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初，秋风扫尽落叶，尘埃还未落定。国民党军队溃败京城，紧闭城门固守。解放军的侦察兵迅速跟进，让我带路到北郊的土城（即元大都遗址）和德外大街北头功德林第二监狱外进行侦察。紧接着解放军大部队开了进来，造成了兵临城下之势。准备攻城的一个团指挥部就设在我家。吴团长与我同姓，闲时经常聊天。一谈起四书五经，我就滔滔不绝。一谈起革命新名词，吴团长却是娓娓道来。很快，我的之乎者也也被革命新名词替代。他成了我日后参加革命的启蒙人。
　　1949年2月，北京和平解放，人们欢庆解放。在乡政府的支持下，我和一同学操办起民校。民校办得很有起色，受到北郊区政府的表扬。
　　这年3月，团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第一批加入了。随着北京和平解放，接管了旧警察机构。北郊分局成立了塔院派出所。在工作中，我与片儿警徐箴结识，经常带领徐箴走门串户，成了徐箴的小积极分子。那年我15岁。
　　土改后，一些老地主贼心不改，暗中串联，阴谋篡夺乡政权。这天晚上，派出所史所长找我谈话。后来按照他的布置，我参加了反夺权战斗，配合片警工作，在地主家前的大土墩下，昼夜蹲守，监视地主的行动。从此我成了“准片警”。
　　一天晚上8点多钟，我牵着我的爱犬——“狼仔”在大地主曾家门前蹲守。忽然，曾家的大门开启一道缝，从门缝闪出一个陌生人。我不认识他，又不能上前盘问，眼看陌生人消失在夜幕里，怎么办？我急中生智，纵犬扑上去，把他截住了。我跑上前，以道歉为名，方弄清陌生人原来是邻乡的一个老地主。
　　在蹲守时，针对地主们诅咒穷人的童谣，我还编了一套鼓励穷人、气地主的童谣：
　　穷人硬，穷人横，穷人今个真高兴;
　　真高兴，真高兴，今个我要改名姓。
　　不姓邓，不姓郑，今个我要改姓共;
　　老百姓，都姓共，气死地主不偿命。
　　老地主，你坐等，明天打你眼发愣。
　　拿着新编童谣，教小朋友边扭边唱。
　　乡长说：“你干得好！这才是团员的正经工作。”
　　史所长说：“这叫长穷人的志气，打击敌人嚣张的气焰。”
　　1950年8月，乡长说我总是之乎者也不符合新形势，有意培养我，让我上“官学堂”——德外关厢小学。经学校曹校长考试后决定我只上六年级数学，其余时间给各班代课，教大字（即书法）。一年后，升入中学——西四帅府胡同平民中学（现41中）。中学的功课深了，我埋头认真学习。每天行走20多里路，吃凉贴饼子，喝自来水。晚上还教民校，異常艰苦。我咬紧牙关坚持，绝不给乡政府和团组织丢脸。但是，私立学校必须交学费，天天催要。我家里穷，没钱交学费，特别尴尬。我百般无奈，只得找工作。
　　1952年6月，经史所长介绍，我踏进了北京市政府公安学校大门。到校的第一顿饭是猪肉炒白米饭。我含泪端着饭碗，因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白米饭的滋味。
　　经过半年的学习，年底毕业了。我被分配到西单分局宗帽三条派出所，开始我一生的从警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