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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1993年至1996年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不同于过去历次调整、整顿的做法，它不是片面地压缩，而是把调控作为一种积极手段，针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不同情况，实行有进有退，有发展有压缩，不搞一刀切。社会上有种说法，说国家计委是“启动不灵刹车灵”。这个说法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公正的。实事求是地讲，国家计委有“启动”不灵的地方，也有“刹车”不当的时候，但从总体上讲，在大多数情况下，计委的“启动”和“刹车”都是灵的，是从全局出发，维护国家大局利益的。
1993年以后全国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增长的情况，可以证明国家计委不是只对“刹车”有兴趣，更不是只有“刹车”灵。
1993年至1996年实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四年，全国投资规模的增长都是两位数，1996年比1993年增长75.3%，增幅也逐年趋于合理稳定。投资率逐年下降1至2个百分点，力度适当，既缩小了投资规模，又保持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投资增长速度，对缓解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起了重要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投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农业、能源和基础设施滞后，成为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199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国家有计划地加大了对这些领域的投入，一批曾经是几代人梦想的世纪性工程，在这个期间开工兴建，或进入高峰期，或建成投产。中央对水利的投资，年平均增长42%。粮食生产结束了长期在8000亿—9000亿斤左右的徘徊局面，达到年产1万亿斤。连接北京和香港九龙的京九铁路通车。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都在1997年实现江河截流。这一年的11月，在去参加三峡截流庆祝大会的路上，我对江泽民说，三峡和小浪底都是今年截流，黄河、长江双双截流，这是历史的巧合，是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双喜临门，可惜对此我们宣传得不够，很多人都不知道。江泽民说，对啊，是应当好好宣传。
1993年实施的宏观经济调控，不仅使国民经济结构有了改善，而且经济总量和国家的综合国力都得到显著加强。
国家计委一直认为，要看到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在国民经济日趋良好的形势下，更要正视经济增长中的粗放倾向，强调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变粗放经营为集约化经营，大力调整产品结构，节约能源消耗和原材料消耗，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1997年8月，国家计委在北戴河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和部署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工作。会议结束时，李鹏、朱镕基及其他副总理会见到会的全体同志，强调抓好转变经营方式的重要性，要求各地切实落实会议精神，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我在会上作了《切实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报告。我在报告中强调，首先要进行思想观念的转变。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依靠科技进步，走集约化道路，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对这个规律认识得深，抓得早，工作就主动，就能发展、进步，否则就只能被淘汰出局。第二，坚持“两个转变”一起抓。经济体制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条件，要通过改革消除经济增长中的各种障碍；通过增长方式的转变，提出和丰富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第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依靠市场竞争，促进优胜劣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第四，努力搞好结构调整。必须对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区域生产力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第五，切实依靠科技进步。要以提高产业技术水平为中心，强化技术开发和推广，加速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进程。第六，制定和实施正确的经济政策。充分运用价格、税收、信贷、利率、贴息和折旧等经济杠杆和手段，鼓励集约经营，限制和淘汰粗放经营，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徐匡迪正在北戴河。他听了会议的介绍，对我说，国家计委抓这个问题，是真正的关键，是抓住了牛鼻子。我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粗放是一种历史现象，现在由于有经济全球化这个大趋势，有信息和科技的快速传播，有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我们有可能缩短粗放经营的时间，少走弯路，少付学费。我还认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成功，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这项工作的成效。
以上这些观点，我在同年11月23日中央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我强调国民经济各个领域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大而全”、“小而全”的封闭式经济结构，低水平重复建设，浪费严重，经济效益差，并具体分析了有关行业和企业的实际情况，指出它们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提出了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建议。今天看来，这些问题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关系全局和未来前景的重大问题。遗憾的是，只要形势好一些，经济处于上升态势，这些问题就容易故态复萌，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发生。中国市场经济的成熟，必须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有一个有效的、持久的突破。
我还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从粗放经营转到集约化经营的轨道上，要把这一条作为指导所有经营活动的第一位、普遍性的指导原则。现在，在中国经济总量上升到1万多亿美元之后，粗放经营所导致的浪费人力、财力、燃料、原材料和一切物化劳动，对资源和环境带来的压力，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社会不能承受之重。为了推动中国经济转变增长方式，节约能源，国家计委经过多年准备，于1997年上半年正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草案）》。1997年11月1日，我向八届全国人大第28次常委会作了说明。我在说明的开头说：“节约能源是合理有效地利用能源，缓解能源紧缺状况，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措施。大力开展节能工作，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水平，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长远战略方针。”我在说明中还分析强调，“我国能源利用效率只有30%，比发达国家要低10—20个百分点，主要耗能产品的单位能耗比发达国家要高30%—80%。”《节约能源法》共6章42条，对调整范围、节能管理、合理使用能源、节能技术进步、法律责任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八届全国人大第28次常委会通过了《节约能源法》。但执行情况正像我在前面所指出的，形势一好，一讲发展就把节约弃之脑后了。现在看来，这是一个越来越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必须加大对《节约能源法》的执行力度，加强对干部和企业经理人员的教育与训练，让他们懂得并实践节约能源是不可更改的信条。 六、成功实现“软着陆”
从1993年中央决定对宏观经济实行16条调控措施开始，到1996年，中国既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又保持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上一年相比，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7%，工业增加值增长12.5%，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增长6.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8%，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长18.9%，对外贸易顺差122亿美元，城镇登记失业率3%。1997年的宏观经济情况进一步改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5%，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2.8%，对外贸易顺差403亿美元，外汇储蓄增加到1339亿美元。经济运行的实绩显示，中国经济步入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国内外的舆论评述认为，中国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能够有效地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并在全球经济停滞不前的形势下，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世界经济的复苏作了积极的贡献，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勒评论说：“没有什么东西比通货膨胀更恶化公众的情绪，中国政府作了正确的决策，不要通货膨胀。软着陆是一次显著的成就，应在世界上引起更大的重视。”
“软着陆”这个经济学概念，是美国德罗克教授在1985年提出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借用“软着陆”来比喻经济运行从不正常状态向正常状态的平缓过渡。他们认为，“软着陆”既是经济转变中的一个理想目标，又是一个难解的课题。中国成功解决了经济持续增长与抑制通货膨胀这个“两难选择”，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和赞赏。1996年底，我出访英国、法国、荷兰，这些国家的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负责人在与我会谈时，对中国实现“软着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成为会谈中的主要话题，给我留下了至今难忘的深刻印象。
1993年的宏观调控已经过去了10多年，它的实践成果经受了检验，今天再来反思、总结，我认为以下8点是最重要的经验。
第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国家的宏观调控。从各国的发展历史和现实看，世界上没有政府干预、绝对自由的经济是不存在的，只是干预的内容、形式和程度不同罢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经强调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3个重要作用，中心是纠正市场失灵，调节分配，照顾社会各个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以减少失业，稳定社会。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很不成熟，既要看到市场对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又要看到它的盲目性和不公正性，看到它对调节社会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功能失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结合得好，既可以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又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处理经济与社会、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长远目标和当前任务、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等方面，就能够找到合适的结合点，避免市场绝对自由化带来的盲目性和局限性，促进经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是理论创新，是实践创新，是对人类发展模式的积极探索。
第二，正确制定和把握宏观经济调控的指导原则。从抑制经济过热的最初工作开始，党中央、国务院就强调要积极、全面、正确地理解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把群众的积极性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做到既加快发展，尽力而为，又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是避免大的损失。这些指导原则，既是针对当时经济过热的现实情况，也是历史经验的总结，避免重复过去片面紧缩的教训。
第三，审时度势，正确确定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断运动中，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状况是不断变化的。它们之间的矛盾过大或过于激化，就会表现为经济过热或过冷。造成它们之间矛盾过大的因素很多，需要及时研究分析，适时作出正确的判断。1992年开始的经济过热，普遍的现象是开发区热、房地产热，是乱集资、乱拆借，是金融市场秩序混乱。1993年把整顿金融秩序作为重点，从源头上调控经济过热的势头，就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后来当经济过热的效果传导到物价上，并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时，1994年就把调控的工作重点转到抑制通货膨胀上，综合运用价格、税收、信贷、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增加供给能力，抑制过度需求，使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趋向大体平衡，物价相应地逐步走向回落。
第四，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199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不同于过去的“急刹车”，没有实行过度紧缩和全面治理整顿，而是注重在总量平衡下的结构调整，有上有下、有进有退，注重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保持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适度增长，可以继续为社会提供有效的供给能力，改善经济结构，既抑制了通货膨胀，又避免了经济大起大落。
第五，加快结构调整，促进结构优化。重点是农业、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中的薄弱行业。对农业，实行保护耕地、增加投入、提高农产品价格等政策，促进农业生产，提高农产品的供给能力，减轻通胀压力。对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强薄弱环节的建设和改造，消除“瓶颈”制约。对工业生产，调整产品结构，对不符合市场需要、盲目追求速度的生产，实行“限产、压库、促销”措施，增加对市场的有效供给能力。
第六，加强宏观经济运行的动态监测和预测，适时把握宏观调控力度。观察和分析全社会经济运行情况，要有一套全面、系统和准确的数据，要对这些数据适时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做出准确的判断，并据此进行适时、适度微调。在分析宏观经济的各项指标时，对货币供应量，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要进行重点分析，研究它们之间的联系，分析当期和滞后的影响。
第七，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对干部的业绩考核和升迁调免，要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不能片面地把经济增长率和投资扩张作为考核干部业绩的主要标准，防止投资饥渴症和政府换届片面讲政绩相结合的弊端，正确地发挥换届效应，避免周期性的经济过热和大的经济波动。 第八，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要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力求集思广益。政策制定以后，在实施的过程中，要客观地观察实践成效，重视落实中发生的问题，并及时采取措施，进行修正和完善。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应当包括决策、实施、反馈、完善这样一个全过程。1993年的宏观调控所以取得成功，从领导角度讲，这一条是重要的经验。
1993年开始实施的宏观调控，是中国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次实践，从总体上讲，我认为是成功的。只用了3年多的时间，就把一场过热的经济成功地降到合理的区间，实现了“软着陆”，确实了不起。同1988年到1990年的调整相比较，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别。1988年到1990年的调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速度由11.3%急剧下降到3.8%，3年下降7.5个百分点，波动很大。而1993年的宏观调控，经济增长速度由1992年的14.2%下降到1996年的9.6%，4年下降了4.6个百分点，比上一次缓和多了。更重要的是，1990年时经济增长速度降到3.8%，中国经济就偏冷了，由此带来的供给能力不足，市场商品紧缺，失业增加，财政收入减少等等，削弱了宏观经济的力量，影响了持续发展，使经济循环的负面效应加大。很显然，1988年到1990年的调整是不可取的选择。我曾对江泽民讲起过，中国经济应争取二三十年的长期稳定增长，为此要着眼于经济增长质量，着眼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着眼于增加就业和财政收入。在中国经济总量达到年产出10万亿元以后，经济增长质量就成了首要的问题。199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67885亿元，较上年增加9407亿元，同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947亿元，投入产出比是2.44∶1。到了2003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16898亿元，比上年增加11726亿元，同年固定资产投资是55118亿元，投入产出比扩大到4.7∶1，如果加上新增流动资金，投入产出比还要扩大。投入5元多才产出1元，这是经济粗放经营的集中表现。这种增长方式显然是不能持久的，也是难以为继的。因此我建议，把重点放在质量、效益上，年均增长速度以6%为宜，上下可以设置一两个百分点波动。过了这个高低限，带来的种种难题和负面效应都不会好。当然，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模式，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很大。我曾听黄菊讲，江泽民曾在不同场合提到我的这个观点。
当然，1993年到1996年的宏观调控工作也不是臻善臻美的，它还有做得不够理想的地方，譬如说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这个适度的度是多少，度的时间多长，如何把握等等，都有待继续实践完善。我从国家计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同一位负责同志交换意见时讲过这个问题。我说1998年以后的通货紧缩同1993年宏观调控的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是什么关系，有没有联系，问题又在哪里？我认为，是有联系的。1993年的适度从紧货币政策推行的时间过长，力度未能适时递减，对以后的通货紧缩产生了重要影响。我还说这件事值得深入反思和总结。我还认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金融机构的制度建设，金融监管、金融工作人员的素质，都滞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化的需要，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难度最大，也是最迫切需要改革突破的领域。当然，人类历史是一部发展史，是一部不断探索、不断前进的历史。在探索的过程中，判断失误，或者发生挫折，付出代价，都是难免的。重要的是吸取教训，思想上不能僵化，行动上不要故步自封，更不能自我陶醉。只要有这个态度，我们就能找到比较合理的途径，就能一步一步地接近客观实际，困难和挫折都阻挡不了我们向前发展的大趋势。
世界银行1997年发表的《2020年的中国》长篇报告，评述中国说：“当前的中国正经历两个转变，即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和从农村、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的转变。迄今为止，这两个转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自1978年以来，人均收入增加了4倍多。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在一个人口超过非洲和拉美人口总和的国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瞩目的发展。”在1996年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以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了新一轮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中国的各方面成就再一次证明，世界银行的评述是客观的、正确的。（完）
1993年至1996年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不同于过去历次调整、整顿的做法，它不是片面地压缩，而是把调控作为一种积极手段，针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不同情况，实行有进有退，有发展有压缩，不搞一刀切。社会上有种说法，说国家计委是“启动不灵刹车灵”。这个说法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公正的。实事求是地讲，国家计委有“启动”不灵的地方，也有“刹车”不当的时候，但从总体上讲，在大多数情况下，计委的“启动”和“刹车”都是灵的，是从全局出发，维护国家大局利益的。
1993年以后全国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增长的情况，可以证明国家计委不是只对“刹车”有兴趣，更不是只有“刹车”灵。
1993年至1996年实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四年，全国投资规模的增长都是两位数，1996年比1993年增长75.3%，增幅也逐年趋于合理稳定。投资率逐年下降1至2个百分点，力度适当，既缩小了投资规模，又保持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投资增长速度，对缓解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起了重要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投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农业、能源和基础设施滞后，成为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199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国家有计划地加大了对这些领域的投入，一批曾经是几代人梦想的世纪性工程，在这个期间开工兴建，或进入高峰期，或建成投产。中央对水利的投资，年平均增长42%。粮食生产结束了长期在8000亿—9000亿斤左右的徘徊局面，达到年产1万亿斤。连接北京和香港九龙的京九铁路通车。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都在1997年实现江河截流。这一年的11月，在去参加三峡截流庆祝大会的路上，我对江泽民说，三峡和小浪底都是今年截流，黄河、长江双双截流，这是历史的巧合，是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双喜临门，可惜对此我们宣传得不够，很多人都不知道。江泽民说，对啊，是应当好好宣传。
1993年实施的宏观经济调控，不仅使国民经济结构有了改善，而且经济总量和国家的综合国力都得到显著加强。
国家计委一直认为，要看到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在国民经济日趋良好的形势下，更要正视经济增长中的粗放倾向，强调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变粗放经营为集约化经营，大力调整产品结构，节约能源消耗和原材料消耗，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1997年8月，国家计委在北戴河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和部署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工作。会议结束时，李鹏、朱镕基及其他副总理会见到会的全体同志，强调抓好转变经营方式的重要性，要求各地切实落实会议精神，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我在会上作了《切实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报告。我在报告中强调，首先要进行思想观念的转变。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依靠科技进步，走集约化道路，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对这个规律认识得深，抓得早，工作就主动，就能发展、进步，否则就只能被淘汰出局。第二，坚持“两个转变”一起抓。经济体制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条件，要通过改革消除经济增长中的各种障碍；通过增长方式的转变，提出和丰富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第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依靠市场竞争，促进优胜劣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第四，努力搞好结构调整。必须对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区域生产力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第五，切实依靠科技进步。要以提高产业技术水平为中心，强化技术开发和推广，加速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进程。第六，制定和实施正确的经济政策。充分运用价格、税收、信贷、利率、贴息和折旧等经济杠杆和手段，鼓励集约经营，限制和淘汰粗放经营，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徐匡迪正在北戴河。他听了会议的介绍，对我说，国家计委抓这个问题，是真正的关键，是抓住了牛鼻子。我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粗放是一种历史现象，现在由于有经济全球化这个大趋势，有信息和科技的快速传播，有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我们有可能缩短粗放经营的时间，少走弯路，少付学费。我还认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成功，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这项工作的成效。
以上这些观点，我在同年11月23日中央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我强调国民经济各个领域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大而全”、“小而全”的封闭式经济结构，低水平重复建设，浪费严重，经济效益差，并具体分析了有关行业和企业的实际情况，指出它们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提出了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建议。今天看来，这些问题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关系全局和未来前景的重大问题。遗憾的是，只要形势好一些，经济处于上升态势，这些问题就容易故态复萌，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发生。中国市场经济的成熟，必须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有一个有效的、持久的突破。
我还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从粗放经营转到集约化经营的轨道上，要把这一条作为指导所有经营活动的第一位、普遍性的指导原则。现在，在中国经济总量上升到1万多亿美元之后，粗放经营所导致的浪费人力、财力、燃料、原材料和一切物化劳动，对资源和环境带来的压力，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社会不能承受之重。为了推动中国经济转变增长方式，节约能源，国家计委经过多年准备，于1997年上半年正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草案）》。1997年11月1日，我向八届全国人大第28次常委会作了说明。我在说明的开头说：“节约能源是合理有效地利用能源，缓解能源紧缺状况，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措施。大力开展节能工作，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水平，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长远战略方针。”我在说明中还分析强调，“我国能源利用效率只有30%，比发达国家要低10—20个百分点，主要耗能产品的单位能耗比发达国家要高30%—80%。”《节约能源法》共6章42条，对调整范围、节能管理、合理使用能源、节能技术进步、法律责任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八届全国人大第28次常委会通过了《节约能源法》。但执行情况正像我在前面所指出的，形势一好，一讲发展就把节约弃之脑后了。现在看来，这是一个越来越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必须加大对《节约能源法》的执行力度，加强对干部和企业经理人员的教育与训练，让他们懂得并实践节约能源是不可更改的信条。 六、成功实现“软着陆”
从1993年中央决定对宏观经济实行16条调控措施开始，到1996年，中国既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又保持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上一年相比，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7%，工业增加值增长12.5%，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增长6.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8%，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长18.9%，对外贸易顺差122亿美元，城镇登记失业率3%。1997年的宏观经济情况进一步改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5%，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2.8%，对外贸易顺差403亿美元，外汇储蓄增加到1339亿美元。经济运行的实绩显示，中国经济步入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国内外的舆论评述认为，中国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能够有效地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并在全球经济停滞不前的形势下，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世界经济的复苏作了积极的贡献，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勒评论说：“没有什么东西比通货膨胀更恶化公众的情绪，中国政府作了正确的决策，不要通货膨胀。软着陆是一次显著的成就，应在世界上引起更大的重视。”
“软着陆”这个经济学概念，是美国德罗克教授在1985年提出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借用“软着陆”来比喻经济运行从不正常状态向正常状态的平缓过渡。他们认为，“软着陆”既是经济转变中的一个理想目标，又是一个难解的课题。中国成功解决了经济持续增长与抑制通货膨胀这个“两难选择”，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和赞赏。1996年底，我出访英国、法国、荷兰，这些国家的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负责人在与我会谈时，对中国实现“软着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成为会谈中的主要话题，给我留下了至今难忘的深刻印象。
1993年的宏观调控已经过去了10多年，它的实践成果经受了检验，今天再来反思、总结，我认为以下8点是最重要的经验。
第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国家的宏观调控。从各国的发展历史和现实看，世界上没有政府干预、绝对自由的经济是不存在的，只是干预的内容、形式和程度不同罢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经强调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3个重要作用，中心是纠正市场失灵，调节分配，照顾社会各个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以减少失业，稳定社会。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很不成熟，既要看到市场对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又要看到它的盲目性和不公正性，看到它对调节社会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功能失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结合得好，既可以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又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处理经济与社会、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长远目标和当前任务、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等方面，就能够找到合适的结合点，避免市场绝对自由化带来的盲目性和局限性，促进经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是理论创新，是实践创新，是对人类发展模式的积极探索。
第二，正确制定和把握宏观经济调控的指导原则。从抑制经济过热的最初工作开始，党中央、国务院就强调要积极、全面、正确地理解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把群众的积极性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做到既加快发展，尽力而为，又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是避免大的损失。这些指导原则，既是针对当时经济过热的现实情况，也是历史经验的总结，避免重复过去片面紧缩的教训。
第三，审时度势，正确确定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断运动中，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状况是不断变化的。它们之间的矛盾过大或过于激化，就会表现为经济过热或过冷。造成它们之间矛盾过大的因素很多，需要及时研究分析，适时作出正确的判断。1992年开始的经济过热，普遍的现象是开发区热、房地产热，是乱集资、乱拆借，是金融市场秩序混乱。1993年把整顿金融秩序作为重点，从源头上调控经济过热的势头，就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后来当经济过热的效果传导到物价上，并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时，1994年就把调控的工作重点转到抑制通货膨胀上，综合运用价格、税收、信贷、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增加供给能力，抑制过度需求，使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趋向大体平衡，物价相应地逐步走向回落。
第四，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199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不同于过去的“急刹车”，没有实行过度紧缩和全面治理整顿，而是注重在总量平衡下的结构调整，有上有下、有进有退，注重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保持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适度增长，可以继续为社会提供有效的供给能力，改善经济结构，既抑制了通货膨胀，又避免了经济大起大落。
第五，加快结构调整，促进结构优化。重点是农业、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中的薄弱行业。对农业，实行保护耕地、增加投入、提高农产品价格等政策，促进农业生产，提高农产品的供给能力，减轻通胀压力。对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强薄弱环节的建设和改造，消除“瓶颈”制约。对工业生产，调整产品结构，对不符合市场需要、盲目追求速度的生产，实行“限产、压库、促销”措施，增加对市场的有效供给能力。
第六，加强宏观经济运行的动态监测和预测，适时把握宏观调控力度。观察和分析全社会经济运行情况，要有一套全面、系统和准确的数据，要对这些数据适时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做出准确的判断，并据此进行适时、适度微调。在分析宏观经济的各项指标时，对货币供应量，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要进行重点分析，研究它们之间的联系，分析当期和滞后的影响。
第七，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对干部的业绩考核和升迁调免，要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不能片面地把经济增长率和投资扩张作为考核干部业绩的主要标准，防止投资饥渴症和政府换届片面讲政绩相结合的弊端，正确地发挥换届效应，避免周期性的经济过热和大的经济波动。 第八，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要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力求集思广益。政策制定以后，在实施的过程中，要客观地观察实践成效，重视落实中发生的问题，并及时采取措施，进行修正和完善。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应当包括决策、实施、反馈、完善这样一个全过程。1993年的宏观调控所以取得成功，从领导角度讲，这一条是重要的经验。
1993年开始实施的宏观调控，是中国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次实践，从总体上讲，我认为是成功的。只用了3年多的时间，就把一场过热的经济成功地降到合理的区间，实现了“软着陆”，确实了不起。同1988年到1990年的调整相比较，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别。1988年到1990年的调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速度由11.3%急剧下降到3.8%，3年下降7.5个百分点，波动很大。而1993年的宏观调控，经济增长速度由1992年的14.2%下降到1996年的9.6%，4年下降了4.6个百分点，比上一次缓和多了。更重要的是，1990年时经济增长速度降到3.8%，中国经济就偏冷了，由此带来的供给能力不足，市场商品紧缺，失业增加，财政收入减少等等，削弱了宏观经济的力量，影响了持续发展，使经济循环的负面效应加大。很显然，1988年到1990年的调整是不可取的选择。我曾对江泽民讲起过，中国经济应争取二三十年的长期稳定增长，为此要着眼于经济增长质量，着眼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着眼于增加就业和财政收入。在中国经济总量达到年产出10万亿元以后，经济增长质量就成了首要的问题。199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67885亿元，较上年增加9407亿元，同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947亿元，投入产出比是2.44∶1。到了2003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16898亿元，比上年增加11726亿元，同年固定资产投资是55118亿元，投入产出比扩大到4.7∶1，如果加上新增流动资金，投入产出比还要扩大。投入5元多才产出1元，这是经济粗放经营的集中表现。这种增长方式显然是不能持久的，也是难以为继的。因此我建议，把重点放在质量、效益上，年均增长速度以6%为宜，上下可以设置一两个百分点波动。过了这个高低限，带来的种种难题和负面效应都不会好。当然，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模式，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很大。我曾听黄菊讲，江泽民曾在不同场合提到我的这个观点。
当然，1993年到1996年的宏观调控工作也不是臻善臻美的，它还有做得不够理想的地方，譬如说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这个适度的度是多少，度的时间多长，如何把握等等，都有待继续实践完善。我从国家计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同一位负责同志交换意见时讲过这个问题。我说1998年以后的通货紧缩同1993年宏观调控的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是什么关系，有没有联系，问题又在哪里？我认为，是有联系的。1993年的适度从紧货币政策推行的时间过长，力度未能适时递减，对以后的通货紧缩产生了重要影响。我还说这件事值得深入反思和总结。我还认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金融机构的制度建设，金融监管、金融工作人员的素质，都滞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化的需要，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难度最大，也是最迫切需要改革突破的领域。当然，人类历史是一部发展史，是一部不断探索、不断前进的历史。在探索的过程中，判断失误，或者发生挫折，付出代价，都是难免的。重要的是吸取教训，思想上不能僵化，行动上不要故步自封，更不能自我陶醉。只要有这个态度，我们就能找到比较合理的途径，就能一步一步地接近客观实际，困难和挫折都阻挡不了我们向前发展的大趋势。
世界银行1997年发表的《2020年的中国》长篇报告，评述中国说：“当前的中国正经历两个转变，即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和从农村、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的转变。迄今为止，这两个转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自1978年以来，人均收入增加了4倍多。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在一个人口超过非洲和拉美人口总和的国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瞩目的发展。”在1996年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以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了新一轮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中国的各方面成就再一次证明，世界银行的评述是客观的、正确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