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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的怪………
民国时，辜鸿铭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身着一袭枣红色的旧马褂、破长衫，瓜皮小帽后面有一条大辫子。他竭力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他狂放古怪，极尽尖刻甚至詈骂的嘴巴，把中国骂了个遍。用他的话说，当时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另一个就是他自己。
他首先开骂的是袁世凯：“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不仅如此，辜氏还骂过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他认为这些人引进外国的新知，败坏了本国道德，破坏了中国社会秩序，以致世道浇漓，人心不古。一次，辜鸿铭与胡适谈起孔教会，他大骂：“陈焕章当读作陈混账！”又骂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根本不懂孔学，连拜孔子的资格也不配有。他还跟胡适说：“我编了一首白话诗：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孔会拜孔子，孔子要上吊。”
辜鸿铭曾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他。毛姆的朋友就给辜鸿铭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鸿铭的小院。一进屋，辜鸿铭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毛姆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辜鸿铭自幼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后到了英国，他翻译了《论语》《中庸》和《大学》，成为中国人中独立完整英译儒经的开拓者，号称“清末怪杰”，享誉世界，在西方形成了“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1913年，他还被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者，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享此殊荣。
………章太炎的疯………
国学大师章太炎，胸蟠万卷，敢作敢当，生死弗计，“虽千万人，吾往矣。”其“一代人文建斗辰”的卓著功绩，惊世骇俗的风采言论，“疯”劲十足，被誉为“民国祢衡”。
他曾“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1906年7月，东京留学生开会欢迎章太炎获释出狱到日本，他在欢迎会上的致辞，语出惊人：“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
1915年，袁世凯想做皇帝，生怕章太炎反对，先期诱至北京，幽于龙泉寺，仅弟子钱玄同可以随时进见。袁世凯每月提供给他生活费500元，雇厨子一人、听差两人以供侍奉。他毫不客气，晓谕听差和厨子必须每日向他请安三次，清晨9时一次、下午3时一次、晚上9时一次，请安方式为打躬，不得违误，若有差池重责不贷。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期间，被迫写“劝进书”，书云：“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据说，袁世凯气得七孔冒烟，又自嘲说：“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
章太炎少年立志：“要把中国古今的学术整理清楚，认识它们的历史价值。”为此他孜孜以求，呕心沥血。他的居所有一个大房间，四壁琳琅皆是书，连窗户上下都安放了书架。房间除了书外再无其他家具，中间放一张床即为独眠之所。每每夜半醒来，忽然想起某书某事，必下床到书架中查找翻阅，常常忙到天亮，即使在腊月寒冬也不知添加衣服。待到清晨佣人进室洒扫，看到他捧书呆立，形如木鸡，都惊叹不已。而他常常为此伤风发病，又得了鼻炎，家人虽然多次劝阻也不见效果。章太炎的笃学精神可见一斑，为常人所不能比。他在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诸方面造诣很深，著述甚丰。
………黄侃的狂………
语言文字学家黄侃，平生自视甚高，恃才傲物，狂放不羁，任性而为，喜怒不掩于色，口无遮拦，生前好臧否人物，得罪了许多人。
1908年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先后病逝，清廷下令各地举行国丧。高等学堂学生田桓在“哭临”时流露不满情绪，堂长杨子绪高悬虎头牌警吓，并欲开除田桓学籍。黄侃获悉，大怒，闯入学堂，砸烂虎头牌，大骂一顿而去。又过几天，田桓带头剪辫以示反清，杨子绪恼怒异常，又悬挂虎头牌，黄侃闻讯，手持木棒冲进学堂，先砸烂虎头牌，又要痛打杨子绪。
黄侃在课堂上兴起，谈及胡适和白话文说：“白话与文言谁优谁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适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成‘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电报费要比用文言贵两倍。”引起哄堂大笑。
一次，陈独秀到东京民报社章氏寓所造访，钱玄同和黄侃二人到隔壁回避。陈、章二人闲谈时，谈到清代汉学的发达，陈独秀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苏皖，颇为苏皖人自豪。后来话题转到了湖北，说湖北没有出什么大学者。正在隔壁的黄侃突然跳出来反诘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陈独秀听后默然而去。
黄侃17岁考入湖北崇文普通中学堂，因倡言革命被开除。19岁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师从章太炎。黄侃虽然目空一切，不拘细行，但治学却恪守绳规，取径甚高。他说：“读书人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学多闻，第三当谨于言语。”1915年，黄侃在北大主讲国学，终日潛心研究，有时吃饭也不出门，准备了馒头和辣椒、酱油等佐料，摆在书桌上，饿了便啃馒头，看到妙处就大叫：“妙极了！”有一次，看书入迷，竟把馒头伸进了砚台、朱砂盒，啃了多时，涂成花脸，也未觉察。一位朋友来访，捧腹大笑。
严谨的治学态度，丰硕的学术成果，率真的人生品格，使得大师们怪而不异、疯而不颠、狂而不妄，这就是大师的底气。
（编辑/张金余）
民国时，辜鸿铭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身着一袭枣红色的旧马褂、破长衫，瓜皮小帽后面有一条大辫子。他竭力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他狂放古怪，极尽尖刻甚至詈骂的嘴巴，把中国骂了个遍。用他的话说，当时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另一个就是他自己。
他首先开骂的是袁世凯：“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不仅如此，辜氏还骂过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他认为这些人引进外国的新知，败坏了本国道德，破坏了中国社会秩序，以致世道浇漓，人心不古。一次，辜鸿铭与胡适谈起孔教会，他大骂：“陈焕章当读作陈混账！”又骂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根本不懂孔学，连拜孔子的资格也不配有。他还跟胡适说：“我编了一首白话诗：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孔会拜孔子，孔子要上吊。”
辜鸿铭曾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他。毛姆的朋友就给辜鸿铭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鸿铭的小院。一进屋，辜鸿铭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毛姆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辜鸿铭自幼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后到了英国，他翻译了《论语》《中庸》和《大学》，成为中国人中独立完整英译儒经的开拓者，号称“清末怪杰”，享誉世界，在西方形成了“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1913年，他还被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者，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享此殊荣。
………章太炎的疯………
国学大师章太炎，胸蟠万卷，敢作敢当，生死弗计，“虽千万人，吾往矣。”其“一代人文建斗辰”的卓著功绩，惊世骇俗的风采言论，“疯”劲十足，被誉为“民国祢衡”。
他曾“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1906年7月，东京留学生开会欢迎章太炎获释出狱到日本，他在欢迎会上的致辞，语出惊人：“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
1915年，袁世凯想做皇帝，生怕章太炎反对，先期诱至北京，幽于龙泉寺，仅弟子钱玄同可以随时进见。袁世凯每月提供给他生活费500元，雇厨子一人、听差两人以供侍奉。他毫不客气，晓谕听差和厨子必须每日向他请安三次，清晨9时一次、下午3时一次、晚上9时一次，请安方式为打躬，不得违误，若有差池重责不贷。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期间，被迫写“劝进书”，书云：“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据说，袁世凯气得七孔冒烟，又自嘲说：“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
章太炎少年立志：“要把中国古今的学术整理清楚，认识它们的历史价值。”为此他孜孜以求，呕心沥血。他的居所有一个大房间，四壁琳琅皆是书，连窗户上下都安放了书架。房间除了书外再无其他家具，中间放一张床即为独眠之所。每每夜半醒来，忽然想起某书某事，必下床到书架中查找翻阅，常常忙到天亮，即使在腊月寒冬也不知添加衣服。待到清晨佣人进室洒扫，看到他捧书呆立，形如木鸡，都惊叹不已。而他常常为此伤风发病，又得了鼻炎，家人虽然多次劝阻也不见效果。章太炎的笃学精神可见一斑，为常人所不能比。他在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诸方面造诣很深，著述甚丰。
………黄侃的狂………
语言文字学家黄侃，平生自视甚高，恃才傲物，狂放不羁，任性而为，喜怒不掩于色，口无遮拦，生前好臧否人物，得罪了许多人。
1908年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先后病逝，清廷下令各地举行国丧。高等学堂学生田桓在“哭临”时流露不满情绪，堂长杨子绪高悬虎头牌警吓，并欲开除田桓学籍。黄侃获悉，大怒，闯入学堂，砸烂虎头牌，大骂一顿而去。又过几天，田桓带头剪辫以示反清，杨子绪恼怒异常，又悬挂虎头牌，黄侃闻讯，手持木棒冲进学堂，先砸烂虎头牌，又要痛打杨子绪。
黄侃在课堂上兴起，谈及胡适和白话文说：“白话与文言谁优谁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适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成‘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电报费要比用文言贵两倍。”引起哄堂大笑。
一次，陈独秀到东京民报社章氏寓所造访，钱玄同和黄侃二人到隔壁回避。陈、章二人闲谈时，谈到清代汉学的发达，陈独秀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苏皖，颇为苏皖人自豪。后来话题转到了湖北，说湖北没有出什么大学者。正在隔壁的黄侃突然跳出来反诘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陈独秀听后默然而去。
黄侃17岁考入湖北崇文普通中学堂，因倡言革命被开除。19岁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师从章太炎。黄侃虽然目空一切，不拘细行，但治学却恪守绳规，取径甚高。他说：“读书人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学多闻，第三当谨于言语。”1915年，黄侃在北大主讲国学，终日潛心研究，有时吃饭也不出门，准备了馒头和辣椒、酱油等佐料，摆在书桌上，饿了便啃馒头，看到妙处就大叫：“妙极了！”有一次，看书入迷，竟把馒头伸进了砚台、朱砂盒，啃了多时，涂成花脸，也未觉察。一位朋友来访，捧腹大笑。
严谨的治学态度，丰硕的学术成果，率真的人生品格，使得大师们怪而不异、疯而不颠、狂而不妄，这就是大师的底气。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