种现象在改企剧团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韩林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他们出品的代表作《疯狂的疯狂》为例，该剧投资约为80万元，在演出30场左右时收回成本。而这部话剧进入真正市场的运营后，场租占到了演出成本的一半以上，而如果要长期演出的，是否可以保证一直有好的票房收入又是剧团面临的风险。
作为太原市的地方话剧团体，目前团里的红色话剧《红色遗言》正在太原市上演，由于赶上建党九十周年各种纪念会议和庆祝活动，各剧场的档期都很紧张。“砍价谈得都快翻脸的了，居高不下的场租还是占据了演出一场成本支出的50%～60%。”韩林说。
韩林表示，如果有了自己的剧场，演员们不仅可以有自己的排练场所，在演出时又可以免去成本支出中的大项“场租”，更长远的是，如果有了自己的剧场，也可以出租给其他演艺团体让剧团有了“长期的收益”。
今年5月，作为基层文化院团改企的代表，韩林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时，大胆地提出了“急需一个剧场”的请求。据韩林介绍，中央领导当时就请山西省有关同志协助解决。
但是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建剧场的地从何来？资金又由谁承担？面对这个还在构想中的剧场，韩林说：“这只是个开始。”
给宋丹丹发奖金
虽然在改企后剧团眼里，老大哥北京人艺过着“锦衣玉食”般的生活，但是话剧演员收入低几乎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人艺不会改企，但并不意味着人艺不需要来自企业的支持。”
从方正文化艺术发展基金启动一年来，一大创新就是依托观众评选，在人艺内部建立起了一种新的激励机制。最明显的变化是从2010年起首都剧场里就多了观众投票机器，每场演出结束后，观众都可以在投票机上选出本场表现最好的或给他们留下印象最深的演员。由此累积一年形成的投票最终决定了此次颁奖典礼的名单，也成为一种“奖金”的鼓励机制颁发给演员。
北京人艺演员队队长杨立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以前，演员酬劳平均396元每场。为了体现多劳多得，主角700元～800元每场，配角最低有120元～150元每场。张和平院长来了后，下了很大的决心，在北京市财政局还没有同意的前提下，把主角的一场演出提到1500元／场，配角最低400元／场。”
但即使这样，杨立新表示，通常演出一个话剧的排练时间需要两个月左右，演出最多也只有几十场，而主角没有演出时的工资也就2000元上下。
也许正因如此，近年来的影视作品中，经常能看到一些出身话剧舞台的演员，如濮存昕、梅婷?、刘烨?、孙海英、陈数等。
杨立新给记者打了个比方，“以前，有一个话剧，有一个电视剧，问我干哪个？我说干话剧。后来有一个好话剧，有一个差电视剧，问我干哪个？我说干好话剧。再后来，有一个好电视剧，好话剧，问我干哪个？我说我干好电视剧。”
“不是一定要挣大钱，这是一个很尖锐，但又很实际的问题。”杨立新说。
对此，张和平告诉记者，人艺是出艺术家不是出明星的地方，很多演员来到人艺或在人艺演戏，是为了“艺术追求而不是为了钱”。张和平指着首都剧场二楼的排练厅告诉记者：“现在楼上正在排演陈道明的新戏，每天排练十几个小时，这部戏按陈道明自己的话来说是‘一子儿不要’。”
但是张和平也坦言，年轻的演员和有经济实力的演员毕竟情况不同，诸如方正文化艺术发展基金等企业资金的支持也有助于对年轻演员的激励以及增加人艺学生公益场的演出和国内国际文化的交流。
据悉，人艺学生公益场始于2002年，票价从原来的80元～500元变成了10元～40元。为了让大学生们尽快买到票，北京人艺还专门派车到各大校园售票。北京师范大学在校生董萍告诉记者，每次人艺来校园销售的场面都非常火爆，有时必须规定每人限购张数，但还经常是“一票难求”。
不过和学生的热情相比，“超低票价”使得北京人艺要为每场演出倒贴3万元～25万元不等，而此时注入的方正基金无疑是一场“及时雨”。
方正集团首席品牌官魏亚欧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方正文化艺术发展基金首期规模为1500万元，合作期为三年。作为出资方，魏亚欧表示基金的性质为“公益基金”。当被问及，三年后是否还有新的延续性计划时，魏亚欧表示，到时候会根据人艺的实际需求而考虑是否追加投资，“我们先把这三年做好，但是未来很有可能继续投资。”
两年前曝光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下称“北京人艺”）演员工资单中，包括宋丹丹、徐帆、濮存昕等在内的一级演员平均工资仅为2000余元，刚入行的四级演员工资不过800余元。
单靠演话剧无法生存的现实使众多演员纷纷寻找影视剧等多个出路，话剧艺术一度受冷。
一年前，方正文化艺术发展基金成立，探索文化团体和企业的合作模式，“给宋丹丹发奖金”的概念起步。除了话剧院团中的“头牌”——北京人艺外，一些改企后的“原国有剧团”也在艰难地探索着自己的谋生之路。
“急需一个剧场”
直到今天，太原市话剧团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韩林都清楚地记得自己2007年上任伊始看到的“震惊”场景：话剧团的院子里垃圾遍地、楼里潮气逼人，墙角是一片一片的霉斑，整个剧团甚至找不到一套完好的桌椅。
与破败的环境一致的是“混日子”的思想，当时的现实是“政府是投资主体，领导是基本观众，获奖是唯一目的，仓库是最后归宿”。有很多担心改企后失去“铁饭碗”的演员和工作人员纷纷办理内部退养手续，来避免未来可能应对的挑战。
2009年太原市话剧团核销了原有事业编制，注销了事业法人，在进行了企业工商注册后，正式“下海”成为太原市话剧团有限责任公司。如今，这家公司已经运营了将近两年。韩林坦言，“痛并快乐着”。
因为在原有基本工资基础上，实行了多劳多得的工资制度，“被调动起热情”的演员们都鼓足了劲儿参与演戏，甚至灯光、舞美的设计，目前这家曾经无戏可演的剧团有6部戏正在同时上演。
韩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剧团转企后国家有“扶持基金”，每年拨发大约100万元的经费。但这笔钱要养活全团50人左右的在职员工和几十名签约演员，还包括所有的运营和事业经费，而且按照政策只给拨款5年，“也许5年之后，就全靠自己了。”
韩林说，剧团目前最急需的就是一个剧场，做梦都想拥有一个，因为每场演出居高不下的场租一直是自己的“心头痛”。
北京一位不方便透露姓名的剧场负责人告诉记者，以北京市场为例，国家大剧院的场租约10万元一场，还不是什么人都能去，保利剧院大约5万元，人艺首都剧场的场租也要3万元左右，且话剧也不是只演一场，需要积累人气，这样对于一些小成本或者是地方剧团来说成本支出非常大。
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福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话剧圈里曾经流行着‘不演不赔，小演小赔，大演大赔’的说法。”而这种现象在改企剧团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韩林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他们出品的代表作《疯狂的疯狂》为例，该剧投资约为80万元，在演出30场左右时收回成本。而这部话剧进入真正市场的运营后，场租占到了演出成本的一半以上，而如果要长期演出的，是否可以保证一直有好的票房收入又是剧团面临的风险。
作为太原市的地方话剧团体，目前团里的红色话剧《红色遗言》正在太原市上演，由于赶上建党九十周年各种纪念会议和庆祝活动，各剧场的档期都很紧张。“砍价谈得都快翻脸的了，居高不下的场租还是占据了演出一场成本支出的50%～60%。”韩林说。
韩林表示，如果有了自己的剧场，演员们不仅可以有自己的排练场所，在演出时又可以免去成本支出中的大项“场租”，更长远的是，如果有了自己的剧场，也可以出租给其他演艺团体让剧团有了“长期的收益”。
今年5月，作为基层文化院团改企的代表，韩林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时，大胆地提出了“急需一个剧场”的请求。据韩林介绍，中央领导当时就请山西省有关同志协助解决。
但是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建剧场的地从何来？资金又由谁承担？面对这个还在构想中的剧场，韩林说：“这只是个开始。”
给宋丹丹发奖金
虽然在改企后剧团眼里，老大哥北京人艺过着“锦衣玉食”般的生活，但是话剧演员收入低几乎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人艺不会改企，但并不意味着人艺不需要来自企业的支持。”
从方正文化艺术发展基金启动一年来，一大创新就是依托观众评选，在人艺内部建立起了一种新的激励机制。最明显的变化是从2010年起首都剧场里就多了观众投票机器，每场演出结束后，观众都可以在投票机上选出本场表现最好的或给他们留下印象最深的演员。由此累积一年形成的投票最终决定了此次颁奖典礼的名单，也成为一种“奖金”的鼓励机制颁发给演员。
北京人艺演员队队长杨立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以前，演员酬劳平均396元每场。为了体现多劳多得，主角700元～800元每场，配角最低有120元～150元每场。张和平院长来了后，下了很大的决心，在北京市财政局还没有同意的前提下，把主角的一场演出提到1500元／场，配角最低400元／场。”
但即使这样，杨立新表示，通常演出一个话剧的排练时间需要两个月左右，演出最多也只有几十场，而主角没有演出时的工资也就2000元上下。
也许正因如此，近年来的影视作品中，经常能看到一些出身话剧舞台的演员，如濮存昕、梅婷?、刘烨?、孙海英、陈数等。
杨立新给记者打了个比方，“以前，有一个话剧，有一个电视剧，问我干哪个？我说干话剧。后来有一个好话剧，有一个差电视剧，问我干哪个？我说干好话剧。再后来，有一个好电视剧，好话剧，问我干哪个？我说我干好电视剧。”
“不是一定要挣大钱，这是一个很尖锐，但又很实际的问题。”杨立新说。
对此，张和平告诉记者，人艺是出艺术家不是出明星的地方，很多演员来到人艺或在人艺演戏，是为了“艺术追求而不是为了钱”。张和平指着首都剧场二楼的排练厅告诉记者：“现在楼上正在排演陈道明的新戏，每天排练十几个小时，这部戏按陈道明自己的话来说是‘一子儿不要’。”
但是张和平也坦言，年轻的演员和有经济实力的演员毕竟情况不同，诸如方正文化艺术发展基金等企业资金的支持也有助于对年轻演员的激励以及增加人艺学生公益场的演出和国内国际文化的交流。
据悉，人艺学生公益场始于2002年，票价从原来的80元～500元变成了10元～40元。为了让大学生们尽快买到票，北京人艺还专门派车到各大校园售票。北京师范大学在校生董萍告诉记者，每次人艺来校园销售的场面都非常火爆，有时必须规定每人限购张数，但还经常是“一票难求”。
不过和学生的热情相比，“超低票价”使得北京人艺要为每场演出倒贴3万元～25万元不等，而此时注入的方正基金无疑是一场“及时雨”。
方正集团首席品牌官魏亚欧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方正文化艺术发展基金首期规模为1500万元，合作期为三年。作为出资方，魏亚欧表示基金的性质为“公益基金”。当被问及，三年后是否还有新的延续性计划时，魏亚欧表示，到时候会根据人艺的实际需求而考虑是否追加投资，“我们先把这三年做好，但是未来很有可能继续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