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曾有幸聆听过周立太律师的讲座。大约是五年前的春天，在西南政法大学的学术报告厅。演讲的题目和内容早已忘却，关于周律师的形象，犹记得两点：一是他的豪气干云，二是大嗓门和满口粗话，委实令人瞠目结舌。没想到五年过去，周律师再度在公共场合施展其民间化的表达艺术，因某些农民工拖欠律师费用而写下博文《又有一群“狗日”的跑了》，引发了极富争议性的轩然大波。
鲁迅先生教导我们：“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但另有一句俗语，叫“话糙理不糙”。这两句话都可以用来评判周立太辱骂农民工之事件。周律师的表达确实欠妥，可道理亦确实属于他这边。辛苦了近两年，周立太的律师事务所帮助六十多名民工讨回了70余万元经济补偿金及拖欠工资，当这些人领到赔偿款以后，即星散四方，对于律师所派去的财务人员提出的按照合同约定收取应收的律师费之请求根本不予理会，当事人应当缴付的7万元律师费无奈化为泡影。如此，难怪周立太大动肝火，“畜生”、“狗日的”脱口而出。这种愤怒的发泄，固然过了头，却非无可原宥——要知道，据周自述，近年来，他所经手的民工维权案件，已经有500多万元律师费被拖欠。
然而，舆论界对周律师的做法不乏非议和批判之声。有些人认为，他不该对弱势的农民工群体进行轰炸式辱骂；还有些人进而质疑他代理案件的收费标准，及其背后的居心、品行。最典型的说法莫过于此：周立太如是恶举，严重损害了一个帮民工维权的正义之士的风范。对此，需要注意的是，周立太从未以英雄侠客、正义使者自诩，他说过：“我不是慈善家，不是活雷锋，我是靠律师代理费生活的人。”更进一步，我们不仅要问，维权就一定意味着正义吗？正义之举就一定是免费的吗——乃至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必然关系？……这些问题将我们引入了对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现状的审查。
怎么是中国特色？周立太有个外号，叫“民工律师”，即专为农民工打官司的律师，其反面是，这个社会，并没有多少律师愿意代理农民工的法律纠纷，收入低下不说，还容易得罪权贵阶层——周立太早已被某些沿海城市的公检法机构列入“不受欢迎人士”的黑名单。实言之，“民工律师”的称号，以及由此成为新闻焦点，便是一个社会畸形化的呈现之一。因为，若在良序运转的社会空间，律师之身份，可以按案件类型划分，却不必按服务对象划分；同样，民工维权就如总统维权，性质相同，而身份之差别并不足以构成维权征途之重重艰辛的理由。只有当社会规范从常态沦为变态，弱势者才会被推向前台，被特殊照顾，为他们服务的人，才可能物以稀为贵，被誉为除恶行善的英雄豪杰——这正是当今中国维权的症结所在。窃以为周立太的愤怒，不仅指向那些欠他律师费的农民工，更指向失范的社会秩序（舆论界对他的批评同样如此）。换言之，被斥为“无良”的农民工也好，被斥为“无德”的周律师也罢，都是社会齿轮非正常运动之下的牺牲品。
当然，不能将全盘责任都推到社会头上。我从这个事件，还窥见了维权者的精神困境。维护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在大多数时代，都是最平易素朴的行为。可是，当一个社会的权利话语缺失，或者缺乏以法律途径维权的法治传统，维权之路必定长满了带刺的荆棘，而维权者，恐怕要承担更惨重的伤害：无疑，一些强势的人将其丑陋化、妖魔化；而弱势者出于感恩心理，则将维权者圣人化，面容普通的维权者升级为英雄、侠士、救世主、德行的天使、正义的代言人，这由不得他们的本心，周立太多次拒绝这类荣耀，到风波袭来，人们还是愿意这样看待他。后者的危害并不亚于前者。
我说过，一个健康社会是不需要英雄侠客的，一个充斥着刀光剑影的侠义江湖，或许自由度极高，但并非普罗阶级一劳永逸的精神乐园。当维权者被视为拔刀而起、专管不平事的侠士，实质上是一种悲哀，且是双重的。这一方面造成维权者的正当权益被无辜侵犯，以上述事件为例，被救助的六十多名民工可能认为，周律师帮他们讨薪实乃侠义之举，电影当中的哪个大侠救完人还伸手要钱呢？另一方面，对弱势者而言，很容易积淀一种依赖型的社会心理，当麻烦再次出现，其实可供对抗的法律武器就在他们身边的一公分处，他们却将柔弱的目光投向遥远的“民工律师”等他们心中扶弱济贫的侠客。一言以蔽之，当维权成为行侠仗义，不啻是最大的败笔。
此外，我们注意到，中国的诸多维权者，纵然没有视维权为行侠，却将其当成了启蒙，而且还扭曲了启蒙的本原涵义——这是维权者的困境之衍生的另一大重要因子。启蒙本身仍然包藏着鲜明的权力落差，启蒙者占据高端，被启蒙者占据低端，一着不慎，便可能恶化成变相的奴役和专制。维权则不然，权利面前人人平等，权力关系是平面的、民主的，从外形上讲，它是对“主奴关系”的反动。维权运动的终极意图，就是让所有的公民都意识到权利的可贵：一种平等的、温和的、循序渐进的社会运动方式。如果说启蒙更注重“破”，那么维权则聚焦于“立”。混淆维权与启蒙，等于在破立之间彷徨于无地。
就此而论，维权者冲破精神困境的当务之急，主要有两点，一是剥离维权运动身上五彩缤纷的道德外衣，还维权以清白之身：维权不是行侠，不是慈善，危言耸听一点，不是将自己当作免费而沉重的祭品献上鲜血淋漓的十字架——这方面，周立太律师的做法值得赞赏；二是要打碎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不但包括外在的，更包括内心的，维权者不但要警惕“千古文人侠客梦”，还要警惕“千古文人启蒙梦”。而落实到本文论题，还是两句话：正义是目标，而非口号；当“民工律师”的称呼不再响亮，而代之以“公民律师”，这一天的来临，便是权利观念普及之时。
鲁迅先生教导我们：“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但另有一句俗语，叫“话糙理不糙”。这两句话都可以用来评判周立太辱骂农民工之事件。周律师的表达确实欠妥，可道理亦确实属于他这边。辛苦了近两年，周立太的律师事务所帮助六十多名民工讨回了70余万元经济补偿金及拖欠工资，当这些人领到赔偿款以后，即星散四方，对于律师所派去的财务人员提出的按照合同约定收取应收的律师费之请求根本不予理会，当事人应当缴付的7万元律师费无奈化为泡影。如此，难怪周立太大动肝火，“畜生”、“狗日的”脱口而出。这种愤怒的发泄，固然过了头，却非无可原宥——要知道，据周自述，近年来，他所经手的民工维权案件，已经有500多万元律师费被拖欠。
然而，舆论界对周律师的做法不乏非议和批判之声。有些人认为，他不该对弱势的农民工群体进行轰炸式辱骂；还有些人进而质疑他代理案件的收费标准，及其背后的居心、品行。最典型的说法莫过于此：周立太如是恶举，严重损害了一个帮民工维权的正义之士的风范。对此，需要注意的是，周立太从未以英雄侠客、正义使者自诩，他说过：“我不是慈善家，不是活雷锋，我是靠律师代理费生活的人。”更进一步，我们不仅要问，维权就一定意味着正义吗？正义之举就一定是免费的吗——乃至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必然关系？……这些问题将我们引入了对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现状的审查。
怎么是中国特色？周立太有个外号，叫“民工律师”，即专为农民工打官司的律师，其反面是，这个社会，并没有多少律师愿意代理农民工的法律纠纷，收入低下不说，还容易得罪权贵阶层——周立太早已被某些沿海城市的公检法机构列入“不受欢迎人士”的黑名单。实言之，“民工律师”的称号，以及由此成为新闻焦点，便是一个社会畸形化的呈现之一。因为，若在良序运转的社会空间，律师之身份，可以按案件类型划分，却不必按服务对象划分；同样，民工维权就如总统维权，性质相同，而身份之差别并不足以构成维权征途之重重艰辛的理由。只有当社会规范从常态沦为变态，弱势者才会被推向前台，被特殊照顾，为他们服务的人，才可能物以稀为贵，被誉为除恶行善的英雄豪杰——这正是当今中国维权的症结所在。窃以为周立太的愤怒，不仅指向那些欠他律师费的农民工，更指向失范的社会秩序（舆论界对他的批评同样如此）。换言之，被斥为“无良”的农民工也好，被斥为“无德”的周律师也罢，都是社会齿轮非正常运动之下的牺牲品。
当然，不能将全盘责任都推到社会头上。我从这个事件，还窥见了维权者的精神困境。维护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在大多数时代，都是最平易素朴的行为。可是，当一个社会的权利话语缺失，或者缺乏以法律途径维权的法治传统，维权之路必定长满了带刺的荆棘，而维权者，恐怕要承担更惨重的伤害：无疑，一些强势的人将其丑陋化、妖魔化；而弱势者出于感恩心理，则将维权者圣人化，面容普通的维权者升级为英雄、侠士、救世主、德行的天使、正义的代言人，这由不得他们的本心，周立太多次拒绝这类荣耀，到风波袭来，人们还是愿意这样看待他。后者的危害并不亚于前者。
我说过，一个健康社会是不需要英雄侠客的，一个充斥着刀光剑影的侠义江湖，或许自由度极高，但并非普罗阶级一劳永逸的精神乐园。当维权者被视为拔刀而起、专管不平事的侠士，实质上是一种悲哀，且是双重的。这一方面造成维权者的正当权益被无辜侵犯，以上述事件为例，被救助的六十多名民工可能认为，周律师帮他们讨薪实乃侠义之举，电影当中的哪个大侠救完人还伸手要钱呢？另一方面，对弱势者而言，很容易积淀一种依赖型的社会心理，当麻烦再次出现，其实可供对抗的法律武器就在他们身边的一公分处，他们却将柔弱的目光投向遥远的“民工律师”等他们心中扶弱济贫的侠客。一言以蔽之，当维权成为行侠仗义，不啻是最大的败笔。
此外，我们注意到，中国的诸多维权者，纵然没有视维权为行侠，却将其当成了启蒙，而且还扭曲了启蒙的本原涵义——这是维权者的困境之衍生的另一大重要因子。启蒙本身仍然包藏着鲜明的权力落差，启蒙者占据高端，被启蒙者占据低端，一着不慎，便可能恶化成变相的奴役和专制。维权则不然，权利面前人人平等，权力关系是平面的、民主的，从外形上讲，它是对“主奴关系”的反动。维权运动的终极意图，就是让所有的公民都意识到权利的可贵：一种平等的、温和的、循序渐进的社会运动方式。如果说启蒙更注重“破”，那么维权则聚焦于“立”。混淆维权与启蒙，等于在破立之间彷徨于无地。
就此而论，维权者冲破精神困境的当务之急，主要有两点，一是剥离维权运动身上五彩缤纷的道德外衣，还维权以清白之身：维权不是行侠，不是慈善，危言耸听一点，不是将自己当作免费而沉重的祭品献上鲜血淋漓的十字架——这方面，周立太律师的做法值得赞赏；二是要打碎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不但包括外在的，更包括内心的，维权者不但要警惕“千古文人侠客梦”，还要警惕“千古文人启蒙梦”。而落实到本文论题，还是两句话：正义是目标，而非口号；当“民工律师”的称呼不再响亮，而代之以“公民律师”，这一天的来临，便是权利观念普及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