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我在北京坐出租车，司机师傅确定我懂点儿中文后，常常会跟我聊天。聊的内容总跟我的国家有关，而且一般是想到什么聊什么。说到西班牙，中国人基本就想到两件事：首先是斗牛，其次，尤其是世界杯开赛之后，便是足球。
　　要宣传对于我这个西班牙人来说最能代表西班牙文化的东西，出租车这样的场合显然并不合适。我无法苛求他们对西班牙还有我那些同胞们有基本的了解，更不能期待司机师傅们在等红灯时，和身边的西班牙乘客聊些这位乘客想听的话。这样一来，闲聊的话题总走不出“足球加斗牛”的小圈子。教了近10年西班牙语，我不得不说，就算在课堂上，面对着渴望了解西班牙的学生，老师们也很难跳出传统小圈子，而去寻找西班牙文化的其他兴趣点。
　　在这方面，像佩德罗·阿尔莫多瓦这样的西班牙本土著名导演都没起上什么作用，更别提美国好莱坞的不思进取和可笑无知了。那部由汤姆·克鲁斯主演的《危情谍战》就是一个极佳证明：一涉及西班牙，本该出现在潘普洛纳市奔牛节上的斗牛，竟然在塞维利亚市的大街上登场，了。
　　各位别误会，我并不反对斗牛，但斗牛作为西班牙的惟一标志无所不在的事实，常常让人反感，因为这样做未免把事情简单化，让人无法真正认识西班牙的丰富文化。这个问题我并不想深入探讨，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中国斗牛士。
　　几乎所有中国出租车司机都向我表达了他们对斗牛表演的喜爱，尽管他们可能对这门已有几百年历史的艺术还谈不上有多了解。很多中国人怀着激动的心情，通过电视转播或互联网观看了潘普洛纳市奔牛节的盛况。
　　但有一件事肯定鲜为人知，连我也是偶然发现了一本80年前的西班牙杂志后才了解到的：历史上曾有过一名中国斗牛士，而且十分优秀。他叫维克多·康。这位有着传奇经历的中国人于19世纪末出生在广东，幼年时参加过京剧团，之后便和家人移民美国加州。在成为斗牛士并成功地在美洲大小斗牛场取得各种胜利之前，他曾在墨西哥挖过金矿，在墨西哥革命期间，还率领了将近2000中国人加入了潘乔维亚革命军。1930年他来到西班牙并接受了当时一家主流杂志的采访——也许是一名“巴塞罗那出租车司机”对他做的采访吧，因为在那篇巴掌大的文章中，字里行间都是些关于中国人的老掉牙的话题。
　　不知道下一名中国斗牛士的出现要到什么时候呢?眼下，大批中国学生远赴西班牙学习，中西文化交流日益增多，在这些中国人里会不会有人决定穿上斗牛士的华服追随康的脚步呢?若真如此，我和中国的出租车司机就能多出一个可聊的话题了。(原载《青年参考》)
　　夫妻吵架?外交论战!／金美净(韩国)
　　我是属于感情比较丰富、很感性的人，而丈夫属于那种很正直、理性的人。当初选择和丈夫结婚，当然是因为很爱他，还有就是和我相比较而言，丈夫的理性正好能弥补我的感性，所以在我眼里他是一个相当有魅力的男人。在我看来，我们的结合组成了一个很完美的家庭。
　　但结婚以后，当丈夫对我的错误进行批评或是忠告的时候，他理性的言语总是会刺激到我犹如少女般敏感的心，然后我心里就会很难过。后来时间越来越久，我才知道，丈夫是在用他的方式锻炼我、帮助我成长。虽然他语言直接，但事实上他的内心非常柔软。
　　结婚之前，我一直比较多愁善感，周围的人和事物总是能牵动我的心，我总会忍不住地掉眼泪。久而久之，我便成了“眼泪公主”。在电视中看到感人的故事情节，不用说，我的眼泪、鼻涕准会止不住地流。
　　我们的生活当中偶尔会出现意见不和的冲突，这是不能避免的。两个人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的时候会站在各自祖国的立场去维护和争辩，但这样的争辩看上去却更像是外交论战。
　　我记得在2005年的时候，韩国江陵的端午节被成功申请为世界无形文化遗产。韩中两国的国民为此产生了很多的误解，关系也很尴尬。网民就此问题进行非常激烈的辩论，战火也波及到我们身上。
　　丈夫：“美净，你们韩国也过端午节啊?”我：“对呀，我们也有端午节。”
　　丈夫：“你知道吗，韩国的端午节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了!”我：“哇!真的啊!太好了!”
　　丈夫：“但是端午节起源于中国呀!”我：“我知道啊!但是我们韩国对这种传统文化保留的比较好，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有什么不对呢?”
　　丈夫：“但这个本来是中国的，后来才流传到韩国的!”我(有一点生气了)：“我们什么时候不承认这一点了?我们承认的啊!能很好地保存古代遗留下来的美好文化那才是最重要的!”
　　丈夫：“……”我：“……”
　　这样的攻防战一直持续到深夜。我们精疲力尽地看着对方，然后不约而同地笑起来，我们似乎都意识到这样的论战其实没有必要。我温柔地对丈夫说：“老公，我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不要为了国家性的问题而争论不休。”丈夫也有同感地回答：“以后，我们对于国家的问题就不争啦。”(原载《嫁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