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上高帮翻毛靴，踩过厚厚沙地，樊锦诗走进危崖上凿出的莫高窟。初见敦煌已有半个多世纪，她守住敦煌白了头。
　　2019年9月17日，81岁的樊锦诗被正式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始建于公元366年的莫高窟，位于河西走廊西端。从巍巍祁连山流淌下的雪水，哺育着狭长走廊中的绿洲。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使团在敦煌驻足，再出西域、入中原。
　　“莫高窟是古丝绸之路上多元文明交融互鉴的结晶。公元4世纪到14世纪，古人用智慧为我们留下了如此伟大的文化艺术宝库。”樊锦诗说。1524年，明朝政府下令封闭嘉峪关。敦煌从此沉寂，莫高窟400多年无人看护，大量洞窟坍塌毁坏。藏经洞被发现后，数万卷文物又陆续流失到十余个国家。
　　上世纪40年代，前辈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更感召着她。一批批艺术家、大学生放弃优渥生活，远赴迢迢敦煌，一去便是一生。常书鸿、贺世哲、孙纪元、段文杰……樊锦诗一一找出前辈同仁的名字，又一一写在纸上。“苦都让老先生们吃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走了，我们不该忘记这些人。”樊锦诗说。

守住敦煌是她的使命

　　樊锦诗祖籍杭州，生于北京，上海长大。她爱逛博物馆，高考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1963年，樊錦诗大学毕业。“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是那个时代青年的志向，樊锦诗也如此。“敦煌石窟需要我，我就到敦煌工作。”25岁的她来到大漠戈壁中的莫高窟。
　　风沙漫天，住土屋、喝咸水、点油灯……“条件很苦，但我没想离开。” 樊锦诗说，打动她的是延续千年、魅力独特的莫高窟，更是坚守敦煌文物事业的众多前辈。
　　樊锦诗常言，人在时代中。她说：“改革开放带来开放头脑和国际视野，我们开始大踏步向前走。”
　　40余年来，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她撰写的《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是对20世纪敦煌石窟研究的总结和思考。由她主编，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则是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
　　1998年，樊锦诗接替段文杰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上任不久后，樊锦诗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那时候，全国掀起“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热潮，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捆绑上市。当时樊锦诗坚决不同意，“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现在说起来，樊锦诗还是坚持当时的立场，“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想让位，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好祖先的遗产，“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面对敦煌旅游开发的热潮，樊锦诗非常矛盾，敦煌作为世界独一无二的遗产，应该展示给公众。可是这些洞窟还经得起过多的参观吗？
　　为了保护莫高窟文物和缓解游客过多给壁画、彩塑带来的影响，敦煌研究院在2003年初开始筹建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建成后的游客服务中心可以让游客在未进入洞窟之前，先通过影视画面、虚拟漫游、文物展示等，全面了解敦煌莫高窟的人文风貌、历史背景、洞窟构成等，然后再由专业导游带入洞窟做进一步的实地参观。“这样做不仅让游客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到更多、更详细的文化信息，而且极大地缓解了游客过分集中给莫高窟保护带来的巨大压力。”
　　樊锦诗另一个大胆构想是建立“数字敦煌”，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同时也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以及相关资料汇集成电子档案。“壁画这个文物不可再生，也不能永生。”这促使樊锦诗考虑要用“数字化”永久地保存敦煌信息。

无怨无悔奉献一生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樊锦诗积极谋求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工作的国际合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美国等国机构开展合作项目，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她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17年，她说，这不是做官，而是担当、责任和使命，要有“问题意识”。
　　她推动制定的《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让莫高窟有了专项法规这一“护身符”；她继承前辈的“爱才如命”，并以广泛的国际合作引进理念技术、培养人才；她倡导科学保护、探索数字化，如今先进的保护技术不仅延缓了千年洞窟的衰老，更让它以数字的方式“容颜永驻”……

　　2010年，莫高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第2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将莫高窟的管理与旅游开放创新模式作为典型案例向世界推广，称其是“极具意义的典范”。
　　樊锦诗对促进敦煌文物的保护事业作出的贡献，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学术大师季羡林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极力称赞樊锦诗，他用了一个词：功德无量。
　　岁月的磨砺以及西北广袤天地的锻炼，使樊锦诗的性格变得坚韧而执著。年轻时的樊锦诗是个内向沉默的人，“上台说不出话，照相的时候就往边上站”。但现在的她说话直来直去，在风沙中大声与人争论着，“很多事情逼着你，就会变得非常着急，急了以后就会跟人去争了。”
　　她苦笑着说，她的“严厉”和“不近人情”就是因此出了名的。由于工作雷厉风行，说话单刀直入。人都走光了的深夜，她常常独自在办公室紧锁双眉来回踱步，慢慢消化那些尖利刺耳的话。她说：“将来我下台的时候，大伙能说句‘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满足了。”
　　从常书鸿先生到段文杰先生，再到今天的樊锦诗女士，在敦煌研究院70年事业发展的背后，凝聚的是几代莫高窟人的心血—他们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这是属于莫高窟人独有的精神特质，这就是“莫高精神”。
　　半个多世纪，樊锦诗与莫高窟相依相守。她把全部情感凝结成对莫高窟的一个“爱”字：“和谈恋爱一样，既然爱她，就要想尽办法去爱！”
　　有人问这位“敦煌女儿”：“心里可有心酸不平？”
　　“无怨无悔。”樊锦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