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战争时期的作家，自幼聪颖过人，酷爱文学。他同时要为一个理想奋斗终生，所以参加了队伍，边打仗边写作。这个作家一直让我尊重和崇敬。有很多人的写作都在模仿这位作家，我更是如此。他的作品，我每一个字都读过，这份景仰无以言表。现在好多人读到那个时期的文学，就要先有几分轻薄。其实不必。那时有一些作家是非常纯粹的，当年就为了救国，为了把国家从危难中解救出来，倾其所有，撇家舍命。做人要纯粹、求主义、求真理，都不能掺假，这和对待艺术是一样的。作家心向着名利，就不是真正的作家。他没有上过大学。他的写作有一种单纯的力量、强盛的力量，今天看起来仍然打动我们。这种力量是永恒的、无限的。比较那些过分简单地将文学与革命、革命与人性对立的作品，他的写作今天看，仍然具有其丰富性和宽阔的感性空间。
　　他是坚定的战士，骨子里又是很唯美的。他追求完美，浪漫气质与生俱来。即便在极左的年代里，他写女性、写爱情，写人性之美，写自然，都那么饱满
　　随着时代往前发展，到了网络称雄、到了全球体化，到了我们又兴奋又无奈的当下，他也随之跨入。一切都在风里，人可以把门关上，可是呼吸时却要进入血液。每个时代都有好坏间杂的东西，毒素进入体内，就需要强大的免疫力，让白细胞把它杀死。这位作家头脑非常清醒，他对极左时期的思想禁锢和文化专制，有过极为深刻的批判。可是他也毫无犹豫地痛斥物欲统领切的时代风气。
　　同样是老作家，有人对物质主义，对强大的欲望控制下的生存是十分适应的。有人在些场合总是笑着，不停地说着“青年多好啊，那是我们的未来啊!我相信未来啊，一片光明啊!”这让人看了听了很舒服。宽容、信任、乐观，没有什么不好。其实呢，说说吉祥话儿，博个口彩，原是不难的。难就难在凡事有个分析。我们会发现，他们没有说为什么相信未来、根据是什么，也没有说对青年充满希望的理由，更没有说对哪些青年充满希望。
　　而我尊敬的这位老作家却不是这样。他远没有那么乐观。面对全球～体化语境下的欲望泛滥，物质主义的全面入侵，他愤慨忧虑，痛心疾首，写了大量文章谴责和呼吁。他对一部分青年、一些现实，失望甚至绝望。他期待有更多的责任感和历史感。他忧虑到什么程度?那是真正的忧伤绝望。七十多岁的人了，非常痛苦。纯粹的人，其痛苦总是非同常人。多少年了，我想见他又几次却步，总觉得有机会当面表达心中的敬爱。我总是把时间往后推移。
　　有次在北京开会，开得很长。老作家的弟子想约我一起去他那儿，并且定了个时间。可是因为心里没有点准备，也太匆忙了，结果还是没有去成。回来不久，我却知道了一个胆子比我大的文学青年，他早就拜访过老人了。他说了去见这位老人的经过，满足了我急着要知道老人是怎样一个人、喝什么茶、家里藏书多少、起居细节等等。他说去时带了礼品：一点核桃、绿豆豇豆、一些牛皮纸——老作家喜欢包书皮。看这位青年想得周到，送牛皮纸、核桃等，礼物像老人一样清爽淳朴。我真想和他一起去一次，可他后来都是自己去的。最后，几乎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突然又得知另一位中年作家也见到了那位老作家他回来详细说道：作家现在很老了，非常不愿说话，那天老作家问他从哪里来?他说从济南来，老人就说到了我——中年作家说那是俺邻居，老人沉思了会儿，说：“你多跟他交谈啊，要站住脚跟……”老人只重复了这么几句。中年作家很轻松地说出了这番话，并不知道对我意味了什么。他不知道我正听到了从小崇敬的人——关于我的谈话!
　　一个人旦被种文字、一种情怀和美所击中，大概生都不会忘记。物质利益会忘记，被精神的射线所击中，则不会忘记。这天晚上，我自己出门，一个人登到了南郊山顶，又到白杨林里，走得很慢很久。我需要平静自己。就是这个白天，我得到了最大的消息，最大的肯定和最重要的人生叮嘱。这种激励，足够了。
　　大约在他去世前四五年，一个出版社的朋友去找老人谈出版作品集的事。我这个朋友也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他对老人喜欢，敬仰极了。他准备把老人的书出得漂漂亮亮，计封面、印刷装帧及一切方面完美无缺。他每出了书都要反复抚摸，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他去了，三四天以后回来，情绪极坏。他说，以前我见老人总是谈得很好，想不到，我们这次几乎没有说话。老人失望了，不，是绝望了。他这些年里先是不愿参加社会活动，再是不愿出门现在连屋门都很少出，长时间躺在床上。不愿吃饭，不愿说话。头发胡子很长，瘦得要命。他说，他当时给老人鞠躬，然后说了出版的事，儿子还大声重复客人的话，老人却只是翻翻眼睛，啊啊两声，把脸转到墙的一边去。儿子很抱歉，小声对客人说：父亲头脑很清晰，但是……只喝点儿稀粥，人不会长久了。
　　不久，老人去世了。
　　我多么痛惜。我对那份坚毅能够理解。我们是两代人，对待生活细节的评价和处理方法可能有许多差异，但他憎恨时代的丑恶及永不妥协的精神，永远让我钦敬。对比那些总是“相信未来、片光明”的哈哈大笑者，我更信服这位老人。他能让我想起鲁迅。
　　
　　编辑　张仁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