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份在西部，和两位长者吃饭，席间不知怎样说到了诗歌。
　　我认为，“诗人”是一个泥沙俱下的群体。
　　第一个问题是，进入的门槛太低，很多人写几篇频繁使用回车键、不使用标点符号、逻辑混乱语意不明的文字，就自谓“诗人”。
　　第二个问题是，“诗人”被当成了一种标签。贴上去了似乎就“自然高雅”起来，不学无术之流、俗不可耐之辈、装腔作势之徒，充斥其中，甚至“恃酒下流”也敢自诩为“诗酒风流”。
　　第三个问题是，有一些确实有点诗才的人，也被诗歌绑架。他们把诗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伟大，理解为自身的伟大，从而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悲情，痛感“这个时代排斥诗歌”。所以他们认为，正因如此，“诗人”吃不饱饭，不被社会所尊重。
　　好几年前，我所在的城市还发生过一位地方诗人自杀的事情，报道说是因为他爱写诗，希望专业写诗，而专业写诗无法让他体面地生存，一直过得很潦倒，所以他在现实和理想之间痛苦挣扎。
　　我看不明白一些“诗人”对诗的期待—它是内心体验的自然释放，还是和这个社会发生物质交换的筹码？当然应该是前者，但后者也并非不可能，只是必须通过前者被社会认识后，自然过渡，而不应该是孜孜以求的结果。
　　也就是说，“诗人”，天然地是一种“副业”，如果试图提高“副业”所占的人生比重，就应该承受得了代价。代价可能是寂寞，可能是清贫。
　　对所有自称“诗人”的人，我都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就像我们常常见到街边的无家可归者，施舍一两个铜板，难道就自诩“慈善家”？
　　这不代表我对诗歌缺乏敬意，相反，我是一个热爱诗歌的人，有时读到好诗，甚至会泪流满面。只是，我知道这样的诗肯定不是搜肠刮肚、“专业”地写出来的。
　　闻一多先生说，诗人的天赋是爱。就如海子，他也自杀了，但他的离去让人尊敬，因为他死于爱，而不是死于物。
　　
　　年轻的诗人中，我喜欢两位女性，也跟她们有过深入的交谈。一是余秀华，个人之痛的自然流淌，让她的诗进入了一种很纯净的境界，逼近诗的本质;一是郑小琼，阶层之痛的真实描摹，让她的诗承担了控诉功能，深化了诗的意义。她们在创造那些让人心动的好作品的时候，是个无名氏，没有一种“诗人”的自我主体意识。
　　我的文学老师、人大文学院王以培教授把诗称为“寺庙里的语言”，问其故，他说，就是把“诗”字一拆两半而已。他也是先秦哲学的研究者，对“天人合一”的思想比较推崇，他认为诗其实是天对人的“示”，就像摩西在何烈山上看到荆棘树着火一般。
　　真正的诗，半由天成半人力，肯定不是寻章摘句老雕虫的匠气之作。
　　两位长者都有同感，而且他们共同喜欢川北的一位诗人—樊忠慰，对他的才气推崇备至。此人是一名中学教师，诗写得好，人却没有什么名气。一位长者说，听了你的看法，我觉得樊老师值得你好好跟他交流一下。
　　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往樊忠慰所在的学校打电话，接电话的女性工作人员说，需要问问樊老师是否同意提供手机号。我于是说明了自己的记者身份，表达了想和樊老师交流的意图，让她代为转告。过了一会，她打回电话，说樊老师同意了，把手机号给了我。
　　我马上打了过去，谁知樊忠慰一口拒绝见面。“我是一个中学老师，业余时间随便写写，水平不高，没什么要对外面说的。”
　　这让我有点哭笑不得：你既然不同意，没有任何商量余地，为何又答应提供手机号码？
　　想起两位长者关于他“诗好而无名”的感叹，我想这也许就是原因所在，但这没有让我感到懊恼，反而增加了我对他的尊敬。
　　我感觉到，这就是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