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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30年风云激荡，30年岁月沧桑；30年大业初成，亦有艰难痛楚，困境隐藏”
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久旱逢甘霖的中国老百姓热切盼望的是：如何加大改革的深度与广度，如何加快改革的速度与进度，如何将这场“革命”进行到底！由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主编的《中国改革30年•10位经济学家的思考》——“中国改革，30年风云激荡，30年岁月沧桑；30年大业初成，亦有艰难痛楚，困境隐藏”。这是一部敢讲真话和实话的著作，经济学家对30年的思考、评价、展望与交锋，凝聚着学者的智慧，体现出经济学
家的良知，对关心过幸福生活的老百姓无疑是“兴奋剂”，对身居庙堂之高的领导者则是难得的“清醒剂”。
张维迎：理解中国经济改革开放
回顾改革30年的历程，当改革发轫之初，我们至少有两个“没有预料到”：改革的路程如此漫长；经济发展速度如此之快，改革成就如此之大。张维迎教授道出了个中原因：就是中国在30年的时间里，走了一条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道路。当初，我们不仅没有认识到建立市场经济是如此艰难，更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创造财富的威力是如此之大！
如何理解过去30年中国经济改革及其成就，张维迎教授概括出“五个转变”：一是“资源配置信号由计划指标转向市场价格”。二是“经济决策的主体由政府官员转向企业家”。三是“个人权益基础由政府职位转向私人财产”。四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由中央动员转向地方竞争”。五是“经济运行系统由封闭转向开放”。
张维迎概括的“五个转变”是理解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及其所取得成就的关键。看待事物总要“两分法”，张维迎教授感到遗憾的是：今天，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舆论，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却与这“五个转变”背道而驰。诸如，人们对价格机制的信赖知行不能一致；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掌控有增无减；企业的经营环境与创业条件“今不如昔”；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频遭菲议；对外开放政策受到质疑……“这些迹象表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前景不容乐观，改革任重道远”。
成思危：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创新
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成思危先生认为：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创新。制度包含体制和机制，前者讲的是结构，后者是过程和程序；只有两方面都进行改革，才有可能取得改革的成功。
成思危先生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总结出“四个特点”：“自上而下”、“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和“路径依存”。前三点，不言而喻，其义自明。“路径依存”尤为深刻，意指改革过程错综复杂，采取的每一步措施对以后的改革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之，改革措施出台前，一定要谋定而后动，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能去推行。
成思危先生建言深化改革要处理好“四个关系”：“第一是法治和人治的关系”。“依法治国的首要是依法行政或者依法治官。”例如“腐败”是严重影响我国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尽管中央采取了标本兼治的诸多办法，但还是不能尽如人意，要彻底根治腐败必须靠法治，特别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用法自大吏始，而后天下心服。天下心服，则何法之不可尽行，何赃之不可尽禁也哉”！“第二是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只讲效率不讲公平，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不稳；只讲公平不讲效率，难以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需要。小平同志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把公平和效率结合起来。“第三是政府和市场关系”。当前的政府要当好“守夜人”，不能违反“三个基本规律”——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第四是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中央要有一定的力量和权威，更要给地方一定的事权。过分集中权力会把矛盾过分集中，过分集中财力也会把负担过分集中。既要防止“一统就死”，也要防止“一放就乱”，这是政治学中的重大课题，也是难题，需要有高瞻远瞩的领导艺术。
成思危先生对专家学者在改革中的作用寄予厚望。希望学者专家做改革的促进派，虽然不能替代政府来进行改革，但可以促进改革。“厉股份”、“吴市场”为我们作出了表率。学者专家应该多说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要踏踏实实作研究，切忌哗众取宠。“慷慨陈词，岂能尽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尊重领导但不迎合领导，承认现实但不迁就现实”。此乃箴言也。
厉以宁：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十大问题
厉以宁教授早在中国经济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国经济的构想。1994年出版的《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强调建设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产权制度的重新构造与市场主体行为的规范化，突出股份制改革在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中的作用。1998年又出版了《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继续坚持以企业改革为主线的观点，深入浅出地论述实行股份制、使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是当前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厉以宁教授殊荣“厉股份”的雅号，正是缘于对股份制改革的执着。
厉以宁教授在年初的一次演讲中，题目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中的十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开宗明义，计划经济体制有两个支柱，一个是“国有企业制度”，另一个是“城乡二元体制”。不把这两个支柱搞掉，计划经济体制就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第二个问题，中国从宋朝以后，虽有城乡二元结构，但没有形成体制。城乡二元体制的始作俑者是20世纪50年代计划经济使然，农民降到了“二等公民”的地位，城乡差别越拉越大。第三个问题，长期以来，改革没有触动城乡二元体制。近年来，改革重点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上，两大制度只动摇了一个。当务之急要进行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第四个问题，关键是要农民能够充分享受到改革成果。今日又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是要发展农业生产力，提高农民收入，包括环境治理和民主管理等一系列问题。第五个问题，土地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关键，重点要放在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上。第六个问题，妥善处理好宅基地及其上面的房产。第七个问题，要研究农村土地抵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八个问题，尽快建成“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中国过去没有条件，现在已经具备。第九个问题，教育保障要落实。20世纪80年代的“六五规划”就论证教育经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应该达到4％，至今还在3％上下徘徊。第十个问题，对财政支出建立保障体系和发展教育，要有新的认识，即可以转化为内需，扩大市场。
令人欣喜的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完全采纳了厉以宁等专家学者的建议，特别是提出“八大举措”“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让8亿农民分享到更多的改革发展成果，让国人看到了光明的愿景。
吴敬琏：关键的关键是党政机关改革
“任何真正的改革都必定是市场取向的”。——著名学者经济学家吴敬琏提出，中国应当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缩小国有经济范围，发展私营经济；应当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应当建立法治，实行宪政民主。因之殊荣“吴市场”的雅号。
“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启动政治改革，但迄今为止离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目前应当在以下方面着手进行改革：一是解决长期存在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实现党政分开；二是在有法可依、司法独立和依法行政的基础上建立法治的基本框架；三是党内民主的制度化；四是逐步扩大公民的民主参与；五是进行传媒改革，使言论自由和言论责任都得到保证。”
吴敬琏先生多年来为建立科学的市场经济“奔走与呼吁”，有《何处寻求大智慧》、《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等著作问世，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把脉”、“出招”，体现出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良知。
今年元旦，吴敬琏先生在“北大光华新年论坛”的演讲中，以《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怎样才能够持续》为题，结语里着重指出：“关键的关键还在于党政领导机关自身的改革。党政领导机关最重要的职能应当是努力推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当然，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职能，这些职能都需要完善。我不赞成政府越小越好、无所作为更好的观点；我也不赞成认为强有力的政府、能够处理一切社会经济事务的政府才是好政府的观点。我还是赞成有些经济学家说的，对政府有两个要求：一是有限，二是有效。所谓有限，是说它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而不是‘全能’的，应给市场提供秩序，提供条件，而不应当去处理微观经济事务，更不应当在市场上有自己的利益。所谓有效，是说它廉洁奉公，办事有效率，提供公共产品是低成本的。”
茅于轼：从财富的创造和分配看经济
茅于轼先生是在中国经济学界以扶贫行动实践社会责任的代表人物，自己定位于“民间经济学者”。前年出版的《生活中的经济学》是一部颇受读者青睐的经济学普及读本。“计划经济之所以不成功，从经济理论来看，根本的原因是它产生不出一个真正标志稀缺性的正确价格系统。”1997年，茅于轼先生提出“人与人的等价关系”，由此出发，对“人权、自由、民主、道德观等做出了科学的阐释，把它们定义为市场经济的基础”。
茅于轼先生认为“财富的高效率创造是改革成功的原因”。“财富分配的问题主要是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据专家多方面的研究，我国不包括贪污腐化等非法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在短短20多年中，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已居世界前列，并成为我国社会的最紧迫问题之一。“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主要还是非经济的措施。首先是改善农村的政府服务，包括医疗、教育、卫生、住房和信息。目前，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向城市倾斜。享受公费医疗的大多数是政府干部和事业单位的职工，农村中能够享受到的微乎其微。教育也是一样，城市里中小学的软硬件措施大大优于农村。农村本来就穷，政府免费的公共服务还予以歧视，无疑是雪上加霜。……”“收入分配不完全是经济问题”。“如果完全是市场原因造成的分配不均，大家的意见还比较小。百姓最不能容忍的是以公权侵犯私权，包括贪污腐化。当今社会收入分配不公之所以成为紧迫问题，恐怕与政府部门缺乏廉洁和可信度有关。”
茅于轼先生在充分肯定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之后，同时认为“我们还不大愿意提平等、自由、人权。所以吴敬琏教授就讲，我们有可能陷入‘权贵资本主义’，就是一个讲特权的市场经济，这是我们可能进入误区的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方面。”“人权是人人可以拥有但彼此不会冲突的权利，特权只能为少数人拥有，如果人人拥有就会产生冲突。人权用不着刻意追求，取消了特权，人权便自然来到。”“一切改革，没有意识形态的变化都是不可能的……意识形态的改变，导致人们对是非的判断和价值观的形成，最终影响人的行动决策。”
“十教授对话”：寻求深入改革的动力
《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现在我国的精英阶层是一个相对的获利阶层，他们就不愿意改变这种现状。这种权贵资本主义是否已经成为我国下一步改革的障碍？下一步改革的动力在那里？当今当红又当时的六位经济学家，放言自己的看法。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关于改革的动力，张维迎认为，“无论从政府还是从学者的角度来讲，我们有时候确实过于沾沾自喜了，以为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富得流油、钱多得花不完的时候，这非常危险！我们现在的好多做法，应该本着像穷人过日子一样的态度去做。否则，再等几年之后，我不认为我们还有那么强的资源来支持我们现在想做的一些事情。”
“危机可以催生改革。危机感也可以催生改革。”钱颖一如是说。“不要忘记我们面临着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他们来自印度、越南和其他地区，在争夺我们沿海的投资资源，很快内地也会受到影响。如果不遵循经济规律的话，最终会被经济规律惩罚。”
林毅夫解读“利益集团”：“坏的市场经济保护一些权贵的利益，造成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造成很多改革没有办法推行下去。……国外有‘利益集团’理论，形成的一些精英或者财富阶层，他们掌握了政治权力，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就出现了权贵资本主义。”“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每个国家公民身份是先天注定、无法选择的，而政府拥有强制力，其政策正确与否决定了该国的制度安排是否有效。”
周其仁揭示了“因权而贵”的两大源远流长的现象：一是皇权社会的历史传统，从来就没有“公民”，只讲“草民”。到底是纳税人养活了国家机器，还是“皇恩浩荡”赐老百姓吃穿？二是计划经济体制，划分权力等级来利用资源。不但政府、企业、事业单位定级别，连和尚庙宇都要定级，“官本位”影响至今。“改革开放是一个重新界定权利的过程，重新界定私产，离不开重新界定公权力。30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从权利重新界定的角度看，未解决的问题一点不比已经解决的问题少，私产界定半半拉拉，公权约束甚至没有破题。怎样乐观估计，已经完成的改革不会达到九十。行百里者半九十，所以有必要防止一个半拉子工程。”
陈志武出语振聋发聩，“国有制比重太高和政府管制太多是权贵资本主义的温床。如果这两块不改革的话，权贵资本主义也好，收入不平等也好，还有就是消费、内需严重不足等都很难解决。现在不是为了温饱去改革，而是为了社会稳定、政治和长久的生存问题去进一步改革。”“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社会，它的法治水平普遍会更低。”陈先生对国有企业的分红不以为然。“分红给财政部。财政部的钱是老百姓可以花的吗？不是。……老百姓从分红中得不到好处。……所以，这抑制了内需的增长，对经济出口导向型转变到内需依赖型非常不利。”“勤劳决定碗里是否有饭，而民主和法治决定生活品质，决定是否能付出更少的勤劳但照样能增加收入。”
樊纲认为，“腐败的定义是利用公权谋私利。公权的问题都是过去计划经济带来的，要解决问题，首先要进一步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民营化。”“我们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改革还没有到位，而不是因为改革造成了这些问题。”
编稿人语
经济学家的警世华章
编讫此篇，深为十位经济学家对改革的深刻思考、警世真言所感动。“经济学家须有理论素质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被著名学者吴敬琏誉为“中国提出市场经济第一人”的顾准先生正是这样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顾准对一切现成的、权威的、被人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都不盲从，对马、恩、列、斯、毛都不盲从。他从现实，从历史，从前人已经达到的思想出发，对权威肯定无疑的东西都放胆重新思考。顾准思考围绕的中心是如何克服专制、实现民主和发掘科学精神。”“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顾准是“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是用生命追求真理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顾准告诉我们：为了革命，为了破坏旧世界，必须有狂飚式的理想主义；但胜利以后必须实现多元主义、经验主义，发扬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独裁。顾准在《一切判断都得归纳，归纳所得的结论都是相对的》一文中指出：倡导“知识就是力量”的培根，亦即被恩格斯痛骂的归纳法大师，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先知，至少，在他的著作中，他倡导实验科学，是为了关怀人，关怀人的幸福。这个效果，我们看见了。我想，应该承认，培根的贡献，并不亚于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功绩。当今的世界是多元化的世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我们期盼更多的经济学家站出来说话，为振兴中华出谋献策。“朝闻道，夕死可矣”。（关村）
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久旱逢甘霖的中国老百姓热切盼望的是：如何加大改革的深度与广度，如何加快改革的速度与进度，如何将这场“革命”进行到底！由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主编的《中国改革30年•10位经济学家的思考》——“中国改革，30年风云激荡，30年岁月沧桑；30年大业初成，亦有艰难痛楚，困境隐藏”。这是一部敢讲真话和实话的著作，经济学家对30年的思考、评价、展望与交锋，凝聚着学者的智慧，体现出经济学
家的良知，对关心过幸福生活的老百姓无疑是“兴奋剂”，对身居庙堂之高的领导者则是难得的“清醒剂”。
张维迎：理解中国经济改革开放
回顾改革30年的历程，当改革发轫之初，我们至少有两个“没有预料到”：改革的路程如此漫长；经济发展速度如此之快，改革成就如此之大。张维迎教授道出了个中原因：就是中国在30年的时间里，走了一条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道路。当初，我们不仅没有认识到建立市场经济是如此艰难，更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创造财富的威力是如此之大！
如何理解过去30年中国经济改革及其成就，张维迎教授概括出“五个转变”：一是“资源配置信号由计划指标转向市场价格”。二是“经济决策的主体由政府官员转向企业家”。三是“个人权益基础由政府职位转向私人财产”。四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由中央动员转向地方竞争”。五是“经济运行系统由封闭转向开放”。
张维迎概括的“五个转变”是理解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及其所取得成就的关键。看待事物总要“两分法”，张维迎教授感到遗憾的是：今天，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舆论，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却与这“五个转变”背道而驰。诸如，人们对价格机制的信赖知行不能一致；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掌控有增无减；企业的经营环境与创业条件“今不如昔”；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频遭菲议；对外开放政策受到质疑……“这些迹象表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前景不容乐观，改革任重道远”。
成思危：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创新
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成思危先生认为：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创新。制度包含体制和机制，前者讲的是结构，后者是过程和程序；只有两方面都进行改革，才有可能取得改革的成功。
成思危先生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总结出“四个特点”：“自上而下”、“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和“路径依存”。前三点，不言而喻，其义自明。“路径依存”尤为深刻，意指改革过程错综复杂，采取的每一步措施对以后的改革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之，改革措施出台前，一定要谋定而后动，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能去推行。
成思危先生建言深化改革要处理好“四个关系”：“第一是法治和人治的关系”。“依法治国的首要是依法行政或者依法治官。”例如“腐败”是严重影响我国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尽管中央采取了标本兼治的诸多办法，但还是不能尽如人意，要彻底根治腐败必须靠法治，特别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用法自大吏始，而后天下心服。天下心服，则何法之不可尽行，何赃之不可尽禁也哉”！“第二是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只讲效率不讲公平，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不稳；只讲公平不讲效率，难以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需要。小平同志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把公平和效率结合起来。“第三是政府和市场关系”。当前的政府要当好“守夜人”，不能违反“三个基本规律”——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第四是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中央要有一定的力量和权威，更要给地方一定的事权。过分集中权力会把矛盾过分集中，过分集中财力也会把负担过分集中。既要防止“一统就死”，也要防止“一放就乱”，这是政治学中的重大课题，也是难题，需要有高瞻远瞩的领导艺术。
成思危先生对专家学者在改革中的作用寄予厚望。希望学者专家做改革的促进派，虽然不能替代政府来进行改革，但可以促进改革。“厉股份”、“吴市场”为我们作出了表率。学者专家应该多说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要踏踏实实作研究，切忌哗众取宠。“慷慨陈词，岂能尽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尊重领导但不迎合领导，承认现实但不迁就现实”。此乃箴言也。
厉以宁：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十大问题
厉以宁教授早在中国经济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国经济的构想。1994年出版的《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强调建设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产权制度的重新构造与市场主体行为的规范化，突出股份制改革在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中的作用。1998年又出版了《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继续坚持以企业改革为主线的观点，深入浅出地论述实行股份制、使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是当前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厉以宁教授殊荣“厉股份”的雅号，正是缘于对股份制改革的执着。
厉以宁教授在年初的一次演讲中，题目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中的十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开宗明义，计划经济体制有两个支柱，一个是“国有企业制度”，另一个是“城乡二元体制”。不把这两个支柱搞掉，计划经济体制就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第二个问题，中国从宋朝以后，虽有城乡二元结构，但没有形成体制。城乡二元体制的始作俑者是20世纪50年代计划经济使然，农民降到了“二等公民”的地位，城乡差别越拉越大。第三个问题，长期以来，改革没有触动城乡二元体制。近年来，改革重点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上，两大制度只动摇了一个。当务之急要进行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第四个问题，关键是要农民能够充分享受到改革成果。今日又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是要发展农业生产力，提高农民收入，包括环境治理和民主管理等一系列问题。第五个问题，土地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关键，重点要放在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上。第六个问题，妥善处理好宅基地及其上面的房产。第七个问题，要研究农村土地抵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八个问题，尽快建成“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中国过去没有条件，现在已经具备。第九个问题，教育保障要落实。20世纪80年代的“六五规划”就论证教育经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应该达到4％，至今还在3％上下徘徊。第十个问题，对财政支出建立保障体系和发展教育，要有新的认识，即可以转化为内需，扩大市场。
令人欣喜的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完全采纳了厉以宁等专家学者的建议，特别是提出“八大举措”“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让8亿农民分享到更多的改革发展成果，让国人看到了光明的愿景。
吴敬琏：关键的关键是党政机关改革
“任何真正的改革都必定是市场取向的”。——著名学者经济学家吴敬琏提出，中国应当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缩小国有经济范围，发展私营经济；应当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应当建立法治，实行宪政民主。因之殊荣“吴市场”的雅号。
“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启动政治改革，但迄今为止离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目前应当在以下方面着手进行改革：一是解决长期存在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实现党政分开；二是在有法可依、司法独立和依法行政的基础上建立法治的基本框架；三是党内民主的制度化；四是逐步扩大公民的民主参与；五是进行传媒改革，使言论自由和言论责任都得到保证。”
吴敬琏先生多年来为建立科学的市场经济“奔走与呼吁”，有《何处寻求大智慧》、《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等著作问世，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把脉”、“出招”，体现出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良知。
今年元旦，吴敬琏先生在“北大光华新年论坛”的演讲中，以《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怎样才能够持续》为题，结语里着重指出：“关键的关键还在于党政领导机关自身的改革。党政领导机关最重要的职能应当是努力推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当然，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职能，这些职能都需要完善。我不赞成政府越小越好、无所作为更好的观点；我也不赞成认为强有力的政府、能够处理一切社会经济事务的政府才是好政府的观点。我还是赞成有些经济学家说的，对政府有两个要求：一是有限，二是有效。所谓有限，是说它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而不是‘全能’的，应给市场提供秩序，提供条件，而不应当去处理微观经济事务，更不应当在市场上有自己的利益。所谓有效，是说它廉洁奉公，办事有效率，提供公共产品是低成本的。”
茅于轼：从财富的创造和分配看经济
茅于轼先生是在中国经济学界以扶贫行动实践社会责任的代表人物，自己定位于“民间经济学者”。前年出版的《生活中的经济学》是一部颇受读者青睐的经济学普及读本。“计划经济之所以不成功，从经济理论来看，根本的原因是它产生不出一个真正标志稀缺性的正确价格系统。”1997年，茅于轼先生提出“人与人的等价关系”，由此出发，对“人权、自由、民主、道德观等做出了科学的阐释，把它们定义为市场经济的基础”。
茅于轼先生认为“财富的高效率创造是改革成功的原因”。“财富分配的问题主要是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据专家多方面的研究，我国不包括贪污腐化等非法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在短短20多年中，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已居世界前列，并成为我国社会的最紧迫问题之一。“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主要还是非经济的措施。首先是改善农村的政府服务，包括医疗、教育、卫生、住房和信息。目前，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向城市倾斜。享受公费医疗的大多数是政府干部和事业单位的职工，农村中能够享受到的微乎其微。教育也是一样，城市里中小学的软硬件措施大大优于农村。农村本来就穷，政府免费的公共服务还予以歧视，无疑是雪上加霜。……”“收入分配不完全是经济问题”。“如果完全是市场原因造成的分配不均，大家的意见还比较小。百姓最不能容忍的是以公权侵犯私权，包括贪污腐化。当今社会收入分配不公之所以成为紧迫问题，恐怕与政府部门缺乏廉洁和可信度有关。”
茅于轼先生在充分肯定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之后，同时认为“我们还不大愿意提平等、自由、人权。所以吴敬琏教授就讲，我们有可能陷入‘权贵资本主义’，就是一个讲特权的市场经济，这是我们可能进入误区的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方面。”“人权是人人可以拥有但彼此不会冲突的权利，特权只能为少数人拥有，如果人人拥有就会产生冲突。人权用不着刻意追求，取消了特权，人权便自然来到。”“一切改革，没有意识形态的变化都是不可能的……意识形态的改变，导致人们对是非的判断和价值观的形成，最终影响人的行动决策。”
“十教授对话”：寻求深入改革的动力
《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现在我国的精英阶层是一个相对的获利阶层，他们就不愿意改变这种现状。这种权贵资本主义是否已经成为我国下一步改革的障碍？下一步改革的动力在那里？当今当红又当时的六位经济学家，放言自己的看法。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关于改革的动力，张维迎认为，“无论从政府还是从学者的角度来讲，我们有时候确实过于沾沾自喜了，以为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富得流油、钱多得花不完的时候，这非常危险！我们现在的好多做法，应该本着像穷人过日子一样的态度去做。否则，再等几年之后，我不认为我们还有那么强的资源来支持我们现在想做的一些事情。”
“危机可以催生改革。危机感也可以催生改革。”钱颖一如是说。“不要忘记我们面临着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他们来自印度、越南和其他地区，在争夺我们沿海的投资资源，很快内地也会受到影响。如果不遵循经济规律的话，最终会被经济规律惩罚。”
林毅夫解读“利益集团”：“坏的市场经济保护一些权贵的利益，造成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造成很多改革没有办法推行下去。……国外有‘利益集团’理论，形成的一些精英或者财富阶层，他们掌握了政治权力，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就出现了权贵资本主义。”“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每个国家公民身份是先天注定、无法选择的，而政府拥有强制力，其政策正确与否决定了该国的制度安排是否有效。”
周其仁揭示了“因权而贵”的两大源远流长的现象：一是皇权社会的历史传统，从来就没有“公民”，只讲“草民”。到底是纳税人养活了国家机器，还是“皇恩浩荡”赐老百姓吃穿？二是计划经济体制，划分权力等级来利用资源。不但政府、企业、事业单位定级别，连和尚庙宇都要定级，“官本位”影响至今。“改革开放是一个重新界定权利的过程，重新界定私产，离不开重新界定公权力。30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从权利重新界定的角度看，未解决的问题一点不比已经解决的问题少，私产界定半半拉拉，公权约束甚至没有破题。怎样乐观估计，已经完成的改革不会达到九十。行百里者半九十，所以有必要防止一个半拉子工程。”
陈志武出语振聋发聩，“国有制比重太高和政府管制太多是权贵资本主义的温床。如果这两块不改革的话，权贵资本主义也好，收入不平等也好，还有就是消费、内需严重不足等都很难解决。现在不是为了温饱去改革，而是为了社会稳定、政治和长久的生存问题去进一步改革。”“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社会，它的法治水平普遍会更低。”陈先生对国有企业的分红不以为然。“分红给财政部。财政部的钱是老百姓可以花的吗？不是。……老百姓从分红中得不到好处。……所以，这抑制了内需的增长，对经济出口导向型转变到内需依赖型非常不利。”“勤劳决定碗里是否有饭，而民主和法治决定生活品质，决定是否能付出更少的勤劳但照样能增加收入。”
樊纲认为，“腐败的定义是利用公权谋私利。公权的问题都是过去计划经济带来的，要解决问题，首先要进一步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民营化。”“我们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改革还没有到位，而不是因为改革造成了这些问题。”
编稿人语
经济学家的警世华章
编讫此篇，深为十位经济学家对改革的深刻思考、警世真言所感动。“经济学家须有理论素质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被著名学者吴敬琏誉为“中国提出市场经济第一人”的顾准先生正是这样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顾准对一切现成的、权威的、被人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都不盲从，对马、恩、列、斯、毛都不盲从。他从现实，从历史，从前人已经达到的思想出发，对权威肯定无疑的东西都放胆重新思考。顾准思考围绕的中心是如何克服专制、实现民主和发掘科学精神。”“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顾准是“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是用生命追求真理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顾准告诉我们：为了革命，为了破坏旧世界，必须有狂飚式的理想主义；但胜利以后必须实现多元主义、经验主义，发扬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独裁。顾准在《一切判断都得归纳，归纳所得的结论都是相对的》一文中指出：倡导“知识就是力量”的培根，亦即被恩格斯痛骂的归纳法大师，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先知，至少，在他的著作中，他倡导实验科学，是为了关怀人，关怀人的幸福。这个效果，我们看见了。我想，应该承认，培根的贡献，并不亚于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功绩。当今的世界是多元化的世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我们期盼更多的经济学家站出来说话，为振兴中华出谋献策。“朝闻道，夕死可矣”。（关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