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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藻行》和《春桃》两部作品都创作于上世纪30年代，和两位作者之前的作品相比，都属于非常另类的作品。并且，两部作品在故事结构、创作观念、人物塑造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本文试图结合文本对两部作品进行具体分析，归纳概括两部作品的相似之处。
关键词：《水藻行》 《春桃》 故事结构 创作观念 人物塑造 相似性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水藻行》是茅盾创作于1936年的一部短篇小说，《春桃》是许地山先生创作于1934年的一部中篇小说。作为社会剖析派的开创者，茅盾一向以大规模地描写反映社会总体风貌为特点，《子夜》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但是《水藻行》这部小说非常另类，无论从主题、结构布局、创作观念以及表现形式方面都与茅盾以前的小说有很大的不同。许地山《春桃》中的女主人公春桃这个女性形象，其正直勇敢、大胆泼辣的个性也与许地山其他作品中那些唯唯诺诺、听凭命运摆布的女性有很大不同。细读两部作品，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尽管二者并非出自同一作家之手，却有很多相似之处。
一 故事情节震撼禁忌
《水藻行》和《春桃》两部作品在故事情节方面都极具震撼性，它们讲述的都是一个违背传统道德规范、极具禁忌性的“三人行”的故事。
《水藻行》中，主人公名叫财喜，是一个精壮的中年男子，一直未娶，住在自己的外甥秀生家中，因为秀生一直体弱多病，所以财喜代替秀生挑起了这个家庭的重担，他热情、开朗，充满生命的活力，在日常生活之中，慢慢和秀生媳妇产生了真挚的感情，秀生尽管羞辱而愤怒，要赶走财喜，但经历重重坎坷与磨难之后，三人还是决定生活在一起。
《春桃》讲的则是春桃与前夫李茂及情人向高之间的故事。春桃是一个不幸的女子，结婚当日，遇上战争，没来得及洞房便和前夫李茂走散了，这一别就是五年。春桃辗转来到北京，在一个胡同安顿下来，以收破烂为生。期间认识了向高，两人便生活在一起。可后来，无意间碰到了断了双腿成了残废的李茂，春桃不忍李茂受苦，便把他带回家。尽管有许多的尴尬与不便，但因为善良的本性，这位朴实坚强的女子作出了勇敢的选择，在“我是我自己的”信念下，她和两个男人开起了三人公司，以自己的意志支配自己的命运，表现了在生活的重压下“相濡以沫”的高尚情操和道德准则。
二 创作观念异曲同工
两部作品一改以往，都塑造出了非常新式、独特的人物形象，它改变了一般读者对于中国下层农民形象的理解，这与两位作家的创作观念是密切相关的。
茅盾认为，世界民众对中国农民形象的了解都来自于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作品：矮小猥琐、吸鸦片、见利望义、小脚的老婆、儿女众多、贫穷异常，所以赛珍珠反映中国农民题材的作品《大地》，封面的宣传画便是烟枪、小脚、辫子。对赛珍珠塑造的这些农民形象，茅盾非常不满意，他想塑一个真正的农民形象——健康乐观，正直善良，热爱劳动，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不惧怕任何恶势力，敢作敢为，是中国大地上正义的化身。他想通过自己的作品告诉外国的读者，中国的农民是像财喜这样充满活力、乐观向上的，并不是像赛珍珠在她的系列作品中所描写的那样抽象化、表面化。
对于为何塑造春桃这样一个虽生活于20世纪30年代却具有现代色彩的女性形象，许地山也有自己的思考。对人生存状态的关注和自由意志的赞美，是“五四”文学作品中普遍表现的主题，也是“五四”所特有的生命意识的体现。但是，长久以来，中国女性给世界的印象便是三寸金莲、逆来顺受、像奴隶一样地生活，没有任何自主的意见，不敢争取任何个人的幸福。许地山便想通过自己的创作来颠覆这一传统观念，于是便有了《春桃》中春桃这个具有大胆的反叛精神、坚定的独立信念以及自发的仁爱情怀的新女性。通过春桃这个女性形象，许地山同矛盾一样，也是要在世界文坛塑造与众不同的“这一个”中国女性。《春桃》是许地山30年代惟一的杰作，也是他全部创作的巅峰，几乎集中了他思想与艺术上的所有积极面。无论从阶级观、人生观、伦理观、妇女观上看，《春桃》都有进步因素，即使在今天仍未丧失其价值。许地山动用了自己掌握的一切手段，个性化的语言，活生生的细节，真实可信的环境，紧凑严谨的结构，塑造了春桃这个光彩夺目的新式下层妇女形象。春桃那三人同居的决定，更是浪漫主义的惊人之笔，使她的性格辉映出夺目的理想之光。
三 人物形象野性蓬勃
这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是那种颇具野性的人物。《水藻行》中的财喜和《春桃》中的春桃，它们虽然来自社会底层，但是充满了生命活力，非常具有一种生活的美感。
首先来看财喜，它是一个无地无房、一贫如洗的接近40岁的农民，寄居在其堂侄秀生家里，在正常人眼里，他应该是一个混得很惨的人了，但是他却那么开朗乐观，充满生命的活力。作品一开场，他就“从一间矮屋里走出来，大步走到稻场的东头……用鼻子嗅，想试出空气中水分的深淡……财喜伸手一把扑住了黄狗……顺手往稻场上抛了去……一边笑，一边就走进去了”。这出场的一系列的描写，生动展现了一个充满了生命活力的财喜形象。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侄子秀生。秀生比财喜要小十岁，但因为有病，身体很坏，几乎不能劳动，看上去比财喜老很多。他的出场则完全是财喜的反版：“‘秀生！天要变啦。今天——打草去！’财喜的雄壮的声音使得屋里的空气登时活泼起来。屋角有一个黑的东西正在蠕动，这就是秀生。”这种鲜明的对比真正达到了一种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的效果，财喜健康开朗、乐观向上的形象跃然纸上。
而春桃呢，坐着花轿刚到李茂家，客人还没开席，大兵就来了，和李茂一起逃了三四百里，最终还是和李茂走散了。她一路来到了北京，先是在一个外国人家里帮佣，受不了外国人家里的排场和习惯，两个月就辞工了，后来又给人做佣人，受不了被呼来喝去，最后还是辞工，选择了捡破烂这个行当，每天大街小巷，刮风下雨，不辞辛劳地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在一般人眼里，捡破烂的人肯定都很脏，但春桃却是一个例外，她爱干净，每天回来，不管春夏秋冬，不管时间多晚，她都要给自己洗个澡，洗得干干净净的。她还爱种花儿，院子不大，并且还很破旧，她却种了十几株的晚香玉。通过这些细节性的描写，我们同样可以体会出春桃也是一个充满活力和自然美的一个人。
此外，他们的美还无一例外地通过劳动体现出来。有句话说：工作着是美丽的。的确如此，我们可以发现，两个主人公在劳动的时候，他们所迸发出的那种美真是令人窒息的。财喜和秀生一起打草，因为天气寒冷，草已和泥冻在一起了，非常难打：“叉港里泥草像一片生成似的，抵抗着人力的撕扯。河泥与碎冰屑，又增加了重量。财喜是发狠地搅着绞着，他的突出的下巴用力扭着；每一次举起来，他发出胜利的一声叫，那草夹子的粗毛竹弯得弓一般，吱吱地响。‘用劲呀，秀生，赶快打！’财喜吐一口唾沫在手掌里，两手搓了一下，又精神百倍地举起了草夹……他已经把破棉袄脱去，只穿了件单衣，可是那蓝布腰带依然紧紧地捆着；从头部到腰，他像一只蒸笼，热气腾腾地冒着。”工作的时候，从财喜身上更表现出那种男性的力度与美感。
春桃也是如此，她让向高在家负责捡纸，自己出去捡破烂，除非下大雨，越是天气炎热，越是天气极冷，她越是要出去，因为这个时候，她的同行一般都不出去，她就可以收更多的破烂。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春桃是多么热爱劳动的人，并且能从劳动中体会到一种快乐，春桃尽管做的是别人认为最脏的工作，但她却总是微着面对每一个人，她的美那么自然，那么动人心魄。
财喜和春桃，他们对劳动充满了热情，浑身的力量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发泄出来，在他们，劳动是一种必须，像衣食住行一样。并且，他们也非常擅长劳动，劳动让他们焕发出动人的、美丽的光彩。
四 人性表现深刻自然
两部作品的主人公，他们之所以打动我们，除了他们外在的自然美，还有他们的人性美。通过这两个人物的遭遇，两位作者对人性的复杂和难以言说表达得淋漓尽致。这两个人物在很多时候其实面临着很大的困扰，那就是世俗道德的困扰，如果他们都是恶人，或许也不会这么痛苦，但就因为他们人情味非常浓，特别有同情心，所以他们在某些时候会陷入自责，会很痛苦，但也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们所做的事似乎有违传统道德，但我们还是愿意给他们以同情，因为他们是闪耀着人性光芒的人。
秀生体弱多病，但他的妻子却是一个身体强壮、充满了活力的青年女子。在财喜的内心深处，他非常怜惜秀生妻子：“秀生那略带浮肿的、失血的面孔，那干柴似的臂膊，在财喜眼前闪出来了。对照着面前这个充溢着青春的活力的女子，财喜确信他们这一对真不配；他确信这么一个壮健的、做起工来比差不多的小伙子还强些的女人，实在没有理由忍受那病鬼的丈夫的打骂。”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和同情之心，他和秀生妻子产生了感情，发生了关系，并且秀生妻子还怀孕了。对于自己和侄媳的关系，他也有着犯罪感，当受到秀生指责的时候，他也有想走的念头。但财喜毕竟是财喜，他的想法和观念的确与众不同，非常具有现代性：两个人是否相配，是否有健康的身体是第一位的，要充满活力，对生活充满热爱。所以，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财喜并不认为自己和侄媳的关系有什么错。他甚至从侄媳的角度认为，作为一个病夫的妻子，承担着全部的家务，在婚姻之外另有一个情人，是很自然的事，和这个女子的品性没有什么关系。
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尽管秀生暗地里打自己的妻子，并要求财喜走，但非常富有同情心的财喜一想到病重的秀生，一想到自己深爱的侄媳，他就舍不得离开。并且，他也知道，秀生和秀生媳妇都离不开自己，所以也只能维持他们的关系。同时，尽管看不起秀生，却一心一意地照顾秀生，给他买药，为了他与乡长冲突，让乡长滚蛋，并安慰秀生，天塌下来有他财喜顶着。
在《春桃》中，春桃也和财喜一样面临着道德的困扰。究竟应该如何安置失散多年的残废丈夫李茂和自己深爱的向高呢？生活在一起，别人会有很多的非议；分开，两个人她都割舍不下，最后，她做出了决定：三个人一起生活，她谁的老婆都不是，她是她自己的。在这一点，她和另外两个世俗性的男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外两个男子，背着春桃，商量着春桃的归属，但被春桃的一句话就解开了。“你们商量着怎样处置我来，可是我不能由你们派。”
最终对事情的处理，都是基于“情义”二字，正如她对前夫李茂说的两句话：“我不能因为你残废就不要你，不过我也舍不得丢了他，大家住着，谁也别想谁是养活着谁，好不好？”
通过财喜和春桃在爱情婚姻中的决择，我们可以看到，事情并不能简单地仅以道德规范为标准，两段三人行的关系中有着太多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财喜和春桃最后的选择深刻地诠释了人性的纯洁与美好。
五 结语
有一位作家曾说过：“伟大艺术之所以能够万古不灭，是因为它所唤起的感情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因为它的王国不属于此岸，而属于未来的彼岸。”这句话用来评价《水藻行》和《春桃》这两部作品非常贴切。两部作品之所以还能吸引今天的读者，就在于它们所传达的情感是超越时空的，两个主人公春桃和财喜，他们对人生、对命运的决择远远超越了当时那个时代，在指向未来的同时也便拥有了永恒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朱银平：《生存困境的哲理性表达——论许地山作品〈春桃〉》，《南方论刊》，2010年第1期。
[2] 李广德：《茅盾短篇小说〈水藻行〉研究述评》，《湖州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3] 逄增玉：《乱世尘缘中的超俗入圣——许地山小说〈春桃〉新解》，《名作欣赏》，2010年第9期。
[4] 陈桂良：《新旧道德的“对话”——读茅盾的〈水藻行〉》，《名作欣赏》，2008年第23期。
[5] 王卫平：《〈水藻行〉在茅盾农村题材小说中的独特意义》，《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作者简介：
滕朝军，男，1974—，山东威海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文法学院。
母华敏，女，1977—，河南商丘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
关键词：《水藻行》 《春桃》 故事结构 创作观念 人物塑造 相似性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水藻行》是茅盾创作于1936年的一部短篇小说，《春桃》是许地山先生创作于1934年的一部中篇小说。作为社会剖析派的开创者，茅盾一向以大规模地描写反映社会总体风貌为特点，《子夜》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但是《水藻行》这部小说非常另类，无论从主题、结构布局、创作观念以及表现形式方面都与茅盾以前的小说有很大的不同。许地山《春桃》中的女主人公春桃这个女性形象，其正直勇敢、大胆泼辣的个性也与许地山其他作品中那些唯唯诺诺、听凭命运摆布的女性有很大不同。细读两部作品，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尽管二者并非出自同一作家之手，却有很多相似之处。
一 故事情节震撼禁忌
《水藻行》和《春桃》两部作品在故事情节方面都极具震撼性，它们讲述的都是一个违背传统道德规范、极具禁忌性的“三人行”的故事。
《水藻行》中，主人公名叫财喜，是一个精壮的中年男子，一直未娶，住在自己的外甥秀生家中，因为秀生一直体弱多病，所以财喜代替秀生挑起了这个家庭的重担，他热情、开朗，充满生命的活力，在日常生活之中，慢慢和秀生媳妇产生了真挚的感情，秀生尽管羞辱而愤怒，要赶走财喜，但经历重重坎坷与磨难之后，三人还是决定生活在一起。
《春桃》讲的则是春桃与前夫李茂及情人向高之间的故事。春桃是一个不幸的女子，结婚当日，遇上战争，没来得及洞房便和前夫李茂走散了，这一别就是五年。春桃辗转来到北京，在一个胡同安顿下来，以收破烂为生。期间认识了向高，两人便生活在一起。可后来，无意间碰到了断了双腿成了残废的李茂，春桃不忍李茂受苦，便把他带回家。尽管有许多的尴尬与不便，但因为善良的本性，这位朴实坚强的女子作出了勇敢的选择，在“我是我自己的”信念下，她和两个男人开起了三人公司，以自己的意志支配自己的命运，表现了在生活的重压下“相濡以沫”的高尚情操和道德准则。
二 创作观念异曲同工
两部作品一改以往，都塑造出了非常新式、独特的人物形象，它改变了一般读者对于中国下层农民形象的理解，这与两位作家的创作观念是密切相关的。
茅盾认为，世界民众对中国农民形象的了解都来自于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作品：矮小猥琐、吸鸦片、见利望义、小脚的老婆、儿女众多、贫穷异常，所以赛珍珠反映中国农民题材的作品《大地》，封面的宣传画便是烟枪、小脚、辫子。对赛珍珠塑造的这些农民形象，茅盾非常不满意，他想塑一个真正的农民形象——健康乐观，正直善良，热爱劳动，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不惧怕任何恶势力，敢作敢为，是中国大地上正义的化身。他想通过自己的作品告诉外国的读者，中国的农民是像财喜这样充满活力、乐观向上的，并不是像赛珍珠在她的系列作品中所描写的那样抽象化、表面化。
对于为何塑造春桃这样一个虽生活于20世纪30年代却具有现代色彩的女性形象，许地山也有自己的思考。对人生存状态的关注和自由意志的赞美，是“五四”文学作品中普遍表现的主题，也是“五四”所特有的生命意识的体现。但是，长久以来，中国女性给世界的印象便是三寸金莲、逆来顺受、像奴隶一样地生活，没有任何自主的意见，不敢争取任何个人的幸福。许地山便想通过自己的创作来颠覆这一传统观念，于是便有了《春桃》中春桃这个具有大胆的反叛精神、坚定的独立信念以及自发的仁爱情怀的新女性。通过春桃这个女性形象，许地山同矛盾一样，也是要在世界文坛塑造与众不同的“这一个”中国女性。《春桃》是许地山30年代惟一的杰作，也是他全部创作的巅峰，几乎集中了他思想与艺术上的所有积极面。无论从阶级观、人生观、伦理观、妇女观上看，《春桃》都有进步因素，即使在今天仍未丧失其价值。许地山动用了自己掌握的一切手段，个性化的语言，活生生的细节，真实可信的环境，紧凑严谨的结构，塑造了春桃这个光彩夺目的新式下层妇女形象。春桃那三人同居的决定，更是浪漫主义的惊人之笔，使她的性格辉映出夺目的理想之光。
三 人物形象野性蓬勃
这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是那种颇具野性的人物。《水藻行》中的财喜和《春桃》中的春桃，它们虽然来自社会底层，但是充满了生命活力，非常具有一种生活的美感。
首先来看财喜，它是一个无地无房、一贫如洗的接近40岁的农民，寄居在其堂侄秀生家里，在正常人眼里，他应该是一个混得很惨的人了，但是他却那么开朗乐观，充满生命的活力。作品一开场，他就“从一间矮屋里走出来，大步走到稻场的东头……用鼻子嗅，想试出空气中水分的深淡……财喜伸手一把扑住了黄狗……顺手往稻场上抛了去……一边笑，一边就走进去了”。这出场的一系列的描写，生动展现了一个充满了生命活力的财喜形象。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侄子秀生。秀生比财喜要小十岁，但因为有病，身体很坏，几乎不能劳动，看上去比财喜老很多。他的出场则完全是财喜的反版：“‘秀生！天要变啦。今天——打草去！’财喜的雄壮的声音使得屋里的空气登时活泼起来。屋角有一个黑的东西正在蠕动，这就是秀生。”这种鲜明的对比真正达到了一种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的效果，财喜健康开朗、乐观向上的形象跃然纸上。
而春桃呢，坐着花轿刚到李茂家，客人还没开席，大兵就来了，和李茂一起逃了三四百里，最终还是和李茂走散了。她一路来到了北京，先是在一个外国人家里帮佣，受不了外国人家里的排场和习惯，两个月就辞工了，后来又给人做佣人，受不了被呼来喝去，最后还是辞工，选择了捡破烂这个行当，每天大街小巷，刮风下雨，不辞辛劳地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在一般人眼里，捡破烂的人肯定都很脏，但春桃却是一个例外，她爱干净，每天回来，不管春夏秋冬，不管时间多晚，她都要给自己洗个澡，洗得干干净净的。她还爱种花儿，院子不大，并且还很破旧，她却种了十几株的晚香玉。通过这些细节性的描写，我们同样可以体会出春桃也是一个充满活力和自然美的一个人。
此外，他们的美还无一例外地通过劳动体现出来。有句话说：工作着是美丽的。的确如此，我们可以发现，两个主人公在劳动的时候，他们所迸发出的那种美真是令人窒息的。财喜和秀生一起打草，因为天气寒冷，草已和泥冻在一起了，非常难打：“叉港里泥草像一片生成似的，抵抗着人力的撕扯。河泥与碎冰屑，又增加了重量。财喜是发狠地搅着绞着，他的突出的下巴用力扭着；每一次举起来，他发出胜利的一声叫，那草夹子的粗毛竹弯得弓一般，吱吱地响。‘用劲呀，秀生，赶快打！’财喜吐一口唾沫在手掌里，两手搓了一下，又精神百倍地举起了草夹……他已经把破棉袄脱去，只穿了件单衣，可是那蓝布腰带依然紧紧地捆着；从头部到腰，他像一只蒸笼，热气腾腾地冒着。”工作的时候，从财喜身上更表现出那种男性的力度与美感。
春桃也是如此，她让向高在家负责捡纸，自己出去捡破烂，除非下大雨，越是天气炎热，越是天气极冷，她越是要出去，因为这个时候，她的同行一般都不出去，她就可以收更多的破烂。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春桃是多么热爱劳动的人，并且能从劳动中体会到一种快乐，春桃尽管做的是别人认为最脏的工作，但她却总是微着面对每一个人，她的美那么自然，那么动人心魄。
财喜和春桃，他们对劳动充满了热情，浑身的力量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发泄出来，在他们，劳动是一种必须，像衣食住行一样。并且，他们也非常擅长劳动，劳动让他们焕发出动人的、美丽的光彩。
四 人性表现深刻自然
两部作品的主人公，他们之所以打动我们，除了他们外在的自然美，还有他们的人性美。通过这两个人物的遭遇，两位作者对人性的复杂和难以言说表达得淋漓尽致。这两个人物在很多时候其实面临着很大的困扰，那就是世俗道德的困扰，如果他们都是恶人，或许也不会这么痛苦，但就因为他们人情味非常浓，特别有同情心，所以他们在某些时候会陷入自责，会很痛苦，但也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们所做的事似乎有违传统道德，但我们还是愿意给他们以同情，因为他们是闪耀着人性光芒的人。
秀生体弱多病，但他的妻子却是一个身体强壮、充满了活力的青年女子。在财喜的内心深处，他非常怜惜秀生妻子：“秀生那略带浮肿的、失血的面孔，那干柴似的臂膊，在财喜眼前闪出来了。对照着面前这个充溢着青春的活力的女子，财喜确信他们这一对真不配；他确信这么一个壮健的、做起工来比差不多的小伙子还强些的女人，实在没有理由忍受那病鬼的丈夫的打骂。”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和同情之心，他和秀生妻子产生了感情，发生了关系，并且秀生妻子还怀孕了。对于自己和侄媳的关系，他也有着犯罪感，当受到秀生指责的时候，他也有想走的念头。但财喜毕竟是财喜，他的想法和观念的确与众不同，非常具有现代性：两个人是否相配，是否有健康的身体是第一位的，要充满活力，对生活充满热爱。所以，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财喜并不认为自己和侄媳的关系有什么错。他甚至从侄媳的角度认为，作为一个病夫的妻子，承担着全部的家务，在婚姻之外另有一个情人，是很自然的事，和这个女子的品性没有什么关系。
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尽管秀生暗地里打自己的妻子，并要求财喜走，但非常富有同情心的财喜一想到病重的秀生，一想到自己深爱的侄媳，他就舍不得离开。并且，他也知道，秀生和秀生媳妇都离不开自己，所以也只能维持他们的关系。同时，尽管看不起秀生，却一心一意地照顾秀生，给他买药，为了他与乡长冲突，让乡长滚蛋，并安慰秀生，天塌下来有他财喜顶着。
在《春桃》中，春桃也和财喜一样面临着道德的困扰。究竟应该如何安置失散多年的残废丈夫李茂和自己深爱的向高呢？生活在一起，别人会有很多的非议；分开，两个人她都割舍不下，最后，她做出了决定：三个人一起生活，她谁的老婆都不是，她是她自己的。在这一点，她和另外两个世俗性的男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外两个男子，背着春桃，商量着春桃的归属，但被春桃的一句话就解开了。“你们商量着怎样处置我来，可是我不能由你们派。”
最终对事情的处理，都是基于“情义”二字，正如她对前夫李茂说的两句话：“我不能因为你残废就不要你，不过我也舍不得丢了他，大家住着，谁也别想谁是养活着谁，好不好？”
通过财喜和春桃在爱情婚姻中的决择，我们可以看到，事情并不能简单地仅以道德规范为标准，两段三人行的关系中有着太多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财喜和春桃最后的选择深刻地诠释了人性的纯洁与美好。
五 结语
有一位作家曾说过：“伟大艺术之所以能够万古不灭，是因为它所唤起的感情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因为它的王国不属于此岸，而属于未来的彼岸。”这句话用来评价《水藻行》和《春桃》这两部作品非常贴切。两部作品之所以还能吸引今天的读者，就在于它们所传达的情感是超越时空的，两个主人公春桃和财喜，他们对人生、对命运的决择远远超越了当时那个时代，在指向未来的同时也便拥有了永恒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朱银平：《生存困境的哲理性表达——论许地山作品〈春桃〉》，《南方论刊》，2010年第1期。
[2] 李广德：《茅盾短篇小说〈水藻行〉研究述评》，《湖州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3] 逄增玉：《乱世尘缘中的超俗入圣——许地山小说〈春桃〉新解》，《名作欣赏》，2010年第9期。
[4] 陈桂良：《新旧道德的“对话”——读茅盾的〈水藻行〉》，《名作欣赏》，2008年第23期。
[5] 王卫平：《〈水藻行〉在茅盾农村题材小说中的独特意义》，《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作者简介：
滕朝军，男，1974—，山东威海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文法学院。
母华敏，女，1977—，河南商丘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