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在上海搭乘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前往欧洲。这时，周恩来只有22岁，却已是第三次远足了。行前，他将前两次远足的成果——一叠写满老师评语的南开作文册和一本整整一年的旅日日记本等委托给他一位要好的同学保管。多年后，当这些翔实记录其心路历程的珍贵材料再次回到周恩来手中时，他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了。

第一次远足：北上津门

　　1910年春，12岁的周恩来随回乡探亲的三堂伯父周贻谦来到东北。周恩来后来说：“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
　　周恩来先入读奉天省银州（今辽宁省铁岭市银州区）的银冈书院，后入读奉天府（今沈阳市）第六两小学堂（后改名为东关模范学校）丁班。从私塾学习到新式学堂念书，周恩来读到了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等，他眼前的天地开阔了许多。
　　在一次修身课上，老师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同学中有的说是为了帮助父母记账，有的说是为了谋个人前途，唯有周恩来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这也成了他一生的信条。
　　1913年春，周恩来随四伯父周贻庚搬到天津，考入南开学校。天津南开学校是一所闻名全国、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私立学校。经过4年的学习，周恩来人生观的变化更大了。
　　周恩来关心时事，经常读《民权报》、《民立报》、《大公报》，以及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的著作，还有司马迁的《史记》、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等等。
　　《周恩来早期文集》收录了50多篇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的作文，他“中外史事熟于胸中”，既有中国典故，也有老子与赫胥黎、项羽与拿破仑之中西比较，但还没有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阶级斗争学说等，甚至连马克思的名字也鲜有提到，这与当时中国思想界状态一致。

第二次远足：东渡扶桑

　　1917年9月，19岁的周恩来由天津登轮东渡日本留学。
　　《周恩来旅日日记》真实记录了周恩来旅日期间近一年中学习、生活、社交和思想情绪的变化，特别是记录了他思想上所发生的重大转折。
　　1918年1月1日：“今日是阳历的一月一日，中华民国七年也，我的日记就从今日记起。”
　　2月9日：“（治事）晨起，致乃兄信，劝其读《新青年》。”周恩来重读《新青年》3卷4号。被《新青年》这本杂志所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周恩来就是其中一个。
　　2月16日农历正月初六：“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新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总起来说，从前所想的、所行的、所学者，全都是没有用的。从今后要按二月十一日所定的三个主义去实行。决不固持旧有的与新的抗，也不可惜旧有的去恋念他。我愿意自今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周恩来所要抛弃的，就包括他曾经记述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乌托邦的思想影响等。
　　4月23日：“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国作头一个试验场了。”俄国十月革命给身处日本的周恩来等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周恩来思想上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周恩来东渡日本两次考学失败，这时他的母校南开学校决定创办大学部的消息传来。周恩来对日本的社会越来越失望，下決心回国学习。
　　1919年3月，周恩来离开东京。4月，途经京都时，周恩来写下了《雨中岚山》、《雨后岚山》等诗。“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有如“一线阳光穿云出”，尽管周恩来当时还不能深刻地理解它，但已燃起了他探求的希望，使他感到格外欣喜。

第三次远足：西赴欧洲

　　1919年5月中旬，周恩来返回天津。此时，五四运动烈火正旺。
　　席卷神州大地的五四运动，改变了周恩来的生活道路，也为他施展人生抱负提供了一个崭新大舞台。周恩来以校友身份致函南开同学会，揭露校方拉拢曹汝霖等担任校董，以换取捐助经费;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并被推举为天津学生报社联合会主要负责人;作为天津学生代表赴北京请愿，并发起成立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觉悟社，介绍和研究新思潮。
　　10月1日，周恩来作为上海、天津、山东、河南等7省市学生代表，参加第二次进京请愿活动，负责宣传和通讯联络。在“双十节”游行大示威中，周恩来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起草停课宣言书。
　　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领导天津各校学生数千人赴直隶省公署请愿。当晚，周恩来第一次被捕。
　　于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学习活动开始了。被捕同学共同议定：每晚举行读书团，一起研究社会问题。周恩来前后作了5次关于马克思学说的讲演，内容包括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史等。在当时的中国，能作这样系统讲演的人不多，这跟周恩来在日本时就已经研究过马克思学说有关。
　　出狱后，周恩来逐步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回顾自己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历程时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周恩来决定到欧洲求学，到马克思的故乡去实地考察一番。
　　1920年底，周恩来远赴欧洲勤工俭学，并担任天津《益世报》旅欧特约通讯员，以所得稿费补贴旅欧的生活费用。
　　1921年1月5日，周恩来到达英国首都伦敦，打算投考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到欧洲，眼前的天地更宽广了。
　　1月30日，周恩来致信表哥陈式周：“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唯在求实学以谋自主，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
　　2月1日，周恩来在第一篇旅欧通信《欧战后之欧洲危机》中写道：“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在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共产主义运动在欧洲日益高涨，来到欧洲目睹此情此景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进而转向学习苏俄。
　　2月中旬，周恩来从伦敦回到巴黎。在法国中部的布卢瓦镇，周恩来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对当时欧洲十分流行的各种思潮进行了广泛涉猎。
　　周恩来不仅进行社会考察，还密切关注国际国内动态。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国内筹建，张申府受陈独秀和李大钊委托，筹建国外组织。周恩来由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3月，周恩来致信国内觉悟社同仁，叙述自己一年来居法感想和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心路历程：“我以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至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学习和艰辛探索的理智选择，通过考察欧洲社会现实和对各种主义进行细致的推求比较，周恩来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青年周恩来人生最初的3次远足，从不谙到初识到认定，牢固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奠定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成长为“全党楷模”的基石。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世纪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