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随着各区域金融改革试验区、四大自由贸易区等区域金融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区域金融改革创新问题成为理论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本课题试图对我国主要的几个区域金融发展战略进行比较，从经济、区位、效率等方面分析区域金融改革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最后提出促进区域金融改革良性发展的建议，并为下一步深入推进云南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提供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区域金融 改革 效率 比较
我国是一个区域层次多样化的发展中大国，各地存在发展不平衡，经济特点差异大的特点，为了解决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适应性不够、金融资源错配等问题，区域金融改革便成为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一个新的突破点。区域金融改革突出区域性特征，注重从区域实际出发，具有与全局性金融改革不同的特点。区域金融改革自推动以来，中央在强化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的基础上，一直重视发挥地方在金融改革创新方面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形成了“自上而下”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基层探索相结合的改革推进模式，这些改革实践丰富多样，也初步显现了成效。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突出强调了深化金融改革这一重要任务，而未来我国金融改革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仍是深化区域金融改革。通过几年的实践，各地区改革的效果如何值得深入研究，本文旨在对典型的区域金融改革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分析，更清晰的梳理各地金融改革的成效，为未来如何深入开展区域金融改革提供支撑，并为下一步深入推进云南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区域金融改革比较分析
（一）区域金融改革模式
2012年以来，按照中央的要求，人民银行在全国选择了若干具有条件的地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区域金融改革试点，在空间布局上覆盖了东、中、西部地区，这些区域金融改革试点，主要是基于国家战略和区域特色考虑。从改革的设立模式来看可以分为三种模式：
一是针对金融领域专门设立的区域性金融综合改革。目前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有六个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泉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综合改革试验区、云南广西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青岛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以及吉林农村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二是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金融改革。这类改革是配合国务院有关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而出台的专项金融配套改革试点，有针对性的实施相关金融支持政策。主要包括：上海、天津、广东、福建四个自贸区金融改革方案；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金融专项方案；长株潭城市群金融改革发展专项方案；广州南沙新区深化粤港澳台金融合作和探索金融改革创新专项方案；黑龙江“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金融改革；武汉城市圈科技金融创新改革；江苏省泰州市金融支持产业转型升级改革创新试验区。
三是结合地方发展实际，针对金融某一领域推出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金融改革试点。主要包括：浙江丽水在自行探索的基础上，由人民银行与浙江省人民政府通过“行省共建”模式联合推动的农村金融改革试点；浙江台州小微金融改革；四川成都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结合普惠金融发展规划的青海省普惠金融综合示范区试点、陕西宜君县农村普惠金融示范区试点、河南省兰考县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5省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地区自主开展的金融改革，如：宁波市着力打造升级版的金融生态示范区；海南省力在探索农村金融改革的新模式；重庆探索建立统筹城乡的金融体制改革等。所有的这些改革从内容上看，主要涉及自贸区金融开放创新；民间金融与小微金融；农村金融改革与普惠金融、金融扶贫；具有区域特色的金融改革与创新。
（二）区域金融改革与区位及经济发展特点的关联性分析
经国家批准的区域金融改革试点有着明显的区位特征，大部分分布在沿海东部地区，与各地方的经济发展特点密切相关。各地区紧密结合区位优势、经济优势，大力开展金融改革，成效显著。
——与经济发展特点密切相关的改革。如：温州、泉州、义乌、黑龙江、吉林、河南兰考的金融改革源于其经济发展的特点：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祥地，温州市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金充裕，民间金融活跃，温州的金融改革围绕民间融资规范发展开展；泉州也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素以民营經济的活跃而著称，改革开放以来，泉州民营经济以年均30%以上的速度递增，泉州的金融改革围绕改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开展；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市场外向度达60%以上，义乌的金融改革以发展贸易金融为重点；黑龙江和吉林作为我国粮食主产区和商品粮生产基地，均是农业大省，两省改革紧密围绕农业、农村开展；兰考县是农业县、经济欠发达县的典型代表，在为县域金融发展探索出一条可持续的普惠金融发展之路具有较强的示范作用，并且兰考县在普惠金融方面也做了一些探索，具备创建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的条件。
——与区位、地理密切相关的金融改革如云南、广西沿边金融综合改革，青岛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长株潭城市群金融改革、青海普惠金融改革。云南广西作为我国同时面向东南亚、南亚开放的重要门户，沿边金融综合改革有利于把云南广西打造成为我国沿边开放“陆上珠三角”和向西开放“走出去”的先行区；青岛财富管理金融改革也是围绕区域比较优势开展，拥有国际性海港和区域性枢纽空港，经济发展较快，人民生活富裕；而长株潭城市群位于湖南省中东部，是湖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长沙、株洲、湘潭三市沿湘江呈“品”字形分布，是中部六省城市中全国城市群建设的先行者，因此围绕城市群建设开展金融改革；青海省是我国多民族聚居地区，具有地广人稀、生态价值重要、生态建设任务艰巨等特殊省情，因此在青海省开展普惠金融综合示范区建设，推动精准扶贫和生态改善，激发民族地区金融市场活力。
——与区位和经济发展特点均密切相关的改革，如：自贸区、珠三角、广州南沙新区的金融改革，这些地区都是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是我国创新能力最强、综合实力最强的地区，也是金融业聚集程度较高、金融业比较发达，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改革创新具有较强的辐射力和带动力。 ——与金融发展特点密切联系的改革，如：武汉、丽水、台州、成都、陕西宜君的金融改革以及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5省区绿色金融改革。武汉在科技金融方面做了诸多探索，科技金融事业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浙江省丽水市自2003年开始就在农村金融改革方面大胆的创新创，创下了诸多全国第一、浙江全省第一，形成“丽水模式”，成为全国样板；台州小微金融的表现近年来已被同行称为“台州模式”，台州小微贷款比重高，小微金融服务机构组织结构完备，小微金融服务产品丰富和服务能力强，信用环境和风险化解机制等都具有明显优势；成都市是全国首批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探索符合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要求的金融改革创新也开展了很多尝试；人民银行对宜君县进行了持续十多年的定点扶贫，随着金融政策支持、产业帮扶、资金帮助等政策不断落地，宜君县涉农金融服务创新不断深入，开展普惠金融试点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5省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是因为在前期这5个省区都已经积极探索了绿色金融实践，在支持产业绿色转型、支持绿色发展方面都有一定的基础，在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产业基金，甚至在环境权益交易等方面都进行了积极探索创新，且选取这5个省区还考虑到空间布局，东部、中部和西部都覆盖。
（三）金融改革效率实证分析
各地区的改革探索实践丰富多样，也初步显现了成效，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推广的改革经验，但各地区改革的效果从量化的角度来看如何，这是本部分要深入分析的。这些改革地区试点开展时间存在先后顺序，为了便于比较改革效果，选取改革试点已开展至少两年以上或者是在试点开展前已做了很多改革探索工作的地区进行分析，并且考虑不同改革内容的试点效果，因此选取上海、天津、广东、福建、云南和广西、丽水、义乌、台州、温州、湖南、泉州、黑龙江、青岛、武汉、四川16个地区的改革成效从效率的角度进行分析。
1.评价方法及指标选取。本文采取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中的可变规模收益模型即BC2模型对我国16个地区的改革成效进行测度。将金融改革效率划分为两个个层次：首先是金融资源的聚集效率，金融系统具有广泛吸收和聚集金融资源的功能，能够加速资金的积聚和集中；其次是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即通过金融机构的运作把金融资源配置到效率高、贡献大、急需资金的部门和地方去，加速资本形成，推动经济增长。
由于每个试点地区进行改革的时间不同，所以本文对每一个决策单元（一个改革试点地区视为一个决策单元）进行纵向分析，分析每一个决策单元改革前改革后的金融效率是否有明显变化。样本期选取2004年～2015年1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16个地区包括直辖市、省份、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根据数据的获得性，均采用改革地区所在的省的数据，因此，选取上海、天津、广东、福建、云南、广西、浙江、湖南、黑龙江、山东、湖北、四川12个省份进行分析，数据来自于相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或通过简单处理获得。
2.评价结果分析。通过DEA模型分析，得出12个省份的金融资源的聚集综合效率和金融资源的配置综合效率（见表1、表2）。
结果表明，上海、浙江两地改革启动较早，金融改革的效率有明显的提升，但持续性不够，金融改革的效率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效率上，因为这些地方的金融聚集早些年就已达到一定程度了，聚集效率提高较难，改革以来效率的提高主要是资源配置上更加有效，但2015年未达到有效前沿，说明持续性不够，改革到了一定程度创新政策的落地越来越难。广东、福建由于金融改革而带来的聚集效率提高明显而效率提升不是很明显或者效果还未显现，说明改革推动了金融体系聚集效率，但现有的金融资源还未发力。云南、广西、湖南、黑龙江、山东、湖北、四川等地区改革以来不论是聚集效率还是配置效率都有了明显提升，都处于有效前沿，金融改革确实带来了金融效率的提升，金融体系的聚集程度提高了，对经济增长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结论及建议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在改革初期改革的有效性较为明显，尤其是金融的聚集效率，这与改革推动初期首先是完善组织体系建设有关，同时，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也会有明显提升，各项针对性的改革政策的推动落实会对市场带来一定刺激，效率會有明显的提升，但随着改革的推进，该释放的政策效应已释放得差不多了，要想再放大政策效应就很艰难了，而且改革中“好啃的骨头”已经啃完，剩下的就是“难啃的硬骨头”了，改革的有效性就不会像改革初期那样凸显。所以改革效果的持续性值得关注，此外，我们的区域金融改革中还存在对改革试点的认识存在偏差，希望制造“政策洼地”，希望通过获取更多的金融资源来解决实体经济、产业结构和企业经营等方面的困难，有的地方提出的改革试点措施缺乏针对性，操作性不强，这些都影响了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
就全国而言，为进一步推动区域金融改革，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和市场的积极性。对于金融改革来说，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组织协调作用，在优化政策、建立机制和强化服务上下功夫，尤其是搭建平台，政府要为市场主体“唱好戏”“搭好台”，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互利互惠”的良好局面。此外，要主动转变政府职能，把该放给市场的权放足、放到位，减少对市场的过度干预。目前，地方政府对于区域金融改革的积极性很高，想借助金融改革的平台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但重要的是要充分调动金融机构等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在推动自身发展、获取利益的同时，促进金融改革持续推进，通过建立具有商业可持续性的金融组织体系和市场化的金融资源配置机制，促进经济和金融的可持续互动发展。
二是体现产异化改革政策，使改革政策红利得到充分释放。虽然是区域金融改革，但很多改革政策是全国统一的，有的地方因为市场培育度不够，难以达到享受政策的条件，有了政策但难以落地，影响了改革的推进。从另一个侧面也体现了金融改革政策的差异化程度不够，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有适当的变通，这样才能充分释放政策红利。 三是建立健全多方联动的政策支持体系。区域金融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面广，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建立起相应的多方联动的工作机制和配套政策，加强金融、财税、产业、投融资、贸易等政策的协调配合，发挥各项政策在鼓励和支持区域金融改革的协同效应，通过建立健全多方联动的政策支持体系为深化区域金融改革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从另一方面来说，金融与经济是利益共同体，金融为经济提供“血液”的滋养，而经济是金融发展的基础，深化金融改革需要有良好的经济作为发展后盾，这就必须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经济与金融相协调的政策支持体系也会促进两者的良性发展、互为促进。
就云南省而言，应该抓住深化金融改革机遇，借鉴其他区域金融改革试点经验，深入推进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点：
一是要加大市场培育程度，增强涉外经济基础，使金融创新政策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加大总部经济建设，并且通过总部经济的辐射和扩散效应更进一步地促进金融、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利用效率的提升和建设规模的扩大，进而最终形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两者良性互动的循环。充分运用现有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发挥南博会、边交会等平台在对外开放中的作用，整合境内、境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依托重点城市和内外通道，合理布局保税区、跨合区，主动承接跨国产业转移，利用东西部经济落差形成的梯度，发挥劳动力等要素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积极吸引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外向型特色产业基地。
二是通过集成创新促进区域金融改革。区域金融改革就是在结合实际情况先行先试的摸索中找到改革的突破点，因此对上要积极争取顶层设计上的“政策突破”，但在“政策突破”短期内难以实现的情况下更要注重“集成创新”，要两条腿走路，既要在“政策突破”上尽力争取，更要在“集成创新”上积极作为。“集成创新”就是要立足现有政策框架，通过重新组合、深入挖掘，把现有政策工具用好用足，使金融服务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可以借鉴的例子如浙江丽水的金融改革，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林权贷款贷款、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农村担保体系建设等改革项目都没有涉及突破政策的内容，但通过搭建起林权交易中心等服务平台，把现有政策组合起来，将各有关部门的职能充分有效地发挥出来，有效提升了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三是立足云南实际，找准改革突破口，争取实现差异化突破发展。云南要坚持把改革定位于沿边金融、跨境金融，避免“邯郸学步”，生搬硬套别的改革地区的改革措施，所以一方面在借鑒时要懂得变通，不一定别的地区的政策我们一定就要在云南争取或实施，因为各个地区的经济状况不一样，政策的适应度也不一样，借鉴要区别情况来看，另一方面要积极争取符合云南省实际的政策，先行先试，探索改革创新道路。
四是注重改革的持续性。云南沿边金融综合改革启动以来，不论是从金融资源聚集效率来看还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来看，均是较为有效的，但从上海、浙江的改革来看，改革前几年有效性比较明显，但后期效率有所下降，所以云南的金融改革要有长远、系统的规划，处理好沿边金融综合改革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的关系，增强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防止改革零散化、碎片化，使各项措施相互呼应，共同发力，协调推进，避免出现改革瓶颈。
参考文献
[1]杨雪.区域金融改革实践发展概况、主要特点及借鉴[J].西南金融，2014，（5）.
[2]赵述.中国区域性金融改革的比较研究[J].武汉金融，2015，（7）.
[3]于晶波，崔宏伟.区域金融改革创新的经济学分析[J].商业现代化，2015，（28）.
[4]张健华.对浙江省区域金融改革的探索和思考[J].浙江金融，2014，（1）.
[5]潘功胜.认真总结推广经验 扎实推进区域金融改革创新[J].南方金融，2014，（12）.
[6]沈能，赵建强.对我国金融效率的实证分析[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6，（1）.
[7]刘云.我国宏观金融效率的分析与评价[D].湖南大学，2006.
[8]刘长青.有效金融效率及我国金融改革实证评价[D].河海大学，2004.
[9]赵艺.中国区域金融效率地区差距的实证研究[D].山东财经大学，2015.
[10]孙晶.中国区域金融发展论[D].南京师范大学，2013.
[11]蒋瑞波.中国区域金融创新研究：效率差异、环境影响与空间效应[D].浙江大学，2014.
【关键词】区域金融 改革 效率 比较
我国是一个区域层次多样化的发展中大国，各地存在发展不平衡，经济特点差异大的特点，为了解决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适应性不够、金融资源错配等问题，区域金融改革便成为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一个新的突破点。区域金融改革突出区域性特征，注重从区域实际出发，具有与全局性金融改革不同的特点。区域金融改革自推动以来，中央在强化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的基础上，一直重视发挥地方在金融改革创新方面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形成了“自上而下”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基层探索相结合的改革推进模式，这些改革实践丰富多样，也初步显现了成效。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突出强调了深化金融改革这一重要任务，而未来我国金融改革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仍是深化区域金融改革。通过几年的实践，各地区改革的效果如何值得深入研究，本文旨在对典型的区域金融改革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分析，更清晰的梳理各地金融改革的成效，为未来如何深入开展区域金融改革提供支撑，并为下一步深入推进云南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区域金融改革比较分析
（一）区域金融改革模式
2012年以来，按照中央的要求，人民银行在全国选择了若干具有条件的地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区域金融改革试点，在空间布局上覆盖了东、中、西部地区，这些区域金融改革试点，主要是基于国家战略和区域特色考虑。从改革的设立模式来看可以分为三种模式：
一是针对金融领域专门设立的区域性金融综合改革。目前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有六个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泉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综合改革试验区、云南广西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青岛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以及吉林农村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二是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金融改革。这类改革是配合国务院有关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而出台的专项金融配套改革试点，有针对性的实施相关金融支持政策。主要包括：上海、天津、广东、福建四个自贸区金融改革方案；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金融专项方案；长株潭城市群金融改革发展专项方案；广州南沙新区深化粤港澳台金融合作和探索金融改革创新专项方案；黑龙江“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金融改革；武汉城市圈科技金融创新改革；江苏省泰州市金融支持产业转型升级改革创新试验区。
三是结合地方发展实际，针对金融某一领域推出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金融改革试点。主要包括：浙江丽水在自行探索的基础上，由人民银行与浙江省人民政府通过“行省共建”模式联合推动的农村金融改革试点；浙江台州小微金融改革；四川成都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结合普惠金融发展规划的青海省普惠金融综合示范区试点、陕西宜君县农村普惠金融示范区试点、河南省兰考县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5省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地区自主开展的金融改革，如：宁波市着力打造升级版的金融生态示范区；海南省力在探索农村金融改革的新模式；重庆探索建立统筹城乡的金融体制改革等。所有的这些改革从内容上看，主要涉及自贸区金融开放创新；民间金融与小微金融；农村金融改革与普惠金融、金融扶贫；具有区域特色的金融改革与创新。
（二）区域金融改革与区位及经济发展特点的关联性分析
经国家批准的区域金融改革试点有着明显的区位特征，大部分分布在沿海东部地区，与各地方的经济发展特点密切相关。各地区紧密结合区位优势、经济优势，大力开展金融改革，成效显著。
——与经济发展特点密切相关的改革。如：温州、泉州、义乌、黑龙江、吉林、河南兰考的金融改革源于其经济发展的特点：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祥地，温州市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金充裕，民间金融活跃，温州的金融改革围绕民间融资规范发展开展；泉州也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素以民营經济的活跃而著称，改革开放以来，泉州民营经济以年均30%以上的速度递增，泉州的金融改革围绕改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开展；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市场外向度达60%以上，义乌的金融改革以发展贸易金融为重点；黑龙江和吉林作为我国粮食主产区和商品粮生产基地，均是农业大省，两省改革紧密围绕农业、农村开展；兰考县是农业县、经济欠发达县的典型代表，在为县域金融发展探索出一条可持续的普惠金融发展之路具有较强的示范作用，并且兰考县在普惠金融方面也做了一些探索，具备创建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的条件。
——与区位、地理密切相关的金融改革如云南、广西沿边金融综合改革，青岛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长株潭城市群金融改革、青海普惠金融改革。云南广西作为我国同时面向东南亚、南亚开放的重要门户，沿边金融综合改革有利于把云南广西打造成为我国沿边开放“陆上珠三角”和向西开放“走出去”的先行区；青岛财富管理金融改革也是围绕区域比较优势开展，拥有国际性海港和区域性枢纽空港，经济发展较快，人民生活富裕；而长株潭城市群位于湖南省中东部，是湖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长沙、株洲、湘潭三市沿湘江呈“品”字形分布，是中部六省城市中全国城市群建设的先行者，因此围绕城市群建设开展金融改革；青海省是我国多民族聚居地区，具有地广人稀、生态价值重要、生态建设任务艰巨等特殊省情，因此在青海省开展普惠金融综合示范区建设，推动精准扶贫和生态改善，激发民族地区金融市场活力。
——与区位和经济发展特点均密切相关的改革，如：自贸区、珠三角、广州南沙新区的金融改革，这些地区都是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是我国创新能力最强、综合实力最强的地区，也是金融业聚集程度较高、金融业比较发达，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改革创新具有较强的辐射力和带动力。 ——与金融发展特点密切联系的改革，如：武汉、丽水、台州、成都、陕西宜君的金融改革以及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5省区绿色金融改革。武汉在科技金融方面做了诸多探索，科技金融事业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浙江省丽水市自2003年开始就在农村金融改革方面大胆的创新创，创下了诸多全国第一、浙江全省第一，形成“丽水模式”，成为全国样板；台州小微金融的表现近年来已被同行称为“台州模式”，台州小微贷款比重高，小微金融服务机构组织结构完备，小微金融服务产品丰富和服务能力强，信用环境和风险化解机制等都具有明显优势；成都市是全国首批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探索符合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要求的金融改革创新也开展了很多尝试；人民银行对宜君县进行了持续十多年的定点扶贫，随着金融政策支持、产业帮扶、资金帮助等政策不断落地，宜君县涉农金融服务创新不断深入，开展普惠金融试点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5省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是因为在前期这5个省区都已经积极探索了绿色金融实践，在支持产业绿色转型、支持绿色发展方面都有一定的基础，在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产业基金，甚至在环境权益交易等方面都进行了积极探索创新，且选取这5个省区还考虑到空间布局，东部、中部和西部都覆盖。
（三）金融改革效率实证分析
各地区的改革探索实践丰富多样，也初步显现了成效，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推广的改革经验，但各地区改革的效果从量化的角度来看如何，这是本部分要深入分析的。这些改革地区试点开展时间存在先后顺序，为了便于比较改革效果，选取改革试点已开展至少两年以上或者是在试点开展前已做了很多改革探索工作的地区进行分析，并且考虑不同改革内容的试点效果，因此选取上海、天津、广东、福建、云南和广西、丽水、义乌、台州、温州、湖南、泉州、黑龙江、青岛、武汉、四川16个地区的改革成效从效率的角度进行分析。
1.评价方法及指标选取。本文采取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中的可变规模收益模型即BC2模型对我国16个地区的改革成效进行测度。将金融改革效率划分为两个个层次：首先是金融资源的聚集效率，金融系统具有广泛吸收和聚集金融资源的功能，能够加速资金的积聚和集中；其次是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即通过金融机构的运作把金融资源配置到效率高、贡献大、急需资金的部门和地方去，加速资本形成，推动经济增长。
由于每个试点地区进行改革的时间不同，所以本文对每一个决策单元（一个改革试点地区视为一个决策单元）进行纵向分析，分析每一个决策单元改革前改革后的金融效率是否有明显变化。样本期选取2004年～2015年1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16个地区包括直辖市、省份、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根据数据的获得性，均采用改革地区所在的省的数据，因此，选取上海、天津、广东、福建、云南、广西、浙江、湖南、黑龙江、山东、湖北、四川12个省份进行分析，数据来自于相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或通过简单处理获得。
2.评价结果分析。通过DEA模型分析，得出12个省份的金融资源的聚集综合效率和金融资源的配置综合效率（见表1、表2）。
结果表明，上海、浙江两地改革启动较早，金融改革的效率有明显的提升，但持续性不够，金融改革的效率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效率上，因为这些地方的金融聚集早些年就已达到一定程度了，聚集效率提高较难，改革以来效率的提高主要是资源配置上更加有效，但2015年未达到有效前沿，说明持续性不够，改革到了一定程度创新政策的落地越来越难。广东、福建由于金融改革而带来的聚集效率提高明显而效率提升不是很明显或者效果还未显现，说明改革推动了金融体系聚集效率，但现有的金融资源还未发力。云南、广西、湖南、黑龙江、山东、湖北、四川等地区改革以来不论是聚集效率还是配置效率都有了明显提升，都处于有效前沿，金融改革确实带来了金融效率的提升，金融体系的聚集程度提高了，对经济增长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结论及建议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在改革初期改革的有效性较为明显，尤其是金融的聚集效率，这与改革推动初期首先是完善组织体系建设有关，同时，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也会有明显提升，各项针对性的改革政策的推动落实会对市场带来一定刺激，效率會有明显的提升，但随着改革的推进，该释放的政策效应已释放得差不多了，要想再放大政策效应就很艰难了，而且改革中“好啃的骨头”已经啃完，剩下的就是“难啃的硬骨头”了，改革的有效性就不会像改革初期那样凸显。所以改革效果的持续性值得关注，此外，我们的区域金融改革中还存在对改革试点的认识存在偏差，希望制造“政策洼地”，希望通过获取更多的金融资源来解决实体经济、产业结构和企业经营等方面的困难，有的地方提出的改革试点措施缺乏针对性，操作性不强，这些都影响了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
就全国而言，为进一步推动区域金融改革，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和市场的积极性。对于金融改革来说，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组织协调作用，在优化政策、建立机制和强化服务上下功夫，尤其是搭建平台，政府要为市场主体“唱好戏”“搭好台”，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互利互惠”的良好局面。此外，要主动转变政府职能，把该放给市场的权放足、放到位，减少对市场的过度干预。目前，地方政府对于区域金融改革的积极性很高，想借助金融改革的平台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但重要的是要充分调动金融机构等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在推动自身发展、获取利益的同时，促进金融改革持续推进，通过建立具有商业可持续性的金融组织体系和市场化的金融资源配置机制，促进经济和金融的可持续互动发展。
二是体现产异化改革政策，使改革政策红利得到充分释放。虽然是区域金融改革，但很多改革政策是全国统一的，有的地方因为市场培育度不够，难以达到享受政策的条件，有了政策但难以落地，影响了改革的推进。从另一个侧面也体现了金融改革政策的差异化程度不够，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有适当的变通，这样才能充分释放政策红利。 三是建立健全多方联动的政策支持体系。区域金融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面广，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建立起相应的多方联动的工作机制和配套政策，加强金融、财税、产业、投融资、贸易等政策的协调配合，发挥各项政策在鼓励和支持区域金融改革的协同效应，通过建立健全多方联动的政策支持体系为深化区域金融改革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从另一方面来说，金融与经济是利益共同体，金融为经济提供“血液”的滋养，而经济是金融发展的基础，深化金融改革需要有良好的经济作为发展后盾，这就必须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经济与金融相协调的政策支持体系也会促进两者的良性发展、互为促进。
就云南省而言，应该抓住深化金融改革机遇，借鉴其他区域金融改革试点经验，深入推进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点：
一是要加大市场培育程度，增强涉外经济基础，使金融创新政策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加大总部经济建设，并且通过总部经济的辐射和扩散效应更进一步地促进金融、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利用效率的提升和建设规模的扩大，进而最终形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两者良性互动的循环。充分运用现有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发挥南博会、边交会等平台在对外开放中的作用，整合境内、境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依托重点城市和内外通道，合理布局保税区、跨合区，主动承接跨国产业转移，利用东西部经济落差形成的梯度，发挥劳动力等要素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积极吸引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外向型特色产业基地。
二是通过集成创新促进区域金融改革。区域金融改革就是在结合实际情况先行先试的摸索中找到改革的突破点，因此对上要积极争取顶层设计上的“政策突破”，但在“政策突破”短期内难以实现的情况下更要注重“集成创新”，要两条腿走路，既要在“政策突破”上尽力争取，更要在“集成创新”上积极作为。“集成创新”就是要立足现有政策框架，通过重新组合、深入挖掘，把现有政策工具用好用足，使金融服务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可以借鉴的例子如浙江丽水的金融改革，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林权贷款贷款、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农村担保体系建设等改革项目都没有涉及突破政策的内容，但通过搭建起林权交易中心等服务平台，把现有政策组合起来，将各有关部门的职能充分有效地发挥出来，有效提升了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三是立足云南实际，找准改革突破口，争取实现差异化突破发展。云南要坚持把改革定位于沿边金融、跨境金融，避免“邯郸学步”，生搬硬套别的改革地区的改革措施，所以一方面在借鑒时要懂得变通，不一定别的地区的政策我们一定就要在云南争取或实施，因为各个地区的经济状况不一样，政策的适应度也不一样，借鉴要区别情况来看，另一方面要积极争取符合云南省实际的政策，先行先试，探索改革创新道路。
四是注重改革的持续性。云南沿边金融综合改革启动以来，不论是从金融资源聚集效率来看还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来看，均是较为有效的，但从上海、浙江的改革来看，改革前几年有效性比较明显，但后期效率有所下降，所以云南的金融改革要有长远、系统的规划，处理好沿边金融综合改革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的关系，增强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防止改革零散化、碎片化，使各项措施相互呼应，共同发力，协调推进，避免出现改革瓶颈。
参考文献
[1]杨雪.区域金融改革实践发展概况、主要特点及借鉴[J].西南金融，2014，（5）.
[2]赵述.中国区域性金融改革的比较研究[J].武汉金融，2015，（7）.
[3]于晶波，崔宏伟.区域金融改革创新的经济学分析[J].商业现代化，2015，（28）.
[4]张健华.对浙江省区域金融改革的探索和思考[J].浙江金融，2014，（1）.
[5]潘功胜.认真总结推广经验 扎实推进区域金融改革创新[J].南方金融，2014，（12）.
[6]沈能，赵建强.对我国金融效率的实证分析[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6，（1）.
[7]刘云.我国宏观金融效率的分析与评价[D].湖南大学，2006.
[8]刘长青.有效金融效率及我国金融改革实证评价[D].河海大学，2004.
[9]赵艺.中国区域金融效率地区差距的实证研究[D].山东财经大学，2015.
[10]孙晶.中国区域金融发展论[D].南京师范大学，2013.
[11]蒋瑞波.中国区域金融创新研究：效率差异、环境影响与空间效应[D].浙江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