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今年47岁的达伦·阿罗诺夫斯基此前以执导《黑天鹅》（Black Swan）而为人所知，如今他以制作传记剧情片《第一夫人》（Jackie）完成了从导演到制作人的身份转型。正如46岁的电影明星马特·达蒙，从演员、编剧再到《海边的曼彻斯特》（Manchester by the Sea）的制作人，也是多重角色转换得得心应手。
参加《好莱坞报道》今年制作人圆桌会议的，除了达伦·阿罗诺夫斯基和马特·达蒙，还有传记片《萨利机长》（Sully）制作人、70岁的弗兰克·马歇尔；历史剧情片《沉默》（Silence）的制作人、44歲的艾玛·特林格·科斯考夫；《藩篱》（Fences）制作人、56岁的托德·布莱克和歌舞喜剧片《爱乐之城》（La La Land）制作人、59岁的马克·普拉特。
这六人之中的几位，此前还以各种身份合作过，比如：弗兰克·马歇尔是马特·达蒙主演的《谍影重重》系列的制作人；马特·达蒙主演的《无间行者》（The Departed）由艾玛·特林格·科斯考夫担纲制作等。
《好莱坞报道》：在你制作的所有电影中，有没有哪一部你想重新拍一次——不是为了把它做得更好，而是看看换一个导演会怎么做？
弗兰克·马歇尔：要我说的话，几乎每一部都想重新来一次。看不同的导演用镜头呈现同一个故事，这太令人着迷了。不过，也有两三部影片我可能希望自己从来不曾拍过。在彼时彼刻所做的一个又一个决定，会受很多因素影响；而作为制作人，我的工作便是保持一种前进的势头，无论经历多少坎坷，采用什么办法，都要最终把影片制作完成。
托德·布莱克：制作一部电影时，我可能看了不下100遍；可是当我在家发现HBO或Showtime电视台正好开始播放这部电影时，我可能看不到三分钟就赶紧换台了。回看自己的作品对我来说太痛苦了，因为我总是觉得哪儿都不对，很想回炉再来。
马克·普拉特：我没办法回看我拍的任何电影。一部电影的首映式就是我最后一次看这部电影。
艾玛·特林格·科斯考夫：《无间行者》是我可以反复看也不会觉得乏味的唯一一部电影。
托德·布莱克：是因为马特·达蒙在这里，你才会这么说吧？（笑）
艾玛·特林格·科斯考夫：不是的，我敢打保票。我就是喜欢那部电影，扑朔迷离又野性十足。
马特·达蒙：但是很有意思。一部电影拍出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大家并不知道，他们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经验，是吧？但是你不一样，当你在幕后的时候，一部电影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你会满怀期待，这是你赖以生存的。事实上，你也很难看清楚一部电影究竟是什么样子，因为当你在制作这部电影的时候，你会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想象和期待中。
弗兰克·马歇尔：导演彼得·博格丹诺维奇（Peter Bogdanovich）曾经对我说过，“有三部电影非常重要，你执笔编剧的、你导演的和你剪辑的。后面的每一部电影都会带着它们的影子。”
《好莱坞报道》：在电影拍摄中你所做的哪个决定最后证明非常明智？
达伦·阿罗诺夫斯基：拍《摔角王》（ The Wrestler）的时候，我和米基·洛克（Mickey Rourke）一起拍摄的每一个镜头，我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从头到尾都是即兴表演。当然，有些部分也是按照故事脚本拍的。
弗兰克·马歇尔：拍《夺宝奇兵》的时候，在突尼斯，我们顶着高温连续工作了6周，每个人都精疲力尽。当时还有3天就要结束拍摄了，按照计划，我们那天要拍摄印第安纳·琼斯在一个小市集上大战刀客的戏，有一大堆需要拍摄的分镜。第一天我们用了整个上午才拍完3场，因为要向村民翻译解释等等，琐事好像永远都做不完。所以午饭时我就去找导演斯皮尔伯格，我对他说：“你知道，拍完这些恐怕需要花5天时间。”当时主演哈里森·福特正和斯皮尔伯格一起吃午饭。我走之后，他们俩讨论了这件事，哈里森当时也正身体不适，他说：“我有枪啊，为什么不用枪呢？”于是，原计划琼斯用鞭子与黑衣刀客大战三百回合的动作大戏，变成了刀客被琼斯一枪放倒，我们得以提前两天完成了拍摄任务，而这一幕也成为整部电影里最出彩的桥段之一。
马特·达蒙：我和弗兰克一起合作拍过很多电影，在拍《谍影重重》时我们的进度比计划慢好多，当时弗兰克是执行制片人，结果他自己却扛起个摄影机开始拍摄了。
弗兰克·马歇尔：这会儿你说这些做什么？（大笑）
马特·达蒙：因为这正好诠释了“无所不用其极”。
《好莱坞报道》：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制作人？哪项技能帮助最大？
马克·普拉特：品位是一个，能够识别出好故事的能力是一个，但最重要的是要把好故事交给最适合的人来讲。完成一部电影——引导如何完成一部电影——比选谁来拍简单多了。接下来就是关于对“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的理解，并确保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在为同一部电影努力。
《好莱坞报道》：马克，拍《爱乐之城》时你是怎样施展你的制作人技能的呢？
马克·普拉特：我有一位个性非常强、非常果断也非常可爱的年轻编剧兼导演——达米恩·查泽雷（Damien Chazelle）。当我看到事情偏离正轨时，我就会保护查泽雷对这部电影的构想，帮助他和演员们沟通合作。在那之前，他从未真正和大腕级别的演员合作过。有些演员非常有主见，他们会公开提出拍摄意见，而我的工作就是支持查泽雷，给他信心，并在必要时于中间充作沟通桥梁。
《好莱坞报道》：艾玛，你被马丁·斯科塞斯钦点为《沉默》的制作人。作为制作人，你为他做了什么？
艾玛·特林格·科斯考夫：说真的，马丁早在20多年前就想拍《沉默》这部片子了，所以只要给他时间、安静和安全感让他做自己需要做的事情就行了。这部电影是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中拍摄的，对参与其中的所有人来说，条件都非常严酷——高山、峡谷；浓雾、沼泽，以及恶劣的极端天气。我觉得我所能做的就是保持冷静，因为当时面临着极大的资金压力，容不得我们向公司打电话说：“对不起，我们比原定进度慢了5天，我们需要更多的资金。” 马特·达蒙：但是在拍其他电影时，马丁总是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回旋余地，就因为他是马丁。
艾玛·特林格·科斯考夫：完全明白。不过我当时看到的是一个不同的马丁，一个当我说：“我们必须放弃一些镜头，我知道那些镜头在有太阳的时候拍会更好，但是我们必须做在当下的天气条件下必须做的事情……”他可以把这些话完全听进去的马丁。
《好莱坞报道》：马特，之前你不是打算出演《海边的曼彻斯特》的吗？
马特·达蒙：我其实一开始还打算自己导演的。但作为一个制作人，我所做的最明智的决定就是后来找人代替我导演和出演。当我拿到这部电影剧本的150多页初稿时，电影需要的一切都已在其中了。编剧兼导演肯尼斯·罗纳根（Kenneth Lonergan）后来又去掉了30页，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属于尼斯·罗纳根的电影，所以我说：“好，那我来演这个角色，你做导演。”之后我们就在Odd Lot（韩国LG旗下影视公司）立了项，不过这时《火星救援》已经开拍，我们的预拍摄计划乱得一团糟，直到第五周，我和制作人查尔斯·摩尔在电话里讨论放弃出演《海边的曼彻斯特》，因为我仔细看了我的时间表，作为演员，我的档期已经太满了，所以我说：“好吧，我把这个角色给卡西·阿弗莱克（Casey Affleck），他是唯一合适接替我的人选。如果你不同意，那就等我两年，等我把我的日程表清空之后咱们再拍。”
《好莱坞报道》：拍这部电影遇到很多困难吗？
马特·达蒙：没有人会想拍这类电影，尤其是这一部，这是一部关于悲伤的电影。我放弃导演也不出演之后，前投资方就撤资了。那之后我们几乎处处碰壁，直到找到金伯利·斯图尔特（Kimberly Steward），这是她制作的第一部电影，而她几乎单枪匹马解决了所有资金问题——谢天谢地能遇到她这么能干的人。
托德·布莱克：你能把她的电话号码给我吗？（笑）
《好莱坞报道》：你会拍下一部《谍影重重》吗？
马特·达蒙：演伯恩70岁的时候？
弗兰克·马歇尔：是的，到时候我们都拄着拐杖去片场。
马特·达蒙：拄着拐杖的伯恩。
《好莱坞报道》：下一部《谍影重重》在筹划中吗？
马特·达蒙：现在没有。那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之前的拍摄从9月开始，一直拍到次年3月，工作量巨大。
《好莱坞报道》：托德，你已经和另一位由演员转型的导演丹泽尔·华盛顿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
托德·布莱克：斯科特·鲁丁（Scott Rudin），我在《藩篱》这个电影项目上的合作伙伴，曾给了丹泽尔一个由剧作家奥古斯特·威尔逊编写的电影剧本。威尔逊写過很多百老汇舞台剧，这是他写过的唯一一个电影剧本。那是大概六七年前吧，丹泽尔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准备好了做导演，但请让我先看看这个剧本。” 他读了那个剧本，并决定和维奥拉·戴维斯（Viola Davis）一起出演。后来我们在巴吞鲁日拍摄《豪勇七蛟龙》（Magnificent Seven）时，他说，“现在我已经准备好去执导《藩篱》。”派拉蒙在20多年前买了《藩篱》的电影版权，原本计划让别人执导。我们去见了派拉蒙的人，最后他们也同意让丹泽尔·华盛顿执导。
《好莱坞报道》：弗兰克，你是怎样开发出《萨利机长》的剧本的？整个市场营销的口号是：“这不是一个你所知道的故事。”
弗兰克·马歇尔：这要追溯到哈里森·福特曾经在白宫参加的一个航空界晚宴，所有的飞行英雄都去了，其中一位就是“萨利机长”杰斯利·萨利伯格（Chesley Sullenberger），他对哈里森说：“我写了一本书，你觉得能拍成一部电影吗？”哈里森说：“我不知道，不过这是我的朋友弗兰克的电话，你打给他让他看看这本书。”这就是所有一切的开端。之后我约见了书的作者萨利机长，他十分信任我和哈里森，把版权交给了我们。
《好莱坞报道》：哈里森自己考虑过当主角吗？
弗兰克·马歇尔：我当然问过他，但他婉拒了。我觉得哈里森只是想给我们个好故事作为礼物。
托德·布莱克：顺便说一下，那是个很普通的故事。我们手里都有一些很棒的素材。对了，他们花了多少年在这个故事上面？
弗兰克·马歇尔：6年。
马特·达蒙：从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说他想执导这部电影算起，花了多长时间？
弗兰克·马歇尔：大概两个星期吧。
马特·达蒙：当时我们正在拍《谍影重重5》，弗兰克过来跟我说，“克林特想拍那部电影。”
弗兰克·马歇尔：我当时问他，“你能等到明年1月份吗？”克林特说，“不行，我想9月份就开机。”我说，“那好。”当克林特说他想做一件事，那就是说来就来，雷厉风行。
《好莱坞报道》：人们说现在是电视的黄金时代。那么对于电影来说，现在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马克·普拉特：对于电影来说，部分挑战在如何让观众保持去电影院看电影的热情。
托德·布莱克：我总是听到人们感叹世事维艰——一直都很艰难，起码我觉得并没有更艰难。你可能很容易被这种艰难打垮，但是你必须克服这种艰难。
弗兰克·马歇尔：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无法搬上大银幕的项目来说现在有很多其他机会。
马特·达蒙：亚马逊购买了《海边的曼彻斯特》的版权，对于我们来说意义重大。亚马逊希望通过有影响力的电影打响自己的品牌，所以，他们正在以传统市场营销所不能的方式作为这部电影的后盾。
《海边的曼彻斯特》的预算是800万美元，我的意思是，你打算为这样一部电影投入多少真金白银在海报和广告宣传上？而且人们的观影习惯正在改变。他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在亚马逊也能看到几部年度最佳影片这一现实。
《好莱坞报道》：作为一名电影制作人，你感觉最棒的和最糟糕的一天分别是什么样的？ 艾玛·特林格·科斯考夫：我感觉最棒的一天是《沉默》杀青的那天。
《好莱坞报道》：那最糟糕的是除这一天之外的所有日子吗？
艾玛·特林格·科斯考夫：对，拍摄期间我体重掉了20磅，每一天都在崩溃中，还遭遇了台风，演员们饿着肚子拍片，我的压力可想而知。
弗兰克·马歇尔：我感觉最棒的和最糟糕的都是杀青那天。因为你和剧组的好几百个人朝夕相处，一周七天、一天24小时，已经成了一家人。你总是说，“我们约时间一起吃晚饭啊！”但十年过去了，你再也没见过那些人。
马克·普拉特：在《爱乐之城》的最后一天，杀青的那一刻，太阳刚好落下地平线，摄像机还在导演达米恩·查泽雷手里，他跟我说，“我们可以再拍一个镜头，再拍一个……”当时我意识到，他已经停不下来了。他很悲伤，因为后来天全黑了。当时我们在洛杉矶的帕萨迪纳，我走到他身边对他说，“你得把摄像机放下了。”我轻轻地从他手中拿过摄像机，他一副生无可恋的悲伤模样。
托德·布莱克：杀青的日子经常是苦乐参半的，但是很棒。
马特·达蒙：我感觉最棒的日子是在圣丹斯国际电影机上放映《海边的曼彻斯特》的那天，当时我和我的妻子一起看完了电影，看到大家对影片赞不绝口，一切都刚刚好。
《好莱坞报道》：你们还记得你们的第一份——或者是最糟糕的一份——工作吗？
弗兰克·马歇尔：洗盘子，在科罗拉多的一个滑雪勝地。每天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两只手都是僵的，那里实在太冷了。
马特·达蒙：在大街上散发传单，吸引人们前来购买女士舞鞋，半价。
达伦·阿罗诺夫斯基：我在南布鲁克林帮人泊车，还是半夜的那班岗。
艾玛·特林格·科斯考夫：我在一个餐厅做过两天的女服务生，不堪回首，后来当了个人助理。
达伦·阿罗诺夫斯基：所以个人助理是你做过的最糟糕的工作？
艾玛·特林格·科斯考夫：不。和女服务生比起来，那简直是天堂。
《好莱坞报道》：想象你在一架飞机上，而飞机正在极速下降。如果飞机迫降在一个荒岛上，你想看着哪部电影打发时间？
达伦·阿罗诺夫斯基：《时间劫匪》（Time Bandits）。我超爱这部电影所展现的想象力，有很多东西值得思考玩味。
艾玛·特林格·科斯考夫：我从孩提时代就被深深迷住的其中一部电影是1983年由迈克·尼科尔斯导演的《丝克伍事件》（Silkwood）。我特别爱看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经常为演员们在片中的演技和影片的故事情节着迷。
马特·达蒙：恐怕我要说的是最不会让大家激动但是也是最显而易见的一个答案：《教父 II》。
托德·布莱克：我选《飞跃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它同时包含了戏剧、痛苦和喜剧，从根本上来说是一部令人悲伤同时又让人深受启发的电影。
弗兰克·马歇尔：我想选《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如果我不得不在一个孤岛上一遍又一遍地刷同一部电影，它对我来说足够了，它是一部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就已经看过很多遍的电影。
参加《好莱坞报道》今年制作人圆桌会议的，除了达伦·阿罗诺夫斯基和马特·达蒙，还有传记片《萨利机长》（Sully）制作人、70岁的弗兰克·马歇尔；历史剧情片《沉默》（Silence）的制作人、44歲的艾玛·特林格·科斯考夫；《藩篱》（Fences）制作人、56岁的托德·布莱克和歌舞喜剧片《爱乐之城》（La La Land）制作人、59岁的马克·普拉特。
这六人之中的几位，此前还以各种身份合作过，比如：弗兰克·马歇尔是马特·达蒙主演的《谍影重重》系列的制作人；马特·达蒙主演的《无间行者》（The Departed）由艾玛·特林格·科斯考夫担纲制作等。
《好莱坞报道》：在你制作的所有电影中，有没有哪一部你想重新拍一次——不是为了把它做得更好，而是看看换一个导演会怎么做？
弗兰克·马歇尔：要我说的话，几乎每一部都想重新来一次。看不同的导演用镜头呈现同一个故事，这太令人着迷了。不过，也有两三部影片我可能希望自己从来不曾拍过。在彼时彼刻所做的一个又一个决定，会受很多因素影响；而作为制作人，我的工作便是保持一种前进的势头，无论经历多少坎坷，采用什么办法，都要最终把影片制作完成。
托德·布莱克：制作一部电影时，我可能看了不下100遍；可是当我在家发现HBO或Showtime电视台正好开始播放这部电影时，我可能看不到三分钟就赶紧换台了。回看自己的作品对我来说太痛苦了，因为我总是觉得哪儿都不对，很想回炉再来。
马克·普拉特：我没办法回看我拍的任何电影。一部电影的首映式就是我最后一次看这部电影。
艾玛·特林格·科斯考夫：《无间行者》是我可以反复看也不会觉得乏味的唯一一部电影。
托德·布莱克：是因为马特·达蒙在这里，你才会这么说吧？（笑）
艾玛·特林格·科斯考夫：不是的，我敢打保票。我就是喜欢那部电影，扑朔迷离又野性十足。
马特·达蒙：但是很有意思。一部电影拍出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大家并不知道，他们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经验，是吧？但是你不一样，当你在幕后的时候，一部电影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你会满怀期待，这是你赖以生存的。事实上，你也很难看清楚一部电影究竟是什么样子，因为当你在制作这部电影的时候，你会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想象和期待中。
弗兰克·马歇尔：导演彼得·博格丹诺维奇（Peter Bogdanovich）曾经对我说过，“有三部电影非常重要，你执笔编剧的、你导演的和你剪辑的。后面的每一部电影都会带着它们的影子。”
《好莱坞报道》：在电影拍摄中你所做的哪个决定最后证明非常明智？
达伦·阿罗诺夫斯基：拍《摔角王》（ The Wrestler）的时候，我和米基·洛克（Mickey Rourke）一起拍摄的每一个镜头，我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从头到尾都是即兴表演。当然，有些部分也是按照故事脚本拍的。
弗兰克·马歇尔：拍《夺宝奇兵》的时候，在突尼斯，我们顶着高温连续工作了6周，每个人都精疲力尽。当时还有3天就要结束拍摄了，按照计划，我们那天要拍摄印第安纳·琼斯在一个小市集上大战刀客的戏，有一大堆需要拍摄的分镜。第一天我们用了整个上午才拍完3场，因为要向村民翻译解释等等，琐事好像永远都做不完。所以午饭时我就去找导演斯皮尔伯格，我对他说：“你知道，拍完这些恐怕需要花5天时间。”当时主演哈里森·福特正和斯皮尔伯格一起吃午饭。我走之后，他们俩讨论了这件事，哈里森当时也正身体不适，他说：“我有枪啊，为什么不用枪呢？”于是，原计划琼斯用鞭子与黑衣刀客大战三百回合的动作大戏，变成了刀客被琼斯一枪放倒，我们得以提前两天完成了拍摄任务，而这一幕也成为整部电影里最出彩的桥段之一。
马特·达蒙：我和弗兰克一起合作拍过很多电影，在拍《谍影重重》时我们的进度比计划慢好多，当时弗兰克是执行制片人，结果他自己却扛起个摄影机开始拍摄了。
弗兰克·马歇尔：这会儿你说这些做什么？（大笑）
马特·达蒙：因为这正好诠释了“无所不用其极”。
《好莱坞报道》：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制作人？哪项技能帮助最大？
马克·普拉特：品位是一个，能够识别出好故事的能力是一个，但最重要的是要把好故事交给最适合的人来讲。完成一部电影——引导如何完成一部电影——比选谁来拍简单多了。接下来就是关于对“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的理解，并确保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在为同一部电影努力。
《好莱坞报道》：马克，拍《爱乐之城》时你是怎样施展你的制作人技能的呢？
马克·普拉特：我有一位个性非常强、非常果断也非常可爱的年轻编剧兼导演——达米恩·查泽雷（Damien Chazelle）。当我看到事情偏离正轨时，我就会保护查泽雷对这部电影的构想，帮助他和演员们沟通合作。在那之前，他从未真正和大腕级别的演员合作过。有些演员非常有主见，他们会公开提出拍摄意见，而我的工作就是支持查泽雷，给他信心，并在必要时于中间充作沟通桥梁。
《好莱坞报道》：艾玛，你被马丁·斯科塞斯钦点为《沉默》的制作人。作为制作人，你为他做了什么？
艾玛·特林格·科斯考夫：说真的，马丁早在20多年前就想拍《沉默》这部片子了，所以只要给他时间、安静和安全感让他做自己需要做的事情就行了。这部电影是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中拍摄的，对参与其中的所有人来说，条件都非常严酷——高山、峡谷；浓雾、沼泽，以及恶劣的极端天气。我觉得我所能做的就是保持冷静，因为当时面临着极大的资金压力，容不得我们向公司打电话说：“对不起，我们比原定进度慢了5天，我们需要更多的资金。” 马特·达蒙：但是在拍其他电影时，马丁总是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回旋余地，就因为他是马丁。
艾玛·特林格·科斯考夫：完全明白。不过我当时看到的是一个不同的马丁，一个当我说：“我们必须放弃一些镜头，我知道那些镜头在有太阳的时候拍会更好，但是我们必须做在当下的天气条件下必须做的事情……”他可以把这些话完全听进去的马丁。
《好莱坞报道》：马特，之前你不是打算出演《海边的曼彻斯特》的吗？
马特·达蒙：我其实一开始还打算自己导演的。但作为一个制作人，我所做的最明智的决定就是后来找人代替我导演和出演。当我拿到这部电影剧本的150多页初稿时，电影需要的一切都已在其中了。编剧兼导演肯尼斯·罗纳根（Kenneth Lonergan）后来又去掉了30页，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属于尼斯·罗纳根的电影，所以我说：“好，那我来演这个角色，你做导演。”之后我们就在Odd Lot（韩国LG旗下影视公司）立了项，不过这时《火星救援》已经开拍，我们的预拍摄计划乱得一团糟，直到第五周，我和制作人查尔斯·摩尔在电话里讨论放弃出演《海边的曼彻斯特》，因为我仔细看了我的时间表，作为演员，我的档期已经太满了，所以我说：“好吧，我把这个角色给卡西·阿弗莱克（Casey Affleck），他是唯一合适接替我的人选。如果你不同意，那就等我两年，等我把我的日程表清空之后咱们再拍。”
《好莱坞报道》：拍这部电影遇到很多困难吗？
马特·达蒙：没有人会想拍这类电影，尤其是这一部，这是一部关于悲伤的电影。我放弃导演也不出演之后，前投资方就撤资了。那之后我们几乎处处碰壁，直到找到金伯利·斯图尔特（Kimberly Steward），这是她制作的第一部电影，而她几乎单枪匹马解决了所有资金问题——谢天谢地能遇到她这么能干的人。
托德·布莱克：你能把她的电话号码给我吗？（笑）
《好莱坞报道》：你会拍下一部《谍影重重》吗？
马特·达蒙：演伯恩70岁的时候？
弗兰克·马歇尔：是的，到时候我们都拄着拐杖去片场。
马特·达蒙：拄着拐杖的伯恩。
《好莱坞报道》：下一部《谍影重重》在筹划中吗？
马特·达蒙：现在没有。那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之前的拍摄从9月开始，一直拍到次年3月，工作量巨大。
《好莱坞报道》：托德，你已经和另一位由演员转型的导演丹泽尔·华盛顿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
托德·布莱克：斯科特·鲁丁（Scott Rudin），我在《藩篱》这个电影项目上的合作伙伴，曾给了丹泽尔一个由剧作家奥古斯特·威尔逊编写的电影剧本。威尔逊写過很多百老汇舞台剧，这是他写过的唯一一个电影剧本。那是大概六七年前吧，丹泽尔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准备好了做导演，但请让我先看看这个剧本。” 他读了那个剧本，并决定和维奥拉·戴维斯（Viola Davis）一起出演。后来我们在巴吞鲁日拍摄《豪勇七蛟龙》（Magnificent Seven）时，他说，“现在我已经准备好去执导《藩篱》。”派拉蒙在20多年前买了《藩篱》的电影版权，原本计划让别人执导。我们去见了派拉蒙的人，最后他们也同意让丹泽尔·华盛顿执导。
《好莱坞报道》：弗兰克，你是怎样开发出《萨利机长》的剧本的？整个市场营销的口号是：“这不是一个你所知道的故事。”
弗兰克·马歇尔：这要追溯到哈里森·福特曾经在白宫参加的一个航空界晚宴，所有的飞行英雄都去了，其中一位就是“萨利机长”杰斯利·萨利伯格（Chesley Sullenberger），他对哈里森说：“我写了一本书，你觉得能拍成一部电影吗？”哈里森说：“我不知道，不过这是我的朋友弗兰克的电话，你打给他让他看看这本书。”这就是所有一切的开端。之后我约见了书的作者萨利机长，他十分信任我和哈里森，把版权交给了我们。
《好莱坞报道》：哈里森自己考虑过当主角吗？
弗兰克·马歇尔：我当然问过他，但他婉拒了。我觉得哈里森只是想给我们个好故事作为礼物。
托德·布莱克：顺便说一下，那是个很普通的故事。我们手里都有一些很棒的素材。对了，他们花了多少年在这个故事上面？
弗兰克·马歇尔：6年。
马特·达蒙：从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说他想执导这部电影算起，花了多长时间？
弗兰克·马歇尔：大概两个星期吧。
马特·达蒙：当时我们正在拍《谍影重重5》，弗兰克过来跟我说，“克林特想拍那部电影。”
弗兰克·马歇尔：我当时问他，“你能等到明年1月份吗？”克林特说，“不行，我想9月份就开机。”我说，“那好。”当克林特说他想做一件事，那就是说来就来，雷厉风行。
《好莱坞报道》：人们说现在是电视的黄金时代。那么对于电影来说，现在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马克·普拉特：对于电影来说，部分挑战在如何让观众保持去电影院看电影的热情。
托德·布莱克：我总是听到人们感叹世事维艰——一直都很艰难，起码我觉得并没有更艰难。你可能很容易被这种艰难打垮，但是你必须克服这种艰难。
弗兰克·马歇尔：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无法搬上大银幕的项目来说现在有很多其他机会。
马特·达蒙：亚马逊购买了《海边的曼彻斯特》的版权，对于我们来说意义重大。亚马逊希望通过有影响力的电影打响自己的品牌，所以，他们正在以传统市场营销所不能的方式作为这部电影的后盾。
《海边的曼彻斯特》的预算是800万美元，我的意思是，你打算为这样一部电影投入多少真金白银在海报和广告宣传上？而且人们的观影习惯正在改变。他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在亚马逊也能看到几部年度最佳影片这一现实。
《好莱坞报道》：作为一名电影制作人，你感觉最棒的和最糟糕的一天分别是什么样的？ 艾玛·特林格·科斯考夫：我感觉最棒的一天是《沉默》杀青的那天。
《好莱坞报道》：那最糟糕的是除这一天之外的所有日子吗？
艾玛·特林格·科斯考夫：对，拍摄期间我体重掉了20磅，每一天都在崩溃中，还遭遇了台风，演员们饿着肚子拍片，我的压力可想而知。
弗兰克·马歇尔：我感觉最棒的和最糟糕的都是杀青那天。因为你和剧组的好几百个人朝夕相处，一周七天、一天24小时，已经成了一家人。你总是说，“我们约时间一起吃晚饭啊！”但十年过去了，你再也没见过那些人。
马克·普拉特：在《爱乐之城》的最后一天，杀青的那一刻，太阳刚好落下地平线，摄像机还在导演达米恩·查泽雷手里，他跟我说，“我们可以再拍一个镜头，再拍一个……”当时我意识到，他已经停不下来了。他很悲伤，因为后来天全黑了。当时我们在洛杉矶的帕萨迪纳，我走到他身边对他说，“你得把摄像机放下了。”我轻轻地从他手中拿过摄像机，他一副生无可恋的悲伤模样。
托德·布莱克：杀青的日子经常是苦乐参半的，但是很棒。
马特·达蒙：我感觉最棒的日子是在圣丹斯国际电影机上放映《海边的曼彻斯特》的那天，当时我和我的妻子一起看完了电影，看到大家对影片赞不绝口，一切都刚刚好。
《好莱坞报道》：你们还记得你们的第一份——或者是最糟糕的一份——工作吗？
弗兰克·马歇尔：洗盘子，在科罗拉多的一个滑雪勝地。每天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两只手都是僵的，那里实在太冷了。
马特·达蒙：在大街上散发传单，吸引人们前来购买女士舞鞋，半价。
达伦·阿罗诺夫斯基：我在南布鲁克林帮人泊车，还是半夜的那班岗。
艾玛·特林格·科斯考夫：我在一个餐厅做过两天的女服务生，不堪回首，后来当了个人助理。
达伦·阿罗诺夫斯基：所以个人助理是你做过的最糟糕的工作？
艾玛·特林格·科斯考夫：不。和女服务生比起来，那简直是天堂。
《好莱坞报道》：想象你在一架飞机上，而飞机正在极速下降。如果飞机迫降在一个荒岛上，你想看着哪部电影打发时间？
达伦·阿罗诺夫斯基：《时间劫匪》（Time Bandits）。我超爱这部电影所展现的想象力，有很多东西值得思考玩味。
艾玛·特林格·科斯考夫：我从孩提时代就被深深迷住的其中一部电影是1983年由迈克·尼科尔斯导演的《丝克伍事件》（Silkwood）。我特别爱看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经常为演员们在片中的演技和影片的故事情节着迷。
马特·达蒙：恐怕我要说的是最不会让大家激动但是也是最显而易见的一个答案：《教父 II》。
托德·布莱克：我选《飞跃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它同时包含了戏剧、痛苦和喜剧，从根本上来说是一部令人悲伤同时又让人深受启发的电影。
弗兰克·马歇尔：我想选《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如果我不得不在一个孤岛上一遍又一遍地刷同一部电影，它对我来说足够了，它是一部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就已经看过很多遍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