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寒夜》和《围城》这两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文学名著,都是抗战时期生活的产物,在风格上虽然分别表现为“沉痛”和“反讽”两种情形,但所处理的对象和表达的感情都是相似的,都描写了现代知识分子所处的生存困境,展示出深层次的人性空间。这两部长篇小说的意义在于:以其内涵的丰富性和艺术手法的独创性开启了战后反思文学的创作。
　　关键词: 《寒夜》《围城》人性深度生存困境
　　
　　一
　　
　　《寒夜》是巴金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在抗战接近尾声时开始创作而于抗战胜利后得以完成和出版的,是巴金小说创作中的顶峰之作。《寒夜》写了抗战时期国统区重庆一个小职员的悲剧人生,老实忠厚的男主人公汪文宣,在生活艰难、家庭破裂及旧制度的重重打击下,从一个怀有“救人济世”理想的大学生,变成了意志消沉、见人低头、甘受欺侮的小公务员,最后在贫病交困中死去。在这篇小说中,巴金将抗日战争中人的日常生活,人的情感状态、人与命运的无奈抗争,描绘得淋漓尽致。国外有评论家这样赞扬说:“《寒夜》是这样一部杰作,它触及到人们内心世界深处,是真理的片断,生活侧面和爱情与绝望的呼喊。”不仅如此,《寒夜》在艺术水平上也达到了不资炉冶,自然天成的高度。小说没有人为安排的紧张情节,一切都是平凡的。在创作中,作家虽然把“我”这个叙述者隐藏了起来,不轻易打破第三人称的叙述语言,力图保持一种纯客观的感觉,冷静地提供一些画面、声响、动作和现象,对人物作客观描绘。但是同时,作家又竭力捕捉汪文宣、曾树生细微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状态,深入开掘人性。尤其是汪文宣,几乎在他所有出现的场合都有其心理活动的描写,作家借此推动整个小说的进展。
　　可以说,《寒夜》代表了巴金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它以小人物的悲剧展示了现代社会中普通中国人的真实生活。贫困病痛固然是汪文宣的症结所在,但人特别是亲人间的隔膜、有意无意的伤害,以及由此造成的个人的孤独才是他最深切的痛苦。年青时教育救国的理想在平庸琐屑的生活中变得暗淡,身处抗战的艰难岁月,汪文宣总是以“等到抗战胜利的时候”安慰自己,但现实还是粉碎了他最后的幻想。《寒夜》触及到的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形而上的问题:人的生存的有限性和理想的超越性之间的矛盾。对于身处夹缝中的汪文宣而言,朋友和家庭是他唯一的安慰,是支撑他继续活下去的动力。他委曲求全地维系着家庭,正因为这寄托着他仅存的理想和希望。当朋友死去,妻子出走,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失去给了他最后的也是致命的打击。这不仅是汪文宣这样身处下层的小人物的悲剧命运,而且是人之作为人的无法摆脱的矛盾。巴金将人的这一生存的悲剧本质揭示出来,从而达到对人的终极关怀,同时这使得《寒夜》达到了一种人性的深度。
　　
　　二
　　
　　钱钟书的《围城》几乎与《寒夜》同期发表在《文艺复兴》上,相对于《寒夜》而言,《围城》具有更为明显的现代主义文学特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神的主潮是情性的高涨,一直存在着“情大于理”的倾向。而创作于四十年代中后期的《围城》却对人的生存困境展开了相对冷静的观照,从而旁逸出文学主题,偏离了历史发展的中轴线。在《围城》的序言里,钱钟书这样写道:“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钱钟书对人性弱质的高度兴趣促使他严肃地思考现代文明与人类的关系,深入地体察辗转于现代文明重压下的人性困境,从而在《围城》中揭示出整个人类意义上的人性弱点和人性困境。在《围城》里,虚荣满街在跑,如苍蝇灰尘,飞粘在每一个人身上,买假文凭的方鸿渐,伪造剧作家签名赠书的范小姐等,又如三闾大学教授们谈起往日的荣光无不得意地长叹,汪处厚挂念在南京的房产,陆子潇说在抗战前有三个女人抢着嫁他,李梅亭在上海闸北“补筑”了一所洋房,方鸿渐也把沦陷区的故宅大了几倍……钱钟书正是要通过对虚荣心这一普遍的人性弱点的描写来揭示人性的颓败。
　　此外,钱钟书站在知识本位的立场上对《围城》中食古不化和全盘西化的旧式人物和新式人物展开了深刻的文化批判。这些新旧人物表面上个个挂着教授、学者的头衔,但真正要从知识上追问他们的学问,却一个个露出了乖丑。钱钟书批评这些人物,首先就是从知识方面,揭破这些人的虚假。在高等学府,如果说连知识者的知识都是假造的,那么,可以想见,由这些人物把持的学府氛围是一种怎样的世界。
　　
　　三
　　
　　以《寒夜》和《围城》为代表的一批高品质的战后反思文学的诞生既是文学自身从战时走向战后的内在必然要求,同时又得益于至抗战中后期开始的文艺界对文学路向的新调整。
　　以张扬民族意识、强化文学救亡功能为基本特征的抗日救亡文学思潮,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存在着文学的救亡使命和文学自身使命的尖锐冲突。因此,许多作家、文艺理论家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促成了抗战中后期文学思潮的变迁。抗战中后期文艺思潮的调整对于整个四十年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现实主义主潮下,文学开始了多元化的历史进程,如以主情的现实主义为其审美特征的七月派文学思潮,讽刺与暴露文学思潮,历史剧创作潮等。文学路向的调整虽然使抗战文学的内在结构发生了某些深刻的变化,但是,就文学发展的实际进程来看,抗战时期的文学始终处于战时文艺的框架内。而战后文艺理论要求作家通过创作不断提高读者的思想水准和艺术审美能力。
　　随着抗战的全面结束,战时文艺理论并没有及时地、创造性地转换为战后文艺理论,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作家的理论视野、思维方式和审美想象空间。而巴金的《寒夜》和钱钟书的《围城》在挖掘人性的深度和展示生存的困境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超越了同时代的作品,为战后文学创作提供了优秀的借鉴和启示。在这两部作品中,作家都极力避免是与非的简单对立。在《寒夜》中,对曾树生这个人物形象,作者没有进行片面的批评,而是充满了深深的同情和悲悯;而对软弱、妥协和退让的汪文宣,作者表现出他那软弱的外表之下堪称坚强的东西——他牺牲了自己,保全了人性,使得这个形象具有了人性的悲剧意义。同样,在《围城》中,即便到最后,我们也不可断言方鸿渐和孙柔嘉之间的感情已荡然无存,只不过为了寻找新的生活空间不得不先走出这一步。《围城》的中心意象是一座被围困的城池,具有一种相当普泛的人生象征意义;“寒夜”也包含着巴金对于“黎明”一类意象代表的事物的希望。所有这些都使得这两部作品具有了多重解读的可能性,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去理解和把握作品的意蕴和价值所在。
　　总之,《寒夜》和《围城》彻底走出了抗战时期文学的旧模式,开启了战后文学的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