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大众DV》：记得在北大做观影会时，您说看到这些农民影像就像“一个中年男人遇到一个小姑娘，忽然产生了一种狂热想法，丢下一切，与她私奔!”而这些成果如何能让您产生这样的狂喜和冲动?
吴文光：这是一种所谓“老房子着火”的意乱情迷。(呵呵，我喜欢用这种比较通俗的比喻。)实际上是在我个人在对从前所做的一切事情不断产生疑问，不断地反省自己的时忽然遇到了村民影像计划。我要说的是，这不是一件象牙塔里的事情，而是身上痒痒，自己动手挠挠的事情。
当然，并不是村民影像计划让我能找到什么解释或答案，对我来说，这个计划是一种通道。长久以来，很多人是永远被迫沉默的，而让被迫沉默的人发出声音的方法是什么呢?当一个纪录片工作者在其中去寻找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无助感。而村民们在影片中却让我看到了。
开始时我并没有这么强烈的感受，因为“村民影像自治”只是来自欧盟的一个计划，没有任何预见性，开始时我也怀疑他们能拍出什么，拿给村民的机器是不是会丢?会不会被弄坏?开始时一切都是未知的，从2005年11月初第一次和他们接触到同年12月，从湖南到广西，我已经走访了选定出来的10个村子其中的5个。白天指导他们拍摄，晚上看素材，最晚的时候我们一起看到夜里三点。但我们谈论的都是素材中的事，而很少说技术。
《大众DV》：是否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人指导农民拿DV拍纪录片。而因此是您让他们有了特权?
吴文光：计划中有一位作者贾之坦，在刚拿DV的时候在村子里晃时，就会把DV挂在脖子上，显得非常的与众不同。但“特权”的理想很快就被粉碎，如果老贾去拍一些超过邻里内容的其他影像时，人家就会管叫他“草台班子”。所以实际上我只是给了他们一种声音表达的可能性，而并非特权。而当他们发现自己所谓的“权利”或者“特权”并没有存在的时候，就会变得很平民化。比如邵大姐，她不能跨过自己的村子去拍摄，因为出去了就变成一个全职的报道者，这好像把地种到了别人家的田里。所以现在她更多的是拍摄自家村子人结婚，对以自己的拍摄了。
《大众DV》：您看到他们现在的影像成果，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吴文光：没有终点。这就像我们在邮件组里无数次地讨论过的，将变成一个漫长的过程。2006年至2007年间，我很清楚地觉得他们不应该像个职业的纪录片人去拍，但他们到底应该什么样，我不知道。邵大姐影片中记录过一位老人，但她只是拍老人吃饭，睡觉的事情，看起来似乎毫无意义。她不像我们一样带着构思与动机，判断等等。农民作者们更多是本能，是和身体的位置相同的。邵大姐说，如果不拍下来，这个老人就没了，所以我就更多地理解了她。比如邵大姐要拍摄西瓜的成长，那同时也会拍人，拍打闹的孩子，有人与人之间的比较，还有村民对社会关系的判断。
《大众DV》：这些是您从一开始就想到的吗?
吴文光：我们拍摄纪录片是挖掘、发现；而他们是出于本能。这也印证了真理的发现——“我”是被发现的。
《大众DV》：也就是说，在种瓜的时候忽然有了新品种。
吴文光：这不是品种的问题，而是我们拍摄的方式不同。
《大众DV》：您认为这种拍摄方式以前曾经有过吗?
吴文光：没有，从来没有过。以前如果我们拍摄一位老人时，常常要挖掘、发现出什么，而邵大姐只拍老人，甚至不拍她住的院子和房子的环境。她是以自己的方式靠近被记录者。其实他们一直存在，但是现在，别人怎么看他们?首先是农家女玩DV，新鲜，别人看他们的时候总是悲天悯人地降低自己，而去关注他们，但现在他们可以摆脱这些了。比如王伟喜欢把镜头对着自己，他并没有挖掘什么，只是记录了自己。
《大众DV》：他们开始是被别人关注，而现在他们自己关注自己，包括影片也是每个人以自己的气质存在。邵玉珍，张焕财，王伟的三部影片连着下来能够看到三个不同的个体以及地域性。您觉得邵大姐如果拍《我的2006》、《我的2007》或者《我的2008》，每年都是自己村子的生活，会不会有重复感?
吴文光：没有看过怎么能说重复感?再说不一定重复，我们都在改变。我们要让纪录片为了什么而改变那有什么意义?就像结婚如果不是为了自己，那就是包办婚姻了。我们以前脑子里被塞满了东西，拍纪录片一定要有意义，我们觉得所有的生活都是一样的，而对于邵大姐却不一样，每一年都不同。很多人在拍片过程中就会被无数人影响。比如我认识的一个孩子在拍关于自己学校的纪录片，但其中大量我认为应该有的内容都没有。比如上课的内容，即使有，也是老师说“同学们好，起立坐下。”如他所说，他本身与学校有种种关系，与这个学校所在的小城也有种种关系。其中大量充斥着学生之间的打闹、玩、各种人之间的话。比如“昨天晚上上网认识了个什么样的人。”这难道就是现在的学生生活么?现在我们看到DV的表达被不能发出声音的人群所利用，带给他们机会。
《大众DV》：也就是说，邵大姐影片的意义在于“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吴文光： “意义”不是我们认为有意义，而是被“认为”有意义。
《大众DV》：这很像一个实验者发现的快乐，成了一种科学实验，如果说能够给实验者带来什么?那么，单从邵大姐来说，我理解首先是权利，人对于在摄像机前后位置的转变；第二是碎片，可以用细小的碎片来呈现生活；第三就是时间带来的意义。
吴文光：我能做的是不夸大这件事情的意义，我更多是对村民的感动，所有的全在过程之中，包括邮件组，一边看张焕财说这个如何如何，生活细节的如何展开。无论你认为那是幸福或者悲哀，看的人却被深深地卷入其中，卷入一个有妻子和两个孩子四十岁的男人在村子的生活，最后感到的却是相濡以沫。
《大众DV》：邵大姐认为《我的村子2006》中对她的采访的部分在第二次就没有必要出现了。她说这样反复使用让她觉得没什么意思。就好像我们有了权利就有点得理不饶人的架势。
吴文光：张焕财也觉得夫妻间的关系没有必要了记录了，但这些很重要。这不是权利，邵大姐并没有摆弄对方，留下来这是态度。邵大姐没有感觉到是DV保卫了她，那些记者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干的这件事情，不能因为你善良就以为别人也善良，难道你真的就是“农家女玩DV”吗?
《大众DV》：但有时候我想，那些编导如果不那样做，又该怎样做呢?
吴文光：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类似这样电视台的工作，20年前 我也做过，和他们所做得没有什么两样，但当职业的新鲜感过去之后，所思考的东西就不同了。
那个孩子很忠实地完成了她的工作，本来邵大姐应该留在村里，但她最终没有沦为“农家女玩DV”或当地“十大新闻之一”。邵大姐是个本分人，但她有颗不满足的心。有了DV，当生活改变的时候，她有些吃惊，觉得自己是不是错了?可如果不记录，就永远放弃这件事情，选择沉默。
《大众DV》：现在原先计划中的其他作者呢?
吴文光：有的人还在拍，但也有的人总说忙啊，病啦，或者其他什么事情，几次之后我们也不会去问他了，现在知道的还有八个人在拍吧，有三个人完成了新的剪辑，就是王伟、张焕财和邵玉珍在《我的村子2006》 的共同题目下的长片，其他作者也许今年可以完成剪辑，不过以后再组织的话，也不一定能碰上邵大姐这样的人了。现在邵大姐已经起来了，当然，也可能会回去，回归到沉默，这过程充满了危机。当然，我是不甘心这样的生活，我是在创造一些说话的权利，尽管我悲观而宿命并且认可现在的生命存在。
邮件组摘录
纪录片是一种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拍摄纪录片?我想出名吗?我想靠它换几个钱吗?我拍它只是为了奉承人家对我的表扬吗?它只是先前工作的一种延续吗?……后来我慢慢放弃了问自己这么多问题，逐渐明白，我对纪录片的向往，其实就是对纪录片创作过程中的一种真实，一种把对个人的关注上升到社会群体的一种认识，一种区别已往拍摄，需要将虚假、摆设、奉承、伪艺术，铜臭的东西统统剥离之后，只剩下最简单的那种冲动的向往。它不需要利益，只是一种乐趣。它应该像一个人活着要吃饭一样简单，不用想为什么，想拍，就把它拍下来。它也是一种责任，一种不需要利益来衡量，只是一种对应该将个人与社会联系起来，并且同时去关注的一种责任。
——伊初建(2006年11月17日)
老周说到机器放在小商店拍摄，流水账一样，什么是精彩呢?有吵架或者打架才是精彩?或者发生什么重大事情?关键是持续的记录，意义是在以后才产生的。当然还包括过程，邵大姐拍了自己的生活，但好像场面性了，比如有人在自己地里干活，是你家雇佣来的人，他们到来之前，你们和他们谈价钱或者分配干活等等，这些过程没有，我们看到的就是场面，没有过程和细节。焕财的摘棉花和花椒的两个素材也是同样，镜头很安静地呆着看他们干活或者吃饭很少，太表面。你说就是想拍到这些东西，因为别人没有拍到，这就是“找题材”的心理作怪。你自己我们看不见，说是一个城里来的大学生跑去拍点浮光掠影的画面也可以。我们以前说过，其实你镜头安静地摆在家里，拍你老婆也一样是好片子的素材。但可能你觉得，这没有什么意思，没有意义。
——吴文光(2006年12月6日)
无力改变什么，甚至无力改变一个村子。本来以为这段时间村里就选举了，因为到届了，但一直没有动静，别的村子已经选完了。我们村因为这几个村干部没有把握再选上，所以就在镇上搞动作，希望不选了，他们可以接着干。而镇干部就是那么回事，但就是这些混蛋把持着农村的现在，我都不想骂人了，没有意思。我能做什么?有人鼓动我参选，说实话我并不是没有兴趣，但我能带给村民什么变化?除了不贪污，不吃喝没有什么，而这些并不是他们要的，他们要的是项目，是钱，而这些是我没有办法做的。
——王伟(2007年12月8日)
村民项目对我意义重大，这其中包括村民的作品本身，以及在组织这个项目过程中与你的交往，深深地影响我纪录片的观念。我本人的确是在这个过程中成长的。我接触纪录片的时间其实并不比村民作者长多少。所以，村民项目的发展过程，也是我个人记录观念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我本来只是一个社会工作者，从广院辞职加入欧盟项目是希望了解农村、改造社会。正因为如此，知识分子那种动不动就“关怀”的毛病我也一丝不少的有……
——简艺(2008年1月2日)
这就是我的村子，我记录它，只有在我的乡党笑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时候的他们，是真正开心的。我在他们开心的时候我也笑得开心。可是，当我一个人静下来细想的时候，我又想哭，我的眼眶发热，眼泪在里边打转，我不让它流下来，多少年前我就告诉过自己：不流泪了。
DV记录的是我的乡党的笑，我想把笑传达给看的人。
——张焕财(2008年1月5日)
邵阿姨的两句话特别触动我，说“外人”——当然包括像我这样的记者，带着窥探欲企图撬开门打探别人的故事，而邵阿姨、王伟、张焕财这样的“内人”在门里面哈哈哈大笑。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姿态和立场。电视台同行们的所为，让我感到耻辱。但反过来想，自己是否多少也有一点“行径”?你上次说到，拍摄、写下他人的故事后，从此与人形同陌路，因为那个人：那件事，对以不断猎取新鲜和刺激为主要动力的记者“已经不再有利用价值了”。我扪心自问。这种交往必然是肤浅的，猎奇的，甚至是不对等的。因此，我明白了你所说的，这个影像计划对你本人的冲击和颠覆，是何等的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这的确是一种“救赎”，拯救了我们高傲、麻木而技术化、“艺术化”的心灵；返璞归真，洗涤浑浊的眼睛，去珍视我们身边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情感。换一句世俗的话，这是一个“双赢”乃至“多赢”的影像计划。
——宫一栋(2D08年1月24日)
吴文光：这是一种所谓“老房子着火”的意乱情迷。(呵呵，我喜欢用这种比较通俗的比喻。)实际上是在我个人在对从前所做的一切事情不断产生疑问，不断地反省自己的时忽然遇到了村民影像计划。我要说的是，这不是一件象牙塔里的事情，而是身上痒痒，自己动手挠挠的事情。
当然，并不是村民影像计划让我能找到什么解释或答案，对我来说，这个计划是一种通道。长久以来，很多人是永远被迫沉默的，而让被迫沉默的人发出声音的方法是什么呢?当一个纪录片工作者在其中去寻找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无助感。而村民们在影片中却让我看到了。
开始时我并没有这么强烈的感受，因为“村民影像自治”只是来自欧盟的一个计划，没有任何预见性，开始时我也怀疑他们能拍出什么，拿给村民的机器是不是会丢?会不会被弄坏?开始时一切都是未知的，从2005年11月初第一次和他们接触到同年12月，从湖南到广西，我已经走访了选定出来的10个村子其中的5个。白天指导他们拍摄，晚上看素材，最晚的时候我们一起看到夜里三点。但我们谈论的都是素材中的事，而很少说技术。
《大众DV》：是否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人指导农民拿DV拍纪录片。而因此是您让他们有了特权?
吴文光：计划中有一位作者贾之坦，在刚拿DV的时候在村子里晃时，就会把DV挂在脖子上，显得非常的与众不同。但“特权”的理想很快就被粉碎，如果老贾去拍一些超过邻里内容的其他影像时，人家就会管叫他“草台班子”。所以实际上我只是给了他们一种声音表达的可能性，而并非特权。而当他们发现自己所谓的“权利”或者“特权”并没有存在的时候，就会变得很平民化。比如邵大姐，她不能跨过自己的村子去拍摄，因为出去了就变成一个全职的报道者，这好像把地种到了别人家的田里。所以现在她更多的是拍摄自家村子人结婚，对以自己的拍摄了。
《大众DV》：您看到他们现在的影像成果，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吴文光：没有终点。这就像我们在邮件组里无数次地讨论过的，将变成一个漫长的过程。2006年至2007年间，我很清楚地觉得他们不应该像个职业的纪录片人去拍，但他们到底应该什么样，我不知道。邵大姐影片中记录过一位老人，但她只是拍老人吃饭，睡觉的事情，看起来似乎毫无意义。她不像我们一样带着构思与动机，判断等等。农民作者们更多是本能，是和身体的位置相同的。邵大姐说，如果不拍下来，这个老人就没了，所以我就更多地理解了她。比如邵大姐要拍摄西瓜的成长，那同时也会拍人，拍打闹的孩子，有人与人之间的比较，还有村民对社会关系的判断。
《大众DV》：这些是您从一开始就想到的吗?
吴文光：我们拍摄纪录片是挖掘、发现；而他们是出于本能。这也印证了真理的发现——“我”是被发现的。
《大众DV》：也就是说，在种瓜的时候忽然有了新品种。
吴文光：这不是品种的问题，而是我们拍摄的方式不同。
《大众DV》：您认为这种拍摄方式以前曾经有过吗?
吴文光：没有，从来没有过。以前如果我们拍摄一位老人时，常常要挖掘、发现出什么，而邵大姐只拍老人，甚至不拍她住的院子和房子的环境。她是以自己的方式靠近被记录者。其实他们一直存在，但是现在，别人怎么看他们?首先是农家女玩DV，新鲜，别人看他们的时候总是悲天悯人地降低自己，而去关注他们，但现在他们可以摆脱这些了。比如王伟喜欢把镜头对着自己，他并没有挖掘什么，只是记录了自己。
《大众DV》：他们开始是被别人关注，而现在他们自己关注自己，包括影片也是每个人以自己的气质存在。邵玉珍，张焕财，王伟的三部影片连着下来能够看到三个不同的个体以及地域性。您觉得邵大姐如果拍《我的2006》、《我的2007》或者《我的2008》，每年都是自己村子的生活，会不会有重复感?
吴文光：没有看过怎么能说重复感?再说不一定重复，我们都在改变。我们要让纪录片为了什么而改变那有什么意义?就像结婚如果不是为了自己，那就是包办婚姻了。我们以前脑子里被塞满了东西，拍纪录片一定要有意义，我们觉得所有的生活都是一样的，而对于邵大姐却不一样，每一年都不同。很多人在拍片过程中就会被无数人影响。比如我认识的一个孩子在拍关于自己学校的纪录片，但其中大量我认为应该有的内容都没有。比如上课的内容，即使有，也是老师说“同学们好，起立坐下。”如他所说，他本身与学校有种种关系，与这个学校所在的小城也有种种关系。其中大量充斥着学生之间的打闹、玩、各种人之间的话。比如“昨天晚上上网认识了个什么样的人。”这难道就是现在的学生生活么?现在我们看到DV的表达被不能发出声音的人群所利用，带给他们机会。
《大众DV》：也就是说，邵大姐影片的意义在于“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吴文光： “意义”不是我们认为有意义，而是被“认为”有意义。
《大众DV》：这很像一个实验者发现的快乐，成了一种科学实验，如果说能够给实验者带来什么?那么，单从邵大姐来说，我理解首先是权利，人对于在摄像机前后位置的转变；第二是碎片，可以用细小的碎片来呈现生活；第三就是时间带来的意义。
吴文光：我能做的是不夸大这件事情的意义，我更多是对村民的感动，所有的全在过程之中，包括邮件组，一边看张焕财说这个如何如何，生活细节的如何展开。无论你认为那是幸福或者悲哀，看的人却被深深地卷入其中，卷入一个有妻子和两个孩子四十岁的男人在村子的生活，最后感到的却是相濡以沫。
《大众DV》：邵大姐认为《我的村子2006》中对她的采访的部分在第二次就没有必要出现了。她说这样反复使用让她觉得没什么意思。就好像我们有了权利就有点得理不饶人的架势。
吴文光：张焕财也觉得夫妻间的关系没有必要了记录了，但这些很重要。这不是权利，邵大姐并没有摆弄对方，留下来这是态度。邵大姐没有感觉到是DV保卫了她，那些记者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干的这件事情，不能因为你善良就以为别人也善良，难道你真的就是“农家女玩DV”吗?
《大众DV》：但有时候我想，那些编导如果不那样做，又该怎样做呢?
吴文光：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类似这样电视台的工作，20年前 我也做过，和他们所做得没有什么两样，但当职业的新鲜感过去之后，所思考的东西就不同了。
那个孩子很忠实地完成了她的工作，本来邵大姐应该留在村里，但她最终没有沦为“农家女玩DV”或当地“十大新闻之一”。邵大姐是个本分人，但她有颗不满足的心。有了DV，当生活改变的时候，她有些吃惊，觉得自己是不是错了?可如果不记录，就永远放弃这件事情，选择沉默。
《大众DV》：现在原先计划中的其他作者呢?
吴文光：有的人还在拍，但也有的人总说忙啊，病啦，或者其他什么事情，几次之后我们也不会去问他了，现在知道的还有八个人在拍吧，有三个人完成了新的剪辑，就是王伟、张焕财和邵玉珍在《我的村子2006》 的共同题目下的长片，其他作者也许今年可以完成剪辑，不过以后再组织的话，也不一定能碰上邵大姐这样的人了。现在邵大姐已经起来了，当然，也可能会回去，回归到沉默，这过程充满了危机。当然，我是不甘心这样的生活，我是在创造一些说话的权利，尽管我悲观而宿命并且认可现在的生命存在。
邮件组摘录
纪录片是一种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拍摄纪录片?我想出名吗?我想靠它换几个钱吗?我拍它只是为了奉承人家对我的表扬吗?它只是先前工作的一种延续吗?……后来我慢慢放弃了问自己这么多问题，逐渐明白，我对纪录片的向往，其实就是对纪录片创作过程中的一种真实，一种把对个人的关注上升到社会群体的一种认识，一种区别已往拍摄，需要将虚假、摆设、奉承、伪艺术，铜臭的东西统统剥离之后，只剩下最简单的那种冲动的向往。它不需要利益，只是一种乐趣。它应该像一个人活着要吃饭一样简单，不用想为什么，想拍，就把它拍下来。它也是一种责任，一种不需要利益来衡量，只是一种对应该将个人与社会联系起来，并且同时去关注的一种责任。
——伊初建(2006年11月17日)
老周说到机器放在小商店拍摄，流水账一样，什么是精彩呢?有吵架或者打架才是精彩?或者发生什么重大事情?关键是持续的记录，意义是在以后才产生的。当然还包括过程，邵大姐拍了自己的生活，但好像场面性了，比如有人在自己地里干活，是你家雇佣来的人，他们到来之前，你们和他们谈价钱或者分配干活等等，这些过程没有，我们看到的就是场面，没有过程和细节。焕财的摘棉花和花椒的两个素材也是同样，镜头很安静地呆着看他们干活或者吃饭很少，太表面。你说就是想拍到这些东西，因为别人没有拍到，这就是“找题材”的心理作怪。你自己我们看不见，说是一个城里来的大学生跑去拍点浮光掠影的画面也可以。我们以前说过，其实你镜头安静地摆在家里，拍你老婆也一样是好片子的素材。但可能你觉得，这没有什么意思，没有意义。
——吴文光(2006年12月6日)
无力改变什么，甚至无力改变一个村子。本来以为这段时间村里就选举了，因为到届了，但一直没有动静，别的村子已经选完了。我们村因为这几个村干部没有把握再选上，所以就在镇上搞动作，希望不选了，他们可以接着干。而镇干部就是那么回事，但就是这些混蛋把持着农村的现在，我都不想骂人了，没有意思。我能做什么?有人鼓动我参选，说实话我并不是没有兴趣，但我能带给村民什么变化?除了不贪污，不吃喝没有什么，而这些并不是他们要的，他们要的是项目，是钱，而这些是我没有办法做的。
——王伟(2007年12月8日)
村民项目对我意义重大，这其中包括村民的作品本身，以及在组织这个项目过程中与你的交往，深深地影响我纪录片的观念。我本人的确是在这个过程中成长的。我接触纪录片的时间其实并不比村民作者长多少。所以，村民项目的发展过程，也是我个人记录观念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我本来只是一个社会工作者，从广院辞职加入欧盟项目是希望了解农村、改造社会。正因为如此，知识分子那种动不动就“关怀”的毛病我也一丝不少的有……
——简艺(2008年1月2日)
这就是我的村子，我记录它，只有在我的乡党笑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时候的他们，是真正开心的。我在他们开心的时候我也笑得开心。可是，当我一个人静下来细想的时候，我又想哭，我的眼眶发热，眼泪在里边打转，我不让它流下来，多少年前我就告诉过自己：不流泪了。
DV记录的是我的乡党的笑，我想把笑传达给看的人。
——张焕财(2008年1月5日)
邵阿姨的两句话特别触动我，说“外人”——当然包括像我这样的记者，带着窥探欲企图撬开门打探别人的故事，而邵阿姨、王伟、张焕财这样的“内人”在门里面哈哈哈大笑。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姿态和立场。电视台同行们的所为，让我感到耻辱。但反过来想，自己是否多少也有一点“行径”?你上次说到，拍摄、写下他人的故事后，从此与人形同陌路，因为那个人：那件事，对以不断猎取新鲜和刺激为主要动力的记者“已经不再有利用价值了”。我扪心自问。这种交往必然是肤浅的，猎奇的，甚至是不对等的。因此，我明白了你所说的，这个影像计划对你本人的冲击和颠覆，是何等的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这的确是一种“救赎”，拯救了我们高傲、麻木而技术化、“艺术化”的心灵；返璞归真，洗涤浑浊的眼睛，去珍视我们身边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情感。换一句世俗的话，这是一个“双赢”乃至“多赢”的影像计划。
——宫一栋(2D08年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