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有感于官僚之风渐长，创作了著名的讽刺诗《开会迷》。诗中说他去各机关办事，总是遇到开会，有的会议居然研究“买一小瓶墨水”。
　　多少年来，尽管人们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深恶痛绝，但二者却如“臭豆腐”，在一些人那里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前不久，針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种种新表现，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各地区各部门如何摆摆表现，找找差距？各级领导干部如何带头转变作风，以上率下？关键就是把“我”摆进去，问问“我”尽到责任没有。下级有下级的问题，上级有上级的责任，谁的孩子谁抱走，谁的问题谁解决。
　　上级不能以旁观者和受害人自居。对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些东西，人们习惯于指向第三人称，似乎所有问题都是“他”的，“我”永远是可怜的受害者。问题是，对于别人来说，“我”就是“他”，“他”就是“我”。有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讳疾忌医，拿手电筒只照他人不照自己，是典型的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以官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
　　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形式主义背后总晃动着官僚主义的影子。比如，把精准扶贫变成“精准填表”固然可恶，但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是什么？开会打瞌睡自然不对，但是不是也存在反反复复开会、讨论，反反复复念文件、造文件，反反复复空喊口号、表决心？摇头自嘲调研“被下面骗了”，但那些形式化的东西有多难识别呢，你怎么就那么容易上当呢？归根到底，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最省力气、最易糊弄事、最好应付事，某些“我”天生喜欢，甚至彼此心照不宣，默契配合走过场。
　　下级不能认为与己无关或无能为力。人们都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实际上当面喊打的少，背后嘀咕的多，许多“成熟”的人甚至是“吾知之吾不言”。因为敢公开抵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派的，往往会被视为另类、受到孤立，还可能被看作政治上“不成熟”。党员权利放弃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丢掉了，正常的党内监督失灵了，作风问题就变成了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甚至可能死而复生。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这是毛泽东同志描述的自由主义重要症状。自由主义的政治氛围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最佳生长环境，改变必须从我开始。
　　在上甘岭战役打得最惨烈的时候，秦基伟将军一次与困守上甘岭坑道的部队通话时，为鼓舞士气，刚说了句：转告坑道里的同志们，军党委和军首长都很惦记前面的同志……就被电话兵打断了：首长别啰嗦了，拣要紧的说，先下命令吧。多年以后，秦基伟仍然感慨，说战士做得对！那时敌人炮火纷飞，为接通电话不知牺牲了多少电话兵，只能抢一句算一句。
　　扪心自问，如果“我”是秦基伟或者那个电话兵，会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