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让我知道，忠于自己的原则、自己的内心、自己的道德标准是多么重要。正因为他们的教导，我才敢对不值得我付出的人说“不”。我希望我能一直恪守自己的原则，但是有两次我没有做到这一点。
　　一次是在麻省理工，我盗用了罗伊· 科恩的论文。我的借口很蹩脚，我感叹这个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乡村男孩终于能拥抱纽约赋予的新社交生活，并且狡辩说我其实没有“真正”抄袭他的论文，因为我还另外加入了“很多”自己的东西。我曾发誓不仅要对他人誠实，还要对自己诚实。这次我明显违背了这个原则，也为此付出了十分惨痛的代价。
　　另一次是在雷曼兄弟银行，我长期默默地容忍了几个合作人的一些不该被容忍的行为，因为我顾及的是“和平相处”并维护短期利益。
　　在这两个事件中都存在短期利益和享受，它们或许可以让我避免一些短期的痛苦，但它们都以牺牲一些重要的长期利益为代价。
　　相反，在我坚守誓言、恪守原则的时候，即使当下不好受，长期利益却可能得到满足。我此生的经历无一例外地印证了这一点。
　　在我人生的一系列重要的转折点中，我能干脆地说“不”。我感觉我有充分的理由说“不”，这可能是道德的要求，也可能是直觉告诉我主管人或决策者的品格有缺陷，或项目的可行性值得商榷。
　　举个例子，麦肯有个老板，他侵蚀公司的养老基金，不顾大局购买超大型专用飞机，偷窃我的工作成果，唆使初生牛犊的我谋取公司总裁一职。我毅然决然地辞职了，虽然当时我还没有找到后路。这在当时是个十分艰难的决定，但我从未后悔。
　　在尼克松政府时期，我坚决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拒绝像棋子一样被总统无情地利用。我可能因此没能经历一些非同寻常的事件，但是我得以在“水门事件”爆发前脱身。当时我也懊恼自己的一些决定，担心恪守原则会导致我的前途没落。当时我工作不稳定，甚至还在公众面前出过丑，但是在人们心中，我仍然很正直。之后，我遇到了更好的工作机会。
　　这么说吧，当时我对尼克松说的那些“不”字表面上把我推入了万丈深渊，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我其实是浴火重生。
　　在尼克松入主的白宫中，我发现与没有共同价值观的人共事比我想象的要难得多。现在我学会了轻松上阵，也就是在工作中避免背上一些心理包袱，避免让自己无法独立行动、无法坚守自己的道德原则。
　　举个例子，尼克松时期，白宫里那些围着霍尔德曼转的年轻的工作人员就因他僵硬的意识形态、松散的道德规范而背上了心理包袱，以至于没法根据自我的思想而行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最终被送进了监狱。
　　轻松上阵实施起来有时候比我想象的要难得多，但是看远点儿，我知道这样做是正确的。（摘自《黑石的起点，我的顶点》万卷出版公司  图/乐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