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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稀老人了夙愿
文/银火
3月１１日，是景德镇市工业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离休干部、７２岁的曹端甫老人终生难忘的日子。经过５０多载不变的追求，这天他终于站在鲜红的党旗下，激动地举起右手向党庄严宣誓，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１９３３年出生的曹端甫，幼年饱受旧社会的苦难，１９５０年加入共青团，并被选为基层工会委员。他全身心投入工作，决心一辈子跟党走，１９５３年就成为建党对象。但因妻子哥哥的社会关系复杂，他一直未被吸收入党。几经挫折，使他心有余悸，他不敢再写入党申请书。改革开放后，国家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使他深受教育和启发。退休后，党和政府还按政策规定，为他落实了副县级待遇。这更使他感到党的英明伟大。深藏半个多世纪的入党愿望，使他再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曹端甫老人感慨地说，我入党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寻找机会多为党为人民发挥自己的余热。他这种对党的理想信念矢志不渝的精神，也使正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公司党员们受到一次深刻教育。
他比退休前更忙了——记鄱阳县关工委主任于联明
文/熊正良
在江西鄱阳县，人们都说，退休后的于主任更忙了。他们说的于主任，就是原县政协副主席于联明。
１９９８年５月，于联明退休后担任了县关工委主任。７年来，他一心扑在关心下一代的工作上，常常是风里来，雨里去，跑乡进村，入校上户，呕心沥血忙个不停。这里仅举几例他关爱救助困难失学儿童的事情：
澹湖小学四年级学生谢沛，父亡母嫁，跟祖父母生活，一次外伤使谢沛患脑积水，急需手术，医药费难以筹措。于联明得知这一情况后，自己先拿出２００元送去，然后向县直单位关工委爱心求助，筹得１万多元，帮小谢沛解了燃眉之急。谢沛治疗出院后，上学的费用发生困难，于联明又立即拿出２４６元为他交了书杂费。从这以后，于联明每学期都为谢沛送去助学款，如今小谢沛已是初二的学生了。
家住鄱阳镇朱家桥村年仅１２岁的朱小兵，３岁时在外打工的父亲因车祸身亡，母亲改嫁，他跟随伯父生活。由于自幼就失去了父母教养，小兵染上了不良习气，常常惹事生非，伯父一气之下将他撵出了家门。２００３年８月１日，到处流浪的小兵来到芝山寺，被留在庙里当了小和尚。于联明闻讯后，找到鄱阳镇关工委主任江深海，一同到朱家桥村做小兵伯父的思想工作，往返十余次，终于让他把小兵接回了家中。鄱阳镇政府还每月发给小兵最低生活保障费，县关工委每学期资助小兵的书费和杂费，使小兵重返了校园。
类似这样的事例还有许多。据统计，仅近几年，于联明率关工委老同志资助的失学青少年有１３００余名，捐赠资金２８万余元。今年，在于联明的倡导下，还成立了鄱阳县助学基金会，仅３月份就成功地筹集了６．７万元资金。责编／木艮
抗日先锋——记１９３８年赣北会战中的中共党员们
文/艾国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号召的推动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八省游击健儿组建成新四军，征战在祖国辽阔大地上。
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上，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们同样是在战斗中英勇作战，奋勇杀敌，发扬了中华儿女和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精神。他们的身份当年无人知晓，事迹鲜为人知。本文记述１９３８年赣北会战中，中共地下党员们的几个作战片断，以示缅怀。
一、第３２军中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
１９３８年６月，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武汉决战的战略目的，对武汉实行大包围。赣北地处武汉外围，是进入武汉的门户，因而成为武汉会战的战事重心之一。６月２１日，日军飞机轰炸马当，开始进犯赣北地区。
当时，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号召的推动下，广大士兵抗日情绪高涨，纷纷要求奔赴前线。国民政府在赣北会战中作了较积极的部署，调集兵力抵御日寇入侵。商震为军长的第３２军由华北调来赣北作战，该军辖１３９、１４１、１４２三个师，属第九战区战斗序列。３２军正面之敌主要是日军第１０１师团和１０６师团，这两个师团隶属于日军第１１军，日军司令官是冈村宁次中将。日军第１１军属于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
第３２军原有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１９２８年商震第一次任河北省主席时，他在北平黄寺创办了河北军事政治学校。当时中共顺直省委军委领导人张兆丰、薄一波等同志派遣谷雄一到河北军事政治学校，以步兵第三中队区队长的身份在学校中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就陆续发展了王兴纲、王启明、陈锐霆等２０余名共产党员，并建立了党支部。
１９３１年中原大战后，３２军在河北省邢台整建，河北军事政治学校学生及指挥部人员数百人编入新组建的国民党陆军第３２军，其中有中共党员８０多人。由于商震在军队中保护共产党员，使党组织在３２军中不断发展壮大。在３２军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王兴纲，深受商震的器重，逐步提拔为中校副官，主管人事工作。王兴纲利用有利条件，发展了不少爱国官兵加入共产党。在《何梅协定》签字后，王兴纲等在３２军中积极宣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反对投降。他们的活动受到特务的跟踪监视，特务们还妄图逮捕王兴纲，但均被商震保护下来，使３２军中的中共党组织免遭破坏。
１９３８年６月以前，３２军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在华北时一直受中共北方局领导。７月以后，３２军到达湖南、江西等地，中共地下党组织即受中共南方局领导，并同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黄道同志取得联系。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３２军中共地下党组织遵照党的主张，团结抗战，反对投降，积极开展工作，英勇作战。３２军先后在正定、石家庄至彰德的平汉铁路沿线作战，并参加了台儿庄徐州会战。在赣北作战时，该军的中下层军官和士兵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在作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奋勇杀敌。建国后，他们中有不少人走上党政领导岗位，王兴纲、王启明、陈锐霆等还步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将军的行列。
二、血战麒麟峰
１９３８年９月，日军改变从南浔铁路正面进攻的作战计划，以一部分兵力牵制南浔铁路正面的中国军队，其主力在侧面和背后迂回。９月２８日，日军１０６师团先头部队窜至万家岭地区。中国驻守军队察觉敌军的进攻计划，决心集中主力在万家岭地区包围歼灭孤军深入的日军１０６师团。
当时，第３２军之１４１、１４２师以及友军一部在白水街、麒麟峰一线布防，阻击瑞（昌）武（宁）一线的日军２７师团的东援。
９月２５日，日军侵至，我军即奋勇迎击。某部杨团当夜便同日军展开争夺麒麟峰之激战。２６日晨，日军铃木联队大半被歼，麒麟峰被夺回。杨团团长是役牺牲，战事十分激烈。当天日军又派宫崎富雄联队增援反攻麒麟峰。日军１０６师团１２３联队亦赶至增援，并以飞机、大炮、步兵联合作战，施放大量毒气，使我驻守麒麟峰的守兵多有壮烈牺牲。２７日，麒麟峰失守。
当晚，第１４１师奉命攻打麒麟峰，截断瑞武公路，阻敌西进。当时日军宫崎富雄联队已在山顶和山腰筑有坚固工事，火网上下数层，空军炮兵构成拦阻地带，山中道路皆被封锁，接近不易。
１４２师中共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工作，共产党员带头英勇作战。当时，以第７２５团在正面由南向北，７２４团、７２６团从东西两面攻击日军。炮兵营营长、共产党员陈锐霆负责组织炮火支援。他率部以３６００米距离直接瞄准敌占山头射击，几乎发发命中。步兵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发起冲锋，全歼日军宫崎联队。陈锐霆上麒麟峰检查敌人尸体，百分之八九十是炮打死的。多年后，陈锐霆回忆此战说：“与日军交战数次，惟独这一仗打得痛快！”
第７２５团团长郑克己在正面进攻中头部中弹阵亡，团副、共产党员朱静波代团长组织官兵于斜风细雨之中奋勇攻击，血战彻夜，突破日军阵地，继续向敌纵深发展。战斗异常激烈，营长王凤歧受重伤，连排军官死伤过半。当７２５团攻入日军主阵地时，７２４团从左翼攻击日军，团副张树衡、第一营营长秦润泽中弹阵亡，第二营营长刘义昆（共产党员）则带头由小路攻占主峰。７２６团从右翼猛攻日军，使日军遭受三面围击，被迫向北撤退，状况极其狼狈。麒麟峰一战，日军铃木联队和宫崎富雄联队大部被歼灭，伤亡７５００余名。我方生俘日军３５名，缴获日军大批武器和辎重。
麒麟峰一战，保证了“万家岭歼灭战”顺利进行。
三、奇袭马回岭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９日，第１４１师根据侦察搜索的结果，得知马回岭车站之敌约３００人。其中有骑兵约５０名，在马回岭车站东边约ｌ公里之张家山、方家咀占领防御阵地进行警戒。另有步兵约６０名，在马回岭车站南端东西之线占领防御阵地构筑了工事。其余大部在马回岭街里和火车站内。
１０月１０日１时，第７２３团团长王启明（共产党员）率领该团第４、５、９连和迫击炮连（连长为共产党员郭蕴章）由防御阵地出发，兵分两路攻击日军。
王启明率第４、５连和迫击炮连经聂家岭、马家村、饶家村到达马回岭西侧。９连占领马回岭东侧高地待命。
６时，第４连官兵枪上刺刀首先冲进马回岭。日军惊慌失措即向西北溃逃。迫击炮连紧跟４连之后进占了马回岭，当即便在村西北侧以迫击炮火力追击逃敌。此时马回岭南端防御的日军却跑到左翼用轻机枪向迫击炮连射击，子弹打高了，没有造成伤亡。第５连即从该敌背后攻击。日军立即随其先逃之敌向西北窜去。第４、５连紧迫日军至西北高地。此时第９连亦将张家山攻占，该处之敌向北逃去。
第７２３团收复了马回岭后，当即调整了部署，以第９连防守马回岭，其余部队则在马回岭西边熊家高地一带实行机动防御，以支援和掩护占领马回岭的第９连。从清理马回岭战场得知该地区之敌是日军１０６师团骑兵大队和—个步兵大队组成的左翼支队。他们在马回岭曹家坡地区防御警戒，以掩护师团主力向德安西南进攻，企图迂回包围我德安地区军队。
１０月１１日，约５００余日军骑、步兵向马回岭第９连进攻，被击退。在马回岭两天战斗中，毙敌３０余人，缴获步骑枪２０余支、轻机枪１挺和一些战利品。第７２３团仅１５人受伤。
同时，该团接到通报，得知日军１０１师团已进占隘口街，便立即撤回防御阵地，加强工事，准备抗击敌人的进攻，并派第２连一个排在聂家岭一带机动搜索警戒。１０月１２日，马回岭之敌约一个中队向警戒部队进攻。一个小队实施正面攻击，其余兵力向警戒部队后方迂回。该排士兵隐蔽好，待日军进至距己约１０米左右时，即投手榴弹并射击，击毙日军小队长和十多名日军，其余日军向后溃逃。此战，我军无一人伤亡。
四、激战德安城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下旬，第３２军沿博阳河一线防御。７２３团则奉命固守德安城。
２６日，日军在飞机、炮兵支援下，施放烟幕，在铁路桥东侧强架了一座浮桥。日军步兵在其炮兵火力支援掩护下向德安城猛攻，但数次冲击均被击退。７２３团重机枪２连连长贾文魁（同情共产党，后来为党做过有益的事）在西城墙上，腹部受伤，仍坚持指挥战斗。由于德安城地势低，在东、西、北三面高地日军炮火制压下，７２３团官兵伤亡惨重，两个营长受伤，—个营长重病，连、排长伤亡过半。２６日拂晓，日军炮兵猛烈射击，将东北城角和北面城墙击毁数处。第１连的一个副班长在城墙上随着被击塌的城墙砖土倒向城外。他从砖土中挣扎出来后，又从倒塌处爬上城墙继续战斗。他是德安城东北城角守兵的幸存者。日军步兵在其炮兵、飞机支援掩护下，从城西北角和北城墙攻进了城内，同７２３团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手榴弹和白刃格斗成了主要战斗手段。战至夜晚，７２３团进行夜袭，日军逃出城外博阳河左岸。
２７日，日军步、炮、空协同猛攻义峰山。防守义峰山的是１３９师７１６团。团长柴敬忠在山上指挥作战时受重伤，壮烈牺性。同时日军步兵又在其空军、炮火支援下攻进城内，７２３团进行了激烈的巷战。７２３团团指挥所在西南门城门洞里，当时已成了第一线的火力支撑点。机枪２连在城门楼门上布置轻机枪和手榴弹手。日军步兵数次攻至城门跟前，均被手榴弹和轻机枪击退。７２３团坚守城内东南大半个城区，阻击日军于城内西北半个城区。
战至夜晚，７２２团第２营营长魏宝昌率领该营前来增援并进行夜袭，将城内之日军完全驱逐城外，杀伤敌人６００余名。
２８日，战斗更趋激烈。日军炮兵猛烈轰击７２３团防守的城区。日军由城西高地继续攻击城南侧的义峰山，战斗非常激烈。战至夜晚，右翼友军派出—个步兵连前来支援。团长王启明（共产党员）即率该连进行夜袭，又将日军逐出城外。
２９日，日军又在步、炮、空协同下攻进城内，继续同７２３团进行激烈巷战，逐屋搏杀，寸土必争。王启明将６挺俄制轻机枪全布置在小城楼上。这种轻机枪威力很大，一面阻击向７２３团指挥所进攻之敌，一面支援义峰山上第１３９师７１６团部队与日军来往争夺的拉锯战。指挥反攻义峰山的，是７１６团营长苏永刚（共产党员）。
楼上的俄造６挺轻机枪发挥很大的作用，给了日军以巨大的杀伤，日寇遗尸数百具。经过三天三夜的血战，２９日下午６时，王启明接到命令后率７２３团撤出德安城，到城南八里铺附近集合待命。黄昏时分，在南门外部队集结时，检点人数不到４００人。奉命到德安作战时７２３团全团官兵共２０００人，至此只剩下五分之一了。
当年的江西《民国日报》对战况作了如实的报道。爱国将领冯玉祥先生为表彰王启明率第７２３团固守德安城，曾作诗道：“王启明，好团长，守德安，打硬仗。苦战三昼夜，无数敌人被杀伤……”
赣北会战后，第３２军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们又随军转战其它战场，继续为国征战。
“亡国奴”的血泪仇
文/陈国栋卢我窥（整理）
我是黑龙江省勃利（今刁翎）县人，１９２２年生，是抗日战争的历史见证人。从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寇入侵中国，至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东北同胞做了整整１５年的“亡国奴”。日本侵略者横行霸道，剥夺了中国人的一切权利，“亡国奴”的日子只有血泪仇。所有这些劫难和屈辱往事，太刻骨铭心了，至今仍历历在目。
没有民族尊严
日伪强行规定，凡１８岁以上的男性，都得有标志亡国奴身份的“良民证”，否则寸步难行。到县城办事要带，城门口有警察站岗检查。若是忘了带，麻烦就来了。警察先给你一耳光子，问你是什么人。如果回答“我是中国人”，举手又一耳光子，问“你是什么人？”假使再次回答“我是中国人”，就再重挨几耳光子，打得人晕头转向后骂一声“混蛋，你是满洲人”。
那时候，东北同胞不能说自己是中国人，只能说是满洲人或满系人。也不准讲“中国”，只许说“满洲国”。强迫老百姓家家供奉日本的“天照大神”、人人唱“大满洲国歌”。他们妄图剥夺中国人的民族尊严，维持他们的殖民统治。但在每一个东北人的心里，却永远不会忘记“我是中国人”。
没有言论自由
当时，在电影院、剧院、商店、旅馆、澡堂等公众场所，都竖贴着一张长约１０公分宽约３公分的红纸条，上写“莫谈国政”４个字，因为日本侵略者禁止老百姓议论国家大事。
做了“亡国奴”的东北同胞，不但无权议论“国家大事”，连想事情的自由都没有。假使有人在路上，或者站在家门口低头想事情，被特务看见了，就过来问你想什么。如果答得不对头或略有支吾，就说你是“思想犯”，逮到宪兵队或警察署灌辣椒水，上老虎凳，不死也得脱层皮。
老百姓上县城买东西，三五个人在街上走，相互说话要大声。如果小声嘀咕，便衣就会过来问你讲什么，为什么怕人听。轻则给你一耳光子，重则把人带走，死活都不知道。所以，老百姓一般不愿上县城，怕惹是非。即使在家也提心吊胆过日子，往往“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我大伯父陈继福，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却因曾有过一支猎枪而遭飞来横祸。１９３９年秋，汉奸诬陷我大伯父藏有１０支大枪５００发子弹。那时藏一支大枪就是死罪。大伯父被捉去由宪兵队、警察署、关东军一起严刑审讯。尽管那支猎枪早由警察署没收了，但大伯父还是含冤被迫害致死。我家２０几口人为了躲避株连各逃西东。在流落他乡的三年中，我母亲、８岁小妹、妻子和我８岁女孩、６岁男孩５口人，都因贫病交加，无医无药而死于非命。像这种家破人亡的横祸并非个别，我家所在的双枒屯１００来户人，就有２０多户被鬼子、汉奸搞得背井离乡、死生不明。
没有居住自由
１９３８年初，日本侵略者为了割断抗日联军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实行所谓“并大屯”，把老百姓赶到一起住，用土墙围起来，限令老百姓３天内把自己的房子拆掉。日本宪兵队、警察署、关东军西大营一起出动，驾着汽车带着汽油，见没拆的房子就浇上汽油放火烧掉。我家是在亲友帮助下刚扩建的大宅子，一时拆不完，又怕鬼子放火，只得先把房上盖的草和屋架拆下来，再把围墙推倒，到处乱七八糟，几十年血汗钱建起来的房子，转眼间成了废墟，而且还欠着建房时借的２５００元债，真是欲哭无泪。
这年的春天，我家搬到鬼子指定的土围子（“大屯”）里盖了三间草房居住。这个土围子的围墙高６尺，围墙外有条１丈宽７尺深的壕沟。白天，大门有“自卫团”的人把守。到了晚上，大门紧闭，禁止相互来往。强迫１８至４５岁的男人组成“棒子队”，在围墙内站岗放哨，每隔１０来米，就有一个拿棒子的人守到天亮。
我家从“大屯”出去种地要走四五里路，有的住户到耕地还更远，既耽工又误事，大家叫苦不迭。
经济萧条民不聊生
１９３８年起，由于日寇的疯狂掠夺，东北的经济由萧条走向崩溃。商场的货架子上都是空空的，连盐、油、针、线、火柴都没有卖。关东军闹粮荒，下令禁止老百姓吃细粮（大米、白面），只许吃粗粮（玉米、小米、高粱），吃大米是“政治犯”，吃白面是“经济犯”。一些商店老板和有钱的人，炕上吃饭的八仙桌子上面摆着玉米、小米、高粱饭，桌子下面却藏着馒头、包子、大米饭。没有外人来就端出细粮来吃，一听到有人敲门，又赶紧把正在吃的细粮藏回到桌子下面。
至于农村老百姓，把少得可怜的“精籽”（大米）和小麦偷偷磨好藏起来，逢年过节或红白喜事，亲戚来了住几天总要招待一下细粮。但客人如果明天走，今天晚餐和明天早餐就不能吃细粮。因为那时火车汽车少，很多人坐车会晕车呕吐。吐出来的是大米、白面的话，“政治犯”“经济犯”就出来了，把人带走，那就生死难卜了。
众多劳工被折磨死
那时，勃利县经常“丢人”（失踪），怎么打听都没有信息，真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原来这些人都是被鬼子密探捉去做劳工，开矿或挖军用山洞，进去了就别想出来。１９３９年春，我伯父的姻亲五爷，在街上卖菜时被密探捉到鬼子办的煤矿挖煤，直到１９４５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才得脱身。找到入矿时放在仓库五六年的衣服，已经发霉发烂没法穿了。他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回到家里没人认得，儿子问：“你找谁呀？”五爷子说“我是你爹呀！不认识啦！”老伴听到熟悉的声音扑了过去，一家人又高兴又难过。五爷子说：“真没想到我还能回来。”他告诉我们：“煤矿不知死了多少人啊！每天劳动１０多个小时，吃的橡子面、窝窝头，菜是黄豆加点盐，个个被折磨得皮包骨。病了没人管，病重了还未断气就被拖出去丢进万人坑。这个万人坑两三丈深，钢筋水泥的坑面，上面有个洞，人被丢进去，盖上密封盖子就结啦，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惨哪！”１９３９年，我在勃利县佛岭火车站做养路工。离佛岭火车站９公里的铁路边有座大石山，日本人在那里办了个石场，生产修铁路用的石子。他们铺了条约１５０米长的岔道通往石场。几天后，一辆罐车从佛岭方向开来驶进岔道。停车后下来１０００多人，都是一些穿长袍的山东人，全被弄来石场做劳工的。全副武装的森林警察对他们实行“保护”，完全与外界隔绝，形同囚犯，挨打受骂。有一次，我们养路工在石场附近作业，听到有人大声喊叫，只见一个劳工跪在石头尖上，其他劳工也停下了活，大队长当众宣布这个劳工不听小队长指挥，罚打５０大棍，一声喊打那个劳工就被打倒在地动不得。
重见天日获解放
在中华民族危难关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８年多的浴血抗战，取得了最后胜利。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也当了战俘。做了１５年亡国奴的东北同胞重见天日，没有娘的孩子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１９４６年８月，我的老家勃利县喜获解放，共产党领导老百姓对一些汉奸走狗、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清算，血债累累的伪中将匪首张宇新和罪大恶极的勃利县劳工大队长谢文东（投靠日本的国民党少将）被处决后，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历史事实证明，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都是注定要失败的。１５年的国仇家恨，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注：陈国栋１９４６年在黑龙江省勃利县参加革命，１９４９年南下，曾任中共铜鼓县委副书记、县政协主席）
文/银火
3月１１日，是景德镇市工业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离休干部、７２岁的曹端甫老人终生难忘的日子。经过５０多载不变的追求，这天他终于站在鲜红的党旗下，激动地举起右手向党庄严宣誓，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１９３３年出生的曹端甫，幼年饱受旧社会的苦难，１９５０年加入共青团，并被选为基层工会委员。他全身心投入工作，决心一辈子跟党走，１９５３年就成为建党对象。但因妻子哥哥的社会关系复杂，他一直未被吸收入党。几经挫折，使他心有余悸，他不敢再写入党申请书。改革开放后，国家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使他深受教育和启发。退休后，党和政府还按政策规定，为他落实了副县级待遇。这更使他感到党的英明伟大。深藏半个多世纪的入党愿望，使他再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曹端甫老人感慨地说，我入党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寻找机会多为党为人民发挥自己的余热。他这种对党的理想信念矢志不渝的精神，也使正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公司党员们受到一次深刻教育。
他比退休前更忙了——记鄱阳县关工委主任于联明
文/熊正良
在江西鄱阳县，人们都说，退休后的于主任更忙了。他们说的于主任，就是原县政协副主席于联明。
１９９８年５月，于联明退休后担任了县关工委主任。７年来，他一心扑在关心下一代的工作上，常常是风里来，雨里去，跑乡进村，入校上户，呕心沥血忙个不停。这里仅举几例他关爱救助困难失学儿童的事情：
澹湖小学四年级学生谢沛，父亡母嫁，跟祖父母生活，一次外伤使谢沛患脑积水，急需手术，医药费难以筹措。于联明得知这一情况后，自己先拿出２００元送去，然后向县直单位关工委爱心求助，筹得１万多元，帮小谢沛解了燃眉之急。谢沛治疗出院后，上学的费用发生困难，于联明又立即拿出２４６元为他交了书杂费。从这以后，于联明每学期都为谢沛送去助学款，如今小谢沛已是初二的学生了。
家住鄱阳镇朱家桥村年仅１２岁的朱小兵，３岁时在外打工的父亲因车祸身亡，母亲改嫁，他跟随伯父生活。由于自幼就失去了父母教养，小兵染上了不良习气，常常惹事生非，伯父一气之下将他撵出了家门。２００３年８月１日，到处流浪的小兵来到芝山寺，被留在庙里当了小和尚。于联明闻讯后，找到鄱阳镇关工委主任江深海，一同到朱家桥村做小兵伯父的思想工作，往返十余次，终于让他把小兵接回了家中。鄱阳镇政府还每月发给小兵最低生活保障费，县关工委每学期资助小兵的书费和杂费，使小兵重返了校园。
类似这样的事例还有许多。据统计，仅近几年，于联明率关工委老同志资助的失学青少年有１３００余名，捐赠资金２８万余元。今年，在于联明的倡导下，还成立了鄱阳县助学基金会，仅３月份就成功地筹集了６．７万元资金。责编／木艮
抗日先锋——记１９３８年赣北会战中的中共党员们
文/艾国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号召的推动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八省游击健儿组建成新四军，征战在祖国辽阔大地上。
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上，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们同样是在战斗中英勇作战，奋勇杀敌，发扬了中华儿女和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精神。他们的身份当年无人知晓，事迹鲜为人知。本文记述１９３８年赣北会战中，中共地下党员们的几个作战片断，以示缅怀。
一、第３２军中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
１９３８年６月，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武汉决战的战略目的，对武汉实行大包围。赣北地处武汉外围，是进入武汉的门户，因而成为武汉会战的战事重心之一。６月２１日，日军飞机轰炸马当，开始进犯赣北地区。
当时，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号召的推动下，广大士兵抗日情绪高涨，纷纷要求奔赴前线。国民政府在赣北会战中作了较积极的部署，调集兵力抵御日寇入侵。商震为军长的第３２军由华北调来赣北作战，该军辖１３９、１４１、１４２三个师，属第九战区战斗序列。３２军正面之敌主要是日军第１０１师团和１０６师团，这两个师团隶属于日军第１１军，日军司令官是冈村宁次中将。日军第１１军属于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
第３２军原有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１９２８年商震第一次任河北省主席时，他在北平黄寺创办了河北军事政治学校。当时中共顺直省委军委领导人张兆丰、薄一波等同志派遣谷雄一到河北军事政治学校，以步兵第三中队区队长的身份在学校中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就陆续发展了王兴纲、王启明、陈锐霆等２０余名共产党员，并建立了党支部。
１９３１年中原大战后，３２军在河北省邢台整建，河北军事政治学校学生及指挥部人员数百人编入新组建的国民党陆军第３２军，其中有中共党员８０多人。由于商震在军队中保护共产党员，使党组织在３２军中不断发展壮大。在３２军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王兴纲，深受商震的器重，逐步提拔为中校副官，主管人事工作。王兴纲利用有利条件，发展了不少爱国官兵加入共产党。在《何梅协定》签字后，王兴纲等在３２军中积极宣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反对投降。他们的活动受到特务的跟踪监视，特务们还妄图逮捕王兴纲，但均被商震保护下来，使３２军中的中共党组织免遭破坏。
１９３８年６月以前，３２军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在华北时一直受中共北方局领导。７月以后，３２军到达湖南、江西等地，中共地下党组织即受中共南方局领导，并同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黄道同志取得联系。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３２军中共地下党组织遵照党的主张，团结抗战，反对投降，积极开展工作，英勇作战。３２军先后在正定、石家庄至彰德的平汉铁路沿线作战，并参加了台儿庄徐州会战。在赣北作战时，该军的中下层军官和士兵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在作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奋勇杀敌。建国后，他们中有不少人走上党政领导岗位，王兴纲、王启明、陈锐霆等还步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将军的行列。
二、血战麒麟峰
１９３８年９月，日军改变从南浔铁路正面进攻的作战计划，以一部分兵力牵制南浔铁路正面的中国军队，其主力在侧面和背后迂回。９月２８日，日军１０６师团先头部队窜至万家岭地区。中国驻守军队察觉敌军的进攻计划，决心集中主力在万家岭地区包围歼灭孤军深入的日军１０６师团。
当时，第３２军之１４１、１４２师以及友军一部在白水街、麒麟峰一线布防，阻击瑞（昌）武（宁）一线的日军２７师团的东援。
９月２５日，日军侵至，我军即奋勇迎击。某部杨团当夜便同日军展开争夺麒麟峰之激战。２６日晨，日军铃木联队大半被歼，麒麟峰被夺回。杨团团长是役牺牲，战事十分激烈。当天日军又派宫崎富雄联队增援反攻麒麟峰。日军１０６师团１２３联队亦赶至增援，并以飞机、大炮、步兵联合作战，施放大量毒气，使我驻守麒麟峰的守兵多有壮烈牺牲。２７日，麒麟峰失守。
当晚，第１４１师奉命攻打麒麟峰，截断瑞武公路，阻敌西进。当时日军宫崎富雄联队已在山顶和山腰筑有坚固工事，火网上下数层，空军炮兵构成拦阻地带，山中道路皆被封锁，接近不易。
１４２师中共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工作，共产党员带头英勇作战。当时，以第７２５团在正面由南向北，７２４团、７２６团从东西两面攻击日军。炮兵营营长、共产党员陈锐霆负责组织炮火支援。他率部以３６００米距离直接瞄准敌占山头射击，几乎发发命中。步兵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发起冲锋，全歼日军宫崎联队。陈锐霆上麒麟峰检查敌人尸体，百分之八九十是炮打死的。多年后，陈锐霆回忆此战说：“与日军交战数次，惟独这一仗打得痛快！”
第７２５团团长郑克己在正面进攻中头部中弹阵亡，团副、共产党员朱静波代团长组织官兵于斜风细雨之中奋勇攻击，血战彻夜，突破日军阵地，继续向敌纵深发展。战斗异常激烈，营长王凤歧受重伤，连排军官死伤过半。当７２５团攻入日军主阵地时，７２４团从左翼攻击日军，团副张树衡、第一营营长秦润泽中弹阵亡，第二营营长刘义昆（共产党员）则带头由小路攻占主峰。７２６团从右翼猛攻日军，使日军遭受三面围击，被迫向北撤退，状况极其狼狈。麒麟峰一战，日军铃木联队和宫崎富雄联队大部被歼灭，伤亡７５００余名。我方生俘日军３５名，缴获日军大批武器和辎重。
麒麟峰一战，保证了“万家岭歼灭战”顺利进行。
三、奇袭马回岭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９日，第１４１师根据侦察搜索的结果，得知马回岭车站之敌约３００人。其中有骑兵约５０名，在马回岭车站东边约ｌ公里之张家山、方家咀占领防御阵地进行警戒。另有步兵约６０名，在马回岭车站南端东西之线占领防御阵地构筑了工事。其余大部在马回岭街里和火车站内。
１０月１０日１时，第７２３团团长王启明（共产党员）率领该团第４、５、９连和迫击炮连（连长为共产党员郭蕴章）由防御阵地出发，兵分两路攻击日军。
王启明率第４、５连和迫击炮连经聂家岭、马家村、饶家村到达马回岭西侧。９连占领马回岭东侧高地待命。
６时，第４连官兵枪上刺刀首先冲进马回岭。日军惊慌失措即向西北溃逃。迫击炮连紧跟４连之后进占了马回岭，当即便在村西北侧以迫击炮火力追击逃敌。此时马回岭南端防御的日军却跑到左翼用轻机枪向迫击炮连射击，子弹打高了，没有造成伤亡。第５连即从该敌背后攻击。日军立即随其先逃之敌向西北窜去。第４、５连紧迫日军至西北高地。此时第９连亦将张家山攻占，该处之敌向北逃去。
第７２３团收复了马回岭后，当即调整了部署，以第９连防守马回岭，其余部队则在马回岭西边熊家高地一带实行机动防御，以支援和掩护占领马回岭的第９连。从清理马回岭战场得知该地区之敌是日军１０６师团骑兵大队和—个步兵大队组成的左翼支队。他们在马回岭曹家坡地区防御警戒，以掩护师团主力向德安西南进攻，企图迂回包围我德安地区军队。
１０月１１日，约５００余日军骑、步兵向马回岭第９连进攻，被击退。在马回岭两天战斗中，毙敌３０余人，缴获步骑枪２０余支、轻机枪１挺和一些战利品。第７２３团仅１５人受伤。
同时，该团接到通报，得知日军１０１师团已进占隘口街，便立即撤回防御阵地，加强工事，准备抗击敌人的进攻，并派第２连一个排在聂家岭一带机动搜索警戒。１０月１２日，马回岭之敌约一个中队向警戒部队进攻。一个小队实施正面攻击，其余兵力向警戒部队后方迂回。该排士兵隐蔽好，待日军进至距己约１０米左右时，即投手榴弹并射击，击毙日军小队长和十多名日军，其余日军向后溃逃。此战，我军无一人伤亡。
四、激战德安城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下旬，第３２军沿博阳河一线防御。７２３团则奉命固守德安城。
２６日，日军在飞机、炮兵支援下，施放烟幕，在铁路桥东侧强架了一座浮桥。日军步兵在其炮兵火力支援掩护下向德安城猛攻，但数次冲击均被击退。７２３团重机枪２连连长贾文魁（同情共产党，后来为党做过有益的事）在西城墙上，腹部受伤，仍坚持指挥战斗。由于德安城地势低，在东、西、北三面高地日军炮火制压下，７２３团官兵伤亡惨重，两个营长受伤，—个营长重病，连、排长伤亡过半。２６日拂晓，日军炮兵猛烈射击，将东北城角和北面城墙击毁数处。第１连的一个副班长在城墙上随着被击塌的城墙砖土倒向城外。他从砖土中挣扎出来后，又从倒塌处爬上城墙继续战斗。他是德安城东北城角守兵的幸存者。日军步兵在其炮兵、飞机支援掩护下，从城西北角和北城墙攻进了城内，同７２３团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手榴弹和白刃格斗成了主要战斗手段。战至夜晚，７２３团进行夜袭，日军逃出城外博阳河左岸。
２７日，日军步、炮、空协同猛攻义峰山。防守义峰山的是１３９师７１６团。团长柴敬忠在山上指挥作战时受重伤，壮烈牺性。同时日军步兵又在其空军、炮火支援下攻进城内，７２３团进行了激烈的巷战。７２３团团指挥所在西南门城门洞里，当时已成了第一线的火力支撑点。机枪２连在城门楼门上布置轻机枪和手榴弹手。日军步兵数次攻至城门跟前，均被手榴弹和轻机枪击退。７２３团坚守城内东南大半个城区，阻击日军于城内西北半个城区。
战至夜晚，７２２团第２营营长魏宝昌率领该营前来增援并进行夜袭，将城内之日军完全驱逐城外，杀伤敌人６００余名。
２８日，战斗更趋激烈。日军炮兵猛烈轰击７２３团防守的城区。日军由城西高地继续攻击城南侧的义峰山，战斗非常激烈。战至夜晚，右翼友军派出—个步兵连前来支援。团长王启明（共产党员）即率该连进行夜袭，又将日军逐出城外。
２９日，日军又在步、炮、空协同下攻进城内，继续同７２３团进行激烈巷战，逐屋搏杀，寸土必争。王启明将６挺俄制轻机枪全布置在小城楼上。这种轻机枪威力很大，一面阻击向７２３团指挥所进攻之敌，一面支援义峰山上第１３９师７１６团部队与日军来往争夺的拉锯战。指挥反攻义峰山的，是７１６团营长苏永刚（共产党员）。
楼上的俄造６挺轻机枪发挥很大的作用，给了日军以巨大的杀伤，日寇遗尸数百具。经过三天三夜的血战，２９日下午６时，王启明接到命令后率７２３团撤出德安城，到城南八里铺附近集合待命。黄昏时分，在南门外部队集结时，检点人数不到４００人。奉命到德安作战时７２３团全团官兵共２０００人，至此只剩下五分之一了。
当年的江西《民国日报》对战况作了如实的报道。爱国将领冯玉祥先生为表彰王启明率第７２３团固守德安城，曾作诗道：“王启明，好团长，守德安，打硬仗。苦战三昼夜，无数敌人被杀伤……”
赣北会战后，第３２军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们又随军转战其它战场，继续为国征战。
“亡国奴”的血泪仇
文/陈国栋卢我窥（整理）
我是黑龙江省勃利（今刁翎）县人，１９２２年生，是抗日战争的历史见证人。从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寇入侵中国，至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东北同胞做了整整１５年的“亡国奴”。日本侵略者横行霸道，剥夺了中国人的一切权利，“亡国奴”的日子只有血泪仇。所有这些劫难和屈辱往事，太刻骨铭心了，至今仍历历在目。
没有民族尊严
日伪强行规定，凡１８岁以上的男性，都得有标志亡国奴身份的“良民证”，否则寸步难行。到县城办事要带，城门口有警察站岗检查。若是忘了带，麻烦就来了。警察先给你一耳光子，问你是什么人。如果回答“我是中国人”，举手又一耳光子，问“你是什么人？”假使再次回答“我是中国人”，就再重挨几耳光子，打得人晕头转向后骂一声“混蛋，你是满洲人”。
那时候，东北同胞不能说自己是中国人，只能说是满洲人或满系人。也不准讲“中国”，只许说“满洲国”。强迫老百姓家家供奉日本的“天照大神”、人人唱“大满洲国歌”。他们妄图剥夺中国人的民族尊严，维持他们的殖民统治。但在每一个东北人的心里，却永远不会忘记“我是中国人”。
没有言论自由
当时，在电影院、剧院、商店、旅馆、澡堂等公众场所，都竖贴着一张长约１０公分宽约３公分的红纸条，上写“莫谈国政”４个字，因为日本侵略者禁止老百姓议论国家大事。
做了“亡国奴”的东北同胞，不但无权议论“国家大事”，连想事情的自由都没有。假使有人在路上，或者站在家门口低头想事情，被特务看见了，就过来问你想什么。如果答得不对头或略有支吾，就说你是“思想犯”，逮到宪兵队或警察署灌辣椒水，上老虎凳，不死也得脱层皮。
老百姓上县城买东西，三五个人在街上走，相互说话要大声。如果小声嘀咕，便衣就会过来问你讲什么，为什么怕人听。轻则给你一耳光子，重则把人带走，死活都不知道。所以，老百姓一般不愿上县城，怕惹是非。即使在家也提心吊胆过日子，往往“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我大伯父陈继福，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却因曾有过一支猎枪而遭飞来横祸。１９３９年秋，汉奸诬陷我大伯父藏有１０支大枪５００发子弹。那时藏一支大枪就是死罪。大伯父被捉去由宪兵队、警察署、关东军一起严刑审讯。尽管那支猎枪早由警察署没收了，但大伯父还是含冤被迫害致死。我家２０几口人为了躲避株连各逃西东。在流落他乡的三年中，我母亲、８岁小妹、妻子和我８岁女孩、６岁男孩５口人，都因贫病交加，无医无药而死于非命。像这种家破人亡的横祸并非个别，我家所在的双枒屯１００来户人，就有２０多户被鬼子、汉奸搞得背井离乡、死生不明。
没有居住自由
１９３８年初，日本侵略者为了割断抗日联军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实行所谓“并大屯”，把老百姓赶到一起住，用土墙围起来，限令老百姓３天内把自己的房子拆掉。日本宪兵队、警察署、关东军西大营一起出动，驾着汽车带着汽油，见没拆的房子就浇上汽油放火烧掉。我家是在亲友帮助下刚扩建的大宅子，一时拆不完，又怕鬼子放火，只得先把房上盖的草和屋架拆下来，再把围墙推倒，到处乱七八糟，几十年血汗钱建起来的房子，转眼间成了废墟，而且还欠着建房时借的２５００元债，真是欲哭无泪。
这年的春天，我家搬到鬼子指定的土围子（“大屯”）里盖了三间草房居住。这个土围子的围墙高６尺，围墙外有条１丈宽７尺深的壕沟。白天，大门有“自卫团”的人把守。到了晚上，大门紧闭，禁止相互来往。强迫１８至４５岁的男人组成“棒子队”，在围墙内站岗放哨，每隔１０来米，就有一个拿棒子的人守到天亮。
我家从“大屯”出去种地要走四五里路，有的住户到耕地还更远，既耽工又误事，大家叫苦不迭。
经济萧条民不聊生
１９３８年起，由于日寇的疯狂掠夺，东北的经济由萧条走向崩溃。商场的货架子上都是空空的，连盐、油、针、线、火柴都没有卖。关东军闹粮荒，下令禁止老百姓吃细粮（大米、白面），只许吃粗粮（玉米、小米、高粱），吃大米是“政治犯”，吃白面是“经济犯”。一些商店老板和有钱的人，炕上吃饭的八仙桌子上面摆着玉米、小米、高粱饭，桌子下面却藏着馒头、包子、大米饭。没有外人来就端出细粮来吃，一听到有人敲门，又赶紧把正在吃的细粮藏回到桌子下面。
至于农村老百姓，把少得可怜的“精籽”（大米）和小麦偷偷磨好藏起来，逢年过节或红白喜事，亲戚来了住几天总要招待一下细粮。但客人如果明天走，今天晚餐和明天早餐就不能吃细粮。因为那时火车汽车少，很多人坐车会晕车呕吐。吐出来的是大米、白面的话，“政治犯”“经济犯”就出来了，把人带走，那就生死难卜了。
众多劳工被折磨死
那时，勃利县经常“丢人”（失踪），怎么打听都没有信息，真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原来这些人都是被鬼子密探捉去做劳工，开矿或挖军用山洞，进去了就别想出来。１９３９年春，我伯父的姻亲五爷，在街上卖菜时被密探捉到鬼子办的煤矿挖煤，直到１９４５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才得脱身。找到入矿时放在仓库五六年的衣服，已经发霉发烂没法穿了。他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回到家里没人认得，儿子问：“你找谁呀？”五爷子说“我是你爹呀！不认识啦！”老伴听到熟悉的声音扑了过去，一家人又高兴又难过。五爷子说：“真没想到我还能回来。”他告诉我们：“煤矿不知死了多少人啊！每天劳动１０多个小时，吃的橡子面、窝窝头，菜是黄豆加点盐，个个被折磨得皮包骨。病了没人管，病重了还未断气就被拖出去丢进万人坑。这个万人坑两三丈深，钢筋水泥的坑面，上面有个洞，人被丢进去，盖上密封盖子就结啦，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惨哪！”１９３９年，我在勃利县佛岭火车站做养路工。离佛岭火车站９公里的铁路边有座大石山，日本人在那里办了个石场，生产修铁路用的石子。他们铺了条约１５０米长的岔道通往石场。几天后，一辆罐车从佛岭方向开来驶进岔道。停车后下来１０００多人，都是一些穿长袍的山东人，全被弄来石场做劳工的。全副武装的森林警察对他们实行“保护”，完全与外界隔绝，形同囚犯，挨打受骂。有一次，我们养路工在石场附近作业，听到有人大声喊叫，只见一个劳工跪在石头尖上，其他劳工也停下了活，大队长当众宣布这个劳工不听小队长指挥，罚打５０大棍，一声喊打那个劳工就被打倒在地动不得。
重见天日获解放
在中华民族危难关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８年多的浴血抗战，取得了最后胜利。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也当了战俘。做了１５年亡国奴的东北同胞重见天日，没有娘的孩子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１９４６年８月，我的老家勃利县喜获解放，共产党领导老百姓对一些汉奸走狗、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清算，血债累累的伪中将匪首张宇新和罪大恶极的勃利县劳工大队长谢文东（投靠日本的国民党少将）被处决后，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历史事实证明，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都是注定要失败的。１５年的国仇家恨，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注：陈国栋１９４６年在黑龙江省勃利县参加革命，１９４９年南下，曾任中共铜鼓县委副书记、县政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