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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第一讲 为大众
第二讲 爱祖国
第三讲 敢斗争
1.此志不可屈
2.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
3.批驳胡适
4.决不向权贵势力屈服
5.小结之三
第四讲 善经营
第五讲 懂管理
第六讲 真敬业
后记
第三章 故斗争
1.此志不可屈
《生活》周刊最初是一份青年职业教育指导性刊物，韬奋接办后，使其内容得到迅速的拓展，除职业教育内容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求学、求职、婚姻、恋爱、交友、购物、文化艺术等无所不包，韬奋和编撰人员无不认真撰稿，诚恳回应读者的需求，其内容、精神与刊名“生活”真正做到名副其实，深得一般市民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喜爱。不过，平心而论，这个时期的《生活》，还只是一份以市民趣味为主要风格的文化修养类刊物。可以说，韬奋接办《生活》周刊后，是以一种比较积极、融洽、和谐的状态开始起步，形成了很好的人气。但这只是韬奋接办刊物后的起步阶段。刊物尽管对“小人物”充满同情心，鼓励人们不要满足于现实，要奋斗自救，但总体上还是一份脍炙人口的文化修养类刊物。
韬奋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正义感的青年知识分子。面对杂乱落后的社会和民生凋敝的现实，他不可能甘于把一份关系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周刊，永远停留在满足市民趣味的生活文化类刊物的风格上。
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韬奋还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上学，就积极投入到这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中，参加了宗旨为“唤醒农工商各界，共做救国事业”的上海《学生联合会月刊》的编辑工作，成为五四时期的学生领袖。他在圣约翰大学的校刊《约翰声》上发表了《青年奋斗之精神与国家前途之希望》一文，号召青年们“坚持其奋斗精神与社会腐败恶习宣战也”。他认为：“吾国前途之希望，其在青年奋斗精神乎！”（《韬奋全集》第一卷，第171页）由此足可以看出邹韬奋的远大志向。当时，他撰文道：“吾意以为吾侪任事之时，一方面知其为一家之分子，一方面知其为社会一分子，一方面忠于其本身事业，一方面尤当热心协助社会上之公益事业……苟心目中有是鹊的，一旦有此地位与能力，亦不至流入贪官污吏，或贪酷残忍之资本家。”（《韬奋全集》第一卷，第219页）由此足可以看出邹韬奋所具有的斗争精神。他的远大理想和斗争精神，必然要在他的新闻出版工作中顽强地表现出来。
事实上，韬奋在《生活》周刊上一直在积极主动地宣传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用了大量篇幅介绍孙中山生平，全面系统地介绍孙中山的政治主张，介绍并维护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的形象，坚决回击社会上的流言蜚语。他主动介绍印度民族英雄甘地，赞颂甘地坚决反抗帝国主义的横暴，撰文指出：“中国诚欲从万丈深渊中自拔出来，以救国家为己任者，必须具有甘地的牺牲自我艰苦卓绝的人格和精神。”他十分关注中国妇女的地位和教育的改革等关系到人民大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而一旦刊物接触到具体的重大问题，韬奋立刻迅速站在人民大众的一边，毫不犹豫地走向斗争的第一线。
第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生活》周刊对济南“五三”惨案的强烈反应。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派出四个集团军，继续进行北伐，以图统一北方。支持张作霖的日本田中内阁以“就地保护侨民”为借口，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阻挠北伐军北上。5月3日，日本军队按照预谋向北伐军驻地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将北伐军7000余人繳械。日军又以种种借口在济南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中国人在马路上行走，在商店里买东西，甚至在澡堂里洗澡、在理发店里理发，只要被日本兵碰上，立即遭到杀害。日军还唆使日侨义勇团，杀害平日有反日言论或者取缔过日货的中国学生、工人、店员。一时间，济南成了日寇屠杀中国军民的杀人场。在5月3日这一天里，被日本侵略者野蛮屠杀的中国军民在一千人以上，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五三”惨案。对此，韬奋的《生活》周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激愤，连续两个半月，刊登黑体大字标题“时刻勿忘暴日强占济南的奇耻”以示抗议，并发表了《济南惨剧后我们应该怎样？》等文章，愤怒控诉日军暴行，号召人民团结一致抵抗日寇侵略。一时间，《生活》周刊正义凌然，锋芒铮铮，令广大读者为之振奋。
《生活》越来越成为关注社会重大事件的新闻政论性周刊。1930年2月22日，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发生了一件观众抗议丑化中国人的美国电影的事件。这家影院上映美国电影《不怕死》（又名《上海快车》）。影片充满了歪曲、丑化和侮辱中国人的镜头。复旦大学教授洪深观影时非常气愤，当场跳上舞台，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抗议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侮辱。现场的许多观众受到教授强烈爱国演讲的感染，纷纷要求退票。大光明的总经理完全没有料到一部美国大片居然在中国影院遭遇如此抵制，气急败坏，连忙指使雇佣的外国经理出面，把洪深揪到经理室殴打，并让外国巡捕把他拖到老闸捕房关押。总经理满以为让外国人出面，中国老百姓会被吓跑。
可是这一回大光明的总经理大大失算了。大光明观影事件立刻轰动了整个上海。韬奋闻讯后迅速决定《生活》周刊坚决介入。他打电话到老闸捕房抗议，并派人打听洪深的消息，表示要坚决营救。在许多聚集在老闸捕房的中国民众抗议下，在一个又一个抗议电话谴责下，老闸捕房不得不在3小时后释放洪深。次日清晨，韬奋即带着《生活》周刊的同事去看望洪教授，向他表示致敬。尽管他们此前并不认识，但共同的爱国情怀使他们一见如故。韬奋紧接着在3月9日的《生活》周刊上发表了《大光明中不大光明》一文，认为此事性质“简直是十全奴性的十足表现，卑鄙龌龊寡廉鲜耻到了极点”。他对某些以专家身份出来替美国电影辩诬的人士，韬奋毫不留情地讥讽道：“凭借外势欺凌本国同胞的厚脸专家，亦不得不稍稍顾到只要钱不要脸的无耻勾当实可为而不可为，替民族精神略留生气。”他呼吁“现在我们要提倡为正义公道及民族前途就是死也不怕的精神”。韬奋明确表示：“我因此对洪君此事乃不胜其佩仰！”（《韬奋全集》第三卷，第540—541页） 《生活》周刊在大光明影院事件中鲜明进步的立场和坚决斗争的态度，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赞佩。《生活》周刊的进步、公正的立场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拥护，也越来越引起达官贵人们的警觉。也有好心人规劝韬奋为了自身安全，不妨留点情面。他态度决绝地回应道：“编辑可不干，此志不可屈。”（《韬奋全集》第二卷，第392页）充分体现了他为人民大众办刊的坚定立场和崇高人格。
2.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
1930年11月，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爆出丑闻，为他的母亲做寿，竟然花了10万元。
消息一经传出，韬奋立刻以敏锐的新闻触觉和强烈的正义感，写了题为《民穷财尽中的阔人做寿》的文章，怒斥这位高官穷奢极侈的行为。文章陈述事实，陈词元为母做寿，连办两天，在上海沪西陈宅设置礼堂，遍扎彩色栏杆，并扎五色松柏电灯牌楼，自朝至暮，沪上各机关团体、党政要人，均前往祝贺，京剧歌舞，名角满堂，宴席不断，盛况罕见。韬奋愤怒写道：“呜呼！在此民穷财尽，哀鸿遍野的中国，身居高级官吏，何得有此丧心病狂的举动！”他沉痛写道：“试读陕民最近乞赈之电，‘路旁白骨，村中绝户’，‘流亡载道，死丧枕籍’，‘惨情苦况，亘古罕闻’，苟有人心，能无悲恻……”他怒斥道：“一掷巨万闹阔的青天白日下的高级官吏，不知他的钱是哪里来的，本人不以为耻，社会不加制裁，且有‘党政军界各要人各团体等’趋前恐后的凑热闹！呜呼，哀莫大于心死，中山先生在天之灵而有知，哀此民生，复见此奢侈荒谬的公仆，其唏嘘悲愤之情状，必有非吾人所忍言者！”（《韬奋全集》第三卷，第596页）
韬奋还在《生活》周刊上陆续发表了《平民住宅与阔人洋房》《人力车夫所受的剥削》《励志社的祝捷盛宴》等文章，对于高级官吏的奢侈糜烂的生活，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对于穷苦百姓的遭遇表达了深切同情。
韬奋后来回忆道：“也许是由于我的个性的倾向和一般读者的要求，《生活》周刊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对于黑暗势力不免要迎面痛击：虽则我们自始就不注意个人，只重于眼里评论已公开的事实，但是事实是人做出来的，而且往往是有势力的人做出来的；因严厉评论事实而开罪和事实有关的个人，这是难于避免的。”（《韬奋全集》第七卷，第205页）
60年后，著名记者赵浩生这样回忆韬奋对他的影响：“至今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每期《生活》周刊在学校饭厅门前的地摊上出现时，同学们都一改拥进饭厅占座位抢馒头的活动，而如饥似渴地抢购《生活》周刊。一册到手，大家就精神物质食粮一起狼吞虎咽；而最迫不及待要看的，就是韬奋的时事评论和连载的游记。《生活》周刊的内容并不限于时事、报道，更使青年读者敬重热爱的，是思想和学习的指导。我和当时所有青年人一样，我们的心情是国事如麻，寇深事急，抗敌御侮的热血奔腾，求知上进的欲望如饥似渴。《生活》周刊恰恰满足了青年的这两个需要。当时每一个人都感到《生活》是我们的生活，韬奋是我们的导师。”（赵浩生《我是韬奋先生的学生》[N]，解放日报，1990.11.13）
《生活》周刊对于民国政府交通部长兼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奢靡贪腐丑行的披露抨击，更是十分考验韬奋的人格和胆略。
1931年间，身为民国政府部长的王伯群，还是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其妹夫是国民党军事巨头何应钦。他的奢靡行为令人侧目，从其贪腐所得的钱财中，用10万元强娶大夏大学一位“才貌双全”的毕业生做小老婆，还在上海愚园路310号建了一栋价值50万元的“新屋”。其婚礼挥霍十数万元，民间传闻豪华气派远胜过当年蒋介石宋美龄的婚礼。消息传出，舆论大哗。韬奋在《生活》周刊上著文痛斥此事：“当此民穷财尽的中国，应以救國为己任的党员而复身处高等地位，个人穷奢极欲，是为国民的罪人。”
王伯群欲盖弥彰，居然致信《生活》周刊狡辩，自夸“素尚俭约”。韬奋一面将其来信发表，一面派记者进行新闻调查。记者查出，王伯群经办交通部的一处公共建筑建设项目时，让承建方公司同时承造他自己的“新屋”。“新屋”共有四层，规模宏大，结构考究，材料讲究，外带一个占地2亩的花园，韬奋请专家核算，认为造价在40万元以上（还不包括内部装修），该公司却只收取18万元。记者把这座私宅拍了5张照片。韬奋决定将照片和调查结果一起在周刊上公之于众。
王伯群听闻《生活》周刊正在四出调查他的问题，准备将他的丑行彻底曝光，顿时惊慌失措，急忙找人前来说项。来人还携带10万元巨款，妄图游说不成，就用金钱堵口。结果毋庸多言，说客自然是碰了一鼻子的灰回去。第二天，韬奋接到了几封匿名信，警告他小心。但他决不会就此退缩，仍然在周刊上披露了记者的调查结果。韬奋义正辞严地指出：“在做贼心虚而自己丧尽人格者，诚有以为只须出几个臭钱，便可无人不入其彀中，以为天下都是要钱不要脸的没有骨气的人，但是效用亦有时而穷。……俗语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苟有亏心之事，必有拆穿之日，终必为社会所唾弃。”（《韬奋全集》第三卷，第412页）
自从《生活》周刊披露抨击王伯群丑行以后，韬奋就受到了对手放出来的不少流言蜚语骚扰甚至是直接的诬陷攻击。尽管如此，他毫不畏惧，依然勇敢前行。他说：“倘我得到可以评论值得评论的事实，我便评论；倘我得不到可以评论值得评论的事实，我便不评论，决不因为怕挨骂而动摇这个标准。”韬奋这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精神，使得《生活》周刊深得读者的拥护，刊物发行量到1931年就突破了10万份。
写在前面的话
第一讲 为大众
第二讲 爱祖国
第三讲 敢斗争
1.此志不可屈
2.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
3.批驳胡适
4.决不向权贵势力屈服
5.小结之三
第四讲 善经营
第五讲 懂管理
第六讲 真敬业
后记
第三章 故斗争
1.此志不可屈
《生活》周刊最初是一份青年职业教育指导性刊物，韬奋接办后，使其内容得到迅速的拓展，除职业教育内容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求学、求职、婚姻、恋爱、交友、购物、文化艺术等无所不包，韬奋和编撰人员无不认真撰稿，诚恳回应读者的需求，其内容、精神与刊名“生活”真正做到名副其实，深得一般市民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喜爱。不过，平心而论，这个时期的《生活》，还只是一份以市民趣味为主要风格的文化修养类刊物。可以说，韬奋接办《生活》周刊后，是以一种比较积极、融洽、和谐的状态开始起步，形成了很好的人气。但这只是韬奋接办刊物后的起步阶段。刊物尽管对“小人物”充满同情心，鼓励人们不要满足于现实，要奋斗自救，但总体上还是一份脍炙人口的文化修养类刊物。
韬奋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正义感的青年知识分子。面对杂乱落后的社会和民生凋敝的现实，他不可能甘于把一份关系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周刊，永远停留在满足市民趣味的生活文化类刊物的风格上。
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韬奋还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上学，就积极投入到这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中，参加了宗旨为“唤醒农工商各界，共做救国事业”的上海《学生联合会月刊》的编辑工作，成为五四时期的学生领袖。他在圣约翰大学的校刊《约翰声》上发表了《青年奋斗之精神与国家前途之希望》一文，号召青年们“坚持其奋斗精神与社会腐败恶习宣战也”。他认为：“吾国前途之希望，其在青年奋斗精神乎！”（《韬奋全集》第一卷，第171页）由此足可以看出邹韬奋的远大志向。当时，他撰文道：“吾意以为吾侪任事之时，一方面知其为一家之分子，一方面知其为社会一分子，一方面忠于其本身事业，一方面尤当热心协助社会上之公益事业……苟心目中有是鹊的，一旦有此地位与能力，亦不至流入贪官污吏，或贪酷残忍之资本家。”（《韬奋全集》第一卷，第219页）由此足可以看出邹韬奋所具有的斗争精神。他的远大理想和斗争精神，必然要在他的新闻出版工作中顽强地表现出来。
事实上，韬奋在《生活》周刊上一直在积极主动地宣传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用了大量篇幅介绍孙中山生平，全面系统地介绍孙中山的政治主张，介绍并维护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的形象，坚决回击社会上的流言蜚语。他主动介绍印度民族英雄甘地，赞颂甘地坚决反抗帝国主义的横暴，撰文指出：“中国诚欲从万丈深渊中自拔出来，以救国家为己任者，必须具有甘地的牺牲自我艰苦卓绝的人格和精神。”他十分关注中国妇女的地位和教育的改革等关系到人民大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而一旦刊物接触到具体的重大问题，韬奋立刻迅速站在人民大众的一边，毫不犹豫地走向斗争的第一线。
第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生活》周刊对济南“五三”惨案的强烈反应。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派出四个集团军，继续进行北伐，以图统一北方。支持张作霖的日本田中内阁以“就地保护侨民”为借口，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阻挠北伐军北上。5月3日，日本军队按照预谋向北伐军驻地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将北伐军7000余人繳械。日军又以种种借口在济南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中国人在马路上行走，在商店里买东西，甚至在澡堂里洗澡、在理发店里理发，只要被日本兵碰上，立即遭到杀害。日军还唆使日侨义勇团，杀害平日有反日言论或者取缔过日货的中国学生、工人、店员。一时间，济南成了日寇屠杀中国军民的杀人场。在5月3日这一天里，被日本侵略者野蛮屠杀的中国军民在一千人以上，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五三”惨案。对此，韬奋的《生活》周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激愤，连续两个半月，刊登黑体大字标题“时刻勿忘暴日强占济南的奇耻”以示抗议，并发表了《济南惨剧后我们应该怎样？》等文章，愤怒控诉日军暴行，号召人民团结一致抵抗日寇侵略。一时间，《生活》周刊正义凌然，锋芒铮铮，令广大读者为之振奋。
《生活》越来越成为关注社会重大事件的新闻政论性周刊。1930年2月22日，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发生了一件观众抗议丑化中国人的美国电影的事件。这家影院上映美国电影《不怕死》（又名《上海快车》）。影片充满了歪曲、丑化和侮辱中国人的镜头。复旦大学教授洪深观影时非常气愤，当场跳上舞台，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抗议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侮辱。现场的许多观众受到教授强烈爱国演讲的感染，纷纷要求退票。大光明的总经理完全没有料到一部美国大片居然在中国影院遭遇如此抵制，气急败坏，连忙指使雇佣的外国经理出面，把洪深揪到经理室殴打，并让外国巡捕把他拖到老闸捕房关押。总经理满以为让外国人出面，中国老百姓会被吓跑。
可是这一回大光明的总经理大大失算了。大光明观影事件立刻轰动了整个上海。韬奋闻讯后迅速决定《生活》周刊坚决介入。他打电话到老闸捕房抗议，并派人打听洪深的消息，表示要坚决营救。在许多聚集在老闸捕房的中国民众抗议下，在一个又一个抗议电话谴责下，老闸捕房不得不在3小时后释放洪深。次日清晨，韬奋即带着《生活》周刊的同事去看望洪教授，向他表示致敬。尽管他们此前并不认识，但共同的爱国情怀使他们一见如故。韬奋紧接着在3月9日的《生活》周刊上发表了《大光明中不大光明》一文，认为此事性质“简直是十全奴性的十足表现，卑鄙龌龊寡廉鲜耻到了极点”。他对某些以专家身份出来替美国电影辩诬的人士，韬奋毫不留情地讥讽道：“凭借外势欺凌本国同胞的厚脸专家，亦不得不稍稍顾到只要钱不要脸的无耻勾当实可为而不可为，替民族精神略留生气。”他呼吁“现在我们要提倡为正义公道及民族前途就是死也不怕的精神”。韬奋明确表示：“我因此对洪君此事乃不胜其佩仰！”（《韬奋全集》第三卷，第540—541页） 《生活》周刊在大光明影院事件中鲜明进步的立场和坚决斗争的态度，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赞佩。《生活》周刊的进步、公正的立场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拥护，也越来越引起达官贵人们的警觉。也有好心人规劝韬奋为了自身安全，不妨留点情面。他态度决绝地回应道：“编辑可不干，此志不可屈。”（《韬奋全集》第二卷，第392页）充分体现了他为人民大众办刊的坚定立场和崇高人格。
2.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
1930年11月，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爆出丑闻，为他的母亲做寿，竟然花了10万元。
消息一经传出，韬奋立刻以敏锐的新闻触觉和强烈的正义感，写了题为《民穷财尽中的阔人做寿》的文章，怒斥这位高官穷奢极侈的行为。文章陈述事实，陈词元为母做寿，连办两天，在上海沪西陈宅设置礼堂，遍扎彩色栏杆，并扎五色松柏电灯牌楼，自朝至暮，沪上各机关团体、党政要人，均前往祝贺，京剧歌舞，名角满堂，宴席不断，盛况罕见。韬奋愤怒写道：“呜呼！在此民穷财尽，哀鸿遍野的中国，身居高级官吏，何得有此丧心病狂的举动！”他沉痛写道：“试读陕民最近乞赈之电，‘路旁白骨，村中绝户’，‘流亡载道，死丧枕籍’，‘惨情苦况，亘古罕闻’，苟有人心，能无悲恻……”他怒斥道：“一掷巨万闹阔的青天白日下的高级官吏，不知他的钱是哪里来的，本人不以为耻，社会不加制裁，且有‘党政军界各要人各团体等’趋前恐后的凑热闹！呜呼，哀莫大于心死，中山先生在天之灵而有知，哀此民生，复见此奢侈荒谬的公仆，其唏嘘悲愤之情状，必有非吾人所忍言者！”（《韬奋全集》第三卷，第596页）
韬奋还在《生活》周刊上陆续发表了《平民住宅与阔人洋房》《人力车夫所受的剥削》《励志社的祝捷盛宴》等文章，对于高级官吏的奢侈糜烂的生活，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对于穷苦百姓的遭遇表达了深切同情。
韬奋后来回忆道：“也许是由于我的个性的倾向和一般读者的要求，《生活》周刊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对于黑暗势力不免要迎面痛击：虽则我们自始就不注意个人，只重于眼里评论已公开的事实，但是事实是人做出来的，而且往往是有势力的人做出来的；因严厉评论事实而开罪和事实有关的个人，这是难于避免的。”（《韬奋全集》第七卷，第205页）
60年后，著名记者赵浩生这样回忆韬奋对他的影响：“至今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每期《生活》周刊在学校饭厅门前的地摊上出现时，同学们都一改拥进饭厅占座位抢馒头的活动，而如饥似渴地抢购《生活》周刊。一册到手，大家就精神物质食粮一起狼吞虎咽；而最迫不及待要看的，就是韬奋的时事评论和连载的游记。《生活》周刊的内容并不限于时事、报道，更使青年读者敬重热爱的，是思想和学习的指导。我和当时所有青年人一样，我们的心情是国事如麻，寇深事急，抗敌御侮的热血奔腾，求知上进的欲望如饥似渴。《生活》周刊恰恰满足了青年的这两个需要。当时每一个人都感到《生活》是我们的生活，韬奋是我们的导师。”（赵浩生《我是韬奋先生的学生》[N]，解放日报，1990.11.13）
《生活》周刊对于民国政府交通部长兼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奢靡贪腐丑行的披露抨击，更是十分考验韬奋的人格和胆略。
1931年间，身为民国政府部长的王伯群，还是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其妹夫是国民党军事巨头何应钦。他的奢靡行为令人侧目，从其贪腐所得的钱财中，用10万元强娶大夏大学一位“才貌双全”的毕业生做小老婆，还在上海愚园路310号建了一栋价值50万元的“新屋”。其婚礼挥霍十数万元，民间传闻豪华气派远胜过当年蒋介石宋美龄的婚礼。消息传出，舆论大哗。韬奋在《生活》周刊上著文痛斥此事：“当此民穷财尽的中国，应以救國为己任的党员而复身处高等地位，个人穷奢极欲，是为国民的罪人。”
王伯群欲盖弥彰，居然致信《生活》周刊狡辩，自夸“素尚俭约”。韬奋一面将其来信发表，一面派记者进行新闻调查。记者查出，王伯群经办交通部的一处公共建筑建设项目时，让承建方公司同时承造他自己的“新屋”。“新屋”共有四层，规模宏大，结构考究，材料讲究，外带一个占地2亩的花园，韬奋请专家核算，认为造价在40万元以上（还不包括内部装修），该公司却只收取18万元。记者把这座私宅拍了5张照片。韬奋决定将照片和调查结果一起在周刊上公之于众。
王伯群听闻《生活》周刊正在四出调查他的问题，准备将他的丑行彻底曝光，顿时惊慌失措，急忙找人前来说项。来人还携带10万元巨款，妄图游说不成，就用金钱堵口。结果毋庸多言，说客自然是碰了一鼻子的灰回去。第二天，韬奋接到了几封匿名信，警告他小心。但他决不会就此退缩，仍然在周刊上披露了记者的调查结果。韬奋义正辞严地指出：“在做贼心虚而自己丧尽人格者，诚有以为只须出几个臭钱，便可无人不入其彀中，以为天下都是要钱不要脸的没有骨气的人，但是效用亦有时而穷。……俗语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苟有亏心之事，必有拆穿之日，终必为社会所唾弃。”（《韬奋全集》第三卷，第412页）
自从《生活》周刊披露抨击王伯群丑行以后，韬奋就受到了对手放出来的不少流言蜚语骚扰甚至是直接的诬陷攻击。尽管如此，他毫不畏惧，依然勇敢前行。他说：“倘我得到可以评论值得评论的事实，我便评论；倘我得不到可以评论值得评论的事实，我便不评论，决不因为怕挨骂而动摇这个标准。”韬奋这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精神，使得《生活》周刊深得读者的拥护，刊物发行量到1931年就突破了10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