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70年波澜壮阔，大气磅礴，回顾所来之路，14亿中国人为之热泪盈眶。中国人向来重史，对历史继承性的重视和认知，很大程度上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韧性，维系着它从古老走向新生。
　　因此，今天我们同样清醒地认识到，70年的新中国史，是180年自强史、革命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至少要把它置入这180年的历史起伏之中，才能真正理解它所处的阶段和地位。同时我们还应该具备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只有把180年的中国近现代史，放到世界历史大格局中去认识，才能彻底弄清楚成与败、盛与衰的逻辑。
　　《70年家与国：一个文明体的磨砺与重生》，正是在这一架构基础上，钻进历史深处，来把握今天的生活。

耻辱的产生：放到大格局里看近代

　　1776年，英国人瓦特改良出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
　　这是个颠覆性的发现，颠覆了千万年来人类活动对自然规律的严格遵循。
　　人类的麻烦（也叫作进步）从此产生了。我们改造甚至支配自然的能力空前地提高了，机械力的稳定使用，让一大堆人可以不受自然限制，集中在一个地方，高效地、不间断地制造同一种东西。
　　問题是，制造出来卖给谁？本地区、本国的市场容纳能力不足以抵消生产能力，就只能突破地区与国界。从18世纪以来，一个有史以来最巨大的饕餮怪兽就产生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是一个理想的原材料产地和倾销制成品的市场。而且，它封闭、落后，既没有强大的能力去抵制扩张，又具备前现代的处女地的一切必要特征。
　　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资本主义列强，从中听到了财富汩汩流动的声音。重商主义的经济价值观，驱动着工业资本家和商人向东方前进—把工业品卖给四亿中国人。
　　问题是，中国人不需要他们的产品。
　　这个小农经济组成的社会，一直是自给自足的。身上衣口中食以及日常使用，都是自己生产，最多就是小范围交换。19世纪的西方霸主英国运来的刀叉餐具、钢琴乐器，对中国人而言毫无用处，作为他们强项的毛织品和棉布，因为一口通商的广州天气太热，也基本没有多少销路。所谓庞大市场，是英国人想象出来的。
　　自由贸易在多数情况下都对工业强势的国家有利，但遇到小农经济的中国，却如重拳打棉花。中国有一种东西是举世所无的，它叫茶叶。18世纪，欧洲人刮起了中国风，兴起了“中国趣味”，丝绸、瓷器就不说了，仅茶叶一项，在18世纪的欧洲很快就从少数人的奢侈品变成了大众必需品。
　　他们源源不断地购买中国茶叶，而按照贸易平衡的道理，他们应该向中国同等地输出产品。
　　所以英国人有两条路要走，一是从广州往北，打开毛和棉的销路，二是用一切办法扭转贸易逆差。
　　为了扭转贸易逆差，他们就出了损招—鸦片贸易。马克思说，“鸦片贸易一直是约翰牛用铅心骰子进行的一场赌博。”
　　就是作弊。明目张胆的作弊，有一个条件—不怕被发现。英国的商人后面，跟着的是炮舰。1839年，林则徐被委派到广东，试图惩罚作弊者，并禁绝作弊行为。炮舰就从商人的身后驶到了面前。
　　百年屈辱，因此而生。
　　这是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原点。各种因素决定了中国人打不赢一场对手是西方人的战争，交手之后，信心就开始崩溃，鲁迅先生描写的看到棍子来了就脖子一缩的中国人形象，开始建立。
　　这正是我们必须把新中国史嵌入近代史、世界史中去理解的原因。在民族信心瓦解、屡战屡败、连起连仆的历史条件下，是什么让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民族复兴大业的继承者，以及最后的完成者？

对手是谁：从未面对过的别样蛮夷

　　在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看来，在18世纪清朝的“繁荣时期”，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可能比西欧还高。当时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力，是世界上最高的。

各种因素决定了中国人打不赢一场对手是西方人的战争，交手之后，信心就开始崩溃，鲁迅先生描写的看到棍子来了就脖子一缩的中国人形象，开始建立。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18—19世纪更迭之际的“大分流”而改变，西方随后远远把中国甩到了后面。这事实上是我们的近代史叙述的大背景。
　　在所谓 “大分流” 之前，中国处于“康雍乾盛世”， 这一 “繁荣时期”的结束，同时是苦难的起点。
　　乾隆皇帝在1757年宣布，广州是清帝国唯一对西方开放贸易的港口。朝廷支持一种从1745年左右在广州开始的商人担保制度，每一艘前来贸易的西方商船均须由一个中国商行担保与监督。“番人”一年里可以到访中国的时间、抵达之后的居住地和活动范围，以及贸易的对象都被严格限制，同时禁止外国商人携带妻子和子女随同前来。
　　从这被称为“广州体系”的贸易安排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组矛盾—西方对贸易的急切和清朝对贸易的限制。
　　乾隆末期，世界已经走到了这样一个时刻：1776年瓦特改良了蒸汽机，随后数十年在生产领域的应用，极大提高了生产能力，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展的象征—贸易就成为不可遏制的冲动。但此时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对贸易仍然是抗拒的。
　　冲突必然发生。
　　前来贸易的西方商人并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代表着一种社会发展机制，他们的背后，有国家权力的背书。马嘎尔尼在1793年到访北京，其目的就在于以国家的角色为贸易开拓空间。
　　这群新的“蛮夷”，尽管表面上彬彬有礼，事实上却没有退路。中国不需要贸易，但英国以贸易立国，因此他们的目的必须实现，为此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后来被称为理想主义者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190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把这种关系描述得非常清楚也非常赤裸裸： 　　“由于贸易无视国家的界限，而生产厂商却坚持将全球视为一个完整的市场，他的国家的旗帜必须跟随他，而那些对它紧闭的国门，必然会被撞开。对金融家的让步，必然要由国务部长保驾护航，即便在这一过程中会侵犯不情愿国家的主权。必须要获取或根植殖民地，以保证世界上没有任何有用的角落有可能被忽略或遗弃不用。”
　　这是一群人格化了的资本，他们对国门开放的要求不但不受清朝的意愿制约，甚至也不受他们自身的道德意识和主观意志制约。对于清朝而言，英国人、法国人是从未面对过的别样的蛮夷。
　　清朝政权和过去的帝制时代政权一样，都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国门洞开意味着其意识形态合法性将无法获得社会结构的保护，事实上也就意味着政权的逐步崩解，因此这是清朝本能上无法接受的。
　　正如马克思的分析：“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鸦片贸易：对抗茶叶的武器

　　依靠“自由贸易”，无法弥补因欧洲对茶叶的需求而产生的贸易逆差，也无法筹措支付茶叶进口所需的白银。
　　英国人选择了鸦片贸易，因为鸦片是一种一旦接触就无法抗拒的商品，并且它的成瘾性会让需求循环增加。
　　此时的英国，在印度殖民地种植鸦片，把货物运到中国非常便利。鸦片最早在唐代由阿拉伯人传入中国，但中国传统上主要用于医药用途。被用作娱乐性毒品使用的鸦片是由东印度公司推动的，它在南亚种植的鸦片很快取代棉花成为输往中国的主要产品。
　　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自广州输入的鸦片数量增加了10倍。到了道光初年，已有多达六分之一的英国王室税收来自中国贸易，如果没有关键商品鸦片的贩卖，这一贸易早已崩溃。
　　如果触动了这一利益，唯一的结果就是战争，而清朝政府的决定马上就要触动这一利益。
　　尽管鸦片贸易已经在事实上进行，但清朝政府并未承认其合法性。雍正时期就禁止贩卖和使用鸦片，即便是道光帝也未曾在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上松口，鸦片贸易的事实上合法化是在咸丰八年对其征税开始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据估计中国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吸食鸦片上瘾，士人军队尤为严重，已经影响到军队的效能。而鸦片泛滥带来的最大麻烦是贸易失衡，白银外流，国内物价飞涨，财政金融体系面临巨大威胁。
　　经过了政权上层一场激烈的辩论之后，道光帝决定强力禁止鸦片贸易，把立场强硬的官员林则徐派到了广州。第一次鸦片战争在毒品贸易的冲突下最终打响。

国家不独立，随时会挨打，工业自强和现代化就必然是空中楼阁。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是一个有鲜明的道德立场和传统士大夫情结的知识分子。在销毁鸦片的同时，他在广东进行了严密的布防，以战争准备来宣示禁烟的绝对决心。但英国人并未在广东过度纠缠，而是沿着海岸线挥师北上，进入长江，占领上海、镇江，直逼南京。英国人在付出伤亡上百人的代价后拿下镇江，等于掐住了京杭大运河的咽喉。
　　京杭大运河是明清两代的经济动脉。1415年，为了避开倭寇骚扰，明朝停止了海运，所有货物流动均走漕运。其中京杭大运河一般占据运输总量的四分之三，全国大部分的商业中心也集中在运河沿岸。清朝继承了这一运输格局，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期间。所以长江下游一被攻击，清朝很快就丧失了抵抗意志，提出议和。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除了割地（香港岛）、赔款（2100万银元），还要增加通商口岸，从原来的广州一口通商，变为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
　　英国人的目的达到了，他们不但拥有了一块完全控制的殖民地，可以作为商业和军事的桥头堡，而且成功地把贸易前沿推进到长江下游，这样既利于他们的产品销售，也能更便捷地收购中国的茶叶、丝绸等物产。
　　英国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扭转贸易逆差，扩大其产品（主要是鸦片）在中国的销售。一段时间里，确实发生了白银回流的状况，但好景不长，顺差很快又被逆转。居于同样的目的，1856年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联合法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北京城被攻陷，圓明园被烧毁，“天朝上国”被肆意侮辱。
　　中国人认识强权世界，从两次鸦片战争开始。
　　对于世界究竟是不是绝对的丛林社会，后来者一直还是心存幻想，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都对西方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有一定的玫瑰色想象。直到一战之后，中国社会还对威尔逊抱以“公理战胜强权”的期待—在这最后的一次破灭之后，中国人才真正彻底觉醒。
　　五四运动前后，一群新式的中国精英诞生，并且走向历史舞台。其中的代表者，是被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
　　除了共产党人，近代以来的起义者、改革者、革命者，都无法摆脱强权的控制，就不可能进行彻底的革命。国家不独立，随时会挨打，工业自强和现代化就必然是空中楼阁。
　　《70年家与国：一个文明体的磨砺与重生》正是在这样一种逻辑视野下，带着读者去寻找新中国成功推动民族复兴的秘钥。
　　（本文摘编自《70年家与国：一个文明体的磨砺与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