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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溥仪，这两位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虽然长期在政治舞台上“同台演出”，现实中两人却是从未谋面。事实上，蒋介石对溥仪这位末代皇帝的态度，有一个微妙的转变过程，从不闻不问到敷衍搪塞，再至于欲拉拢利用，可谓一波三折，相当耐人寻味。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废止了《清室优待条件》，将溥仪逐出了紫禁城。在日本的策动下，溥仪辗转逃往天津日本租界内居住。在天津，溥仪频频与一些别具野心的遗老遗少、军阀政客密谋策划，争取恢复《清室优待条件》、重返紫禁城，企图通过“复号还宫”进而实现复辟大清王朝的大计。
由于溥仪被逐出宫后，曾以“清室内务府”的名义致函孙中山，申诉“大清”“让出政权”的作用，申诉《清室优待条件》的法律性，想让孙中山说句话，恢复清室优待条件，遭到了孙中山严厉的驳斥，因此，溥仪对当时势力尚在广东一隅的国民党毫无好感可言。然而，出乎溥仪的意料，仅仅不到4年的时间，蒋介石就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率军北伐成功，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成为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
正当溥仪被日本人“保护”在天津日租界里，淡出人们的视野之际，震惊中外的东陵盗墓事件发生了，使得溥仪被迫与他极不喜欢的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打了一次交道。
1928年7月，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的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借口，对清东陵中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陵墓进行了盗掘，墓内大量随葬珠宝被洗劫一空。8月13日，南京《中央日报》报道“匪军掘盗东陵的惨状”，此事一夜之间轰动全国。消息传到天津，溥仪所受的刺激比当年被冯玉祥逼出紫禁城还要严重。他号啕大哭，立刻为乾隆和慈禧搭起了灵堂，进行祭祀。守灵期间，溥仪席地而眠，还亲自派皇族人员去东陵重殓遗骨。
悲痛过后，溥仪作出决定，以清室和遗老的名义，向蒋介石和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以及各报馆发出通电，要求惩办孙殿英，要求当局赔修陵墓。此时的蒋介石还陶醉在北伐胜利、“统一中国”的欢呼中，认为溥仪毫无实力可言，对他极不重视，但迫于舆论压力，蒋介石还是下令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查办此事，处理善后事宜，孙殿英派到北平来的一个师长也被扣押审查。
溥儀满以为很快就会破案并惩办凶手，但是很长时间没有下文。原来，盗墓之后，孙殿英也觉得事态严重，为了逃脱罪责，他四处打点，通过戴笠的关系，孙殿英将所盗物品中最为宝贵的九龙宝剑、夜明珠、翡翠西瓜等宝物送给了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何应钦等国民党要人。于是乎，蒋介石表面声言严办，但并未认真处理。此案最终不了了之，孙殿英未受任何惩处。
1931年，日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占领了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由于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日本政府为平息舆论，尽快实行殖民统治，急于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为此，关东军先后起草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等计划，策划在东北建立以溥仪为首的傀儡政权，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亲自赶赴天津，面见溥仪进行游说。土肥原贤二的“迷魂汤”令溥仪兴奋不已，开始秘密筹划潜往东北的行动。
此时，蒋介石也从各种公开及秘密渠道了解到溥仪的动向，为了挽留溥仪，蒋介石授意高友唐专程到天津进行劝阻。高友唐曾当过清朝官员，后来到南京投靠了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监察院委员。高友唐这次衔命而来，一见到溥仪，就开出了国民政府的条件：蒋介石愿意恢复《清室优待条件》，恢复溥仪“帝号”，每年照付优待费，或者一次付给一笔整数，可由外国银行作保。至于住的地方，可以在东北和日本以外的任何地方“自由选择住居”。
然而，溥仪觉得“蒋介石根本不讲信义，专门欺软怕硬，因为怕日本人，现在看见日本人和我接近，就什么条件都答应下来，等我离开了日本人，大概就该收拾我了……”他宁愿相信日本人的所谓“诺言”，决定回到“祖宗发祥的地方”，“领导”那个日本人即将为他建立的“国家”，对高友唐带来的这些条件，包括他一度极力要求的恢复《清室优待条件》，溥仪通通不屑一顾地加以拒绝。高友唐碰了一鼻子灰，不死心又到北平向溥仪的七叔载涛进行游说，仍然是毫无结果。
除了高友唐以外，国民政府还试图通过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做溥仪的游说工作，但庄士敦同样对国民政府持不信任态度，直接拒绝帮忙。
1931年11月10日，在日本军人的武装护卫下，溥仪离开天津潜往东北，到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走上了叛国之路。据此，1932年3月12日，中华民国正式发布了对溥仪的逮捕令。
1934年，溥仪又从伪满“执政”摇身一变，当上了所谓“满洲帝国”的“皇帝”，改年号为“康德”，在叛国投敌道路上越走越远，与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分庭抗礼。蒋介石此时似乎对溥仪开始另眼相看了，在设计的对日方案中还给溥仪留了一席之地。
1940年夏，法国在欧洲已经败降、英伦三岛保卫战战事正酣，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推行“南进”政策，准备策划更大的军事冒险，因此想尽快解决中国问题，故而通过各种渠道，向重庆的蒋介石提出愿意撤兵议和的信息。
由于此时中国获取国际援助的印支通道和滇缅公路陆续被切断，中国抗战处于困难时期，蒋介石便动了一试和议的念头，派遣时任《大公报》总编辑、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张季鸾赴香港活动，准备与日方进行接触。在为张季鸾准备的各种材料中，有一份《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尤为重要，其中提到了将日本人和溥仪区别对待，扶助溥仪的伪满政权摆脱日本控制的设想。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8月17日，溥仪在沈阳准备逃亡时被苏联红军俘虏，作为战犯被带到苏联。溥仪在苏联西伯利亚关押期间，在生活上享受优待。在溥仪看来，苏联主要是要严惩日本战犯，不会对他怎么样，同时溥仪也担心以后会落到蒋介石政府手中，落得陈公博、周佛海那样的下场，因此，便萌生了一个计划，先设法在苏联留下来，再伺机从苏联逃往英美去做寓公。为此，溥仪除了多次口头向苏方提出申请以外，还给苏联政府与斯大林写信，申请准许他永远留在苏联。
1946年，溥仪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出庭作证，伪满洲国的“皇帝”出庭，一时间成为世界各主要媒体的头条新闻，蒋介石似乎又看到了溥仪的一点“剩余价值”，南京国民政府官员奉命发表谈话称，溥仪在东京出庭作证后将引渡到南京政府并受审。1946年至1948年间，南京国民政府五次照会苏联政府，要求交还溥仪，“以便对他绳之以法”。面对国民政府的引渡请求，苏联考虑自身利益，未置可否。时间到了1949年，蒋介石在解放战争中损兵折将、节节败退，早已焦头烂额，再也没有精力去“关心”关押在苏联西伯利亚的末代皇帝溥仪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再强留溥仪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经最高当局批准，苏联内务部于1950年8月1日将溥仪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处理。1959年溥仪获得特赦。至此，溥仪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普通公民，也结束了他与蒋介石20多年的恩怨纠葛。
（摘自《文史天地》）
东陵盗墓事件，蒋不闻不问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废止了《清室优待条件》，将溥仪逐出了紫禁城。在日本的策动下，溥仪辗转逃往天津日本租界内居住。在天津，溥仪频频与一些别具野心的遗老遗少、军阀政客密谋策划，争取恢复《清室优待条件》、重返紫禁城，企图通过“复号还宫”进而实现复辟大清王朝的大计。
由于溥仪被逐出宫后，曾以“清室内务府”的名义致函孙中山，申诉“大清”“让出政权”的作用，申诉《清室优待条件》的法律性，想让孙中山说句话，恢复清室优待条件，遭到了孙中山严厉的驳斥，因此，溥仪对当时势力尚在广东一隅的国民党毫无好感可言。然而，出乎溥仪的意料，仅仅不到4年的时间，蒋介石就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率军北伐成功，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成为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
正当溥仪被日本人“保护”在天津日租界里，淡出人们的视野之际，震惊中外的东陵盗墓事件发生了，使得溥仪被迫与他极不喜欢的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打了一次交道。
1928年7月，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的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借口，对清东陵中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陵墓进行了盗掘，墓内大量随葬珠宝被洗劫一空。8月13日，南京《中央日报》报道“匪军掘盗东陵的惨状”，此事一夜之间轰动全国。消息传到天津，溥仪所受的刺激比当年被冯玉祥逼出紫禁城还要严重。他号啕大哭，立刻为乾隆和慈禧搭起了灵堂，进行祭祀。守灵期间，溥仪席地而眠，还亲自派皇族人员去东陵重殓遗骨。
悲痛过后，溥仪作出决定，以清室和遗老的名义，向蒋介石和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以及各报馆发出通电，要求惩办孙殿英，要求当局赔修陵墓。此时的蒋介石还陶醉在北伐胜利、“统一中国”的欢呼中，认为溥仪毫无实力可言，对他极不重视，但迫于舆论压力，蒋介石还是下令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查办此事，处理善后事宜，孙殿英派到北平来的一个师长也被扣押审查。
溥儀满以为很快就会破案并惩办凶手，但是很长时间没有下文。原来，盗墓之后，孙殿英也觉得事态严重，为了逃脱罪责，他四处打点，通过戴笠的关系，孙殿英将所盗物品中最为宝贵的九龙宝剑、夜明珠、翡翠西瓜等宝物送给了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何应钦等国民党要人。于是乎，蒋介石表面声言严办，但并未认真处理。此案最终不了了之，孙殿英未受任何惩处。
“九一八”事变后劝阻溥仪出关
1931年，日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占领了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由于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日本政府为平息舆论，尽快实行殖民统治，急于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为此，关东军先后起草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等计划，策划在东北建立以溥仪为首的傀儡政权，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亲自赶赴天津，面见溥仪进行游说。土肥原贤二的“迷魂汤”令溥仪兴奋不已，开始秘密筹划潜往东北的行动。
此时，蒋介石也从各种公开及秘密渠道了解到溥仪的动向，为了挽留溥仪，蒋介石授意高友唐专程到天津进行劝阻。高友唐曾当过清朝官员，后来到南京投靠了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监察院委员。高友唐这次衔命而来，一见到溥仪，就开出了国民政府的条件：蒋介石愿意恢复《清室优待条件》，恢复溥仪“帝号”，每年照付优待费，或者一次付给一笔整数，可由外国银行作保。至于住的地方，可以在东北和日本以外的任何地方“自由选择住居”。
然而，溥仪觉得“蒋介石根本不讲信义，专门欺软怕硬，因为怕日本人，现在看见日本人和我接近，就什么条件都答应下来，等我离开了日本人，大概就该收拾我了……”他宁愿相信日本人的所谓“诺言”，决定回到“祖宗发祥的地方”，“领导”那个日本人即将为他建立的“国家”，对高友唐带来的这些条件，包括他一度极力要求的恢复《清室优待条件》，溥仪通通不屑一顾地加以拒绝。高友唐碰了一鼻子灰，不死心又到北平向溥仪的七叔载涛进行游说，仍然是毫无结果。
除了高友唐以外，国民政府还试图通过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做溥仪的游说工作，但庄士敦同样对国民政府持不信任态度，直接拒绝帮忙。
1931年11月10日，在日本军人的武装护卫下，溥仪离开天津潜往东北，到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走上了叛国之路。据此，1932年3月12日，中华民国正式发布了对溥仪的逮捕令。
蒋介石眼中溥仪的“剩余价值”
1934年，溥仪又从伪满“执政”摇身一变，当上了所谓“满洲帝国”的“皇帝”，改年号为“康德”，在叛国投敌道路上越走越远，与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分庭抗礼。蒋介石此时似乎对溥仪开始另眼相看了，在设计的对日方案中还给溥仪留了一席之地。
1940年夏，法国在欧洲已经败降、英伦三岛保卫战战事正酣，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推行“南进”政策，准备策划更大的军事冒险，因此想尽快解决中国问题，故而通过各种渠道，向重庆的蒋介石提出愿意撤兵议和的信息。
由于此时中国获取国际援助的印支通道和滇缅公路陆续被切断，中国抗战处于困难时期，蒋介石便动了一试和议的念头，派遣时任《大公报》总编辑、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张季鸾赴香港活动，准备与日方进行接触。在为张季鸾准备的各种材料中，有一份《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尤为重要，其中提到了将日本人和溥仪区别对待，扶助溥仪的伪满政权摆脱日本控制的设想。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8月17日，溥仪在沈阳准备逃亡时被苏联红军俘虏，作为战犯被带到苏联。溥仪在苏联西伯利亚关押期间，在生活上享受优待。在溥仪看来，苏联主要是要严惩日本战犯，不会对他怎么样，同时溥仪也担心以后会落到蒋介石政府手中，落得陈公博、周佛海那样的下场，因此，便萌生了一个计划，先设法在苏联留下来，再伺机从苏联逃往英美去做寓公。为此，溥仪除了多次口头向苏方提出申请以外，还给苏联政府与斯大林写信，申请准许他永远留在苏联。
1946年，溥仪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出庭作证，伪满洲国的“皇帝”出庭，一时间成为世界各主要媒体的头条新闻，蒋介石似乎又看到了溥仪的一点“剩余价值”，南京国民政府官员奉命发表谈话称，溥仪在东京出庭作证后将引渡到南京政府并受审。1946年至1948年间，南京国民政府五次照会苏联政府，要求交还溥仪，“以便对他绳之以法”。面对国民政府的引渡请求，苏联考虑自身利益，未置可否。时间到了1949年，蒋介石在解放战争中损兵折将、节节败退，早已焦头烂额，再也没有精力去“关心”关押在苏联西伯利亚的末代皇帝溥仪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再强留溥仪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经最高当局批准，苏联内务部于1950年8月1日将溥仪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处理。1959年溥仪获得特赦。至此，溥仪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普通公民，也结束了他与蒋介石20多年的恩怨纠葛。
（摘自《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