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们为什么要写作？我们写作的初衷是对美的追求——文字之美，思想之美；其次是对平庸的深恶痛绝，这些是你拿起笔来写东西的原因，是吧？”
早早约好曹寇做采访，正要出门，收到他的消息：你会打掼蛋吗？
这是5月的南京，不冷不热，每年照例有这么一段短暂的好时节。是日也，惠风和畅，天朗气清，谁想让一场倒霉的采访误了春日的玩耍呢？在他迈皋桥的房子里，诗人杨黎、作家顾前，等待凑齐了腿子，即要开张。
这种牌局，家常便饭似的，在这些免除了坐班刑罚的人们之间流动。他们打牌，喝酒，在行将半醉之时，比试文治武功或者赞美在座的姑娘。我曾在一个南京的画家工作室看到许多旧画，几乎都是在画院采风或笔会时的写生，画面上是耳熟能详的画家，三五闲坐，手里拿着牌。“一路上都在打牌，永远在打牌。”画家笑眯眯地说。
“南京这样的地方，它由来已久的那种不死不活的德性也算闻名于世。这地方养人，但不发秧，想发秧的大多赶赴京沪这些名利资源丰富的地方找机会去了。”曹寇在《此时此地此人的命运》里这样写过，这篇随笔（绝对不是散文）是为某次画展写的，他试图写出一群身居南京又爱好文艺的青年人的共性：他们不愿意踮起脚尖去够世俗名利，从而只能成为命运合力之下不卑不亢的被动者，“默默无闻地爱着，一点一滴地死去。”
在写作的武林，曹寇不是名门正派。一方面，他自觉与他们保持距离，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怎么带他玩。他写了多年的专栏，从不讳言专栏曾养活了他：《南方都市报》、《新京报》、《时尚先生》、《男人装》、《深圳特区报》、《晶报》……多到自己都记不过来。有些作家爱惜羽毛，断不肯委身于专栏，“这也不写，那也不写”，曹寇不是这样的。他的专栏就是他的生活点滴，后来都收进了他的随笔集，比如《生活片》，以及即将面世的《我的骷髅》。
当然他也希望有性价比更高的写作，他用这些功能性写作，供养他那些自觉自为的写作。他很少自称“作家”，不相识的人问及他的职业，他多半含糊过去。他刚刚从内蒙乌拉特后旗回来，在为一部电影准备剧本，他的履历里也并不会因此增添上“编剧”二字。
乌拉特后旗在阴山之北，有一千多平方公里，警察只有区区几人，其中一个警察，是全中国管辖面积最大的片警。因为地广人稀，这个警察什么都得干，送邮件、送快递、送包裹……他后来被公安部授予一级英模，当地政府想要宣传他，制片人找到曹寇来创作剧本。他们不想把電影做成主旋律片，希望走公映的渠道，并参加国际电影节，于是虚构了一个故事。“我写的是这个警察正在婚龄，他在外面混的小学同学回来了，带来一个女人，最后女人死了，他作为警察要去处理这个案件。这不是大片，也谈不上有多少悬疑，应该还是文艺片的范畴，只是借用了这个警察的身份，表现他的艰辛和孤独，以及代入了当地的环境风貌：茫茫戈壁，年轻人全部走了，只剩下老弱病残。”在此之前，曹寇还写过一个关于呼格吉勒图的剧本，前前后后在内蒙耗了一年多的时间，最后电影却并没能开拍。
他在豆瓣上有一本电子读物《水城兄弟》，虽然只有两三万字，却是不折不扣的非虚构，全部是借助现场调查和采访写就。那是2008年轰动一时的社会案件：贵州有六兄弟，最小的被劫杀了，派出所办案迟迟未果，五个兄弟想替弟弟讨回公道，自己动手追凶，最后把凶手五花大绑抓了回来。但是警察说：你们没有执法权，擅自羁押公民是违法的。电影导演蔡尚君的《人山人海》和曹保平的《追凶者也》都是来自这个真实的案件，其中蔡尚君还凭借《人山人海》获得了2011年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
电影《人山人海》剧照
这些戏剧冲突强烈的刑事案件，对曹寇来说都属于“订单生产”，他自己的写作，往往是去戏剧化的，只有荒诞或谐谑的细节藏在庸冗芜杂的日常之中，他不太能理解那些借助社会新闻来寻找叙事线索的同行，他只写跟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即使在写“爆头哥”那个案子的时候，他写的也是自己，一个无所事事、深感生活乏味婚姻无趣的无名小卒。新闻里热议的抢劫犯被警察一枪爆头后尸体被移走，地面上只剩下粉笔画的人形图，于是“我”在群众的围观下走了过去，按照“爆头哥”死时的形状，躺入那个粉笔画就的轮廓。这个故事是典型的曹寇式谐谑，被收进了他的同名短篇小说集《躺下去会舒服点》。
在曹寇的小说里，主人公跟他自己之间都有着强烈的指涉，那些王奎、张亮、高敏和塘村，在他的生活中都有迹可循，他几乎是随意地使用着这些名字，在不同的小说里赋予他们不同的、有时甚至是起死回生前后矛盾的命运，他的人物和情节构建，都不是呕心沥血的，都不是“两句三年得”的“苦吟派”，他也听不得其他作家要“为文学而生”的圣徒自述。
在日常生活里，他似乎没有多少表达欲，他说话很慢，也因为慢，常常被人抢掉发言权。学生时代话则更少，小说里那些见了姑娘一言不发的少年，似乎都是他自己。但他有一种冷笑话的才能，一般先把自己逗笑了。
十七八岁的时候，曹寇就在报纸上发表豆腐干，那时候他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作文写得好的学生，后来他自己做了中学语文老师，常常参加集体阅卷，虽然大家都知道他写作，但是绝不会让他批改作文。他的标准，跟教育系统是不匹配的。他甚少在班上通篇朗读范文，学生写了某个好句子，他会当众读出来。他至今还对某个差生的某个句子念念不忘，这个学生几乎所有的科目都不及格，在作文里，学生写他的父亲在雨中的田埂上行走：“赤着脚，挽着裤管，穿着绿色的雨披，扛一袋雪白的化肥。” 时令是农人的钟表，下雨时撒化肥，可以很快浸润进土壤，最易发生效力，“这就是真实的东西，准确的东西，很有画面感。”这个没有任何修饰的句子感动了他很久。
他不喜欢当老师，对那六年教师生涯从无美化之意。“我感到自己歧视学生，我不仅歧视差学生，也歧视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尤其是后者在参加诗歌朗诵时自动加入丰富的面部表情和身体动作时，我会感到自己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不得不痛苦地闭上眼睛。然后就是愤怒。我痛恨自己为什么要忍受这些东西。”
他在晓庄师范读书的那几年最爱翘课，常常泡在图书馆阅览室里乱翻书，期末去上课，老师问他，“你是谁？”
后来他脱产上了南大的作家班，印象里也没怎么上过课。家里亲戚认为他不务正业，不积极要求上进，后来发现他靠写作也能养活自己，也就不多说什么了。
消解掉作家的崇高性，在他是一种本能。家族里曾经最显赫的文化人，在出版社担任副主编的舅舅，保持着老一代人的写作风格和写作水平，让他帮忙写个书评捧捧场，他评“附庸风雅”，舅舅气得一年没搭理他。
曹寇（右）与友人
韩东说曹寇“正处于大师的青年时代”，评价相当高。曹寇自己的回应是，“我理解这是韩东对广告学的认识，韩东夸人是要把人夸残废的这种，他觉得既然要夸一个人，为什么不好好地夸一下呢？”当时韩东正在编《断裂丛书》，曹寇入选。在此之前的1998年，朱文在文化界发起了“断裂问卷”调查，当时曹寇还年轻，并没有参与答卷，但这个问卷中的很多问题却击中了他。
“比如你怎么看待鲁迅？鲁迅的写作对你有没有影响？很多作家答了，有人说有影响，有人说没影响。韩东答：鲁迅就像老石头，又臭又硬。还有一道问题是如何理解世面上几本主流的文学刊物，我只记得朱文的回答，他说那就是特供给一批知识分子集中手淫的地方。”
“断裂”试图厘清中国从五四、到“文革”、再到改革开放之后的文化断裂，并探讨重建连接的可能性，但它也触发了对中国文学各种荒诞性的反思。“我们为什么要写作？我们写作的初衷是对美的追求——文字之美，思想之美；其次是对平庸的深恶痛绝，这些是你拿起笔来写东西的原因，是吧？现在恰恰没人去追问自己的初衷，纷纷想的是我要在哪个杂志发表，我要如何出书，我要找著名作家给我写推荐语，我要请著名评论家评论，我要获奖，我要畅销，我要被导演看中，我要拍成电影。”
在小说里粗口不断、对什么事都无可无不可的曹寇，在這些事情上有坚硬的原则，甚至洁癖。他拒绝小说为电影服务，抵触为了电影的需求而写小说，如果要拍电影，他宁可直接写剧本。他对散文乃至“散文家”深恶痛绝，认为这都是恬不知耻，“随笔”是可以的，那是玩儿。“散文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散文最早是针对韵文而言，不押韵即为散文。我只能说我讨厌这种文体，讨厌中国文坛上什么散文月刊，散文杂志，报纸的豆腐块那种吟风弄月，拿肉麻当有趣。只有中国有‘著名散文家’一说，把散文变成了一个名利场。西方从来没有著名的散文家这个概念，要么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要么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只是他偶尔写了几篇随笔而已。散文不是创作，它只是偶为之，随便写。散文的含义那么大，信札也算散文，日记也算散文，这是极不靠谱的。”
他不喜欢文学性太强的作品，尤其是“已知的文学性”——即人们对文学所形成的那种固有判断：如何遣词造句，如何结构文章。“已知文学就分为两类：一个是古典文学，一个是翻译文学。翻译体语言对现代汉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我们的现代汉语几乎就是脱胎于翻译体，但是我极不喜欢翻译体，它不能准确表达你的东西。”他身边常常往来的好友，作家韩东、诗人杨黎，都是口语化的写作，曹寇自己也是这一路的。“那是真正活的语言。还有一个人对口语化写作乃至中国现代汉语做出很大贡献，那就是王朔，他哪怕现在不写，他也完全没有堕落，他是不会昏聩的。”
小说和诗歌，在他的排序里享受绝对位置，必须赋予某种纯粹性。他希望写出“问道之心”，这是他全部目标之所在。他所书写的生活，展开其平庸荒诞的原貌，这种个人化的写作，也许并不讨好。他设想过未来某个读者，在尘封的书堆里突然发现了曹寇，意外地对他写的那些东西心有戚戚焉。他祈祷自己不要因为年纪渐长而变成昏聩，变成那种蠢而不自知的“老不要脸”。
“朱文说，世界上最讨厌的人就是活得洋洋得意的人。作家没什么值得可说，你写的过程中你就是作家，你不写了你就不是作家。中国是一个人均创造寿命极短的的国家，但中国还常说‘老作家’，哪有什么老作家？你已经都40年没写东西了，你是老混子还差不多。索尔贝洛和马尔克斯他们算是老作家，他们一直在写，七八十岁了都没停下。而我们的老作家写写序、发发言、写篇随笔，谈谈太极八卦，谈谈宋朝。体制和虚名把他架在那里，他不能允许自己一个字儿不写，而且不管他写成什么东西，都有人捧臭脚，久而久之他也就失去了判断。本质上，这是体制对人的戕害，这些蠢老头们，他们是被侮辱的。”他有时也跟知名作家聊天，聊下来发现自己跟他们在两点上始终达不成共识。
“他们都觉得自己很重要，很容易自我感动；而我恰恰觉得我一点不重要，可有可无。另外他们觉得文学很重要；而我觉得文学不重要。他们会说文学是他的宗教，是信仰；但我觉得文学只是一个器具，或者说一个途径。”
大多数写作者靠写作都无法养活自己，他们往往有份体制内的工作，比如教职，比如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的编制。曹寇一度想加盟媒体，但后来他在广州陪着做生意的朋友吃喝玩乐，“天天洗脚，脚都洗肿了。”他也当过图书编辑和杂志编辑，设想中最不影响创作的完美工作是公路收费站收费员，工作轻松简单不费脑，坐在小亭子里，车来了一摊手：“你好，20，祝您一路顺风！” 最近曹寇开始了写字，最简单的小楷笔，毛边纸，淘宝卖家送的小块红格毛毡垫。他曾经临过颜真卿和柳公权，但格外强调自己所写“不是书法。”他抄写古汉语典籍，在此过程中获得安静，像要把自己重新纳入那个遗失了的文明系统，写毕盖一个长方形的小印：赵昌西。
他不止一次地惋惜過这个本名。一个有蕴藉古意的好名字，暗示着一个大漠孤烟式的老派人，可惜无用武之地。“曹寇”是随便起的网名，但作为笔名，就太直露，无想象空间。他早年在网上写作的时候没有想到能写出文名，等意识到这一点时，木已成寇。
他在自己写的斗方尺幅上加盖“赵昌西”的小印，不是书法金石篆刻体系里从右往左的“赵昌西”，而是五四之后从左往右的“赵昌西”，是刻意为之，为了追本朔源吗？不是。那是他仅有的印章，是公司法人章。功能类似医生在处方笺上的印戳，或者旧年间取邮件包裹的私章。
自己的写作能走多远？他不知道。他也不相信激情式的写作。还是不勉强自己吧，能写就写，不能写就回到八卦洲，种点菜，养养鸡，也是俨然的人生。他已经在八卦洲买好了房子，这个从乡下闯进城的青年人想要归乡了。
南京八卦洲，这个长江中心的小岛，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他的家乡。清朝以前的八卦洲，洪水一涨就湮灭了，后来岛上才开始有了移民。曹寇自曾祖父一代来此定居。移民一多，他们就开始自动地筑防汛坝壁，八卦洲才作为一个稳定存在的小岛出现在长江之上。在清代，这里是养马的地方。据说朱元璋的皇后马娘娘去上香，回程时狂风大作，于是在三台洞向江中投了一个八卦，铁链锁悬洲的传说就是这么来的。
他不信志怪故事，但还是津津乐道：他现在住的迈皋桥，以前名为“卖糕桥”，有个老太太在桥头卖糕，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年轻女子来买孩子吃的奶糕。老太太打烊之后回家数钱，总是有一张纸钱，就觉得很诡异，她就跟踪这个女子，女子走啊走，走到一个井里，消失了。第二天天一亮，大家找人来挖井，井里面有一具骷髅，还有一个活生生的大胖小子。糕就是买给他吃的。
“这是一个挺好的故事，原来是当地的良家女孩被恶霸霸占了，女孩就跳井自杀，但是她已经怀孕了，而她作为鬼，依然生下了这个孩子。这里面有一种异度空间的感觉，也有阶级压迫。我看了迈皋桥这个传说，就发现《聊斋志异》的伟大，这不是胡编乱造，肯定是各个地方都有这种类似的故事。”
曹寇前段时间回了趟祖籍，安徽庐江，去之前充满想象，去了以后无聊透顶。这成为他正在写作的一部长篇的母题：一个人离开城市来到乡村，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像网络上说的卖掉北京的房子来到大理追寻诗和远方，追寻田园牧歌，而这一切皆为妄念。
故乡庐江有很好的温泉，但悖论似的灰尘扑面。晚上曹寇住在镇子上，在小饭馆里吃罢晚饭，一个人随意转转，镇上没什么人，走到一处全是石头的地方，发现是个为死去之人刻碑的所在，好多已经刻完的石碑森然而列，等待新鬼前来认领。“一个人都没有，也没有路灯，只有昏黄的小灯，关键那个地方很多跟我同姓的，我看到很多赵昌什么什么，都是死掉的人，吓死我了。”他毛骨悚然，生怕马上迎面看到的墓碑上面会刻着“赵昌西”，于是赵昌西抬起脚来，吧嗒吧嗒逃回了旅店。
早早约好曹寇做采访，正要出门，收到他的消息：你会打掼蛋吗？
这是5月的南京，不冷不热，每年照例有这么一段短暂的好时节。是日也，惠风和畅，天朗气清，谁想让一场倒霉的采访误了春日的玩耍呢？在他迈皋桥的房子里，诗人杨黎、作家顾前，等待凑齐了腿子，即要开张。
这种牌局，家常便饭似的，在这些免除了坐班刑罚的人们之间流动。他们打牌，喝酒，在行将半醉之时，比试文治武功或者赞美在座的姑娘。我曾在一个南京的画家工作室看到许多旧画，几乎都是在画院采风或笔会时的写生，画面上是耳熟能详的画家，三五闲坐，手里拿着牌。“一路上都在打牌，永远在打牌。”画家笑眯眯地说。
“南京这样的地方，它由来已久的那种不死不活的德性也算闻名于世。这地方养人，但不发秧，想发秧的大多赶赴京沪这些名利资源丰富的地方找机会去了。”曹寇在《此时此地此人的命运》里这样写过，这篇随笔（绝对不是散文）是为某次画展写的，他试图写出一群身居南京又爱好文艺的青年人的共性：他们不愿意踮起脚尖去够世俗名利，从而只能成为命运合力之下不卑不亢的被动者，“默默无闻地爱着，一点一滴地死去。”
不当名门正派会舒服点
在写作的武林，曹寇不是名门正派。一方面，他自觉与他们保持距离，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怎么带他玩。他写了多年的专栏，从不讳言专栏曾养活了他：《南方都市报》、《新京报》、《时尚先生》、《男人装》、《深圳特区报》、《晶报》……多到自己都记不过来。有些作家爱惜羽毛，断不肯委身于专栏，“这也不写，那也不写”，曹寇不是这样的。他的专栏就是他的生活点滴，后来都收进了他的随笔集，比如《生活片》，以及即将面世的《我的骷髅》。
当然他也希望有性价比更高的写作，他用这些功能性写作，供养他那些自觉自为的写作。他很少自称“作家”，不相识的人问及他的职业，他多半含糊过去。他刚刚从内蒙乌拉特后旗回来，在为一部电影准备剧本，他的履历里也并不会因此增添上“编剧”二字。
乌拉特后旗在阴山之北，有一千多平方公里，警察只有区区几人，其中一个警察，是全中国管辖面积最大的片警。因为地广人稀，这个警察什么都得干，送邮件、送快递、送包裹……他后来被公安部授予一级英模，当地政府想要宣传他，制片人找到曹寇来创作剧本。他们不想把電影做成主旋律片，希望走公映的渠道，并参加国际电影节，于是虚构了一个故事。“我写的是这个警察正在婚龄，他在外面混的小学同学回来了，带来一个女人，最后女人死了，他作为警察要去处理这个案件。这不是大片，也谈不上有多少悬疑，应该还是文艺片的范畴，只是借用了这个警察的身份，表现他的艰辛和孤独，以及代入了当地的环境风貌：茫茫戈壁，年轻人全部走了，只剩下老弱病残。”在此之前，曹寇还写过一个关于呼格吉勒图的剧本，前前后后在内蒙耗了一年多的时间，最后电影却并没能开拍。
他在豆瓣上有一本电子读物《水城兄弟》，虽然只有两三万字，却是不折不扣的非虚构，全部是借助现场调查和采访写就。那是2008年轰动一时的社会案件：贵州有六兄弟，最小的被劫杀了，派出所办案迟迟未果，五个兄弟想替弟弟讨回公道，自己动手追凶，最后把凶手五花大绑抓了回来。但是警察说：你们没有执法权，擅自羁押公民是违法的。电影导演蔡尚君的《人山人海》和曹保平的《追凶者也》都是来自这个真实的案件，其中蔡尚君还凭借《人山人海》获得了2011年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
这些戏剧冲突强烈的刑事案件，对曹寇来说都属于“订单生产”，他自己的写作，往往是去戏剧化的，只有荒诞或谐谑的细节藏在庸冗芜杂的日常之中，他不太能理解那些借助社会新闻来寻找叙事线索的同行，他只写跟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即使在写“爆头哥”那个案子的时候，他写的也是自己，一个无所事事、深感生活乏味婚姻无趣的无名小卒。新闻里热议的抢劫犯被警察一枪爆头后尸体被移走，地面上只剩下粉笔画的人形图，于是“我”在群众的围观下走了过去，按照“爆头哥”死时的形状，躺入那个粉笔画就的轮廓。这个故事是典型的曹寇式谐谑，被收进了他的同名短篇小说集《躺下去会舒服点》。
差学生写出了好句子
在曹寇的小说里，主人公跟他自己之间都有着强烈的指涉，那些王奎、张亮、高敏和塘村，在他的生活中都有迹可循，他几乎是随意地使用着这些名字，在不同的小说里赋予他们不同的、有时甚至是起死回生前后矛盾的命运，他的人物和情节构建，都不是呕心沥血的，都不是“两句三年得”的“苦吟派”，他也听不得其他作家要“为文学而生”的圣徒自述。
在日常生活里，他似乎没有多少表达欲，他说话很慢，也因为慢，常常被人抢掉发言权。学生时代话则更少，小说里那些见了姑娘一言不发的少年，似乎都是他自己。但他有一种冷笑话的才能，一般先把自己逗笑了。
十七八岁的时候，曹寇就在报纸上发表豆腐干，那时候他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作文写得好的学生，后来他自己做了中学语文老师，常常参加集体阅卷，虽然大家都知道他写作，但是绝不会让他批改作文。他的标准，跟教育系统是不匹配的。他甚少在班上通篇朗读范文，学生写了某个好句子，他会当众读出来。他至今还对某个差生的某个句子念念不忘，这个学生几乎所有的科目都不及格，在作文里，学生写他的父亲在雨中的田埂上行走：“赤着脚，挽着裤管，穿着绿色的雨披，扛一袋雪白的化肥。” 时令是农人的钟表，下雨时撒化肥，可以很快浸润进土壤，最易发生效力，“这就是真实的东西，准确的东西，很有画面感。”这个没有任何修饰的句子感动了他很久。
他不喜欢当老师，对那六年教师生涯从无美化之意。“我感到自己歧视学生，我不仅歧视差学生，也歧视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尤其是后者在参加诗歌朗诵时自动加入丰富的面部表情和身体动作时，我会感到自己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不得不痛苦地闭上眼睛。然后就是愤怒。我痛恨自己为什么要忍受这些东西。”
他在晓庄师范读书的那几年最爱翘课，常常泡在图书馆阅览室里乱翻书，期末去上课，老师问他，“你是谁？”
后来他脱产上了南大的作家班，印象里也没怎么上过课。家里亲戚认为他不务正业，不积极要求上进，后来发现他靠写作也能养活自己，也就不多说什么了。
消解掉作家的崇高性，在他是一种本能。家族里曾经最显赫的文化人，在出版社担任副主编的舅舅，保持着老一代人的写作风格和写作水平，让他帮忙写个书评捧捧场，他评“附庸风雅”，舅舅气得一年没搭理他。
文化断裂及一切已知的文学性
韩东说曹寇“正处于大师的青年时代”，评价相当高。曹寇自己的回应是，“我理解这是韩东对广告学的认识，韩东夸人是要把人夸残废的这种，他觉得既然要夸一个人，为什么不好好地夸一下呢？”当时韩东正在编《断裂丛书》，曹寇入选。在此之前的1998年，朱文在文化界发起了“断裂问卷”调查，当时曹寇还年轻，并没有参与答卷，但这个问卷中的很多问题却击中了他。
“比如你怎么看待鲁迅？鲁迅的写作对你有没有影响？很多作家答了，有人说有影响，有人说没影响。韩东答：鲁迅就像老石头，又臭又硬。还有一道问题是如何理解世面上几本主流的文学刊物，我只记得朱文的回答，他说那就是特供给一批知识分子集中手淫的地方。”
“断裂”试图厘清中国从五四、到“文革”、再到改革开放之后的文化断裂，并探讨重建连接的可能性，但它也触发了对中国文学各种荒诞性的反思。“我们为什么要写作？我们写作的初衷是对美的追求——文字之美，思想之美；其次是对平庸的深恶痛绝，这些是你拿起笔来写东西的原因，是吧？现在恰恰没人去追问自己的初衷，纷纷想的是我要在哪个杂志发表，我要如何出书，我要找著名作家给我写推荐语，我要请著名评论家评论，我要获奖，我要畅销，我要被导演看中，我要拍成电影。”
在小说里粗口不断、对什么事都无可无不可的曹寇，在這些事情上有坚硬的原则，甚至洁癖。他拒绝小说为电影服务，抵触为了电影的需求而写小说，如果要拍电影，他宁可直接写剧本。他对散文乃至“散文家”深恶痛绝，认为这都是恬不知耻，“随笔”是可以的，那是玩儿。“散文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散文最早是针对韵文而言，不押韵即为散文。我只能说我讨厌这种文体，讨厌中国文坛上什么散文月刊，散文杂志，报纸的豆腐块那种吟风弄月，拿肉麻当有趣。只有中国有‘著名散文家’一说，把散文变成了一个名利场。西方从来没有著名的散文家这个概念，要么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要么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只是他偶尔写了几篇随笔而已。散文不是创作，它只是偶为之，随便写。散文的含义那么大，信札也算散文，日记也算散文，这是极不靠谱的。”
他不喜欢文学性太强的作品，尤其是“已知的文学性”——即人们对文学所形成的那种固有判断：如何遣词造句，如何结构文章。“已知文学就分为两类：一个是古典文学，一个是翻译文学。翻译体语言对现代汉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我们的现代汉语几乎就是脱胎于翻译体，但是我极不喜欢翻译体，它不能准确表达你的东西。”他身边常常往来的好友，作家韩东、诗人杨黎，都是口语化的写作，曹寇自己也是这一路的。“那是真正活的语言。还有一个人对口语化写作乃至中国现代汉语做出很大贡献，那就是王朔，他哪怕现在不写，他也完全没有堕落，他是不会昏聩的。”
小说和诗歌，在他的排序里享受绝对位置，必须赋予某种纯粹性。他希望写出“问道之心”，这是他全部目标之所在。他所书写的生活，展开其平庸荒诞的原貌，这种个人化的写作，也许并不讨好。他设想过未来某个读者，在尘封的书堆里突然发现了曹寇，意外地对他写的那些东西心有戚戚焉。他祈祷自己不要因为年纪渐长而变成昏聩，变成那种蠢而不自知的“老不要脸”。
“朱文说，世界上最讨厌的人就是活得洋洋得意的人。作家没什么值得可说，你写的过程中你就是作家，你不写了你就不是作家。中国是一个人均创造寿命极短的的国家，但中国还常说‘老作家’，哪有什么老作家？你已经都40年没写东西了，你是老混子还差不多。索尔贝洛和马尔克斯他们算是老作家，他们一直在写，七八十岁了都没停下。而我们的老作家写写序、发发言、写篇随笔，谈谈太极八卦，谈谈宋朝。体制和虚名把他架在那里，他不能允许自己一个字儿不写，而且不管他写成什么东西，都有人捧臭脚，久而久之他也就失去了判断。本质上，这是体制对人的戕害，这些蠢老头们，他们是被侮辱的。”他有时也跟知名作家聊天，聊下来发现自己跟他们在两点上始终达不成共识。
“他们都觉得自己很重要，很容易自我感动；而我恰恰觉得我一点不重要，可有可无。另外他们觉得文学很重要；而我觉得文学不重要。他们会说文学是他的宗教，是信仰；但我觉得文学只是一个器具，或者说一个途径。”
最可怕的事是在墓碑上劈面看见自己的名字
大多数写作者靠写作都无法养活自己，他们往往有份体制内的工作，比如教职，比如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的编制。曹寇一度想加盟媒体，但后来他在广州陪着做生意的朋友吃喝玩乐，“天天洗脚，脚都洗肿了。”他也当过图书编辑和杂志编辑，设想中最不影响创作的完美工作是公路收费站收费员，工作轻松简单不费脑，坐在小亭子里，车来了一摊手：“你好，20，祝您一路顺风！” 最近曹寇开始了写字，最简单的小楷笔，毛边纸，淘宝卖家送的小块红格毛毡垫。他曾经临过颜真卿和柳公权，但格外强调自己所写“不是书法。”他抄写古汉语典籍，在此过程中获得安静，像要把自己重新纳入那个遗失了的文明系统，写毕盖一个长方形的小印：赵昌西。
他不止一次地惋惜過这个本名。一个有蕴藉古意的好名字，暗示着一个大漠孤烟式的老派人，可惜无用武之地。“曹寇”是随便起的网名，但作为笔名，就太直露，无想象空间。他早年在网上写作的时候没有想到能写出文名，等意识到这一点时，木已成寇。
他在自己写的斗方尺幅上加盖“赵昌西”的小印，不是书法金石篆刻体系里从右往左的“赵昌西”，而是五四之后从左往右的“赵昌西”，是刻意为之，为了追本朔源吗？不是。那是他仅有的印章，是公司法人章。功能类似医生在处方笺上的印戳，或者旧年间取邮件包裹的私章。
自己的写作能走多远？他不知道。他也不相信激情式的写作。还是不勉强自己吧，能写就写，不能写就回到八卦洲，种点菜，养养鸡，也是俨然的人生。他已经在八卦洲买好了房子，这个从乡下闯进城的青年人想要归乡了。
南京八卦洲，这个长江中心的小岛，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他的家乡。清朝以前的八卦洲，洪水一涨就湮灭了，后来岛上才开始有了移民。曹寇自曾祖父一代来此定居。移民一多，他们就开始自动地筑防汛坝壁，八卦洲才作为一个稳定存在的小岛出现在长江之上。在清代，这里是养马的地方。据说朱元璋的皇后马娘娘去上香，回程时狂风大作，于是在三台洞向江中投了一个八卦，铁链锁悬洲的传说就是这么来的。
他不信志怪故事，但还是津津乐道：他现在住的迈皋桥，以前名为“卖糕桥”，有个老太太在桥头卖糕，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年轻女子来买孩子吃的奶糕。老太太打烊之后回家数钱，总是有一张纸钱，就觉得很诡异，她就跟踪这个女子，女子走啊走，走到一个井里，消失了。第二天天一亮，大家找人来挖井，井里面有一具骷髅，还有一个活生生的大胖小子。糕就是买给他吃的。
“这是一个挺好的故事，原来是当地的良家女孩被恶霸霸占了，女孩就跳井自杀，但是她已经怀孕了，而她作为鬼，依然生下了这个孩子。这里面有一种异度空间的感觉，也有阶级压迫。我看了迈皋桥这个传说，就发现《聊斋志异》的伟大，这不是胡编乱造，肯定是各个地方都有这种类似的故事。”
曹寇前段时间回了趟祖籍，安徽庐江，去之前充满想象，去了以后无聊透顶。这成为他正在写作的一部长篇的母题：一个人离开城市来到乡村，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像网络上说的卖掉北京的房子来到大理追寻诗和远方，追寻田园牧歌，而这一切皆为妄念。
故乡庐江有很好的温泉，但悖论似的灰尘扑面。晚上曹寇住在镇子上，在小饭馆里吃罢晚饭，一个人随意转转，镇上没什么人，走到一处全是石头的地方，发现是个为死去之人刻碑的所在，好多已经刻完的石碑森然而列，等待新鬼前来认领。“一个人都没有，也没有路灯，只有昏黄的小灯，关键那个地方很多跟我同姓的，我看到很多赵昌什么什么，都是死掉的人，吓死我了。”他毛骨悚然，生怕马上迎面看到的墓碑上面会刻着“赵昌西”，于是赵昌西抬起脚来，吧嗒吧嗒逃回了旅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