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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14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已占总人口的15.5%，达2.12亿人，比2013年增长了1000万人。这说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正在加速并逐渐走向峰值。2015年是“十二五”的最后一年，我们即将走向“十三五”并迎接2020年“全面小康”的到来。在这承上启下的一年中，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总结经验，检讨不足，厘清思路，走向理性。自1997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研究员对中国的老年服务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对老年服务发表了一系列“接地气”的政策评析和建议。本刊记者为此专访了唐钧秘书长，请他谈谈对中国老年服务发展的意见。
“十二五”期间老年服务的成就、问题与误区
领导文萃：唐老师，关于养老服务，我听说您曾经在课堂上问了一个问题，当时把所有的学生都问住了。
唐钧：哦，你也听说了。我在另外一些会议上也提过这个有点“脑筋急转弯”的问题，这就是：在风景优美、空气清新的深山老林中，有一处金碧辉煌的宏大建筑，你们说这是什么？我的答案是：这不是佛寺就是道观。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只有看破红尘、六根清净的出家人，才能在这种适宜清修隐居的地方长住。可是近年来，一哄而起的号称“高档、大气、上档次”的养老地产、养老社区，建在一些比较偏僻而且交通不便的地方，然后打“环境牌”来忽悠人，这很搞笑。我们知道：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个层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老人而言，可能人文环境比自然环境更重要。我们常说老年人最怕孤独和寂寞，就是这个道理。
领导文萃：是啊，凡是老年心理学的著作中，都非常强调这一点。我们常说，老年人的需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资金保障、服务照料和亲情慰藉，而且缺一不可。
唐钧：我记得景天魁老师（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原所长）讲过一个故事，他在日本参访一个老年服务机构，正与一位老人谈话，突然进来一位中年妇女，与老人说了几句话，又匆匆地走了。她走了之后，老人就开始流泪。景老师就问怎么回事，护理员说，刚才来的是老人的女儿，她已经很久没来看望老人了。景老师说：那今天女儿来了应该高兴啊？护理员说：她已经走了。她对老人说，她已经付了两年的费用。这可能意味着今后两年她不会再来了。
现代社会的福利保障制度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国家和政府越过社区和家庭直接对个人提供资金和服务，而且这样的制度安排常常更多考虑的是物质保障而忽视了人文关怀。现在发达国家都在对此进行反思，老年服务越来越重视社区和家庭的作用。
领导文萃：近年来，我们在老年服务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当然也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下面就请唐老师谈谈“十二五”期间的老年服务取得了什么成就，还存在什么问题？
唐钧：“十二五”期间，我们取得的成就主要有五点：第一点是国家政策支持的力度空前。“十二五”以来，政府共出台了26项相关的政策法规。这些政策法规有三个特点：首先是“发布频度密集”，在最近的两年多时间里，几乎是平均每月出台一项。其次是“涉及范围广泛”，发布政策法规的，除了国务院和主管部门民政部以及全国老龄办，还涉及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社部、国家卫计委等16个政府部门。再次是“部门密切合作”，上述政策法规中，有15项是两个及以上的政府部门联合发布的，最多的一项涉及到10个部门。第二点是国家和社会对老年服务的投资规模非常可观。2012年，民政部在介绍“十二五”养老服务规划时表示，五年中要投入2500亿元以上的资金。其中，不仅有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还包括了各种社会资金。据民政部披露：仅2014年，政府就拿出大约250亿元用于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目前社会资金投资的主力是“房企”和“险企”，房企投资总额据说超过了800亿元，而险企计划投资更是高达2000亿元。但有媒体透露，实际投入可能会少于计划额度。第三点是因为政府和社会真金白银的投入，致使老年服务的床位数快速增长。根据民政部和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统计数字：2010年，全国各类老年服务机构共有床位314.9万张；到2014年，养老服务机构中的床位增加到了551.4万张，与2010年相比，增长了75.1%。“十二五”期间，老年服务机构床位数的增长成为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规划中的指标是每千人30张床位，按此比例计算，应该是636万张床位。截至2014年，已经完成86.7%。第四点最重要，就是在价值理念层面上，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学界乃至全社会已经就“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老年服务的体系框架和结构层次达成共识，并且日益深入人心。这个共识既与国际经验相接轨，又与中国国情相适应。其中所表达的理性和远见，影响是深远的，可列为“十二五”期间老年服务领域取得的最大成就。最后一点也很重要，这就是在老年服务领域，“十二五”期间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先进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的“纯民间”的中青年投资者和管理者。比起开口闭口“在商言商”的大资本，他们才是中国老年服务的希望。前面我们反复强调，对于老年服务而言，人文关怀可能更重要。但是，当今中国的大资本，服务精神始终是个短板。譬如说，有些险企，在收取保险费期间，就会很关注投保人，但一旦交费终了，投保人就被晾在一边了。至于房企，那就更不用说了，全国有几家物业公司是小区居民十分满意的？所以，大资本只能忽悠什么“高档养老”“养老地产”……其实他们可能另有目的，你懂的。
当然，不是说险企、房企不能参与老年服务，他们仍然可以做地产，拥有物业，但服务恐怕还是委托给专业的“老年服务经营商”，这就像很多大酒店都委托给酒店管理集团管理一样。这样的轻资产的服务经营商，就要从“纯民间”的中青年投资者和管理者中发展起来。老年服务，归根结底是服务，是人对人的服务而不是其他，所以可以把希望寄托在真正有先进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的服务经营商身上。 领导文萃：“十二五”期间，老年服务的五项成就都已经说到了，下面请您接着说存在的问题。
唐钧：“十二五”期间，中国老年服务存在的问题也非常明显。从宏观的政府管理的角度看，主要有两条：其一，政策法规出台虽多，但却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更没找到解决老龄问题的突破口。其二，资金投入不少，但只见枝叶疯长，既不开花更谈不上结果。总而言之，普通老百姓，尤其是老年人，得到的实惠好像并不多。
领导文萃：如此看来，好像问题还比较严重。那么，我现在要问的问题是：原因何在？
唐钧：要说原因，大致有三：第一，重视床位数的增加但却忽视使用效率。近年来，随着老年服务床位数不断增加，床位利用率却在下降。前面我们说过，2010年，老年服务的床位是314.9万张，当时入住的老人是242.6万人，床位利用率77.04%，亦即空床率22.96%。但到2014年，老年服务床位数大幅增加到551.4万张，但入住老人仅为288.7万人，床位利用率52.36%，空床率为47.64%，两者之间接近五五开了。这说明，光重视增加老年服务床位的工作思路是有问题的，结果是导致了床位数和空床率同步增长的吊诡现象的出现。
领导文萃：是啊，床位数大幅增加，但入住老人却没那么多，增加的床位大多都空置了，这岂不是资源浪费。
唐钧：第二，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政府部门光看到潜在的需求但却忽视甚至漠视有效需求而造成的。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述，消费者虽有购买欲望但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只是潜在需求，而消费者有购买欲望也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才是有效需求。那么，现实的中国国情是怎样的呢？且不说只有象征意义上的养老金的农村老人，就是城镇8000多万的企业退休人员，他们的养老金经过“十一连涨”，到2015年才平均2200多元。不用说每月服务费万儿八千还要以百万元计的“押金”的“高档养老”“养老地产”，即使是收费在3000～5000元的中档服务机构，光凭养老金收入，绝大多数老年人也无福消受。当我们错把潜在需求当作有效需求来做市场策划时，美好的愿望岂能不落空？现在有一些专家，总拿发达国家的老年服务来说事，但关键的问题是，如今发达国家正在或者即将跨越老年门坎的这一代人，是二战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是经历了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的一代人，所以他们大多属于富裕阶层。同一代人，在中国却是从计划时代走过来的一代人，他们大多属于中低收入阶层。所以，简单比较，只会导致认识上的误区。
领导文萃：以上您已经说了问题产生的两点原因，还有第三点呢？
唐钧：第三，就是政府的政策看似面面俱到但没把握住重点和突破口。在中国2亿老年人中，失能老人是3700多万人。此前，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更为具体翔实：中国失能老人有4031万人，其中部分失能的老人是2818万人，完全失能的老人是1213万人。当老人的日常生活不能自理时，其处境的困窘和无奈是难以言表的。尤其是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不但自己痛苦不堪甚至生不如死，还连累全家都不得安宁。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失能老人，特别是完全失能老人的问题意义重大，这应该是发展老年服务的突破口。至少要使中国的老人，无论贫富贵贱，都能有尊严、少痛苦甚至无痛苦地离开，这应该是“全面小康”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大数上说，在当今中国的2亿老人中，完全失能的占5%，部分失能的占15%，其余的80%是健康或轻微失能的老人。如果纯粹从需要出发，现在所说的“90—7—3”或“90—6—4”可能有考虑不周的地方，其实应该以“80—15—5”为基础来思考老年服务的对策。因此，对“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老年服务体系的理解应该是：对健康和轻微失能的老人以居家养老应对，完整的表达应是在社会服务和社区服务支持下的居家养老；对部分失能老人以社区养老应对，重点放在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对完全失能老人以机构养老应对，对他们提供专业性的长期照护服务。
领导文萃：这就是说，80%的健康和轻微失能老人以居家养老为主，15%的部分失能老人以社区养老为主，5%的完全失能老人以机构养老为主。
唐钧：是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目前更麻烦的是对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层次体系存在明显的理解上的误区。甚至有“专家”有意无意将此曲解为：富裕的老人可以追求“高大上”的机构养老，而中低收入的老人就只能宅在家中将就着过一天算一天。对于上述种种误区，现在要拨乱反正还真有点困难。但是，如果我们走不出这些误区，老年服务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有长期照护需要的老人因没有支付能力不能接受机构服务，服务机构空床率高经营亏损难以为继，机构发展受阻又会拉整个老年服务的后腿，老年服务发展迟缓则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
让养老服务走向市场
领导文萃：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切断这个恶性循环，使中国的老年服务走向良性循环呢？
唐钧：要达到上述目标，首先就应该将老年服务发展的突破口锁定在生活最为困难的失能老人身上。
2013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提出：“鼓励老年人投保……长期护理保险……鼓励和引导商业保险公司开展相关业务。”我们可以考虑通过长期积累的保险手段来筹集资金，最终在完全失能老人问题上取得突破，形成有保险给付支持的有效需求和长期照护服务的市场。一开始因为缺乏经验，可以将目标集中到“完全失能老人”，理由有二：一是“完全失能老人”生活更艰难，对家庭、对社会的影响更大；二是对于“完全失能老人”更容易作出评估和判断。
领导文萃：对于完全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保险，国内有没有做过调查研究，形成具体的方案设计？
唐钧：2014年，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在北京、上海、杭州、武汉、长沙、哈尔滨等6个城市作过一次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老人从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到去世的时间是有限的，平均为44个月，出现完全不能自理状况的平均年龄为79岁。在完全失能老人中，有25.9%在6个月内去世，57.2%在12个月内去世，77%在24个月内去世。 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计算，如果每月支付4000元，44个月就需要176000元。如果按复利4%计算，40岁一次性趸交45000元，50岁交65000元，60岁交95000元，70岁交145000元，到79岁时也可以积累到大约20万元左右。如此积累起来的资金，连本带息可以满足每月支付4000元的需要。
从以上的调查数据和粗略计算看，市场化的完全失能老人长期照护保险还是可以尝试的，当然，政府应该对购买保险的人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顺便说一句，如果政府愿意做长期照护的社会保险，以上的调查数据应该也同样有意义。
另外，从保险受益人的利益出发，这项保险产品还可以考虑附加一些优惠。譬如，可以考虑为保险受益人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定期检查身体，提供健康咨询。健康管理可以维系保险公司和客户之间的联络，同时，客户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可以使完全失能的时间后移，从而为保险基金的增值赢得更多时间。又如，按国际惯例，长期照护是指接受照护服务持续两个月以上。如果完全失能老人在很短时间内就去世，可以考虑退回本金，也可以考虑让其亲属继承相关的保险权益。
领导文萃：这样设计保险产品，就是把消费者当“上帝”，更加人性化，更讲求公平。看来，用市场化的保险方式筹措资金还真有希望，以上的政策方案值得一试。
唐钧：我们还有一个设想：一般的保险产品，承诺的是现金给付。能不能考虑把资金筹集直接与老年服务链接起来？这就是说，保险产品最后兑现的是优质的长期照护服务。即在老人卧床不起、完全失能时，可以直接送进具有一定资质的老年服务机构，享受长期照护服务终身。这样的保险产品，是否更具吸引力和竞争力。
领导文萃：这样的方案设计，是要使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与老年服务机构的长期照护服务实现无缝对接。
唐钧：对，老年服务机构无疑是会欢迎这个方案的。目前有相当一部分老年服务机构，尤其是民营老年服务机构，因为床位空置使其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效能，经营亏损反倒成为当前的业内常态，陷入前面所讲的恶性循环。
但是，这种亏损其实并非正常。经过对老年服务机构的长期观察和调查，我们得到一个经验数字：一个有200～400张床位的老年服务机构，如果入住率持续保持在80%及以上，而且经营得当的话，就能有5%～8%的利润；经营良好的，利润率能达到12%。利润再高，服务质量可能就有问题了。还要强调一点，老年服务机构一经走上正轨，就能长时间持续稳定地获得可观的利润。在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这样的经营状况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保险公司与老年服务机构紧密合作，实现了资金与服务的无缝链接，一旦老人完全失能，就直接送往老年服务机构。机构只须按约定的资质标准尽心尽力地提供服务，就不会再有床位空置导致经营亏损之虞。
领导文萃：这样做，就造就了一个保险公司与老年服务机构“双赢”的大好局面。如果算上失能老人及其家属，那就是“三赢”“四赢”了。
唐钧：平心而论，目光长远的保险公司其实并不需要什么都自己来，前面说过，服务的事大资本干不好。所以，保险公司不妨投资支持一个老年服务机构联盟，以实现在保险受益人完全失能时直接送进机构接受长期照护服务的目标。从调查数据看，目前老年服务机构的收费平均在2800～3500元，前面关于基金增值的计算是留下一定余地的，因此可以考虑从保险费中抽出部分资金设立一个专门的基金，用于帮助加盟的养老机构进行硬件改造和人员培训，使他们达到规定的资质标准。
以上的设想已经得到国内很多老年服务机构的响应。老年服务机构联盟可以设若干专家组，对长期照护服务的相关问题进行持续的、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确定老年服务机构加盟的资质条件与遴选程序；研究制定“完全失能”的鉴定标准，等等。
保险和服务的无缝对接还会衍生出一批“第三方”的专业机构，这些机构可以是市场的，也可以是非营利的。第三方机构可以承担的任务包括：其一，根据既定的标准和程序，负责对要求入盟的机构进行调查和评估，确定其有无资格入门，并就机构的软硬件条件提出进一步改善的意见和建议。其二，根据既定的标准和程序负责对申请入住机构的老人进行身心状况的检查和鉴别，提出评估意见和建议。其三，根据既定的标准和程序，在服务过程中对入盟机构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评估和监督。
领导文萃：这么说，老年服务的问题是有希望通过市场的途径来解决的，那么政府干什么呢？
唐钧：政府要做的，无非是用规划、指导、评估、监督等方式，去帮助老年服务市场尽快地成长并走向成熟。可现在一讲老年服务，就跟政府要资金、要土地，这是一个误区或者说是一种忽悠。国家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帮助有需要但没有能力获得服务的老人获得合适的服务。具体而言，对购买长期照护保险有困难的人政府可以给予补贴，对于完全没有支付能力的人则由政府买单。其他的事情由市场化的老年服务机构去做。
领导文萃：您的意思是政府只需要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唐钧：对，但更要强调的是，政府不要去做自己做不好的事情，不要试图去直接提供服务。现在地方政府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工作方式和套路，这是因为在行政体系中下级主要对上级负责。因此，基层政府和社区往往把工作重点放在做“典型”或“窗口”，要让上面来检查时“有东西可看”。于是，不惜代价地去推出“典型”或“窗口”来，结果却成了仅供观赏的“盆景”。回顾一下80年代以来社区服务的发展历程，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回想一下，当年的社区服务，有一部分叫做“便民利民服务”。地方政府花了很大的精力去做，在有些城市也已经实现了网络化，但是还是成不了气候。现在，这个“任务”却由马云的阿里巴巴和淘宝实现了，而且超过了政府和社会的预期。这说明，应该由市场做的，政府最好不要凭借行政权力自己去“强做”。虽然政府现在开始热衷于“购买服务”，但是，本应市场化的服务，如果只是一味地跟着政府的指挥棒转，就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前面说的对政府惯常的路径依赖，那恐怕也是没有多大发展前景的。 领导文萃：当政府和市场各自做自己该做的事的时候，老年服务的发展就前途光明了。以上的方案如果在实际工作中付诸实施，可以说是解决了处于快速老龄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的一个最大的社会问题。
唐钧：实际上，老年服务良性发展的影响不仅是对社会领域，对经济领域也同样会有重大的影响。自从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之后，中国的经济就一个劲儿往“高大上”靠。前面我们一直在批评的“高档养老”“养老地产”等也是这股潮流中的一支支流。其实，真正获得成功的却未必是那些“高大上”。譬如马云和阿里巴巴的成功，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引起了轰动。如果从社会政策的视角对马云和阿里巴巴作出评价，马云成功的基本经验有二：一是与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需要相契合；二是为普通老百姓，尤其是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工提供了就业岗位。这两点，对于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是“雪中送炭”，而其他的种种新概念都只是“锦上添花”而已。但是，老年服务的“护联网”与淘宝上的网购还是有所区别的。淘宝上有网店扮演供货者的角色，有支付宝扮演信用支付的角色，在销售链的末端是快递员，当快递员敲开门将包裹递到购买者手上，服务即告一段落。然而，“护联网”不同，服务机构的服务人员敲开门，被老人迎进屋里，这通常只意味着服务的开始。就此而言，“护联网”目前还仅仅是一个概念、一个设想。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要为“护联网”的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这个基础的核心议题是服务，是人对人的贴心服务。
领导文萃：是的，老年服务的“护联网”与淘宝的服务方式是有差别的，这可能就是购买商品与购买服务，尤其是人对人的服务的差别。
唐钧：老年服务“护联网”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前面所说的老年服务机构联盟，他们要做的事情还不光是机构养老，还要让加盟的老年服务机构向社区延伸。老年服务机构用连锁的方式到基层去承办社区老年服务中心。这个由机构以延伸服务的方式来做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的思路，主要着眼于专业性。中心的主要任务是提供“日间照料”：子女白天把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老人送到中心，由中心向老人提供生活照料、护理康复和文化娱乐，等等。晚上子女则把老人接回家中享受天伦之乐。有条件的中心，还可以为社区居民提供“喘息式”的老人短期照护服务。场地较为宽敞的中心，还可以同时为社区中健康和轻微失能的老人提供娱乐、健身和康复服务，等等。同时，老年服务机构应该以社区老年服务中心为据点，再次向居民家庭延伸，提供老人所需的上门服务。
如果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由老年服务机构联盟统一规划和实施，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一个有关老年服务的“大数据”的信息网络就逐渐形成了。加上前文所述的保险基金和老年服务的无缝链接，就有了一个广覆盖、有纵深的“护联网”的基础。
领导文萃：对了，这就有点像阿里巴巴和淘宝了。
唐钧：关于养老，现在有很多新的理念，譬如健康管理、智慧养老、远程医疗、机能康复、养生食疗，不一而足。但是，这些先进理念现在大多落不了地。究其原委，就是因为老年服务归根结底是人对人的服务。设备再先进，最终的落实还是需要人来提供服务。现在有人忽悠，说可以用机器人来提供服务。实际上，老年人的需要和相应的服务何等的细致入微，所以一定要强调“专业化”。开个玩笑，即便到了机器人已经发展到可以代替士兵上战场的程度，但也还未必能够胜任老年服务，因为前者是以破坏为主，而后者则要体现贴心的人文关怀。
譬如现在针对“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已经有了用GPS或“北斗”来定位的佩戴式电子设备，其精确度可定位到方圆几米。但是，发现了走失的老人，在亲属没有赶到之前，老人的安全还是没有保障。如果有了“护联网”，就有了人对人的服务。可以通过网络，就近找到一个老年服务机构或社区中心，委托他们接上老人，并给予临时照护，以待亲人的到达。
领导文萃：以上说的，在城市中比较容易做到，但农村的老人怎么办？当前的一个发展趋势是，农村的年轻人奔向城市，而老年人则滞留下来，当老人自理能力差了甚至完全丧失自理能力了，谁来照顾他们呢？
唐钧：你说得很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不良后果一定会在农村，而最大难题的是服务照料。在农村地区，是否可以尝试让农村的中年人或年轻老人照顾自家的老老人。政府和社会应该把这种家庭式的长期照护也看作社会劳动，给予适当的社会工资或经济补贴。政府可以通过社会组织，向提供长期照护服务的亲属给予专业培训，并对长期照护的过程和结果进行评估监督。首先，倡导自家人照顾自家的老人，这比较容易做到。然后可以向外扩张，去照顾别人家里的老人。对于政府而言，这恐怕是一个花钱最少、最经济实惠的服务方案。其实，这种方式在当今世界上，也已经普遍形成了一股潮流。
政府要号召专业老年服务机构，将其专业服务向农村的基层社区延伸，主要是向提供长期照护的亲属传授老年服务的专门技术和技巧，以及对他们进行考核评估。当然，一旦老人完全失能，还是接受机构服务为好，农村老人长期照护所需的资金恐怕要靠政府补贴才行。
领导文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讨论得很多的“医养结合”的问题。一般来说，医疗问题可能是老年人最需要也最在意的，怎样在老年服务中解决好医疗问题呢？
唐钧：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怎么把对老年人的生活照料与医疗服务结合起来，这确实非常重要。但是，医疗和长期照护应该有一个分界线。对老年人而言，最主要的目标是控制慢性病的发展和延缓各种生理机能的衰退。目前世界上流行起来的“长期照护服务”，实际上是把原来属于医疗护理的基本生活护理和一部分非治疗性（即目标是在于维持和缓解）的护理、康复服务从医疗服务中分离出来，成为属于社会服务的“长期照护服务”。这样做，是用社会服务来避免医疗服务的高成本，同时也为了降低医疗保险本身的风险。
实际上，老龄社会对社会保障制度最大的压力，并不是养老保险而是医疗保险。如今的退休人员常说养老金不够用，其实他们担心的并不是日常生活开支不够，而是医疗和长期照护的开支。认识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尤为重要。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是很脆弱的，很多专家估计，在三五年内，现行医疗保险制度就可能出现当年收不抵支的局面。所以，以失能老人长期照护保险来分担医疗保险的负担，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 领导文萃：是啊，现在很多地方政府也都在尝试建立长期照护保险制度。
唐钧：但是，关于长期照护保险，在实践中又存在一些误区，譬如常见的把长期照护保险放到医疗保险制度中，作为一个子项目。这样做，并不符合设立长期照护保险的初衷，其结果可能会把日常生活照料也纳入到医疗保险制度中，那就更是南辕北辙了。
领导文萃：对，前面我们已经讲过这个道理了。但是，如果要设立一项新的保险或社会保险制度，钱从哪里来？
唐钧：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如今缴纳的“五险一金”已经使相当多的劳动者叫苦不迭，如果要再拿出钱来买保险，恐怕政府难以启口。但是，办法总会有的，譬如我们可以打住房公积金的主意。现在养老保险基金有3.5万亿元的积累，这笔资金的增值保值已经成为政府的一个大包袱。其实可以把这笔资金拿来取代住房公积金，用于住房贷款，这样就有稳定的利息，解决了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值保值。同时，劳动者原来用于住房公积金的钱就省下来了，可以拿一部分出来购买长期照护保险，这岂不皆大欢喜。
领导文萃：是的，现在的政府领导人常常爱说“办法总比困难多”，这个“办法”可能是个好主意。
唐钧：最近，全国老龄办常务副主任王建军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探索建立失能老人长期照护保障。”王建军的提法意义深远：第一，“保障”是把用于筹资的保险、补贴等资金保障手段和用于生活照料和护理、康复的服务保障手段融为一体，统筹考虑；第二，在筹资方面，广开门路，社会保险、商业保险、政府补贴、公益慈善等手段，可以用的都用上，为不同收入水平的社会群体设置不同的资金筹措渠道；第三，在服务方面，倡导“中档设施、小型适用，专业水准、优质服务”；第四，保障的重点，是要将筹资和服务直接链接。这就需要各相关政府部门，包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民政、卫生和计划生育、财政等部门通力协作，国家老龄委扮演一个居中协调的角色。
我们应该看到，中国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和问题的严峻化，并不像有些专家所说的那么恐怖。因为建国初期“婴儿潮”时出生的那一代人，进入75岁以上的高龄阶段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我们还有一个至少5～10年的“窗口期”。如果在这5～10年中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其实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高峰完全有可能安然度过。因此，最后提一个建议：自“十三五”开始，是否应该将“银龄工程”调整为新的基本国策？一个人，只要不是英年早逝，都会有老了的一天。不分贫富贵贱，人人都会老去。现在的中青年人怎么对待老人，那么他们的下一辈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
“十二五”期间老年服务的成就、问题与误区
领导文萃：唐老师，关于养老服务，我听说您曾经在课堂上问了一个问题，当时把所有的学生都问住了。
唐钧：哦，你也听说了。我在另外一些会议上也提过这个有点“脑筋急转弯”的问题，这就是：在风景优美、空气清新的深山老林中，有一处金碧辉煌的宏大建筑，你们说这是什么？我的答案是：这不是佛寺就是道观。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只有看破红尘、六根清净的出家人，才能在这种适宜清修隐居的地方长住。可是近年来，一哄而起的号称“高档、大气、上档次”的养老地产、养老社区，建在一些比较偏僻而且交通不便的地方，然后打“环境牌”来忽悠人，这很搞笑。我们知道：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个层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老人而言，可能人文环境比自然环境更重要。我们常说老年人最怕孤独和寂寞，就是这个道理。
领导文萃：是啊，凡是老年心理学的著作中，都非常强调这一点。我们常说，老年人的需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资金保障、服务照料和亲情慰藉，而且缺一不可。
唐钧：我记得景天魁老师（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原所长）讲过一个故事，他在日本参访一个老年服务机构，正与一位老人谈话，突然进来一位中年妇女，与老人说了几句话，又匆匆地走了。她走了之后，老人就开始流泪。景老师就问怎么回事，护理员说，刚才来的是老人的女儿，她已经很久没来看望老人了。景老师说：那今天女儿来了应该高兴啊？护理员说：她已经走了。她对老人说，她已经付了两年的费用。这可能意味着今后两年她不会再来了。
现代社会的福利保障制度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国家和政府越过社区和家庭直接对个人提供资金和服务，而且这样的制度安排常常更多考虑的是物质保障而忽视了人文关怀。现在发达国家都在对此进行反思，老年服务越来越重视社区和家庭的作用。
领导文萃：近年来，我们在老年服务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当然也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下面就请唐老师谈谈“十二五”期间的老年服务取得了什么成就，还存在什么问题？
唐钧：“十二五”期间，我们取得的成就主要有五点：第一点是国家政策支持的力度空前。“十二五”以来，政府共出台了26项相关的政策法规。这些政策法规有三个特点：首先是“发布频度密集”，在最近的两年多时间里，几乎是平均每月出台一项。其次是“涉及范围广泛”，发布政策法规的，除了国务院和主管部门民政部以及全国老龄办，还涉及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社部、国家卫计委等16个政府部门。再次是“部门密切合作”，上述政策法规中，有15项是两个及以上的政府部门联合发布的，最多的一项涉及到10个部门。第二点是国家和社会对老年服务的投资规模非常可观。2012年，民政部在介绍“十二五”养老服务规划时表示，五年中要投入2500亿元以上的资金。其中，不仅有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还包括了各种社会资金。据民政部披露：仅2014年，政府就拿出大约250亿元用于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目前社会资金投资的主力是“房企”和“险企”，房企投资总额据说超过了800亿元，而险企计划投资更是高达2000亿元。但有媒体透露，实际投入可能会少于计划额度。第三点是因为政府和社会真金白银的投入，致使老年服务的床位数快速增长。根据民政部和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统计数字：2010年，全国各类老年服务机构共有床位314.9万张；到2014年，养老服务机构中的床位增加到了551.4万张，与2010年相比，增长了75.1%。“十二五”期间，老年服务机构床位数的增长成为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规划中的指标是每千人30张床位，按此比例计算，应该是636万张床位。截至2014年，已经完成86.7%。第四点最重要，就是在价值理念层面上，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学界乃至全社会已经就“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老年服务的体系框架和结构层次达成共识，并且日益深入人心。这个共识既与国际经验相接轨，又与中国国情相适应。其中所表达的理性和远见，影响是深远的，可列为“十二五”期间老年服务领域取得的最大成就。最后一点也很重要，这就是在老年服务领域，“十二五”期间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先进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的“纯民间”的中青年投资者和管理者。比起开口闭口“在商言商”的大资本，他们才是中国老年服务的希望。前面我们反复强调，对于老年服务而言，人文关怀可能更重要。但是，当今中国的大资本，服务精神始终是个短板。譬如说，有些险企，在收取保险费期间，就会很关注投保人，但一旦交费终了，投保人就被晾在一边了。至于房企，那就更不用说了，全国有几家物业公司是小区居民十分满意的？所以，大资本只能忽悠什么“高档养老”“养老地产”……其实他们可能另有目的，你懂的。
当然，不是说险企、房企不能参与老年服务，他们仍然可以做地产，拥有物业，但服务恐怕还是委托给专业的“老年服务经营商”，这就像很多大酒店都委托给酒店管理集团管理一样。这样的轻资产的服务经营商，就要从“纯民间”的中青年投资者和管理者中发展起来。老年服务，归根结底是服务，是人对人的服务而不是其他，所以可以把希望寄托在真正有先进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的服务经营商身上。 领导文萃：“十二五”期间，老年服务的五项成就都已经说到了，下面请您接着说存在的问题。
唐钧：“十二五”期间，中国老年服务存在的问题也非常明显。从宏观的政府管理的角度看，主要有两条：其一，政策法规出台虽多，但却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更没找到解决老龄问题的突破口。其二，资金投入不少，但只见枝叶疯长，既不开花更谈不上结果。总而言之，普通老百姓，尤其是老年人，得到的实惠好像并不多。
领导文萃：如此看来，好像问题还比较严重。那么，我现在要问的问题是：原因何在？
唐钧：要说原因，大致有三：第一，重视床位数的增加但却忽视使用效率。近年来，随着老年服务床位数不断增加，床位利用率却在下降。前面我们说过，2010年，老年服务的床位是314.9万张，当时入住的老人是242.6万人，床位利用率77.04%，亦即空床率22.96%。但到2014年，老年服务床位数大幅增加到551.4万张，但入住老人仅为288.7万人，床位利用率52.36%，空床率为47.64%，两者之间接近五五开了。这说明，光重视增加老年服务床位的工作思路是有问题的，结果是导致了床位数和空床率同步增长的吊诡现象的出现。
领导文萃：是啊，床位数大幅增加，但入住老人却没那么多，增加的床位大多都空置了，这岂不是资源浪费。
唐钧：第二，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政府部门光看到潜在的需求但却忽视甚至漠视有效需求而造成的。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述，消费者虽有购买欲望但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只是潜在需求，而消费者有购买欲望也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才是有效需求。那么，现实的中国国情是怎样的呢？且不说只有象征意义上的养老金的农村老人，就是城镇8000多万的企业退休人员，他们的养老金经过“十一连涨”，到2015年才平均2200多元。不用说每月服务费万儿八千还要以百万元计的“押金”的“高档养老”“养老地产”，即使是收费在3000～5000元的中档服务机构，光凭养老金收入，绝大多数老年人也无福消受。当我们错把潜在需求当作有效需求来做市场策划时，美好的愿望岂能不落空？现在有一些专家，总拿发达国家的老年服务来说事，但关键的问题是，如今发达国家正在或者即将跨越老年门坎的这一代人，是二战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是经历了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的一代人，所以他们大多属于富裕阶层。同一代人，在中国却是从计划时代走过来的一代人，他们大多属于中低收入阶层。所以，简单比较，只会导致认识上的误区。
领导文萃：以上您已经说了问题产生的两点原因，还有第三点呢？
唐钧：第三，就是政府的政策看似面面俱到但没把握住重点和突破口。在中国2亿老年人中，失能老人是3700多万人。此前，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更为具体翔实：中国失能老人有4031万人，其中部分失能的老人是2818万人，完全失能的老人是1213万人。当老人的日常生活不能自理时，其处境的困窘和无奈是难以言表的。尤其是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不但自己痛苦不堪甚至生不如死，还连累全家都不得安宁。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失能老人，特别是完全失能老人的问题意义重大，这应该是发展老年服务的突破口。至少要使中国的老人，无论贫富贵贱，都能有尊严、少痛苦甚至无痛苦地离开，这应该是“全面小康”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大数上说，在当今中国的2亿老人中，完全失能的占5%，部分失能的占15%，其余的80%是健康或轻微失能的老人。如果纯粹从需要出发，现在所说的“90—7—3”或“90—6—4”可能有考虑不周的地方，其实应该以“80—15—5”为基础来思考老年服务的对策。因此，对“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老年服务体系的理解应该是：对健康和轻微失能的老人以居家养老应对，完整的表达应是在社会服务和社区服务支持下的居家养老；对部分失能老人以社区养老应对，重点放在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对完全失能老人以机构养老应对，对他们提供专业性的长期照护服务。
领导文萃：这就是说，80%的健康和轻微失能老人以居家养老为主，15%的部分失能老人以社区养老为主，5%的完全失能老人以机构养老为主。
唐钧：是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目前更麻烦的是对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层次体系存在明显的理解上的误区。甚至有“专家”有意无意将此曲解为：富裕的老人可以追求“高大上”的机构养老，而中低收入的老人就只能宅在家中将就着过一天算一天。对于上述种种误区，现在要拨乱反正还真有点困难。但是，如果我们走不出这些误区，老年服务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有长期照护需要的老人因没有支付能力不能接受机构服务，服务机构空床率高经营亏损难以为继，机构发展受阻又会拉整个老年服务的后腿，老年服务发展迟缓则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
让养老服务走向市场
领导文萃：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切断这个恶性循环，使中国的老年服务走向良性循环呢？
唐钧：要达到上述目标，首先就应该将老年服务发展的突破口锁定在生活最为困难的失能老人身上。
2013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提出：“鼓励老年人投保……长期护理保险……鼓励和引导商业保险公司开展相关业务。”我们可以考虑通过长期积累的保险手段来筹集资金，最终在完全失能老人问题上取得突破，形成有保险给付支持的有效需求和长期照护服务的市场。一开始因为缺乏经验，可以将目标集中到“完全失能老人”，理由有二：一是“完全失能老人”生活更艰难，对家庭、对社会的影响更大；二是对于“完全失能老人”更容易作出评估和判断。
领导文萃：对于完全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保险，国内有没有做过调查研究，形成具体的方案设计？
唐钧：2014年，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在北京、上海、杭州、武汉、长沙、哈尔滨等6个城市作过一次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老人从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到去世的时间是有限的，平均为44个月，出现完全不能自理状况的平均年龄为79岁。在完全失能老人中，有25.9%在6个月内去世，57.2%在12个月内去世，77%在24个月内去世。 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计算，如果每月支付4000元，44个月就需要176000元。如果按复利4%计算，40岁一次性趸交45000元，50岁交65000元，60岁交95000元，70岁交145000元，到79岁时也可以积累到大约20万元左右。如此积累起来的资金，连本带息可以满足每月支付4000元的需要。
从以上的调查数据和粗略计算看，市场化的完全失能老人长期照护保险还是可以尝试的，当然，政府应该对购买保险的人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顺便说一句，如果政府愿意做长期照护的社会保险，以上的调查数据应该也同样有意义。
另外，从保险受益人的利益出发，这项保险产品还可以考虑附加一些优惠。譬如，可以考虑为保险受益人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定期检查身体，提供健康咨询。健康管理可以维系保险公司和客户之间的联络，同时，客户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可以使完全失能的时间后移，从而为保险基金的增值赢得更多时间。又如，按国际惯例，长期照护是指接受照护服务持续两个月以上。如果完全失能老人在很短时间内就去世，可以考虑退回本金，也可以考虑让其亲属继承相关的保险权益。
领导文萃：这样设计保险产品，就是把消费者当“上帝”，更加人性化，更讲求公平。看来，用市场化的保险方式筹措资金还真有希望，以上的政策方案值得一试。
唐钧：我们还有一个设想：一般的保险产品，承诺的是现金给付。能不能考虑把资金筹集直接与老年服务链接起来？这就是说，保险产品最后兑现的是优质的长期照护服务。即在老人卧床不起、完全失能时，可以直接送进具有一定资质的老年服务机构，享受长期照护服务终身。这样的保险产品，是否更具吸引力和竞争力。
领导文萃：这样的方案设计，是要使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与老年服务机构的长期照护服务实现无缝对接。
唐钧：对，老年服务机构无疑是会欢迎这个方案的。目前有相当一部分老年服务机构，尤其是民营老年服务机构，因为床位空置使其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效能，经营亏损反倒成为当前的业内常态，陷入前面所讲的恶性循环。
但是，这种亏损其实并非正常。经过对老年服务机构的长期观察和调查，我们得到一个经验数字：一个有200～400张床位的老年服务机构，如果入住率持续保持在80%及以上，而且经营得当的话，就能有5%～8%的利润；经营良好的，利润率能达到12%。利润再高，服务质量可能就有问题了。还要强调一点，老年服务机构一经走上正轨，就能长时间持续稳定地获得可观的利润。在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这样的经营状况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保险公司与老年服务机构紧密合作，实现了资金与服务的无缝链接，一旦老人完全失能，就直接送往老年服务机构。机构只须按约定的资质标准尽心尽力地提供服务，就不会再有床位空置导致经营亏损之虞。
领导文萃：这样做，就造就了一个保险公司与老年服务机构“双赢”的大好局面。如果算上失能老人及其家属，那就是“三赢”“四赢”了。
唐钧：平心而论，目光长远的保险公司其实并不需要什么都自己来，前面说过，服务的事大资本干不好。所以，保险公司不妨投资支持一个老年服务机构联盟，以实现在保险受益人完全失能时直接送进机构接受长期照护服务的目标。从调查数据看，目前老年服务机构的收费平均在2800～3500元，前面关于基金增值的计算是留下一定余地的，因此可以考虑从保险费中抽出部分资金设立一个专门的基金，用于帮助加盟的养老机构进行硬件改造和人员培训，使他们达到规定的资质标准。
以上的设想已经得到国内很多老年服务机构的响应。老年服务机构联盟可以设若干专家组，对长期照护服务的相关问题进行持续的、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确定老年服务机构加盟的资质条件与遴选程序；研究制定“完全失能”的鉴定标准，等等。
保险和服务的无缝对接还会衍生出一批“第三方”的专业机构，这些机构可以是市场的，也可以是非营利的。第三方机构可以承担的任务包括：其一，根据既定的标准和程序，负责对要求入盟的机构进行调查和评估，确定其有无资格入门，并就机构的软硬件条件提出进一步改善的意见和建议。其二，根据既定的标准和程序负责对申请入住机构的老人进行身心状况的检查和鉴别，提出评估意见和建议。其三，根据既定的标准和程序，在服务过程中对入盟机构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评估和监督。
领导文萃：这么说，老年服务的问题是有希望通过市场的途径来解决的，那么政府干什么呢？
唐钧：政府要做的，无非是用规划、指导、评估、监督等方式，去帮助老年服务市场尽快地成长并走向成熟。可现在一讲老年服务，就跟政府要资金、要土地，这是一个误区或者说是一种忽悠。国家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帮助有需要但没有能力获得服务的老人获得合适的服务。具体而言，对购买长期照护保险有困难的人政府可以给予补贴，对于完全没有支付能力的人则由政府买单。其他的事情由市场化的老年服务机构去做。
领导文萃：您的意思是政府只需要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唐钧：对，但更要强调的是，政府不要去做自己做不好的事情，不要试图去直接提供服务。现在地方政府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工作方式和套路，这是因为在行政体系中下级主要对上级负责。因此，基层政府和社区往往把工作重点放在做“典型”或“窗口”，要让上面来检查时“有东西可看”。于是，不惜代价地去推出“典型”或“窗口”来，结果却成了仅供观赏的“盆景”。回顾一下80年代以来社区服务的发展历程，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回想一下，当年的社区服务，有一部分叫做“便民利民服务”。地方政府花了很大的精力去做，在有些城市也已经实现了网络化，但是还是成不了气候。现在，这个“任务”却由马云的阿里巴巴和淘宝实现了，而且超过了政府和社会的预期。这说明，应该由市场做的，政府最好不要凭借行政权力自己去“强做”。虽然政府现在开始热衷于“购买服务”，但是，本应市场化的服务，如果只是一味地跟着政府的指挥棒转，就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前面说的对政府惯常的路径依赖，那恐怕也是没有多大发展前景的。 领导文萃：当政府和市场各自做自己该做的事的时候，老年服务的发展就前途光明了。以上的方案如果在实际工作中付诸实施，可以说是解决了处于快速老龄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的一个最大的社会问题。
唐钧：实际上，老年服务良性发展的影响不仅是对社会领域，对经济领域也同样会有重大的影响。自从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之后，中国的经济就一个劲儿往“高大上”靠。前面我们一直在批评的“高档养老”“养老地产”等也是这股潮流中的一支支流。其实，真正获得成功的却未必是那些“高大上”。譬如马云和阿里巴巴的成功，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引起了轰动。如果从社会政策的视角对马云和阿里巴巴作出评价，马云成功的基本经验有二：一是与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需要相契合；二是为普通老百姓，尤其是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工提供了就业岗位。这两点，对于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是“雪中送炭”，而其他的种种新概念都只是“锦上添花”而已。但是，老年服务的“护联网”与淘宝上的网购还是有所区别的。淘宝上有网店扮演供货者的角色，有支付宝扮演信用支付的角色，在销售链的末端是快递员，当快递员敲开门将包裹递到购买者手上，服务即告一段落。然而，“护联网”不同，服务机构的服务人员敲开门，被老人迎进屋里，这通常只意味着服务的开始。就此而言，“护联网”目前还仅仅是一个概念、一个设想。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要为“护联网”的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这个基础的核心议题是服务，是人对人的贴心服务。
领导文萃：是的，老年服务的“护联网”与淘宝的服务方式是有差别的，这可能就是购买商品与购买服务，尤其是人对人的服务的差别。
唐钧：老年服务“护联网”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前面所说的老年服务机构联盟，他们要做的事情还不光是机构养老，还要让加盟的老年服务机构向社区延伸。老年服务机构用连锁的方式到基层去承办社区老年服务中心。这个由机构以延伸服务的方式来做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的思路，主要着眼于专业性。中心的主要任务是提供“日间照料”：子女白天把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老人送到中心，由中心向老人提供生活照料、护理康复和文化娱乐，等等。晚上子女则把老人接回家中享受天伦之乐。有条件的中心，还可以为社区居民提供“喘息式”的老人短期照护服务。场地较为宽敞的中心，还可以同时为社区中健康和轻微失能的老人提供娱乐、健身和康复服务，等等。同时，老年服务机构应该以社区老年服务中心为据点，再次向居民家庭延伸，提供老人所需的上门服务。
如果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由老年服务机构联盟统一规划和实施，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一个有关老年服务的“大数据”的信息网络就逐渐形成了。加上前文所述的保险基金和老年服务的无缝链接，就有了一个广覆盖、有纵深的“护联网”的基础。
领导文萃：对了，这就有点像阿里巴巴和淘宝了。
唐钧：关于养老，现在有很多新的理念，譬如健康管理、智慧养老、远程医疗、机能康复、养生食疗，不一而足。但是，这些先进理念现在大多落不了地。究其原委，就是因为老年服务归根结底是人对人的服务。设备再先进，最终的落实还是需要人来提供服务。现在有人忽悠，说可以用机器人来提供服务。实际上，老年人的需要和相应的服务何等的细致入微，所以一定要强调“专业化”。开个玩笑，即便到了机器人已经发展到可以代替士兵上战场的程度，但也还未必能够胜任老年服务，因为前者是以破坏为主，而后者则要体现贴心的人文关怀。
譬如现在针对“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已经有了用GPS或“北斗”来定位的佩戴式电子设备，其精确度可定位到方圆几米。但是，发现了走失的老人，在亲属没有赶到之前，老人的安全还是没有保障。如果有了“护联网”，就有了人对人的服务。可以通过网络，就近找到一个老年服务机构或社区中心，委托他们接上老人，并给予临时照护，以待亲人的到达。
领导文萃：以上说的，在城市中比较容易做到，但农村的老人怎么办？当前的一个发展趋势是，农村的年轻人奔向城市，而老年人则滞留下来，当老人自理能力差了甚至完全丧失自理能力了，谁来照顾他们呢？
唐钧：你说得很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不良后果一定会在农村，而最大难题的是服务照料。在农村地区，是否可以尝试让农村的中年人或年轻老人照顾自家的老老人。政府和社会应该把这种家庭式的长期照护也看作社会劳动，给予适当的社会工资或经济补贴。政府可以通过社会组织，向提供长期照护服务的亲属给予专业培训，并对长期照护的过程和结果进行评估监督。首先，倡导自家人照顾自家的老人，这比较容易做到。然后可以向外扩张，去照顾别人家里的老人。对于政府而言，这恐怕是一个花钱最少、最经济实惠的服务方案。其实，这种方式在当今世界上，也已经普遍形成了一股潮流。
政府要号召专业老年服务机构，将其专业服务向农村的基层社区延伸，主要是向提供长期照护的亲属传授老年服务的专门技术和技巧，以及对他们进行考核评估。当然，一旦老人完全失能，还是接受机构服务为好，农村老人长期照护所需的资金恐怕要靠政府补贴才行。
领导文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讨论得很多的“医养结合”的问题。一般来说，医疗问题可能是老年人最需要也最在意的，怎样在老年服务中解决好医疗问题呢？
唐钧：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怎么把对老年人的生活照料与医疗服务结合起来，这确实非常重要。但是，医疗和长期照护应该有一个分界线。对老年人而言，最主要的目标是控制慢性病的发展和延缓各种生理机能的衰退。目前世界上流行起来的“长期照护服务”，实际上是把原来属于医疗护理的基本生活护理和一部分非治疗性（即目标是在于维持和缓解）的护理、康复服务从医疗服务中分离出来，成为属于社会服务的“长期照护服务”。这样做，是用社会服务来避免医疗服务的高成本，同时也为了降低医疗保险本身的风险。
实际上，老龄社会对社会保障制度最大的压力，并不是养老保险而是医疗保险。如今的退休人员常说养老金不够用，其实他们担心的并不是日常生活开支不够，而是医疗和长期照护的开支。认识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尤为重要。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是很脆弱的，很多专家估计，在三五年内，现行医疗保险制度就可能出现当年收不抵支的局面。所以，以失能老人长期照护保险来分担医疗保险的负担，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 领导文萃：是啊，现在很多地方政府也都在尝试建立长期照护保险制度。
唐钧：但是，关于长期照护保险，在实践中又存在一些误区，譬如常见的把长期照护保险放到医疗保险制度中，作为一个子项目。这样做，并不符合设立长期照护保险的初衷，其结果可能会把日常生活照料也纳入到医疗保险制度中，那就更是南辕北辙了。
领导文萃：对，前面我们已经讲过这个道理了。但是，如果要设立一项新的保险或社会保险制度，钱从哪里来？
唐钧：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如今缴纳的“五险一金”已经使相当多的劳动者叫苦不迭，如果要再拿出钱来买保险，恐怕政府难以启口。但是，办法总会有的，譬如我们可以打住房公积金的主意。现在养老保险基金有3.5万亿元的积累，这笔资金的增值保值已经成为政府的一个大包袱。其实可以把这笔资金拿来取代住房公积金，用于住房贷款，这样就有稳定的利息，解决了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值保值。同时，劳动者原来用于住房公积金的钱就省下来了，可以拿一部分出来购买长期照护保险，这岂不皆大欢喜。
领导文萃：是的，现在的政府领导人常常爱说“办法总比困难多”，这个“办法”可能是个好主意。
唐钧：最近，全国老龄办常务副主任王建军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探索建立失能老人长期照护保障。”王建军的提法意义深远：第一，“保障”是把用于筹资的保险、补贴等资金保障手段和用于生活照料和护理、康复的服务保障手段融为一体，统筹考虑；第二，在筹资方面，广开门路，社会保险、商业保险、政府补贴、公益慈善等手段，可以用的都用上，为不同收入水平的社会群体设置不同的资金筹措渠道；第三，在服务方面，倡导“中档设施、小型适用，专业水准、优质服务”；第四，保障的重点，是要将筹资和服务直接链接。这就需要各相关政府部门，包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民政、卫生和计划生育、财政等部门通力协作，国家老龄委扮演一个居中协调的角色。
我们应该看到，中国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和问题的严峻化，并不像有些专家所说的那么恐怖。因为建国初期“婴儿潮”时出生的那一代人，进入75岁以上的高龄阶段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我们还有一个至少5～10年的“窗口期”。如果在这5～10年中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其实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高峰完全有可能安然度过。因此，最后提一个建议：自“十三五”开始，是否应该将“银龄工程”调整为新的基本国策？一个人，只要不是英年早逝，都会有老了的一天。不分贫富贵贱，人人都会老去。现在的中青年人怎么对待老人，那么他们的下一辈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