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是一座有几个世纪历史的城市，它看起来古色古香，鹅卵石街道被磨损得陈旧古朴，每逢拐角处便坐落着几幢中世纪建筑。
　　然而，这里的人们却对数字化世界敞开怀抱，满怀热情地接纳各种公共和私人的在线服务。
　　爱沙尼亚在全国居民身份证中植入了微芯片，由此为人们提供4000多种服务，其中包括银行业务、商业登记，甚至钓鱼执照等。几乎人人都能通过网络在极短的时间内缴清税款。现在全国还有1/3的选民在线提交选票。
　　在欧洲和美国争论技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该扮演何等角色时，爱沙尼亚早已张开双臂欢迎这一现实的到来，摆出一副全然不顾数据隐私的架势，而其他地方早已为此争得热火朝天。过去23年以来，爱沙尼亚这一波罗的海国家从苏联成员转型为全球最互联的国家之一。
　　爱沙尼亚前总理安德鲁斯·安西普（Andrus Ansip）就被钦定为新一任欧洲委员会副主席，掌管欧洲的数字化未来。一旦欧盟立法者批准其上任，他将面临两难压力，毕竟加强在线隐私的保护以及人们对个人信息的掌控意识与爱沙尼亚的数字化服务程度格格不入。
　　在10月初于布鲁塞尔举行的长达3小时的提名听证会上，安西普明确地摆出了支持欧洲隐私政策的立场。


　　他说道：“我们必须保护个人隐私，信任是一项基本原则。如果人们无法信任电子服务，就绝不会使用它 们。”
　　但他同时也就数字化的优势做了一番游说，“我的个人经验表明，无纸化政府是可以实现的。”他说。
　　爱沙尼亚全国人口数量仅130万，较英国和美国这些大国而言，引入在线服务时面临的挑战要少很多。虽然目前尚不清楚其他国家是否将跟随爱沙尼亚，但显然该国已无回头之意。
　　塔维·罗伊瓦斯（Taavi Roivas）近期接任安西普成为总理，他表示：“数字化服务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跟其他国家交流起来也更加容易了，官僚主义明显少 了。”
　　这一转型产生的开支非常小，全国每年仅需在IT上花费5000万欧元（约合6300万美元），远不及美国年均消耗7亿美元的在线医保交易平台HealthCare.gov。这些花费中的大部分都流向了本地公司，其中有些早在苏联时期就以本地研究中心的形式存在。
　　在很大程度上，爱沙尼亚的数字化决定是受这一基本事实推动：它别无选择。
　　爱沙尼亚几乎没有多少金融资源，国家人口太少，经济也无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决策者很快发现，他们若不采用包括网络在内的新技术，就无法为人们提供西式服务，而使用新技术也能使政府开支维持在最低水平。
　　该国一家名叫Nortal的公司为爱沙尼亚数字化服务提供了大部分技术能源，它的首席执行官普利特·阿拉麦（Priit Alamae）表示：“幸运的是，爱沙尼亚从不是一个富国，我们就像工人家庭的孩子一样，必须让每分钱都花得值得。”
　　爱沙尼亚人在15岁时便可获得身份证，镶嵌其中的微芯片涵盖了个人信息，允许公民获得政府和商业服务。为保证记录的安全性，每张卡片都采用个人身份号码，在使用数字化服务时需正确输入。分析人士认为，这些数字比签名或其他在线安全手段都更可靠。
　　爱沙尼亚同时还依赖于政府管理的技术基础设施—能把全国数字服务中公共和私人数据库相连的X-Road。所有的个人信息都被保存在单独的服务器中，但该系统仍允许国家和银行这样的企业在获得用户批准的情况下共享数据。
　　爱沙尼亚对数字产品的热衷使其与法国和德国产生天壤之别，后两国人民始终反对在线上存储数据。爱沙尼亚人则完全接受了这一理念，该国系统也曾违反过几次安全条例，人民的信任并非不可松动。许多居民表示，相较与政府打交道的传统方式而言，在线服务更加安全便捷。
　　据爱沙尼亚税务和海关部门负责人马莱克·赫立姆（Marek Helm）称，现在约有98%的人都通过在线自助系统缴纳收入所得税，整个过程只需5分钟即可完成。这提高了全民整体税收缴纳率，其部门工作人数也下降了一半，现在只需雇用1500名员工，并且政府只需短短1周时间就能完成退税。
　　向数字化生活的过渡也并非一帆风顺。
　　2010年引入在线处方服务后，爱沙尼亚在线医疗门户经常处于崩溃状态，因为退休人员—常用处方的主要使用者—在每月领到社会保险金的当天都要登入系统更新医疗进程。
　　但大部分爱沙尼亚人还是认为，该国数字化服务是公民与政府和当地公司互动的标准途径—而欧洲其他国家只能望尘莫及。
　　现年27岁的普瑞特·海因拉（Priit Heinla）是一家能源公司的项目经理，他经常使用电脑或移动设备上的电子签名来签署文件，“我无法想象用老掉牙的办法来签字会是什么样。”
　　“你再也不用签堆积成山的纸头文件了，有个电子签名，一切都搞定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