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深圳则消息说道，有一位消费者刚刚把在深圳的房子卖掉，准备在靠近工作地点的地方另买一套。好不容易和房主谈下购房价格，7.15新规来了，他们进入了不符合在深圳购房的行列。你说冤不冤？前次发布新规时，还看到报道中说，一个小伙子根据当时缴纳个税或社保的规定，跟女朋友和丈母娘说，时限一到就买房结婚。不曾想，新规一来，这个时限又延长了，小伙子顿时懵逼。这些就是市场主体不能稳定预期的案例。
　　可以理解，为了稳定房价，乃至为了其他更加崇高的目标，有关部门不得已做出这些新规。但是，他们也应该知道，这些新规对刚需的购房者将造成什么影响？如果他们深知政府的重要职能是帮助市场主体稳定预期的话，那么，是否还可以考虑一下政策调控的方向和具体的调控方式？例如，人们已经多有诟病的，主要针对需求方的房地产调控。深圳是“创都”，自然人口净流入，势必加大住宅供需矛盾，政策控制的需求只能被延缓，不会被消灭。我们是否应该从供给侧想想办法，扩大城市空间，增加土地供给，在像深圳这样有较大房屋需求的地方，多建一些房子，尤其是供出租的房子。又如，在调控方式上，也尽量不要“出其不意”，使人们一点回旋余地都没有。根据透明度原则，公共政策要先告示再执行，尽管房地产行业有点特殊，但也不要离基本原则太远。
　　政策制定方可能会感到有点冤屈。在他们看来，房地产调控毕竟是大局啊！是的，宏观调控和不同城市房地产的差异化调控，都是大局。但是，由无数“小局”组成的民生，是更大的“大局”。如何处理大局与小局的关系，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对矛盾。首先是资源稀缺，尤其是公共资源稀缺的问题。如何优化资源配置，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智慧;其次是执政理念的问题。资源总是稀缺的，那么，公共政策怎样来对各种需求排序，孰为优先？其考量标准是且只能是至上的执政为民理念。这里的“首先”和“其次”是叙述顺序，没有先后的问题，因为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
　　经济波动比较大，经济金融风险相对集聚的时候，人们会想到黄金这种避险资产。就像这次疫情冲击后，黄金价格暴涨了一段时间，现在仍处在历史高位。不过，不是每个老百姓都能够靠黄金来避险的。怎么办？政府要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黄金”，尤其对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的老百姓来说，是如此。在经济波动比较大，风险相对集聚时，市场主体迫切需要稳定预期。老百姓期待不会失业、收入保持稳定，货币和资产不缩水。此时，谁是他们的“定海神针”？当然是政府。政府的宏观经济当局要通过把握经济运行的大势，精准地实施相关政策措施，是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帮助市场主体稳定预期的。这就是经济学所说的管理预期。
　　为什么要管理预期？用一位业界资深人士的话说，其“目的是要将突发坏消息造成的不利影响减至最小，以及将突发好消息带来的有利影响增至最大”。例如，在疫情同时冲击需求和供给的时候，为什么要管理失业预期？道理很简单，这是因为，大规模失业一旦形成，将产生对经济和社会的严重危害。经济学家认为，失业和通胀一样，都是“对市场机制的破坏”，这种破坏会造成对资源配置的错误引导，将引起对低收入者更为不利的再分配，加剧社会的贫富差距。如果说通胀无法在长期内解救失业，并可能孕育新的通缩，严重的失业直接造成通缩，造成衰退，甚至萧条。所以，管理预期是为了稳定预期;稳定预期是为了帮助市场主体渡过难关，维持生计，进而获得新的生活、生产和发展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