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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冬，周绍良遽归道山，黄永年闻讯后，撰写了这样一幅挽联：“红著传世学林共赏传奇话本，老友归去何人与谈通鉴李唐。”不仅评价了周先生的名山事业，也表达了老友凋零、无人论学的惆怅之情。不久他又应邀撰文，深情回忆周先生与自己交往、赠送佳椠善本的往事；盛赞周先生学问渊博、为人慷慨真诚；并引了往昔所作赠周绍良的二首小诗“博雅无如建德周，仍传余事纪红楼，四松堂集还贻我，却忆都门载酒行”；“多谢先生擅鉴赏，旌阳玉匣亦平章，只今一卷朱明本，好卜灯花说吉祥。”(白化文主编《周绍良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P34-35；此据黄寿成赠影印手稿本)其中《四松堂集》、舒木鲁明钞本《唐摭言》、修绠山房本《宣和遗事》黄先生都已撰写了文字，惟独未就“旌阳玉匣亦平章”写有文字。中华书局出版的《绍良书话》，购读一过，不免有些联想。书中附录所收绍良先生女公子周启瑜《高山仰止——忆我的父亲周绍良》谈及绍良先生与黄永年先生的交往，也引用了这两首纪实小诗。遗憾的是，《绍良书话》中未收录关于《玉匣记》的跋文。笔者记忆所及，这篇文章曾发表在198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学林漫录》第十二集周先生的《小斋书记》一文中。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就黄先生此诗句略作笺证，以见藏书风习及学人交往故事，供治学术史者采摭。
诗中“旌阳玉匣”的“旌阳”即是东晋的许旌阳，“玉匣”即传说中许旌阳撰著的《玉匣记》一书，实际上是一部民间日常生活指南性质的手册，如占卜、占梦、挑选黄道吉日、神明祭祀等都可以找到相应的答案。周绍良藏书虽然本着人弃我取的原则，重视社会生活史料的搜集，但他收得《玉匣记》的经过也是极其偶然的。《学林漫录》所收周先生《小斋书记》一文中，关于《玉匣记》是这样说的：
最初在我印象里，《玉匣记》只不过是一部星象占卜之书，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所以从来也没注意到它。后来大一点，经常跑一跑琉璃厂的旧书店去访书，虽然也偶然看到它，却从来没有遛过一眼，是不值一顾的。那时时常有一些书店往家里送书要求选购。有一次一个书店送来一些书，大概是新从乡下贩上来的，大部分是些明版书，约有两大捆，我父亲和我一齐选了一些，已经占了一大半。书店的伙计把没有选中的书清一下预备捆起来，从中剔出几本不要了，内中就有两本残破的《玉匣记》，这在当时他们也认为是没人要买的书，所以舍弃了。这两本《玉匣记》一直搁在我书架底层好多年。
偶然清理积书，把这两本《玉匣记》翻到，随手翻看，才知道这是两本明版书，也明白到它所以成为家庭经常备用之书是有它道理的。它除了载明一些神佛阎君的生辰日子，以供一些迷信这一套的人们检阅，这里有“合帐吉日”、“试衣吉日”等，并且有解决“面热”、“眼跳”、“耳热”、“耳鸣”、“釜鸣”、“火逸”、“犬嚎”等吉凶的解说，还有对“洗头”、“出行”的各种忌日，某日不宜针灸的介绍，并加上一些《治风牙方》、《治虫牙方》、《治火眼方》等医方。由于这样，这书当然成了家居必备之书，还有书中载有《列帝列后忌辰祭期表》，当年《祭祀日期表》，因之也为居官者所需要，使用范围无形中扩大了好几倍。
从这两本残书，我发现《玉匣记》这书跟历书一样，它也是每年需要更新一次的。因为书中载有太常寺对当年祭祀事历列有明确日期，每年更新，这使人们必需每年重新买一回。
书前有宣德八年(1433)宾云道人江应玄序，他大概是一名道士。据序云：“《玉匣记》者，旌阳许真君之所著也。近姑苏道友倪守贞得之于异人，受而敬信之，尤虑见闻者少，欲受诸梓，以广其传，礼予为之序。”可见是讬名于许旌阳，事实这书就是江应玄或倪守贞所伪造的，并且是明代宣德年间事。
我存的这两本《玉匣记》所载《皇明帝纪国朝诸皇帝排王论》止于万历。后面太常寺为祭祀日期事将礼部祭清吏司所开祭祀致斋日期為万历三十八年及三十九(1610-1611)年，由此可知这两本是万历三十八年及三十九(1610-1611)年的刊本。可惜书前已有阙叶，好在这书千篇一律，所以也没有什么遗憾的。过去看不上的书，今天却不易得了。
绍良先生对《玉匣记》的考证包括刊刻发行原委、每年刊刻一次都是非常正确的。只是黄先生诗中“只今一卷朱明本，好卜灯花说吉祥”，要修正为“只今二卷朱明本”了。《中国从书综录》子部载有“《许真君玉匣记》一卷，晋许逊撰，续道藏(万历本，景万历本)”。又，明刘若愚《明宫史》土集“内板书数”中亦载有“《玉匣记》(一本，八十二页)”。刘若愚，晚明时人，可见《玉匣记》的流行年代可能始于明代中期。当然，《玉匣记》的渊源追溯起来，可以上推到秦汉时代的《曰书》及敦煌的《梦书》、《相面书》。秦汉时代的官吏既要以律令治国，也要以《日书》视事；黔首亦要以《日书》定吉凶，安排每日行事。绍良先生还引了从《红楼梦》到自己祖母这二百年间使用《玉匣记》的情况。《玉匣记》并不是什么奇书，我们在清代《红楼梦》中可以看到，第四十一回上，巧姐生病，刘姥姥教给他瞧瞧祟书，一语提醒了凤姐，便叫平儿拿出《玉匣记》来，叫彩明念。彩明翻了一会，念道：“八月廿五日病者，东南方得之，遇见花神。用五色纸钱四十张，向东南方四十步送之，大吉。”绍良先生的祖母则是查看《六十花甲子喜神方位》，了解出门拜年，第一次出门是朝什么方向。由此可见《玉匣记》的功用。细按《玉匣记》原文，可以知道除了民间信仰的内容，有许多也是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如为防止鼠害，民间需要豢养猫。如“纳猫吉日”后又附相猫法，“猫儿身短最为良，眼用金狠尾有长，面似虎威声振喊，老鼠闻之立使亡。”又法：“露爪能翻瓦，腰长会走家，面长鸡绝种，尾大懒如蛇。”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卷五十也有相猫的办法，“猫捕鼠，小兽也。处处蓄之。有黑黄白驳数色，狸身而虎而，柔毛而利齿。以尾长腰短，目如金银，及上颚多棱者为良。”这大概都是总结民间经验及谚语而来。再如《六十年地母经占分野所属年岁丰歉歌》按干支分别叙述每年的农作物长势，都是以农立国的国人极其关注的事情。
周绍良先生平生的大宗收藏，如清人所制名墨捐赠故宫博物院，明清小说二百余种捐赠天津图书馆，所藏其他佳椠善本也不时赠送真知笃好的朋友。如他所藏这两本明万历刊本《玉匣记》，一本先是赠予了黄永年先生，后来又将一本赠予了辛德勇学长。辛在《我与绍良先生的书缘》一文中说：“为鼓励我收集有价值的历史文献，绍良先生送给我几次书，其中最珍贵的是一本万历末年刊刻的《玉匣记》，这是研究明代社会生活风俗极为难得的史料，翻检《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知明代的《玉匣记》，国内公藏目前还没有见到过著录，其罕见 程度，可想而知。”(《周绍良纪念文集》，P84—86)学长虽未指明刊刻确切年代，但黄先生自言得到的赠书是明万历三十七年刊本，结合绍良先生《小斋书记》的记载，学长得到的赠书应是万历三十八刊本。至于绍良先生《小斋书记》定为万历三十八、三十九年刊本，是根据《玉匣记》所载《皇明帝纪国朝诸皇帝排王论》止于万历，后面太常寺为祭祀日期事将礼部祭清吏司所开祭祀致斋口期为万历三十八年及三十九年。但是我想如同历日都是今年预先刊印明年的一样，从日期断定年代应上推一年，由此这两本《玉匣记》应是万历三十七年及三十八年的刊本。至于书前已有阙叶，2008年岁末赴京开会，过访京西未亥室，德勇学长言及当年自绍良先生有送书承诺后，一再恳请，方才得到先生赠书，那天高兴得一宿未睡；后呈送黄先生观赏，先生取下三叶补自己藏本不足，又将此三叶及自己藏本的二叶一并影印送还给德勇学长。绍良先生闻讯后笑谓：“你老师真是会巧取啊!”由此则书林掌故联想，千载前《世说》所载文人嘉话，信哉不虚!
虽然常言道，君子之交淡如水。德勇学长偶获《桂林轩香雪斋各色货物簿》抄本，是很难得的近代社会经济史料，想到绍良先生或许会感兴趣，便举以相赠，绍良先生以年事已高为辞，只接受了复印本，并在《桂林轩香雪斋各色货物簿》跋考证此为道光年问北京最有名气之化妆品店。“此虽为一简单目录，但颇可觇当时社会情景，殊有其史料价值。郑振铎先生获得乾隆年间北京同仁堂药品目录，视同珍籍，可见学者着眼功夫固不同也。近来辛德勇同志惠赠《桂林轩香雪斋各色货物簿》复制本一册，与前抄本文字全同，惟价钱改易，已涨五倍，原定二百文者，已改为‘钱一吊贰’，可见十余年问，物价之猛涨与铜钱之贬值，固甚巨也。辛本盖在八围联军入京略前所刻。书此以志感谢。”此外，筆者阅读所及，李一氓《存在集续编》也有文提及桂林轩香雪斋。
《绍良书话》未收《玉匣记》跋文自是憾事。但全书引人入胜处不胜枚举。如第四类话本与唱本中第一种《如意册》钞本，第二种《万年芳》钞本，都曾是曲阜孔府旧藏的珍本。前者有孔德成1947年墨笔题跋及题诗一首，以二王体行书写就，颇有意境。这位孔子第七十七代孙自1949年移居台湾后，墨迹一向在大陆少见。跋文略曰：“《如意册》卷，缺首尾二卷，得于曲阜余家旧书书丛中，清钞本也。孙珍芳弟喜藏戏剧诸本，即以移赠。此书渊源如何，流传多寡，余为外道，不得其详。考校之事，当俟珍弟。民国卅六年九月三日灯下寺京寓楼德成记。寂寂小庭月上迟，碧纱窗下理残帙。丛残劫后喜犹在，携入江寺秋雨时。此次在家小住六日，九月一日还京，携书籍甚多，此其一也。作小诗记之。丁亥九月三日夜再记。”跋文中“灯下寺”为天子脚下之意，此承太原殷宪先生教示，谨致谢忱。绍良先生考证前者为清康熙年问大戏剧家、孔府清客、无锡人顾彩所写《平妖传》故事，“审视之下，不禁大惊，固一人间未见书也。”顾彩又作有传奇《小忽雷》，又曾据《桃花扇》重写《南桃花扇》。考证后者为明正德皇帝微服出行事。由此可知此一时曲阜孔府浓厚的艺术气息。孔尚任《桃花扇》的问世绝非偶然了。值得一说的是书中钤有“尼防洙泗”朱文印，是衍圣公府藏书印，外人一向少见。跋文所说孙珍芳事迹，绍良先生未考可补。原来孔德成夫人孙琪芳是前清状元、曾任礼部尚书的安徽寿州人孙家鼐的孙女，孙家鼐在宫廷任阅卷大臣，毓庆宫行走，与尚书翁同教皇帝读书。孙珍芳当为孔德成妻弟；由于孙琪芳妹孙莲芳下嫁至德周家，孙珍芳与绍良先生亦为懿亲。再如绍良先生漫谈收书得意事，亦颇有趣味。《吃火锅得书记》原名《食菊得书记》，已收入《周绍良文集》，记1947年(《绍良书话》误排为1997年)国庆(当指双十节)放假至扬州，孟芬大姐约吃菊花火锅时，在吃店中遇一卖书人，偶得元建本《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古赋》一册。“无意之中，得此奇书，元代科举考试史志记载很模糊，得此大致可以明了一二。”又《记佛说大藏经总目录》一文叙绍良先生与此同时还在火车上偶遇一僧人，获明宣德二年所刻《佛说大藏经总目录》，此书当为唯一存世之木刻本，为研究敦煌遗书中之《西天大小承经律论并在唐都目录》之重要参考资料。这岂不正应验了“世无弃物”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两句俗话。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诗中“旌阳玉匣”的“旌阳”即是东晋的许旌阳，“玉匣”即传说中许旌阳撰著的《玉匣记》一书，实际上是一部民间日常生活指南性质的手册，如占卜、占梦、挑选黄道吉日、神明祭祀等都可以找到相应的答案。周绍良藏书虽然本着人弃我取的原则，重视社会生活史料的搜集，但他收得《玉匣记》的经过也是极其偶然的。《学林漫录》所收周先生《小斋书记》一文中，关于《玉匣记》是这样说的：
最初在我印象里，《玉匣记》只不过是一部星象占卜之书，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所以从来也没注意到它。后来大一点，经常跑一跑琉璃厂的旧书店去访书，虽然也偶然看到它，却从来没有遛过一眼，是不值一顾的。那时时常有一些书店往家里送书要求选购。有一次一个书店送来一些书，大概是新从乡下贩上来的，大部分是些明版书，约有两大捆，我父亲和我一齐选了一些，已经占了一大半。书店的伙计把没有选中的书清一下预备捆起来，从中剔出几本不要了，内中就有两本残破的《玉匣记》，这在当时他们也认为是没人要买的书，所以舍弃了。这两本《玉匣记》一直搁在我书架底层好多年。
偶然清理积书，把这两本《玉匣记》翻到，随手翻看，才知道这是两本明版书，也明白到它所以成为家庭经常备用之书是有它道理的。它除了载明一些神佛阎君的生辰日子，以供一些迷信这一套的人们检阅，这里有“合帐吉日”、“试衣吉日”等，并且有解决“面热”、“眼跳”、“耳热”、“耳鸣”、“釜鸣”、“火逸”、“犬嚎”等吉凶的解说，还有对“洗头”、“出行”的各种忌日，某日不宜针灸的介绍，并加上一些《治风牙方》、《治虫牙方》、《治火眼方》等医方。由于这样，这书当然成了家居必备之书，还有书中载有《列帝列后忌辰祭期表》，当年《祭祀日期表》，因之也为居官者所需要，使用范围无形中扩大了好几倍。
从这两本残书，我发现《玉匣记》这书跟历书一样，它也是每年需要更新一次的。因为书中载有太常寺对当年祭祀事历列有明确日期，每年更新，这使人们必需每年重新买一回。
书前有宣德八年(1433)宾云道人江应玄序，他大概是一名道士。据序云：“《玉匣记》者，旌阳许真君之所著也。近姑苏道友倪守贞得之于异人，受而敬信之，尤虑见闻者少，欲受诸梓，以广其传，礼予为之序。”可见是讬名于许旌阳，事实这书就是江应玄或倪守贞所伪造的，并且是明代宣德年间事。
我存的这两本《玉匣记》所载《皇明帝纪国朝诸皇帝排王论》止于万历。后面太常寺为祭祀日期事将礼部祭清吏司所开祭祀致斋日期為万历三十八年及三十九(1610-1611)年，由此可知这两本是万历三十八年及三十九(1610-1611)年的刊本。可惜书前已有阙叶，好在这书千篇一律，所以也没有什么遗憾的。过去看不上的书，今天却不易得了。
绍良先生对《玉匣记》的考证包括刊刻发行原委、每年刊刻一次都是非常正确的。只是黄先生诗中“只今一卷朱明本，好卜灯花说吉祥”，要修正为“只今二卷朱明本”了。《中国从书综录》子部载有“《许真君玉匣记》一卷，晋许逊撰，续道藏(万历本，景万历本)”。又，明刘若愚《明宫史》土集“内板书数”中亦载有“《玉匣记》(一本，八十二页)”。刘若愚，晚明时人，可见《玉匣记》的流行年代可能始于明代中期。当然，《玉匣记》的渊源追溯起来，可以上推到秦汉时代的《曰书》及敦煌的《梦书》、《相面书》。秦汉时代的官吏既要以律令治国，也要以《日书》视事；黔首亦要以《日书》定吉凶，安排每日行事。绍良先生还引了从《红楼梦》到自己祖母这二百年间使用《玉匣记》的情况。《玉匣记》并不是什么奇书，我们在清代《红楼梦》中可以看到，第四十一回上，巧姐生病，刘姥姥教给他瞧瞧祟书，一语提醒了凤姐，便叫平儿拿出《玉匣记》来，叫彩明念。彩明翻了一会，念道：“八月廿五日病者，东南方得之，遇见花神。用五色纸钱四十张，向东南方四十步送之，大吉。”绍良先生的祖母则是查看《六十花甲子喜神方位》，了解出门拜年，第一次出门是朝什么方向。由此可见《玉匣记》的功用。细按《玉匣记》原文，可以知道除了民间信仰的内容，有许多也是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如为防止鼠害，民间需要豢养猫。如“纳猫吉日”后又附相猫法，“猫儿身短最为良，眼用金狠尾有长，面似虎威声振喊，老鼠闻之立使亡。”又法：“露爪能翻瓦，腰长会走家，面长鸡绝种，尾大懒如蛇。”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卷五十也有相猫的办法，“猫捕鼠，小兽也。处处蓄之。有黑黄白驳数色，狸身而虎而，柔毛而利齿。以尾长腰短，目如金银，及上颚多棱者为良。”这大概都是总结民间经验及谚语而来。再如《六十年地母经占分野所属年岁丰歉歌》按干支分别叙述每年的农作物长势，都是以农立国的国人极其关注的事情。
周绍良先生平生的大宗收藏，如清人所制名墨捐赠故宫博物院，明清小说二百余种捐赠天津图书馆，所藏其他佳椠善本也不时赠送真知笃好的朋友。如他所藏这两本明万历刊本《玉匣记》，一本先是赠予了黄永年先生，后来又将一本赠予了辛德勇学长。辛在《我与绍良先生的书缘》一文中说：“为鼓励我收集有价值的历史文献，绍良先生送给我几次书，其中最珍贵的是一本万历末年刊刻的《玉匣记》，这是研究明代社会生活风俗极为难得的史料，翻检《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知明代的《玉匣记》，国内公藏目前还没有见到过著录，其罕见 程度，可想而知。”(《周绍良纪念文集》，P84—86)学长虽未指明刊刻确切年代，但黄先生自言得到的赠书是明万历三十七年刊本，结合绍良先生《小斋书记》的记载，学长得到的赠书应是万历三十八刊本。至于绍良先生《小斋书记》定为万历三十八、三十九年刊本，是根据《玉匣记》所载《皇明帝纪国朝诸皇帝排王论》止于万历，后面太常寺为祭祀日期事将礼部祭清吏司所开祭祀致斋口期为万历三十八年及三十九年。但是我想如同历日都是今年预先刊印明年的一样，从日期断定年代应上推一年，由此这两本《玉匣记》应是万历三十七年及三十八年的刊本。至于书前已有阙叶，2008年岁末赴京开会，过访京西未亥室，德勇学长言及当年自绍良先生有送书承诺后，一再恳请，方才得到先生赠书，那天高兴得一宿未睡；后呈送黄先生观赏，先生取下三叶补自己藏本不足，又将此三叶及自己藏本的二叶一并影印送还给德勇学长。绍良先生闻讯后笑谓：“你老师真是会巧取啊!”由此则书林掌故联想，千载前《世说》所载文人嘉话，信哉不虚!
虽然常言道，君子之交淡如水。德勇学长偶获《桂林轩香雪斋各色货物簿》抄本，是很难得的近代社会经济史料，想到绍良先生或许会感兴趣，便举以相赠，绍良先生以年事已高为辞，只接受了复印本，并在《桂林轩香雪斋各色货物簿》跋考证此为道光年问北京最有名气之化妆品店。“此虽为一简单目录，但颇可觇当时社会情景，殊有其史料价值。郑振铎先生获得乾隆年间北京同仁堂药品目录，视同珍籍，可见学者着眼功夫固不同也。近来辛德勇同志惠赠《桂林轩香雪斋各色货物簿》复制本一册，与前抄本文字全同，惟价钱改易，已涨五倍，原定二百文者，已改为‘钱一吊贰’，可见十余年问，物价之猛涨与铜钱之贬值，固甚巨也。辛本盖在八围联军入京略前所刻。书此以志感谢。”此外，筆者阅读所及，李一氓《存在集续编》也有文提及桂林轩香雪斋。
《绍良书话》未收《玉匣记》跋文自是憾事。但全书引人入胜处不胜枚举。如第四类话本与唱本中第一种《如意册》钞本，第二种《万年芳》钞本，都曾是曲阜孔府旧藏的珍本。前者有孔德成1947年墨笔题跋及题诗一首，以二王体行书写就，颇有意境。这位孔子第七十七代孙自1949年移居台湾后，墨迹一向在大陆少见。跋文略曰：“《如意册》卷，缺首尾二卷，得于曲阜余家旧书书丛中，清钞本也。孙珍芳弟喜藏戏剧诸本，即以移赠。此书渊源如何，流传多寡，余为外道，不得其详。考校之事，当俟珍弟。民国卅六年九月三日灯下寺京寓楼德成记。寂寂小庭月上迟，碧纱窗下理残帙。丛残劫后喜犹在，携入江寺秋雨时。此次在家小住六日，九月一日还京，携书籍甚多，此其一也。作小诗记之。丁亥九月三日夜再记。”跋文中“灯下寺”为天子脚下之意，此承太原殷宪先生教示，谨致谢忱。绍良先生考证前者为清康熙年问大戏剧家、孔府清客、无锡人顾彩所写《平妖传》故事，“审视之下，不禁大惊，固一人间未见书也。”顾彩又作有传奇《小忽雷》，又曾据《桃花扇》重写《南桃花扇》。考证后者为明正德皇帝微服出行事。由此可知此一时曲阜孔府浓厚的艺术气息。孔尚任《桃花扇》的问世绝非偶然了。值得一说的是书中钤有“尼防洙泗”朱文印，是衍圣公府藏书印，外人一向少见。跋文所说孙珍芳事迹，绍良先生未考可补。原来孔德成夫人孙琪芳是前清状元、曾任礼部尚书的安徽寿州人孙家鼐的孙女，孙家鼐在宫廷任阅卷大臣，毓庆宫行走，与尚书翁同教皇帝读书。孙珍芳当为孔德成妻弟；由于孙琪芳妹孙莲芳下嫁至德周家，孙珍芳与绍良先生亦为懿亲。再如绍良先生漫谈收书得意事，亦颇有趣味。《吃火锅得书记》原名《食菊得书记》，已收入《周绍良文集》，记1947年(《绍良书话》误排为1997年)国庆(当指双十节)放假至扬州，孟芬大姐约吃菊花火锅时，在吃店中遇一卖书人，偶得元建本《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古赋》一册。“无意之中，得此奇书，元代科举考试史志记载很模糊，得此大致可以明了一二。”又《记佛说大藏经总目录》一文叙绍良先生与此同时还在火车上偶遇一僧人，获明宣德二年所刻《佛说大藏经总目录》，此书当为唯一存世之木刻本，为研究敦煌遗书中之《西天大小承经律论并在唐都目录》之重要参考资料。这岂不正应验了“世无弃物”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两句俗话。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