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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长三角必须自我超越，打破旧模式，才能顺利实现经济转型。其中，广东在引导产业转移上的全新思维、浙江在中小企业金融上的拓展都值得重视。
破产，恐慌，救市，大跌大涨，中秋之后，各种元素扭结在一起，构成了五色杂陈的经济画卷。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也是其中一抹底色。受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所累，中国出口增长乏力，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1～8月全国外贸顺差累计1519.9亿美元，同比下降6.2％，净减少100.8亿美元。而受此冲击至深的，是竞争乏力的代工型、配套型中小企业。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的统计显示，上半年全国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它们远离金融、难得贷款，却为万里之外的美国金融界海啸卷起的波涛所淹没。
大批企业倒闭，引起媒体广泛的关注，本刊8月号也刊登了陶冬撰写的专栏文章《广东须防产业空心化》。不料此文引起轩然大波，8月29日，隶属南方报系的《南方都市报》以3个版的篇幅刊文反驳，指“陶冬此言差矣”，并称其“盛世危言令人想起2000年前后那场妖魔化珠三角的运动”。事实上，企业倒闭的问题不独出现在珠三角，也困扰着长三角的江浙、环渤海的山东等省。东部沿海地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龙头，企业困境也是国务院与地方政府密集调研的重点，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剖析当前企业困难的根源与对策，梳理产业发展的轨迹与未来，对于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无疑有所裨益。
产业升级：从成长烦恼到生存危机
6.7万家企业的倒闭，与史上最深重的金融危机息息相关，也意味着价值链低端企业基于廉价资源的盈利模式走向终结。事实上，对这一盈利模式局限性的认识，并非始于今日，上世纪90年代中期，深圳针对是否迁出港资三来一补企业、转向大型企业和高科技项目就爆发过争论。承接部分产业转移的东莞由此开始起飞，并在此后更加迅猛的全球性产业转移浪潮中更趋繁荣，形成了“东莞堵车，全球缺货”的影响力。广深高速通车的十多年来，每见路旁彻夜通明的灯火，都能感受这片世界工厂充满活力的心跳。
2001年前后，一些台资IT制造企业又开始向苏州、昆山等地转移。所谓“妖魔化珠三角运动”，正在这一背景下展开，其时有言论据此认为珠三角正在丧失竞争力。其实，珠三角、长三角产业模式差异不大，各地政府也均把产业升级、转“制造”为“创造”作为目标，而对不愿牺牲短期利益的企业而言，产业升级只是成长的烦恼，怎料在外部环境迅速变化后，却演变成措手不及的生存危机。企业歇业，受影响的还有物流、房地产、餐饮、酒店、人才招聘等服务业。以中小企业为主要客户的阿里巴巴，也由董事局主席马云发出邮件呼吁“我们准备过冬吧”。在东莞，一些本地村民的土地红利则面临递减。
目前经营难以为继的，主要是一部分代工企业和跨国企业供应链上的配套厂商。代工企业由于成本上升、采购商订单转移而受到冲击，配套厂商除成本因素外，还因一些台企、外企在成本压力下将生产线转向内地或越南、自己无力追随而无奈关张。一些全球品牌的服饰店里，从前占大部分的中国制造中如今多了越南、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或泰国制造的标牌。譬如鞋业，一半运动鞋在中国生产的阿迪达斯明确表示减少在华生产比重，其乐(Clarks)、耐克等也增加了在东南亚的生产线，与此相应，是国内大批中小鞋企生计维艰甚至关门。类似现象也出现在纺织服装、家具、玩具等行业。
转型新思维：从内部迁移到走向全球
东南沿海地区作为全球产业转移的受益者，如今，面对生产成本提高、产业继续迁移，难免阵痛。同样的道路，中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当年也曾经历。因此，9月3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率团出访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等东盟四国，学习新加坡经验，兼招商引资、为企业“走出去”探路。此前，在国内率先倡导解放思想的汪洋邀请了在华采访奥运会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访问广州，弗里德曼8月31日在该报以《来自华南的明信片》为题，称赞广东发展清洁能源的成绩。这被当地媒体称为给广东免费作了一个大广告。
汪洋“下南洋”，体现了广东在引导产业转移上的全新思维。此前的政策导向主要是，将不堪成本压力的珠三角制造企业的生产线向地价较低、劳动力丰富的粤西北转移，为此，惠东、河源等地建设了23个产业转移工业园，对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的扶持政策也相继出台。江苏也一直在推动苏南企业向苏北转移。然而，由于转移企业需要考虑与产业链上下游的配套、物流成本等问题，部分工业园承接转移的效果并不理想。珠三角、长三角的竞争力，很大部分在于20多年来形成的产业聚落形态，如今，从跨国企业的选择看，将制造环节向成本仍低的东南亚国家转移，是普遍的方向，英特尔、IBM、三星、鸿海、仁宝等均以重金投向越南、印度等地，湄公河流域正重演当年珠三角、长三角的故事。对于中国企业，追随这一大势进军东盟，也是明智之举。
东盟不仅有成本与木材、矿产资源优势，在欧美经济放缓之际，也有助于中国品牌的国际化冲国在东盟市场布子，始于2002年11月的《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到今年上半年，中国东盟贸易额已达1158亿美元，同比增长25.8％，分别高于中美、中日贸易增速13.2和7.9个百分点。地缘优势，外交铺垫，为企业走出去打了前站，但这并不意味着产业转移没有学费，企业需要充分考虑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特色，汲取TCL等企业在当地拓展的经验教训。不过，相比此前的独立作战，在政府的引导下，企业的走出去应更有目标、更有规划，收到更好的成效。过往的全球化，以欧美企业为主导，如今，珠三角企业的眼光超越广东，超越“9+1”泛珠合作模式，启动面向东盟10国的“10+1”体系，以及近期广东省市公选干部考试中对外语不合格者的一票否决，均透露出珠三角坚持外向型经济定位、进一步融入国际产业集群的目标。
中小企业：要施肥，更要阳光和水
针对不走必倒的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企业实施腾笼换鸟之外，各地政府也加强了对有一定潜力的企业就地升级、拓展内需市场的扶持力度。
中小企业倒闭，资金链断裂是重要原因，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为中小企业开辟融资渠道、减免税费优惠、提供专项基金资助的扶持政策。如中央财政今年安排中小企业专项资金35.1亿元、对小型微利企业减征所得税乃至近期央行降低贷款利率、免征个体工商管理费等；浙江则确立了“财政出手、金融为本”的政策，将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金提高到6500万元，并继试点开设小额贷款公司之后，开辟了股权质押贷款的融资渠道；7月末，杭州启动了“平湖秋月，小企业集合信托企业债项目，其资金来源包括政府财政资金、专项引导基金、社会资金；浙江还计划发行3年期总值30 亿元的中小企业集合债，而深圳2007年11月已为20家中小企业发行10.3亿元集合债券。此外，针对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后释放出的劳动力，各地也加强了技术培训，以适应更高的产业要求。
不过，也有人对“财政出手”颇有微词，认为相比资金扶持，更根本的是政策纠错，即改变原本不尽合理的中小企业融资、营商环境，给予它们应有的国民待遇。对于中小企业而言，首要的或许不只是施肥，只要给它们充足的阳光、空气与水分，它们就能茁壮成长。因此，完善公共服务、放宽户籍限制、为非户籍人口提供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便利、营建尊重契约的诚信环境，同样应列入政策目标。此外，创业板的设立，金融业的对内开放，也相当迫切。新加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产业升级的经验，就包括重视教育、健全法制、保持良好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廉洁高效的政府执政团队。
中小企业是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广东与浙江的崛起都得益于以中小企业为代表的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如今，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紧绷的劳动力短缺、原材料价格高企等问题有所放松，然而，资源紧缺的大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更多政策仍需破题，唯此，中国奇迹才能被赋予新的注释。
近期，在对各地密集的调研之后，国家也批复了一系列规划，如国务院9月16日通过《关于进一步推进长三角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列明其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为：到2020年，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成为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9月18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带领170多名专家组成的国家调研组抵粤，就珠三角改革的新战略、新思路展开高规格调研。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的区域规划，还包括9月10日获批的《武汉城市圈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在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同时，还在开展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报价转让试点、资源税试点，组建光谷科技银行，发行市政债、节能债及水专项债券等方面实现突破。新一轮的规划，不仅为纾解企业困局提供了政策支持，也似已凸显出各区域的不同定位：珠三角立足国内的同时主要坚持外向型经济，长三角建设国际制造基地的同时主要服务内需市场，武汉城市圈则带领中部崛起。
“这真是一台大戏。我迫切期待来年夏天再到这里来，看看他们怎样做……”正如弗里德曼的报道中所写，中国经济转型的大戏也渐入中场。
破产，恐慌，救市，大跌大涨，中秋之后，各种元素扭结在一起，构成了五色杂陈的经济画卷。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也是其中一抹底色。受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所累，中国出口增长乏力，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1～8月全国外贸顺差累计1519.9亿美元，同比下降6.2％，净减少100.8亿美元。而受此冲击至深的，是竞争乏力的代工型、配套型中小企业。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的统计显示，上半年全国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它们远离金融、难得贷款，却为万里之外的美国金融界海啸卷起的波涛所淹没。
大批企业倒闭，引起媒体广泛的关注，本刊8月号也刊登了陶冬撰写的专栏文章《广东须防产业空心化》。不料此文引起轩然大波，8月29日，隶属南方报系的《南方都市报》以3个版的篇幅刊文反驳，指“陶冬此言差矣”，并称其“盛世危言令人想起2000年前后那场妖魔化珠三角的运动”。事实上，企业倒闭的问题不独出现在珠三角，也困扰着长三角的江浙、环渤海的山东等省。东部沿海地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龙头，企业困境也是国务院与地方政府密集调研的重点，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剖析当前企业困难的根源与对策，梳理产业发展的轨迹与未来，对于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无疑有所裨益。
产业升级：从成长烦恼到生存危机
6.7万家企业的倒闭，与史上最深重的金融危机息息相关，也意味着价值链低端企业基于廉价资源的盈利模式走向终结。事实上，对这一盈利模式局限性的认识，并非始于今日，上世纪90年代中期，深圳针对是否迁出港资三来一补企业、转向大型企业和高科技项目就爆发过争论。承接部分产业转移的东莞由此开始起飞，并在此后更加迅猛的全球性产业转移浪潮中更趋繁荣，形成了“东莞堵车，全球缺货”的影响力。广深高速通车的十多年来，每见路旁彻夜通明的灯火，都能感受这片世界工厂充满活力的心跳。
2001年前后，一些台资IT制造企业又开始向苏州、昆山等地转移。所谓“妖魔化珠三角运动”，正在这一背景下展开，其时有言论据此认为珠三角正在丧失竞争力。其实，珠三角、长三角产业模式差异不大，各地政府也均把产业升级、转“制造”为“创造”作为目标，而对不愿牺牲短期利益的企业而言，产业升级只是成长的烦恼，怎料在外部环境迅速变化后，却演变成措手不及的生存危机。企业歇业，受影响的还有物流、房地产、餐饮、酒店、人才招聘等服务业。以中小企业为主要客户的阿里巴巴，也由董事局主席马云发出邮件呼吁“我们准备过冬吧”。在东莞，一些本地村民的土地红利则面临递减。
目前经营难以为继的，主要是一部分代工企业和跨国企业供应链上的配套厂商。代工企业由于成本上升、采购商订单转移而受到冲击，配套厂商除成本因素外，还因一些台企、外企在成本压力下将生产线转向内地或越南、自己无力追随而无奈关张。一些全球品牌的服饰店里，从前占大部分的中国制造中如今多了越南、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或泰国制造的标牌。譬如鞋业，一半运动鞋在中国生产的阿迪达斯明确表示减少在华生产比重，其乐(Clarks)、耐克等也增加了在东南亚的生产线，与此相应，是国内大批中小鞋企生计维艰甚至关门。类似现象也出现在纺织服装、家具、玩具等行业。
转型新思维：从内部迁移到走向全球
东南沿海地区作为全球产业转移的受益者，如今，面对生产成本提高、产业继续迁移，难免阵痛。同样的道路，中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当年也曾经历。因此，9月3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率团出访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等东盟四国，学习新加坡经验，兼招商引资、为企业“走出去”探路。此前，在国内率先倡导解放思想的汪洋邀请了在华采访奥运会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访问广州，弗里德曼8月31日在该报以《来自华南的明信片》为题，称赞广东发展清洁能源的成绩。这被当地媒体称为给广东免费作了一个大广告。
汪洋“下南洋”，体现了广东在引导产业转移上的全新思维。此前的政策导向主要是，将不堪成本压力的珠三角制造企业的生产线向地价较低、劳动力丰富的粤西北转移，为此，惠东、河源等地建设了23个产业转移工业园，对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的扶持政策也相继出台。江苏也一直在推动苏南企业向苏北转移。然而，由于转移企业需要考虑与产业链上下游的配套、物流成本等问题，部分工业园承接转移的效果并不理想。珠三角、长三角的竞争力，很大部分在于20多年来形成的产业聚落形态，如今，从跨国企业的选择看，将制造环节向成本仍低的东南亚国家转移，是普遍的方向，英特尔、IBM、三星、鸿海、仁宝等均以重金投向越南、印度等地，湄公河流域正重演当年珠三角、长三角的故事。对于中国企业，追随这一大势进军东盟，也是明智之举。
东盟不仅有成本与木材、矿产资源优势，在欧美经济放缓之际，也有助于中国品牌的国际化冲国在东盟市场布子，始于2002年11月的《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到今年上半年，中国东盟贸易额已达1158亿美元，同比增长25.8％，分别高于中美、中日贸易增速13.2和7.9个百分点。地缘优势，外交铺垫，为企业走出去打了前站，但这并不意味着产业转移没有学费，企业需要充分考虑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特色，汲取TCL等企业在当地拓展的经验教训。不过，相比此前的独立作战，在政府的引导下，企业的走出去应更有目标、更有规划，收到更好的成效。过往的全球化，以欧美企业为主导，如今，珠三角企业的眼光超越广东，超越“9+1”泛珠合作模式，启动面向东盟10国的“10+1”体系，以及近期广东省市公选干部考试中对外语不合格者的一票否决，均透露出珠三角坚持外向型经济定位、进一步融入国际产业集群的目标。
中小企业：要施肥，更要阳光和水
针对不走必倒的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企业实施腾笼换鸟之外，各地政府也加强了对有一定潜力的企业就地升级、拓展内需市场的扶持力度。
中小企业倒闭，资金链断裂是重要原因，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为中小企业开辟融资渠道、减免税费优惠、提供专项基金资助的扶持政策。如中央财政今年安排中小企业专项资金35.1亿元、对小型微利企业减征所得税乃至近期央行降低贷款利率、免征个体工商管理费等；浙江则确立了“财政出手、金融为本”的政策，将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金提高到6500万元，并继试点开设小额贷款公司之后，开辟了股权质押贷款的融资渠道；7月末，杭州启动了“平湖秋月，小企业集合信托企业债项目，其资金来源包括政府财政资金、专项引导基金、社会资金；浙江还计划发行3年期总值30 亿元的中小企业集合债，而深圳2007年11月已为20家中小企业发行10.3亿元集合债券。此外，针对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后释放出的劳动力，各地也加强了技术培训，以适应更高的产业要求。
不过，也有人对“财政出手”颇有微词，认为相比资金扶持，更根本的是政策纠错，即改变原本不尽合理的中小企业融资、营商环境，给予它们应有的国民待遇。对于中小企业而言，首要的或许不只是施肥，只要给它们充足的阳光、空气与水分，它们就能茁壮成长。因此，完善公共服务、放宽户籍限制、为非户籍人口提供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便利、营建尊重契约的诚信环境，同样应列入政策目标。此外，创业板的设立，金融业的对内开放，也相当迫切。新加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产业升级的经验，就包括重视教育、健全法制、保持良好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廉洁高效的政府执政团队。
中小企业是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广东与浙江的崛起都得益于以中小企业为代表的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如今，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紧绷的劳动力短缺、原材料价格高企等问题有所放松，然而，资源紧缺的大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更多政策仍需破题，唯此，中国奇迹才能被赋予新的注释。
近期，在对各地密集的调研之后，国家也批复了一系列规划，如国务院9月16日通过《关于进一步推进长三角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列明其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为：到2020年，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成为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9月18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带领170多名专家组成的国家调研组抵粤，就珠三角改革的新战略、新思路展开高规格调研。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的区域规划，还包括9月10日获批的《武汉城市圈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在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同时，还在开展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报价转让试点、资源税试点，组建光谷科技银行，发行市政债、节能债及水专项债券等方面实现突破。新一轮的规划，不仅为纾解企业困局提供了政策支持，也似已凸显出各区域的不同定位：珠三角立足国内的同时主要坚持外向型经济，长三角建设国际制造基地的同时主要服务内需市场，武汉城市圈则带领中部崛起。
“这真是一台大戏。我迫切期待来年夏天再到这里来，看看他们怎样做……”正如弗里德曼的报道中所写，中国经济转型的大戏也渐入中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