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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笛福的《摩尔·弗兰德斯》这部小说，从社会生活、个人生活等方面展示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时的伦敦和它的城市文化。通过对小说各个人物在伦敦活动的分析，可以感受到当时伦敦社会的混乱，但在混乱的背后，秩序依然清晰可辨。伦敦是一个制度管理下的城市，道德与宗教对市民仍有约束作用，人们有生活目标，经济生活有序开展。
关键词：伦敦 城市文化 生活 混乱 秩序
中图分类号：I561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0-0073-03
一提到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年-1731年），人们就会想起他的《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 1719年），以及他的“欧洲小说之父”“英国小说之父”和“英国报纸之父”的地位。除此之外，其实他还有一个社会与文化转型见证人的身份——他见证了英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见证了英国从乡土文化向城市文化的转变。笛福对城市，尤其是伦敦充满信心，对他来说，“伦敦就是世界的中心”“是世界市场和贸易中心的伦敦”。在他的作品里，如1722年出版的《大疫年记事》、1724年出版的《不列颠全岛纪游》中的“第五封信”、1728年出版的《使伦敦成为世界最繁荣都市之道》等，都是以伦敦为叙述中心的。作为“英国小说之父”，当然要提他的小说。笛福小说中的人物生活无不与城市密切相关。哪怕是在荒岛上生活了28年多的鲁滨逊，也是如此。他和同伴乘船至“伦敦”后开始真正的航海生活；他从荒岛上离开回到英格兰后，首先就是到“伦敦”联系居住在此的英国船长的遗孀，他的财产托管人……可以说，城市，尤其是伦敦，是鲁滨逊财富安全保有、物质与资本顺利转换的重要场所之一，是《鲁滨逊漂流记》空间维度里的重要标志。
理查德·利罕（Richard Lehan）认为，“笛福分享了启蒙运动关于城市的乐观主义精神，相信城市能够控制自然，成为自我的纪念碑”。然而在笛福1722年出版的《摩尔·弗兰德斯》这一部小说中，他对当时伦敦的描绘似乎尽是混乱的城市生活，很难与他对城市的乐观联系起来。
《摩尔·弗兰德斯》（Moll Flanders， 下文简称《摩尔》）以一个自称是“摩尔·弗兰德斯”的人讲述了从她出生到七十岁之间的经历，而她主要生活的场所是伦敦，故而可以从她的叙述中，了解到当时的城市伦敦的市井生活。伦敦作为城市——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形成的较大居民点——人口众多，所辖范围广。1700年时，伦敦的人口已经超过五十七万，占英格兰和威尔士总人口的10%以上。据笛福估计，当时伦敦东西约距离7.5英里，南北约距5.75英里，面积约43平方英里多。
当时的伦敦城市人口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存在于其中，构成了复杂的城市文化。城市文化是市民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具有城市特点的文化模式，是城市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总和。《摩尔》主要展示了市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在该小说中，我们就可看到生活或往来于伦敦的众多批发商、采购商、店主、店员，同时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还有贵族、绅士和他们的家人、佣人，还有鸨母、妓女、小偷、抢劫犯等，这些人物共同生活下的伦敦，必定会有它的混乱，但混乱并没有掩盖住城市的秩序，这就是笛福积极肯定城市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的原因之一。《摩尔》小说中的伦敦是混乱中存在秩序的城市，是让人失望过后，依然充满希望的地方——这也是小说主人公摩尔·弗兰德斯在弗吉尼亚州打拼多年，过了流放的年限之后，仍选择和丈夫回到伦敦生活的一个理由。
一、城市的混乱
人口密集，谋生手段各异，生活状况各异，那么社会生活、个人生活的混亂可想而知。在《摩尔》一书中，笛福通过摩尔·弗兰德斯的视角，将城市的众生百态描绘得淋漓尽致。
1.社会生活的混乱
《摩尔》中的城市的混乱也可以从社会生活中管窥。非婚生子的现象非常普遍，于是就有为非婚生子提供接生服务的，如老女管家就经营这一业务，她向摩尔·弗兰德斯介绍自己：“我的职业是专门接生，有很多女人来我家等待分娩”，“口碑极好”。
伦敦是一个偷盗频发的地方，有街头顺手牵羊的，有入室行窃的，有火灾时浑水摸鱼的，小偷们不管手段高明与否，都会有所收获。《摩尔》一书对偷窃进行了大量的举例，提供了细致入微的描写，甚至有人称它是盗窃指导手册。
伦敦社会生活的混乱还表现在火灾多发。除了历史上记载的几次伦敦大火灾，在《摩尔》一书中，笛福描述了两次火灾，且两次灾害发生的时间间隔并不长。火灾发生时，有人会去帮忙，也有人会趁火打劫，灾难人祸并存，混乱的场面不可回避。
那时伦敦的人们爱看热闹，街头也是混乱的。例如，当摩尔·弗兰德斯被一家绸布商的店员误抓后，和店主、店员、警察前往法官处论理，“后面跟了五百人”，后来跟着的人越来越多，“女人尤其不少”，她们听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有的还抛泥土砸向店主。这样的场景，放到今天的城市街道上，依然会是极其混乱喧嚣。
2.个人生活的混乱
小说中人物生活的混乱可以从小说主人公“摩尔·弗兰德斯”和与她关系密切的人物角色以及她在伦敦生活时接触的芸芸众生的生活及其经历中得到例证。
小说中这些生活在伦敦的许多人物的个人生活是混乱的，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摩尔·弗兰德斯，她在狱中这样总结自己的过去：“我40年来所走过的犯罪历程错综复杂，我曾经卖淫、通奸、乱伦、撒谎和盗窃，总之从大约18岁开始到60岁我除了杀人和叛国外无恶不作”。她结过五次婚，被包养过一次，生过十一个孩子，做过妓女，做过小偷，六十岁时被关进监狱。
和她关系密切的人的生活是混乱的。她的母亲年轻时被家人派去给关在新门监狱的亲戚送饭，慢慢染上恶习，成为“娼妇和扒手”，后被关进新门监狱，尔后流放到北美洲。摩尔·弗兰德斯的第二任丈夫是个布商，同时也是个集“浪子、绅士、店主和乞丐品性”的“花花公子”，花钱大手大脚，他们结婚后两年三个月内就把两人的积蓄花光，其中有摩尔·弗兰德斯约1200英镑的积蓄。第四任丈夫是个抢劫犯，是怀着从她那儿得到大笔钱财的目的和她结婚的。被她称为“母亲”的老女管家是个“天生的小偷”，在流放途中“设法”从爱尔兰上岸，“重操了几年旧业”，后又成了“接生婆和老鸨，干尽坏事”，回到伦敦后，继续做接生婆和老鸨：“‘我’去拜访了她，发现她仍然干着老行当，只是生意没有以前那么兴旺了”，转而又做了“当铺老板”，实际就是给小偷销赃。 她周围的人的生活也大多是混乱的。第一任丈夫去世后，她房东（亚麻制品商）的妹妹就是“世上最放荡的家伙”，介绍给她的人都“放荡不羁”，他们自称是“她的情人”，可没有一个是“正正当当求婚的”。她的盗窃合作伙伴的生活也是混乱的。他们在老女管家的安排下，和她合作，大家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姓名、甚至性别。
上层社会人们的生活也不清新。包养她长达五年之久的是伦敦的一名绅士，“他有个妻子，但精神不正常”，在这种情况下“来到巴思寻求快乐”。当她成为小偷，年过五十后，还碰到了一个“口碑极好”但实际行为不检点的准爵士，和她维持不正当的隐秘关系约有一年。也会有上流社会的女士成为老女管家的接生服务对象。
由此可见，无论是处于社会底层还是上层的民众，生活混乱是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二、混乱中的秩序
虽然伦敦城里的生活极为混乱，但是混乱背后仍蕴含秩序，使得城市得以继续运转，人们得以继续生活。
1 .制度的有序
《摩尔》一书，展示了当时相关法制制度管控下的伦敦秩序。
它有相关的立法、司法、执法制度与机构。《摩尔》并没有直接关于立法的描述，但是，它向读者展示了法院、监狱的存在以及它们的管理制度。小说开头，叙事者“我”没有告诉读者她的真实名字，而是说暂且叫做“摩尔·弗兰德斯”，但是她的真实名字是有记载的，那就是在监狱和法院那里有关于她的身份与犯罪事实的记录：“我的真名在新门监狱和老贝利的档案和注册簿中，都十分清楚”。“新门监狱（Newgate）”，位于伦敦市新门街与老贝利街的拐角处，关押各式各样的犯人；“老贝利（Old Baily）”，指的是当时位于老贝利街的英格兰和威尔士中央刑事法庭。犯事的人被送进监狱后，有狱警对其进行管理和监控，法庭会依据犯人的犯罪事实进行判处。它有陪审团、律师、警察等司法、执法人员，刑法处罚有缓刑、死刑、流放等。在此，我们不必深究它法制是否健全，执法是否公正。从小说的这些描述中，我们是可以看到当时伦敦在社会管理上的有法可依，执法有据。
它的婚姻管理制度深入人心，对人们的婚姻有着重要影响。结婚、离婚都有相关的制度和机构进行管理。摩尔·弗兰德斯结过五次婚。第一任丈夫去世之后，她选了一个自己较为满意的“有绅士派头的商人”结了婚，当这位丈夫被捕入狱后，他逃狱去了法国，让摩尔·弗兰德斯此后的再婚一直忧心忡忡，“我有一个丈夫，却等于没有丈夫，无法声称再婚，尽管我很清楚，他即使还活50年也绝不会再见到英国”，“他无权解除我们的婚约，给我合法的再婚自由”，“我被限制结婚了”。她的第五任丈夫在向她求婚的时候，乃是有妇之夫，他是彻底告别之前的婚姻，才和摩尔·弗兰德斯结婚的：“他把纸张全部打开。首先是他与妻子的离婚证或离婚判决书，以及她作为娼妇的充分证据。”当时的教堂和牧师在婚姻是否合法也有发言权，她讲述第四次婚姻，提到是在天主教堂举行的婚礼，第五次婚姻是在回伦敦的路上，在一家旅馆里请牧师见证的。这些可以说明，伦敦虽然人口众多繁杂，但是对于市民的婚姻管理并不是无序的。
在经济管理方面，它一样有较为成熟的机构和制度。它有银行，提供钱财托管业务，“可以开个户把钱存进银行，钱入账后随时可以提取”，还可以异地取款。也有“管家”，相当于今天的理财经理。摩尔·弗兰德斯的第五任丈夫就是银行职员，在和摩尔·弗兰德斯结婚之前，就是她的“管家”。这里还有“破产委员会”，处理破产商人的商品与债务。
从刑法制度、婚约制度、经济制度这三个方面，可以看到当时资本主义兴起阶段的城市社会是有制度有机构在管控的、有序的城市。
2.个人生活的有序
虽然《摩尔》给大多读者留下的印象是小说人物的个人生活混乱不堪，像婚外情、重婚、卖淫嫖娼、偷窃抢劫等在小说中均有浓墨重彩的描述。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这混乱中看到各个小人物都有明确的生活目标，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有保障的生活。他们实现目标的手段繁多，尽管有的甚至是非法的，不道德的。
这些生活没有保障的人的目标是挣钱，让自己能够生活下去。所以摩尔·弗兰德斯会被收养家庭的大公子引诱，会嫁给自己并不爱的二公子，会一次又一次的结婚，还有会去做妓女，做小偷。
小说中的鸨母、妓女、小偷、抢劫犯等，社会地位虽然非常低，但仍有道德观念。老女管家的接生业务明码标价；每次收到赃物之后都会及时结账付钱，从不含糊。摩尔·弗兰德斯的第四任抢劫犯丈夫会在明知自己上当后，仍将所有钱财送给她。在行窃过程中，她也会反省自己的行为，入狱后，在牧师的引导下最终真诚地忏悔。姑且不去讨论这些人从事的活动合法与否，至少可以看到他们的道德并未泯灭。
除了个人道德层面的秩序，该小说也展示了个人经济生活的秩序。伊恩·瓦特说，笛福小说中的人物具有非凡的簿记能力。摩尔·弗兰德斯也不例外，她对于个人财产的管理就是非常有序的，她时刻清楚地记得自己有多少钱财，从几便士到几千英镑，从一块绸布到一个戒指，她都可以一一细数。
每次婚姻结束或婚外情结束的时候，摩尔·弗兰德斯就会认真地结算一下。第一任丈夫去世后，她手头有“大约1200英镑”；第二次婚姻结束后，她“手头钱不多”，“还余下460英镑，许多富贵的衣服，一块金表，一些珠宝”，“还有三四十英镑的亚麻布没有卖掉”。
当然，对日常生活开销，她也记得很清楚。如和第二任丈夫出去游玩12天花费“93英镑”；和第五任丈夫在邓斯特布尔花费了10或12先令的招待费。
理财方面，虽说小说里提到了几次不成功的投资理财，如摩尔·弗兰德斯的第五任丈夫就是因为投资失误，郁闷而死。但是，小说也给我们展示了当时伦敦人的理财意识和理财行动。摩尔·弗兰德斯在准备前往英格兰北部乡村生活时，就去银行咨询钱财保管方面的事情。
由此可以说明，伦敦的人们，哪怕社会地位不高、收入菲薄，也是具有管理意识并能付诸行动的。
三、 结语
17、18世纪交替时的伦敦，人口众多，商业活动频繁，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混乱中蕴含秩序，混乱与有序并存。城市的社会虽然混乱，但依然有制度有机构对其进行有序地管理；城市的生活虽然混乱，但每个人依然在混乱中有自己的生活目标，都为此努力着。城市依然是人们向往的生存生活之地。
参考文献：
[1]理查德·利罕.文學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M].吴子枫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0）.
[2]笛福，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3]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6.
[4]Watt，Ian. The Rise of Novel： Studies in Defoe， Richardson and Fielding[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57.
[5]笛福（Defoe， D.），摩尔·弗兰德斯（Moll Flanders）[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6] 笛福（Defoe， D.），摩尔·弗兰德斯[M]. 刘跃荣译，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5.
关键词：伦敦 城市文化 生活 混乱 秩序
中图分类号：I561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0-0073-03
一提到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年-1731年），人们就会想起他的《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 1719年），以及他的“欧洲小说之父”“英国小说之父”和“英国报纸之父”的地位。除此之外，其实他还有一个社会与文化转型见证人的身份——他见证了英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见证了英国从乡土文化向城市文化的转变。笛福对城市，尤其是伦敦充满信心，对他来说，“伦敦就是世界的中心”“是世界市场和贸易中心的伦敦”。在他的作品里，如1722年出版的《大疫年记事》、1724年出版的《不列颠全岛纪游》中的“第五封信”、1728年出版的《使伦敦成为世界最繁荣都市之道》等，都是以伦敦为叙述中心的。作为“英国小说之父”，当然要提他的小说。笛福小说中的人物生活无不与城市密切相关。哪怕是在荒岛上生活了28年多的鲁滨逊，也是如此。他和同伴乘船至“伦敦”后开始真正的航海生活；他从荒岛上离开回到英格兰后，首先就是到“伦敦”联系居住在此的英国船长的遗孀，他的财产托管人……可以说，城市，尤其是伦敦，是鲁滨逊财富安全保有、物质与资本顺利转换的重要场所之一，是《鲁滨逊漂流记》空间维度里的重要标志。
理查德·利罕（Richard Lehan）认为，“笛福分享了启蒙运动关于城市的乐观主义精神，相信城市能够控制自然，成为自我的纪念碑”。然而在笛福1722年出版的《摩尔·弗兰德斯》这一部小说中，他对当时伦敦的描绘似乎尽是混乱的城市生活，很难与他对城市的乐观联系起来。
《摩尔·弗兰德斯》（Moll Flanders， 下文简称《摩尔》）以一个自称是“摩尔·弗兰德斯”的人讲述了从她出生到七十岁之间的经历，而她主要生活的场所是伦敦，故而可以从她的叙述中，了解到当时的城市伦敦的市井生活。伦敦作为城市——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形成的较大居民点——人口众多，所辖范围广。1700年时，伦敦的人口已经超过五十七万，占英格兰和威尔士总人口的10%以上。据笛福估计，当时伦敦东西约距离7.5英里，南北约距5.75英里，面积约43平方英里多。
当时的伦敦城市人口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存在于其中，构成了复杂的城市文化。城市文化是市民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具有城市特点的文化模式，是城市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总和。《摩尔》主要展示了市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在该小说中，我们就可看到生活或往来于伦敦的众多批发商、采购商、店主、店员，同时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还有贵族、绅士和他们的家人、佣人，还有鸨母、妓女、小偷、抢劫犯等，这些人物共同生活下的伦敦，必定会有它的混乱，但混乱并没有掩盖住城市的秩序，这就是笛福积极肯定城市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的原因之一。《摩尔》小说中的伦敦是混乱中存在秩序的城市，是让人失望过后，依然充满希望的地方——这也是小说主人公摩尔·弗兰德斯在弗吉尼亚州打拼多年，过了流放的年限之后，仍选择和丈夫回到伦敦生活的一个理由。
一、城市的混乱
人口密集，谋生手段各异，生活状况各异，那么社会生活、个人生活的混亂可想而知。在《摩尔》一书中，笛福通过摩尔·弗兰德斯的视角，将城市的众生百态描绘得淋漓尽致。
1.社会生活的混乱
《摩尔》中的城市的混乱也可以从社会生活中管窥。非婚生子的现象非常普遍，于是就有为非婚生子提供接生服务的，如老女管家就经营这一业务，她向摩尔·弗兰德斯介绍自己：“我的职业是专门接生，有很多女人来我家等待分娩”，“口碑极好”。
伦敦是一个偷盗频发的地方，有街头顺手牵羊的，有入室行窃的，有火灾时浑水摸鱼的，小偷们不管手段高明与否，都会有所收获。《摩尔》一书对偷窃进行了大量的举例，提供了细致入微的描写，甚至有人称它是盗窃指导手册。
伦敦社会生活的混乱还表现在火灾多发。除了历史上记载的几次伦敦大火灾，在《摩尔》一书中，笛福描述了两次火灾，且两次灾害发生的时间间隔并不长。火灾发生时，有人会去帮忙，也有人会趁火打劫，灾难人祸并存，混乱的场面不可回避。
那时伦敦的人们爱看热闹，街头也是混乱的。例如，当摩尔·弗兰德斯被一家绸布商的店员误抓后，和店主、店员、警察前往法官处论理，“后面跟了五百人”，后来跟着的人越来越多，“女人尤其不少”，她们听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有的还抛泥土砸向店主。这样的场景，放到今天的城市街道上，依然会是极其混乱喧嚣。
2.个人生活的混乱
小说中人物生活的混乱可以从小说主人公“摩尔·弗兰德斯”和与她关系密切的人物角色以及她在伦敦生活时接触的芸芸众生的生活及其经历中得到例证。
小说中这些生活在伦敦的许多人物的个人生活是混乱的，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摩尔·弗兰德斯，她在狱中这样总结自己的过去：“我40年来所走过的犯罪历程错综复杂，我曾经卖淫、通奸、乱伦、撒谎和盗窃，总之从大约18岁开始到60岁我除了杀人和叛国外无恶不作”。她结过五次婚，被包养过一次，生过十一个孩子，做过妓女，做过小偷，六十岁时被关进监狱。
和她关系密切的人的生活是混乱的。她的母亲年轻时被家人派去给关在新门监狱的亲戚送饭，慢慢染上恶习，成为“娼妇和扒手”，后被关进新门监狱，尔后流放到北美洲。摩尔·弗兰德斯的第二任丈夫是个布商，同时也是个集“浪子、绅士、店主和乞丐品性”的“花花公子”，花钱大手大脚，他们结婚后两年三个月内就把两人的积蓄花光，其中有摩尔·弗兰德斯约1200英镑的积蓄。第四任丈夫是个抢劫犯，是怀着从她那儿得到大笔钱财的目的和她结婚的。被她称为“母亲”的老女管家是个“天生的小偷”，在流放途中“设法”从爱尔兰上岸，“重操了几年旧业”，后又成了“接生婆和老鸨，干尽坏事”，回到伦敦后，继续做接生婆和老鸨：“‘我’去拜访了她，发现她仍然干着老行当，只是生意没有以前那么兴旺了”，转而又做了“当铺老板”，实际就是给小偷销赃。 她周围的人的生活也大多是混乱的。第一任丈夫去世后，她房东（亚麻制品商）的妹妹就是“世上最放荡的家伙”，介绍给她的人都“放荡不羁”，他们自称是“她的情人”，可没有一个是“正正当当求婚的”。她的盗窃合作伙伴的生活也是混乱的。他们在老女管家的安排下，和她合作，大家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姓名、甚至性别。
上层社会人们的生活也不清新。包养她长达五年之久的是伦敦的一名绅士，“他有个妻子，但精神不正常”，在这种情况下“来到巴思寻求快乐”。当她成为小偷，年过五十后，还碰到了一个“口碑极好”但实际行为不检点的准爵士，和她维持不正当的隐秘关系约有一年。也会有上流社会的女士成为老女管家的接生服务对象。
由此可见，无论是处于社会底层还是上层的民众，生活混乱是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二、混乱中的秩序
虽然伦敦城里的生活极为混乱，但是混乱背后仍蕴含秩序，使得城市得以继续运转，人们得以继续生活。
1 .制度的有序
《摩尔》一书，展示了当时相关法制制度管控下的伦敦秩序。
它有相关的立法、司法、执法制度与机构。《摩尔》并没有直接关于立法的描述，但是，它向读者展示了法院、监狱的存在以及它们的管理制度。小说开头，叙事者“我”没有告诉读者她的真实名字，而是说暂且叫做“摩尔·弗兰德斯”，但是她的真实名字是有记载的，那就是在监狱和法院那里有关于她的身份与犯罪事实的记录：“我的真名在新门监狱和老贝利的档案和注册簿中，都十分清楚”。“新门监狱（Newgate）”，位于伦敦市新门街与老贝利街的拐角处，关押各式各样的犯人；“老贝利（Old Baily）”，指的是当时位于老贝利街的英格兰和威尔士中央刑事法庭。犯事的人被送进监狱后，有狱警对其进行管理和监控，法庭会依据犯人的犯罪事实进行判处。它有陪审团、律师、警察等司法、执法人员，刑法处罚有缓刑、死刑、流放等。在此，我们不必深究它法制是否健全，执法是否公正。从小说的这些描述中，我们是可以看到当时伦敦在社会管理上的有法可依，执法有据。
它的婚姻管理制度深入人心，对人们的婚姻有着重要影响。结婚、离婚都有相关的制度和机构进行管理。摩尔·弗兰德斯结过五次婚。第一任丈夫去世之后，她选了一个自己较为满意的“有绅士派头的商人”结了婚，当这位丈夫被捕入狱后，他逃狱去了法国，让摩尔·弗兰德斯此后的再婚一直忧心忡忡，“我有一个丈夫，却等于没有丈夫，无法声称再婚，尽管我很清楚，他即使还活50年也绝不会再见到英国”，“他无权解除我们的婚约，给我合法的再婚自由”，“我被限制结婚了”。她的第五任丈夫在向她求婚的时候，乃是有妇之夫，他是彻底告别之前的婚姻，才和摩尔·弗兰德斯结婚的：“他把纸张全部打开。首先是他与妻子的离婚证或离婚判决书，以及她作为娼妇的充分证据。”当时的教堂和牧师在婚姻是否合法也有发言权，她讲述第四次婚姻，提到是在天主教堂举行的婚礼，第五次婚姻是在回伦敦的路上，在一家旅馆里请牧师见证的。这些可以说明，伦敦虽然人口众多繁杂，但是对于市民的婚姻管理并不是无序的。
在经济管理方面，它一样有较为成熟的机构和制度。它有银行，提供钱财托管业务，“可以开个户把钱存进银行，钱入账后随时可以提取”，还可以异地取款。也有“管家”，相当于今天的理财经理。摩尔·弗兰德斯的第五任丈夫就是银行职员，在和摩尔·弗兰德斯结婚之前，就是她的“管家”。这里还有“破产委员会”，处理破产商人的商品与债务。
从刑法制度、婚约制度、经济制度这三个方面，可以看到当时资本主义兴起阶段的城市社会是有制度有机构在管控的、有序的城市。
2.个人生活的有序
虽然《摩尔》给大多读者留下的印象是小说人物的个人生活混乱不堪，像婚外情、重婚、卖淫嫖娼、偷窃抢劫等在小说中均有浓墨重彩的描述。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这混乱中看到各个小人物都有明确的生活目标，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有保障的生活。他们实现目标的手段繁多，尽管有的甚至是非法的，不道德的。
这些生活没有保障的人的目标是挣钱，让自己能够生活下去。所以摩尔·弗兰德斯会被收养家庭的大公子引诱，会嫁给自己并不爱的二公子，会一次又一次的结婚，还有会去做妓女，做小偷。
小说中的鸨母、妓女、小偷、抢劫犯等，社会地位虽然非常低，但仍有道德观念。老女管家的接生业务明码标价；每次收到赃物之后都会及时结账付钱，从不含糊。摩尔·弗兰德斯的第四任抢劫犯丈夫会在明知自己上当后，仍将所有钱财送给她。在行窃过程中，她也会反省自己的行为，入狱后，在牧师的引导下最终真诚地忏悔。姑且不去讨论这些人从事的活动合法与否，至少可以看到他们的道德并未泯灭。
除了个人道德层面的秩序，该小说也展示了个人经济生活的秩序。伊恩·瓦特说，笛福小说中的人物具有非凡的簿记能力。摩尔·弗兰德斯也不例外，她对于个人财产的管理就是非常有序的，她时刻清楚地记得自己有多少钱财，从几便士到几千英镑，从一块绸布到一个戒指，她都可以一一细数。
每次婚姻结束或婚外情结束的时候，摩尔·弗兰德斯就会认真地结算一下。第一任丈夫去世后，她手头有“大约1200英镑”；第二次婚姻结束后，她“手头钱不多”，“还余下460英镑，许多富贵的衣服，一块金表，一些珠宝”，“还有三四十英镑的亚麻布没有卖掉”。
当然，对日常生活开销，她也记得很清楚。如和第二任丈夫出去游玩12天花费“93英镑”；和第五任丈夫在邓斯特布尔花费了10或12先令的招待费。
理财方面，虽说小说里提到了几次不成功的投资理财，如摩尔·弗兰德斯的第五任丈夫就是因为投资失误，郁闷而死。但是，小说也给我们展示了当时伦敦人的理财意识和理财行动。摩尔·弗兰德斯在准备前往英格兰北部乡村生活时，就去银行咨询钱财保管方面的事情。
由此可以说明，伦敦的人们，哪怕社会地位不高、收入菲薄，也是具有管理意识并能付诸行动的。
三、 结语
17、18世纪交替时的伦敦，人口众多，商业活动频繁，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混乱中蕴含秩序，混乱与有序并存。城市的社会虽然混乱，但依然有制度有机构对其进行有序地管理；城市的生活虽然混乱，但每个人依然在混乱中有自己的生活目标，都为此努力着。城市依然是人们向往的生存生活之地。
参考文献：
[1]理查德·利罕.文學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M].吴子枫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0）.
[2]笛福，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3]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6.
[4]Watt，Ian. The Rise of Novel： Studies in Defoe， Richardson and Fielding[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57.
[5]笛福（Defoe， D.），摩尔·弗兰德斯（Moll Flanders）[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6] 笛福（Defoe， D.），摩尔·弗兰德斯[M]. 刘跃荣译，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