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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的运动，作为信用货币的总量运动，具有账户约束严谨性、恒等关系对称性。中国的货币总量运动，尚未发生因账户约束失灵而货币逃逸、因货币持有者超越主权领土而导致货币在金融体系外派生循环的普遍情形。我在《中国货币总量论》一书中实证了我国人民币自1948 年以来的全部发行、流通、超发、派生历史，并以人民币作为信用货币的总量运动样板，提出并论证了涵盖信用货币运动特征的总量论、增发论、超发论、衍生论。凡此四论，构成了货币总量论的理论体系。
货币运动总量论，是把形态各异、交易繁杂、流动瞬变、难以归类、林林总总的信用货币现象，通过健全的银行账户存款制度予以梳理，用账户存款与流通中现金总括全部货币，排除诸如汇票、本票、支票、股票等价值代表和衍生金融资产的非贷货币运动而聚焦“货币搬家”，通过纯粹地抽象、真实地确认、客观地描述、严谨地汇总，以穷尽计算分毫不差的货币总量。依据本书“现金变存款”第一假定，设定将“流通中现金”全部存入银行账户体系，专注研究账户存款的发行、划转、派生、沉淀，印证我国货币总量运动方式和运行体制，剖析和划分原始货币与派生货币所构成的货币总量运动；依据本书“派生存款归零”的第二假定，在设定归还了全部务债、偿付了全部债券、排除了全部派生货币以后，准确地界定出整体存差、倒推和验证了货币增发；在生产要素全流通的市场经济情形下，信用货币增发过多以致“失业”，即无法在信贷市场上匹配到可贷项目而形成闲置资金、净存差淤积，构成脱离社会再生产的货币超发量。本书重估确立了我国信用货币总量、增发总量、超发总量在历史变迁中的增长数据和模型，以便随时监测和掌握我国货币总量中的增发、超发、存差淤积状况，量化判断其对我国实体经济的潜在损害。
货币当局增发论，是把我国三大时期的货币增发及转轨情况进行汇总实证发现：我国建国后的前30 年计划经济时代，是人民币的“实物发行”阶段，是我国货币增发的第一时期。该时期的货币总量由财政国库货币体系和银行信贷货币体系共同构成；货币发行以财政增发为主、以国家“信贷指标”的贷差增发为辅，财政部门与银行体系共同承担货币当局的职责，长期存在“强财政、弱金融”的搭配格局。我国自1979 年改革开放至1994 年，是货币增发的第二时期，即“贷差发行”阶段。我国财政信贷两大货币当局随着1984 年央行地位的确立、1989 年财政国库货币纳入银行账户体系，我国金融体制在此阶段进入转轨期。随着1984 年禁止财政从央行透支、1985 年央行启动再贷款通道、1994 年外汇占款异军突起，我国金融体系转入现代的央行商行双层金融体系。自1995 年“六法出台”，约束了财政金融分立格局，开启了我国货币被动增发、“结汇发行”的阶段，即第三时期。我国在此期间实行的强制结售汇体制，使我国“外汇占款”的结汇发行量变得被动、刚性、超发、淤积。截至2012 年底，我国人民币64 年来累计的货币增发量达到26.7 万亿元。以上三大时期的货币运动表明：货币的增发，要与经济体的再生产模式相适应。我国人民币经历了代表生活资料的增发、代表生产资料的增发、代表国际货物与国际资本流动下的被动增发三个阶段，一一对应了我国上述三大社会再生产历史模式与经济成长的轨迹。
被动结汇超发论，是指我国货币当局并非出于财政透支而主动超发货币，而是由于在“三元悖论”下选择了强制结售汇体制，从而陷入了被动结汇超发的困局。2012 年底，我国人民币的整体存差达到26.7 万亿元，其中具体包括了3.2 万亿元的我国金融资本净值、5.5 万亿元的流通中现金、18 万亿元的银行净存差——该18 万亿元净存差，即为我国的货币超发量，属于未投入再生产的“失业货币”，它需要货币当局每年投入约5000 亿元“存准付息”给银行体系，以抵消其“存差损害倍增”效应。我国的净存差，在1999 年底只占我国货币总量的2%，随着我国2001 年“入关”而扩大结汇，到了2012 年底已剧增至占我国同期货币总量的18%，现已尾大不掉，形成金融痼疾。在未来三年后的2016 年，我国将在“入世”15年后自动取得世界贸易组织及各成员国承认的市场经济地位，我国2016 年以后的结汇量极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届时如不改变现行的强制结售汇体制，我国央行将更难锁定不断增长、伺机投机的净存差，我国货币被动超发的数量将进一步加剧。要想改变被动超发局面，要么从改变结汇制度入手（例如台湾地区曾实行的结汇证制度）、要么从提高增配效率入手、要么考虑从两者相结合入手。我国历史上财政金融高度结合具有国别比较优势，该优势如能发挥到提高增配效率方面，则在新时期可以帮助我国有效缓解净存差淤积、尽快走出货币超发的困境。
银行体系衍生论，是指我国商业银行体系在“借本生息、资产运用”盈利模式里，必然会追求放贷和购债的最大化，以求得金融资本增益。生产性放贷与购债，为我国储蓄转化投资、形成资本循环、提升增配效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金融动力。放贷与购债等量生成派生货币，再次形成账户存款和资金来源，在信贷市场上可以循环反复地追逐“可贷项目”、直至“可贷项目”短缺。本书对我国银行业的货币衍生进行了案例剖析，但对货币衍生业务中，诸如银行业各种信贷模式、同业拆借模式、购债与回购模式、中间业务增值模式等具体操做方法，暂存不论。
赵宏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法学士、国际经济法硕士、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 曾担任美国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明尼苏达大学交流学者。1993 年起参与我国股份制改造工作，并在朱镕基改革时期我国多个产业的国企改制中主持和参加了法律合同设计；此后，曾在美国华尔街一家律师事务所担任中国法顾问，随即开办中国的律师事务所，20 年来，一直从事金融法律实务工作。
赵宏瑞所著《中国货币总量论》一书的实证研究方法及在我国宏观经济、金融、财政领域的实证结论，对我国既有的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有所补益。
货币运动总量论，是把形态各异、交易繁杂、流动瞬变、难以归类、林林总总的信用货币现象，通过健全的银行账户存款制度予以梳理，用账户存款与流通中现金总括全部货币，排除诸如汇票、本票、支票、股票等价值代表和衍生金融资产的非贷货币运动而聚焦“货币搬家”，通过纯粹地抽象、真实地确认、客观地描述、严谨地汇总，以穷尽计算分毫不差的货币总量。依据本书“现金变存款”第一假定，设定将“流通中现金”全部存入银行账户体系，专注研究账户存款的发行、划转、派生、沉淀，印证我国货币总量运动方式和运行体制，剖析和划分原始货币与派生货币所构成的货币总量运动；依据本书“派生存款归零”的第二假定，在设定归还了全部务债、偿付了全部债券、排除了全部派生货币以后，准确地界定出整体存差、倒推和验证了货币增发；在生产要素全流通的市场经济情形下，信用货币增发过多以致“失业”，即无法在信贷市场上匹配到可贷项目而形成闲置资金、净存差淤积，构成脱离社会再生产的货币超发量。本书重估确立了我国信用货币总量、增发总量、超发总量在历史变迁中的增长数据和模型，以便随时监测和掌握我国货币总量中的增发、超发、存差淤积状况，量化判断其对我国实体经济的潜在损害。
货币当局增发论，是把我国三大时期的货币增发及转轨情况进行汇总实证发现：我国建国后的前30 年计划经济时代，是人民币的“实物发行”阶段，是我国货币增发的第一时期。该时期的货币总量由财政国库货币体系和银行信贷货币体系共同构成；货币发行以财政增发为主、以国家“信贷指标”的贷差增发为辅，财政部门与银行体系共同承担货币当局的职责，长期存在“强财政、弱金融”的搭配格局。我国自1979 年改革开放至1994 年，是货币增发的第二时期，即“贷差发行”阶段。我国财政信贷两大货币当局随着1984 年央行地位的确立、1989 年财政国库货币纳入银行账户体系，我国金融体制在此阶段进入转轨期。随着1984 年禁止财政从央行透支、1985 年央行启动再贷款通道、1994 年外汇占款异军突起，我国金融体系转入现代的央行商行双层金融体系。自1995 年“六法出台”，约束了财政金融分立格局，开启了我国货币被动增发、“结汇发行”的阶段，即第三时期。我国在此期间实行的强制结售汇体制，使我国“外汇占款”的结汇发行量变得被动、刚性、超发、淤积。截至2012 年底，我国人民币64 年来累计的货币增发量达到26.7 万亿元。以上三大时期的货币运动表明：货币的增发，要与经济体的再生产模式相适应。我国人民币经历了代表生活资料的增发、代表生产资料的增发、代表国际货物与国际资本流动下的被动增发三个阶段，一一对应了我国上述三大社会再生产历史模式与经济成长的轨迹。
被动结汇超发论，是指我国货币当局并非出于财政透支而主动超发货币，而是由于在“三元悖论”下选择了强制结售汇体制，从而陷入了被动结汇超发的困局。2012 年底，我国人民币的整体存差达到26.7 万亿元，其中具体包括了3.2 万亿元的我国金融资本净值、5.5 万亿元的流通中现金、18 万亿元的银行净存差——该18 万亿元净存差，即为我国的货币超发量，属于未投入再生产的“失业货币”，它需要货币当局每年投入约5000 亿元“存准付息”给银行体系，以抵消其“存差损害倍增”效应。我国的净存差，在1999 年底只占我国货币总量的2%，随着我国2001 年“入关”而扩大结汇，到了2012 年底已剧增至占我国同期货币总量的18%，现已尾大不掉，形成金融痼疾。在未来三年后的2016 年，我国将在“入世”15年后自动取得世界贸易组织及各成员国承认的市场经济地位，我国2016 年以后的结汇量极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届时如不改变现行的强制结售汇体制，我国央行将更难锁定不断增长、伺机投机的净存差，我国货币被动超发的数量将进一步加剧。要想改变被动超发局面，要么从改变结汇制度入手（例如台湾地区曾实行的结汇证制度）、要么从提高增配效率入手、要么考虑从两者相结合入手。我国历史上财政金融高度结合具有国别比较优势，该优势如能发挥到提高增配效率方面，则在新时期可以帮助我国有效缓解净存差淤积、尽快走出货币超发的困境。
银行体系衍生论，是指我国商业银行体系在“借本生息、资产运用”盈利模式里，必然会追求放贷和购债的最大化，以求得金融资本增益。生产性放贷与购债，为我国储蓄转化投资、形成资本循环、提升增配效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金融动力。放贷与购债等量生成派生货币，再次形成账户存款和资金来源，在信贷市场上可以循环反复地追逐“可贷项目”、直至“可贷项目”短缺。本书对我国银行业的货币衍生进行了案例剖析，但对货币衍生业务中，诸如银行业各种信贷模式、同业拆借模式、购债与回购模式、中间业务增值模式等具体操做方法，暂存不论。
赵宏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法学士、国际经济法硕士、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 曾担任美国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明尼苏达大学交流学者。1993 年起参与我国股份制改造工作，并在朱镕基改革时期我国多个产业的国企改制中主持和参加了法律合同设计；此后，曾在美国华尔街一家律师事务所担任中国法顾问，随即开办中国的律师事务所，20 年来，一直从事金融法律实务工作。
赵宏瑞所著《中国货币总量论》一书的实证研究方法及在我国宏观经济、金融、财政领域的实证结论，对我国既有的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