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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自“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制定以来，中国的人口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经济得以迅猛的发展，但由“计划生育”这一国策滋生出来的问题却不容忽视──孤独的童年、孤独的老年、老龄化、性别比例的失调等等。这些深层内在的问题虽不曾影响人们的碌碌生活，也不会演化成疾，但是其一旦被外界某物所刺激，其骤变的心理过程往往就在须臾之间，而后，便是一起起血案。《人性的弱点》中卡耐基指出，一种会令人死亡的疾病（500万人中因此病死去数人）跟一种普遍阴暗的心理疾病（500万人中约200万人患有）相比，人们只会对前者恐慌，对后者却是漠视。2011年，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3.26％，这意味着我国人口已进入急剧老龄化时期。老龄化社会结构的迅速形成，也诱发了诸多与老年人有关的社会问题，其中就包括老年人犯罪现象。伴着老年人犯罪的节节高升，我们对老年人心理问题的关注，也应该用慧眼查明了。
二、老年人犯罪的相关特点
老年人犯罪因犯罪主体的独特性而具有特点：犯罪者往往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某区法院三年来判决的71名罪犯中，高中、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有4人，占5.63％，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的为53人，占74.65％，文盲有14人，占19.71％）、盗窃犯罪居于首位、性犯罪突出（其对象常为少女或痴呆妇女）包庇罪与窝藏罪占有相当比重、犯罪手法间接隐蔽、暴力型犯罪较少、犯罪对象多为弱势群体。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对于年少者，人生乃长，悠悠数万日，遥遥无期。对于年长者，人生尤段，区区几十载，弹指一挥间。年长者年迈退休，其存在感与地位不如昔日，随着其身体机能与劳动力的下降，使得其心理变得消极阴暗，此时与子女配偶的关系不睦、自身有不改恶习、文化道德层次不高等事实均可成为其犯罪的成因。对于家庭和睦自身有良好素质的年长者来说，在退休后，其对生活的态度往往都是积极向上，其违法犯罪的成本过高，且犯罪的收益几乎为零。但对于陌路英雄，迟暮美人而言，昔日的辉煌与如今形成巨大的反差，不和谐的家庭关系使得其厌世情绪高涨，其犯罪成本即变得微小，其极刑不过一死。
三、老年人犯罪的刑罚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刑罚惩戒性是抑制一般人犯罪的必需。班图拉（社会学习理论提出者）认为，人们可以在思维和想象中预见未来的结果，未来结果的认知表象可以作为当前行为的动机而起作用。班图拉认为观察观察会产生学习，其原理是通过榜样所产生的信息功能。观察学习的过程受到4个子过程的影响：注意过程（即对榜样的知觉）、保持过程（即示范信息的存储）、再造过程（即从记忆向行为的转化）和动机过程（即从观察到行为的过程）。多以第四个过程，主要受3种诱因源的影响：直接的诱因，替代的诱因，自我生成的诱因。人们对于犯罪行为的学习也是通过观察方式获得的。我们看到法条的构成──行为方式与行为结果，其本质就是告示世人该当处罚的行为模式及令人可观察感知的行为后果。袁彬认为，刑罚的作用在于其可以遏制人们对犯罪行为模式的习得及遏制人们对示范犯罪行为的操作。显然这里的遏制是世人普遍意识的表现，所以患有精神病者无此遏制功能，无此遏制义务，固不在受处罚之列。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尚古以来，对于极刑的看法态度就各家不一，反对极刑的法学家人的极刑的存在是有悖于人性的，而且极刑存在并非就具有最大化的威慑作用且否认了犯罪者的改过自新的机会。现今世界，推崇宣扬人道主义，许多国家已经废除了极刑，但我国仍予以保留。其中，除了历史因素，极刑本身的巨大威慑力告诫效应以外，民意也是极刑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中国文化的因素，现今百姓多数是支持极刑的，我们可以看到现今大小各案中，免去赔偿但求罪犯一死的被害人家属比例占据上风。虽然，极刑在中国继续存在，但根据其处罚对象，极刑的适用还是有所抑制，我国敏文规定，犯罪时不满18岁者及审判时怀孕者不能处以极刑。那么，对于老年人犯罪是否应免除极刑有着巨大的争议。法学教授高铭暄介绍，矜老恤幼是我国古代刑事法律中的传统，周朝开始就有相关规定。现行刑法规定了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相应地，对于一定岁数的老年人，也应该排除死刑的适用。况且，老年人犯罪其成因多与智力减弱自我规制能力减弱相关（即刑事责任能力的减弱），极刑对于老年罪犯的适用也并无强烈的威慑作用。老年人犯罪的特殊性——年龄增长与犯罪增长成反比，暴力性类型犯罪较少（危险性减弱），更加使得极刑的适用与遏制老年人犯罪的联系减少。春秋战国时期“老幼犯罪减免刑罚”，汉朝的“恤刑原则”，唐朝的“矜老”思想，及国外对老年人罪犯处罚的从宽从轻作为说明对老年罪犯的刑法从轻从减是古今中外的潮流趋势。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亦解晴。”老年人犯罪成因远比普通犯罪要复杂，要解决老年人犯罪不光是个体解决，加强家庭里和睦团结，公权力机关切实解决老年人的后顾之忧才是本质上的出路。加强社会养老制度和老年人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做好普法宣传等工作，才能真正的做到“周公吐脯，天下归心”。
“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自“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制定以来，中国的人口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经济得以迅猛的发展，但由“计划生育”这一国策滋生出来的问题却不容忽视──孤独的童年、孤独的老年、老龄化、性别比例的失调等等。这些深层内在的问题虽不曾影响人们的碌碌生活，也不会演化成疾，但是其一旦被外界某物所刺激，其骤变的心理过程往往就在须臾之间，而后，便是一起起血案。《人性的弱点》中卡耐基指出，一种会令人死亡的疾病（500万人中因此病死去数人）跟一种普遍阴暗的心理疾病（500万人中约200万人患有）相比，人们只会对前者恐慌，对后者却是漠视。2011年，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3.26％，这意味着我国人口已进入急剧老龄化时期。老龄化社会结构的迅速形成，也诱发了诸多与老年人有关的社会问题，其中就包括老年人犯罪现象。伴着老年人犯罪的节节高升，我们对老年人心理问题的关注，也应该用慧眼查明了。
二、老年人犯罪的相关特点
老年人犯罪因犯罪主体的独特性而具有特点：犯罪者往往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某区法院三年来判决的71名罪犯中，高中、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有4人，占5.63％，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的为53人，占74.65％，文盲有14人，占19.71％）、盗窃犯罪居于首位、性犯罪突出（其对象常为少女或痴呆妇女）包庇罪与窝藏罪占有相当比重、犯罪手法间接隐蔽、暴力型犯罪较少、犯罪对象多为弱势群体。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对于年少者，人生乃长，悠悠数万日，遥遥无期。对于年长者，人生尤段，区区几十载，弹指一挥间。年长者年迈退休，其存在感与地位不如昔日，随着其身体机能与劳动力的下降，使得其心理变得消极阴暗，此时与子女配偶的关系不睦、自身有不改恶习、文化道德层次不高等事实均可成为其犯罪的成因。对于家庭和睦自身有良好素质的年长者来说，在退休后，其对生活的态度往往都是积极向上，其违法犯罪的成本过高，且犯罪的收益几乎为零。但对于陌路英雄，迟暮美人而言，昔日的辉煌与如今形成巨大的反差，不和谐的家庭关系使得其厌世情绪高涨，其犯罪成本即变得微小，其极刑不过一死。
三、老年人犯罪的刑罚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刑罚惩戒性是抑制一般人犯罪的必需。班图拉（社会学习理论提出者）认为，人们可以在思维和想象中预见未来的结果，未来结果的认知表象可以作为当前行为的动机而起作用。班图拉认为观察观察会产生学习，其原理是通过榜样所产生的信息功能。观察学习的过程受到4个子过程的影响：注意过程（即对榜样的知觉）、保持过程（即示范信息的存储）、再造过程（即从记忆向行为的转化）和动机过程（即从观察到行为的过程）。多以第四个过程，主要受3种诱因源的影响：直接的诱因，替代的诱因，自我生成的诱因。人们对于犯罪行为的学习也是通过观察方式获得的。我们看到法条的构成──行为方式与行为结果，其本质就是告示世人该当处罚的行为模式及令人可观察感知的行为后果。袁彬认为，刑罚的作用在于其可以遏制人们对犯罪行为模式的习得及遏制人们对示范犯罪行为的操作。显然这里的遏制是世人普遍意识的表现，所以患有精神病者无此遏制功能，无此遏制义务，固不在受处罚之列。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尚古以来，对于极刑的看法态度就各家不一，反对极刑的法学家人的极刑的存在是有悖于人性的，而且极刑存在并非就具有最大化的威慑作用且否认了犯罪者的改过自新的机会。现今世界，推崇宣扬人道主义，许多国家已经废除了极刑，但我国仍予以保留。其中，除了历史因素，极刑本身的巨大威慑力告诫效应以外，民意也是极刑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中国文化的因素，现今百姓多数是支持极刑的，我们可以看到现今大小各案中，免去赔偿但求罪犯一死的被害人家属比例占据上风。虽然，极刑在中国继续存在，但根据其处罚对象，极刑的适用还是有所抑制，我国敏文规定，犯罪时不满18岁者及审判时怀孕者不能处以极刑。那么，对于老年人犯罪是否应免除极刑有着巨大的争议。法学教授高铭暄介绍，矜老恤幼是我国古代刑事法律中的传统，周朝开始就有相关规定。现行刑法规定了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相应地，对于一定岁数的老年人，也应该排除死刑的适用。况且，老年人犯罪其成因多与智力减弱自我规制能力减弱相关（即刑事责任能力的减弱），极刑对于老年罪犯的适用也并无强烈的威慑作用。老年人犯罪的特殊性——年龄增长与犯罪增长成反比，暴力性类型犯罪较少（危险性减弱），更加使得极刑的适用与遏制老年人犯罪的联系减少。春秋战国时期“老幼犯罪减免刑罚”，汉朝的“恤刑原则”，唐朝的“矜老”思想，及国外对老年人罪犯处罚的从宽从轻作为说明对老年罪犯的刑法从轻从减是古今中外的潮流趋势。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亦解晴。”老年人犯罪成因远比普通犯罪要复杂，要解决老年人犯罪不光是个体解决，加强家庭里和睦团结，公权力机关切实解决老年人的后顾之忧才是本质上的出路。加强社会养老制度和老年人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做好普法宣传等工作，才能真正的做到“周公吐脯，天下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