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2月一個阴冷的下午，我在天安门前拍到一张照片，一个青年人双手捧着小平同志的头像，表情肃穆。围观的群众也两眼迷茫，那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天安门城楼的正中悬挂着毛泽东同志的巨幅画像。在我看来《我们这一代》就是生长在毛泽东时代，成长于邓小平时代。
　　
　　2012年5月，我与周迅、杜家毅为联合国拍了一个公益片《我们的未来2032》，那是两百多个中国普通老百姓，对未来20年世界的期许。他们自然的情绪和真诚的表达，在我们制作的短片和画册里得到完美的呈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收藏了我的画册，并将这些影像传给了联合国的170多个成员国。
　　
　　2015年9月，我在昆明突发奇想，与朋友合作在昆明拍普通老百姓，把他们的形象充分传播。这不仅仅是我个人影像的持续延展，更是我们这个崭新时代肖像的重要记录。
　　
　　奥古斯丁·桑德在上个世纪初叶拍出了卓越的肖像照片，他要为高贵的日耳曼人留下影像。
　　
　　肖全也不能松懈，应该继续勤劳地工作，为这个时代最平凡的人、最有趣的人，留下最有尊严最动人的照片。
　　
　　2016年夏天，我又为北京电影学院一批毕业生拍摄了不少生动的肖像，他们个个兴高采烈地来到我的镜头前。约瑟夫·寇德卡说过：好照片是个奇迹，能持续拍到好照片更是个奇迹。我会惜缘也懂得感恩，为尊贵的生命留下动人的影像，这既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