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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无疑是徐则臣当前最为热门的长篇小说之一。在讨论《北上》之前，如果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徐则臣之前的小说作品，并将这些作品从宏观的角度串联起来，便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意识呈现出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从早期的“花街”系列、“京漂”系列，到《耶路撒冷》、《王城如海》，再到最新的长篇小说《北上》，都或隐或显地探讨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关于出走的问题。而综合这些作品中对于出走问题的叙述来看，徐则臣显然已根据自己的经验为“出走”这一概念下了定义，即从故乡出发，到世界去。有意思的是，作品中的这段从故乡到世界的出走之旅，并不一定是现实中的旅行，也有可能是精神之旅;并不一定是个体的旅行，也可能是一个家族甚至一个民族的旅行。这就使得出走之旅的起点和终点，即故乡和世界，超出了具体的地理空间范畴，而变得流动、模糊和多义。那么，徐则臣小说中的故乡和世界的所指究竟是什么？故乡与世界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在徐则臣的小说中，最早探讨这两个概念的，应该是“花街”和“京漂”系列。由于这些作品中频繁出现的人物出走意象，再加上徐则臣个人经验在作品中的艺术化呈现的影响，“花街”和“北京”很难不被读者联想为作品中人物出走的始发地和目的地。在自由联想的过程中，“花街”和“北京”之间优劣的比较便自然产生，对于人物出走原因的思考也顺势启动。这就使得这两个地理空间在同一“出走”语境中被绑定在一起，并在比较中使“花街”的乡村属性和“北京”的城市属性逐渐凸显出来。花街由此在作品中成为了乡村意象的代表，北京则成为了城市意象的代表。按照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的观点，乡村意象一般被视为与过去有关，而城市意象则一般被视为与未来相关，城乡意象的对比会造成“本能冲动之间的一种无法解释的分裂和冲突”？譹？訛。这种分裂和冲突就造成了“花街”和“北京”的某种二元对立的状态。对于“花街”系列和“京漂”系列中的很多人物来说，故乡就是花街，世界就是北京。出走的行为，则是他们权衡两极之后做出的选择。
《耶路撒冷》出版后，原有的“出走”已略显狭隘，不足以概括徐则臣对故乡和世界的新的认知和理解，而被替换为更包容、更富哲学意味的“到世界去”，故乡和世界也不再局限于地理范畴的花街和北京。在《耶路撒冷》中，初平阳离京返乡，并不意味着他先前“出走”的彻底破产，而是为他未来人生的“到世界去”做阶段性的准备。耶路撒冷则不是早期作品中北京的替代品或地理意义上的目的地，而成为了书中一代人所坚持的某种信仰的象征。这时，故乡和世界的所指不再是原有的——如“花街”和“北京”——静止的地理空间概念，而出现了一种向内转的动态趋势，实现了从自在存在到自为存在的蜕变。正如徐则臣在访谈中提到的：“如果说此前的作品中，我对‘到世界去’的理解是远离故乡的‘空间与内心的双重变迁’，那么在《耶路撒冷》中，我突然意识到，‘回故乡之路’同样也是‘到世界去’的一部分，乃至更高层面的‘到世界去’。”？譺？訛这一新的认识无疑消解了故乡与世界原有的二元对立的关系，而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王城如海》通过人物两次“到世界去”的对比，进一步延伸了《耶路撒冷》关于故乡与世界的思考。在《王城如海》中，戏剧作家余松坡出国留学，是第一次“到世界去”。但这第一次的“到世界去”并不顺利，身在国外的余松坡遇到了事业上的瓶颈。为了打开视野、启发思路，余松坡选择回国，并以北京为原型，创作出了《城市启示录》，最终引起业界轰动，开拓了事业的新局面。如果站在结果的角度来看，余松坡归国的选择实质上实现了他提升自我、开拓事业的初衷。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余松坡的返乡之旅其实是第二次的“到世界去”。在这里，作者使人物暂时舍弃了自我对故乡的刻板印象，而是站在他者的角度重新审视故乡。故乡便由此摆脱了既有的落后、闭塞的标签，进而拥有了原本属于世界的价值和含义。可以说，在《王城如海》中，故乡亦是世界。
到了《北上》，作家的视角再次发生变化，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向度，而是通过独特的叙事结构，使视角在故乡与世界之间不停地流转，整体上表现为一种故乡与世界的互望。对于意大利人小波罗来说，京杭大运河是陌生的，他以故乡的河流作为基准观望大运河，发现它比世界上其他的运河更加伟大。从这个角度来说，小波罗沿着大运河北上的旅途，是原初意义上的“到世界去”，即离开熟悉的故乡，抵达陌生的世界，并站在故乡的角度观望世界。“愤怒青年”谢平遥则相反，先后在翻译馆和漕运总督府供职的他，能够相对便利地从同事口中及时获取世界各地的最新资讯，从而比大多数中国人更加清醒且客观地了解大清国的颓势。因此，谢平遥喜好辛弃疾、同情康梁变法，是他站在世界的角度审视故乡的必然结果。而胡念之、周海阔等人对于大运河文物的讨论，则是站在当下的角度，观望历史中的、先辈们的故乡和世界。根据徐则臣的创作初衷，1901年的故事线实际上是2014年的故事线里的人物集体在合理的预设条件下想象出来的。在他们一步一步地还原和推论当中，先辈们的视角如一块块拼图一般逐渐被拼接成一个整体，历史中的故乡和世界之间的界限则越来越模糊，最终合二为一，成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因此，不仅《北上》中的故乡与世界在整体上是动态的，而且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徐则臣对两者含义及关系的認知和理解更是有着清晰的流动过程，传达出作家本人否定之否定的哲学思考。
韩少功认为，作家的创作会“受到时代这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暗中制约”？譻？訛。事实上，文学作品中都或多或少会带有时代留下的痕迹，也往往是时代特征的优良载体。《北上》创作于2018年——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地加快了人们的生活节奏，它在送来海量资讯信息的同时，也无情地破坏了人的自然感知能力，使人的时空感受错乱。时间变得碎片化，空间则逐渐失去原有的界限而变得模糊。这就使得一个事件在产生时受到偶然的影响，发展时又充满了旁逸斜出的可能，而不再严格遵循人们的逻辑预设，并不时地跳出人们的固有认知。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中的作家，显然难以摆脱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只能以跳跃式的思维理解环境的多变与人生的无常，以灵活的形式回应时代的呼唤。由此看来，《北上》对“到世界去”的问题，以及故乡与世界关系的呈现，恰恰反映出徐则臣对现代社会的复杂、偶然、善变的特征的认知和理解。
注释：
[英]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02页。
游迎亚、徐则臣：《到世界去——徐则臣访谈录》，《小说评论》2015年第3期，第113页。
韩少功：《文学与时代》，《华文文学》2017年第1期，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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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则臣的小说中，最早探讨这两个概念的，应该是“花街”和“京漂”系列。由于这些作品中频繁出现的人物出走意象，再加上徐则臣个人经验在作品中的艺术化呈现的影响，“花街”和“北京”很难不被读者联想为作品中人物出走的始发地和目的地。在自由联想的过程中，“花街”和“北京”之间优劣的比较便自然产生，对于人物出走原因的思考也顺势启动。这就使得这两个地理空间在同一“出走”语境中被绑定在一起，并在比较中使“花街”的乡村属性和“北京”的城市属性逐渐凸显出来。花街由此在作品中成为了乡村意象的代表，北京则成为了城市意象的代表。按照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的观点，乡村意象一般被视为与过去有关，而城市意象则一般被视为与未来相关，城乡意象的对比会造成“本能冲动之间的一种无法解释的分裂和冲突”？譹？訛。这种分裂和冲突就造成了“花街”和“北京”的某种二元对立的状态。对于“花街”系列和“京漂”系列中的很多人物来说，故乡就是花街，世界就是北京。出走的行为，则是他们权衡两极之后做出的选择。
《耶路撒冷》出版后，原有的“出走”已略显狭隘，不足以概括徐则臣对故乡和世界的新的认知和理解，而被替换为更包容、更富哲学意味的“到世界去”，故乡和世界也不再局限于地理范畴的花街和北京。在《耶路撒冷》中，初平阳离京返乡，并不意味着他先前“出走”的彻底破产，而是为他未来人生的“到世界去”做阶段性的准备。耶路撒冷则不是早期作品中北京的替代品或地理意义上的目的地，而成为了书中一代人所坚持的某种信仰的象征。这时，故乡和世界的所指不再是原有的——如“花街”和“北京”——静止的地理空间概念，而出现了一种向内转的动态趋势，实现了从自在存在到自为存在的蜕变。正如徐则臣在访谈中提到的：“如果说此前的作品中，我对‘到世界去’的理解是远离故乡的‘空间与内心的双重变迁’，那么在《耶路撒冷》中，我突然意识到，‘回故乡之路’同样也是‘到世界去’的一部分，乃至更高层面的‘到世界去’。”？譺？訛这一新的认识无疑消解了故乡与世界原有的二元对立的关系，而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王城如海》通过人物两次“到世界去”的对比，进一步延伸了《耶路撒冷》关于故乡与世界的思考。在《王城如海》中，戏剧作家余松坡出国留学，是第一次“到世界去”。但这第一次的“到世界去”并不顺利，身在国外的余松坡遇到了事业上的瓶颈。为了打开视野、启发思路，余松坡选择回国，并以北京为原型，创作出了《城市启示录》，最终引起业界轰动，开拓了事业的新局面。如果站在结果的角度来看，余松坡归国的选择实质上实现了他提升自我、开拓事业的初衷。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余松坡的返乡之旅其实是第二次的“到世界去”。在这里，作者使人物暂时舍弃了自我对故乡的刻板印象，而是站在他者的角度重新审视故乡。故乡便由此摆脱了既有的落后、闭塞的标签，进而拥有了原本属于世界的价值和含义。可以说，在《王城如海》中，故乡亦是世界。
到了《北上》，作家的视角再次发生变化，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向度，而是通过独特的叙事结构，使视角在故乡与世界之间不停地流转，整体上表现为一种故乡与世界的互望。对于意大利人小波罗来说，京杭大运河是陌生的，他以故乡的河流作为基准观望大运河，发现它比世界上其他的运河更加伟大。从这个角度来说，小波罗沿着大运河北上的旅途，是原初意义上的“到世界去”，即离开熟悉的故乡，抵达陌生的世界，并站在故乡的角度观望世界。“愤怒青年”谢平遥则相反，先后在翻译馆和漕运总督府供职的他，能够相对便利地从同事口中及时获取世界各地的最新资讯，从而比大多数中国人更加清醒且客观地了解大清国的颓势。因此，谢平遥喜好辛弃疾、同情康梁变法，是他站在世界的角度审视故乡的必然结果。而胡念之、周海阔等人对于大运河文物的讨论，则是站在当下的角度，观望历史中的、先辈们的故乡和世界。根据徐则臣的创作初衷，1901年的故事线实际上是2014年的故事线里的人物集体在合理的预设条件下想象出来的。在他们一步一步地还原和推论当中，先辈们的视角如一块块拼图一般逐渐被拼接成一个整体，历史中的故乡和世界之间的界限则越来越模糊，最终合二为一，成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因此，不仅《北上》中的故乡与世界在整体上是动态的，而且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徐则臣对两者含义及关系的認知和理解更是有着清晰的流动过程，传达出作家本人否定之否定的哲学思考。
韩少功认为，作家的创作会“受到时代这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暗中制约”？譻？訛。事实上，文学作品中都或多或少会带有时代留下的痕迹，也往往是时代特征的优良载体。《北上》创作于2018年——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地加快了人们的生活节奏，它在送来海量资讯信息的同时，也无情地破坏了人的自然感知能力，使人的时空感受错乱。时间变得碎片化，空间则逐渐失去原有的界限而变得模糊。这就使得一个事件在产生时受到偶然的影响，发展时又充满了旁逸斜出的可能，而不再严格遵循人们的逻辑预设，并不时地跳出人们的固有认知。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中的作家，显然难以摆脱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只能以跳跃式的思维理解环境的多变与人生的无常，以灵活的形式回应时代的呼唤。由此看来，《北上》对“到世界去”的问题，以及故乡与世界关系的呈现，恰恰反映出徐则臣对现代社会的复杂、偶然、善变的特征的认知和理解。
注释：
[英]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02页。
游迎亚、徐则臣：《到世界去——徐则臣访谈录》，《小说评论》2015年第3期，第113页。
韩少功：《文学与时代》，《华文文学》2017年第1期，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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