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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叶，现代著名杂文家秦牧写了一篇题为《“谢本师”》的杂文，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以我们百年来的思想史上，那几回可怕的‘谢本师’的事件为例罢！清末俞曲园曾经以‘治小学不摭商周彝器，治经颇右《公羊》’的卓特态度闻名于世，而他的《群经平议》《古书疑义举例》诸书，直到今天看来也还锋芒宛在，但是晚年因为不赞同他的弟子章太炎的革命行动，被章太炎所‘谢’了！章太炎呢，主《时务》《昌言》报时的慷慨陈词，反袁时代以勋章作扇坠直入总统府的豪概，直到今天看来，也还令人高山仰止，但是晚年因为参加‘孙联帅’的投壶盛典，又被他的弟子周作人所‘谢’了！‘谈龙谈虎’的周作人到后来做了汉奸，又为他的弟子们所‘谢’了！这些事件不正令我们想起那个使人痉挛痛苦的剧本么？”
秦牧先生在这里所说的这几桩“谢本师”公案，都是发生于二十世纪的前半叶，在当时的学术文化界轰动一时的事件，其先后时间跨度达四十年之久，并牵涉近现代的四位文化名人：俞樾、章太炎、周作人与沈启无。除了最后一位的沈启无声名不够显赫外，前面的这三位都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巨擘或文化名流。非常有趣的是，他们之间构成了一个先后师承的链条：俞樾是章太炎的老师，章太炎是周作人的老师，周作人又是沈启无的老师;而后者无一例外地都曾公开发表文章宣布与前者断绝师生关系。
中国文化传统向来注重师道尊严，所谓“天地君亲师”是也，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所言：“天地君亲师五字，始见荀子书中。此下两千年，五字深入人心，常挂口头。其在中国文化、中国人生中之意义价值之重大，自可想象。”尊师重教，妇孺皆知，民间甚至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为什么这些学养深厚的名流巨子们反而相互攻讦，最后弄得不欢而散呢？追根溯源，当然与几位当事人所处的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大环境密切相关。
章太炎是1890年到杭州的诂经精舍跟从俞樾学习的，当时俞樾担任诂经精舍的山长。对于这一段学习经历，章氏自己后来在那篇轰动一时的《谢本师》里回忆说：“先生为人岂弟，不好声色，而余喜独行赴渊之士，出入八年，相得也。”可见，他们的师生关系是十分融洽的。正是在诂经精舍的这八年潜心向学，为章太炎打下了良好的朴学基础，使得他最终成为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若只谈学问，章太炎和俞樾之间尽可言笑晏晏、其乐融融;但章太炎后来积极投身于反抗清朝统治的革命活动，断发易服，并公开发表一系列反清文章，例如《解辩发》《客帝》《分镇》等，这就和一向服膺忠君爱国理念的俞樾发生了冲突。1901年，章太炎到苏州拜谒俞樾，结果被后者公开指责：“闻而游台湾。尔好隐，不事科举。好隐，则为梁鸿、韩康可也。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根据章太炎的讲述，俞樾当时是大发雷霆：“盖先生与人交，辞气凌厉，未有如此甚者。”一向个性张扬、喜欢肆意骂人的章太炎哪里能受得了这样的气？自然也是激烈反击，最后拂袖而去。离开俞家不久，章氏就写下了这篇《谢本师》，声言与俞樾断绝一切师生关系。当然，在此后的几年间，师生二人虽再未见面，文字上还是偶有酬唱往来，但基本都是流于人情虚饰，再也不能回复到从前那样的亲密无间。1906年11月，章太炎利用自己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之际，直接将这篇《谢本师》公开发表于当年《民报》的第九号上。师生关系至此算是完全画上了一个句号。值得一提的是，一年以后，俞樾去世，章太炎在《国粹学报》上著文《俞先生传》，论其一生轨迹。文中有褒有贬，既称其“雅性不好声色……遇人岂弟”;又言其“不能忘名位……其文辞瑕适并见，杂流亦时时至门下，此其所短也”，评价也还算客观中肯。不过，在随后不久写给孙诒让的信中，对于当初的“谢本师”事件，章太炎似不无追悔之意：“今见夏报，知俞先生不禄。向以戆愚，几削门籍，行藏道隔，无山筑场，悬斯心丧，寺在天之灵知我耳。”以此之故，这篇《谢本师》后来并未收入他自己编订的《章氏丛书》。
1908年前后，章太炎在东京的《民报》社馆设立国学讲习班，所谓“宏奖光复，不废讲学”，这也符合章氏一贯坚持的“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的立场，一时在留日学界颇有影响。当时在日本的许多中国留学生都慕名前往。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钱玄同、龚未生等人也加入了其中。由于龚未生是章氏的女婿这一层缘故，章太炎后来索性为他们开了一个八人的小班讲座，以《说文解字》作为教材，讲授音韵训诂之学。这一段经历，使周作人和鲁迅一样，成了亲承謦欬的章氏弟子。周作人晚年在自撰的《知堂回想录》里追述当年的情景：“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地讲书，庄谐杂出，看上去像是庙里一尊哈喇菩萨。”这种师生谐和的氛围，和章太炎回忆自己当年从师于俞樾时候的那种“相得也”的情景应该是差不多的。
然而历史的吊诡就在于，大时代的变化会牵涉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个体立身行事的基本原则。对于素来讲究名节大义的知识分子而言更是如此。1926年，当时在南方的国民党联合共产党一起进行旨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北伐战争，北伐的主要矛头即是针对当时盘踞在各地进行割据统治的北洋军阀势力。章太炎此时却对南方的革命军保持戒心，多次公开发电反对统一，主张联省自治。他并且和大军阀孙传芳、吴佩孚等人打得一片火热，热衷于各种复古的投壶礼仪等。这使得从内心同情革命势力的周作人大为不满。于是他在1926年8月刊出的《语丝》周刊第九十四期上公开发表与章太炎当年同一标题的文章《谢本师》，宣称与章太炎断绝师生关系。文中写道：“先生倘若肯移了在上海发电报的功夫与心思来著书，一定可以完成一两部大著，嘉惠中国的后学……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也就不是我的师。先生昔日曾作《谢本师》一文，对于俞曲园先生表示脱离，不意我现今亦不得不谢先生，殊非始料所及。此后先生有何言论，本已与我无复相关，惟本临别赠言之义，敢进忠告，以尽寸心：先生老矣，来日无多，愿善自爱惜令名。”周作人在当时的文坛是执牛耳的大腕级人物，因而他的这篇文章也颇引人关注。不过，和章太炎当年与其师俞樾那种真刀实枪式的决裂不同的是，周作人与章太炎的决裂只是一种公开的姿态而已，而并非彻底决绝。事实上，他在后来撰文提及章太炎时，依然客氣地称之为“太炎先生”。1932年，章太炎北游讲学，时在北大任教的周作人还专门去到教室旁听，并在讲学结束后于自己家里举行宴会盛情款待章太炎，以尽师生之谊与地主之情。章太炎此行也兴致颇高，心情似乎并未为周作人此前的决裂文章所扰乱。他不但邀请周作人一起聚餐照相，还当场挥毫，惠赠了他一幅写有陶渊明《饮酒》诗的书法。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因鼻窦癌于苏州去世。消息传到北京，周作人与钱玄同、许寿裳、刘文典等诸多在京的章门弟子发了唁电表示哀悼之情，并积极参加了各项追思纪念活动。半年以后，周作人又写了《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一文以表示纪念。文章中回忆了自己当年在日本和章太炎一起学习梵文的经历，并赞叹章太炎“中年以后发心学习梵天语，不辞以外道为师，此种博大精进的精神，实为凡人所不能及，足为后学之模范者也。我于太炎先生的学问与思想未能知其百一，但此伟大的气象得以懂得一点，即此一点却已使我获益匪浅矣”。和章太炎编撰《章氏丛书》的做法一样，周作人生前也曾自编文集出版，同样也剔除了那篇当初引起极大关注的《谢本师》。大约也是因为周氏后来极力提倡回归先秦儒家，觉得自己当年的那篇决裂声明有违于传统的“忠恕”之道吧。 随着章太炎的去世，周作人与他的这位一生使才任气、颇有纵横家之风的老师彼此之间的恩恩怨怨算是告一段落。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仅仅是两年之后，在他自己身边就又上演了一出“谢本师”的活剧。所不同的是，这一次宾主易位，不是他“谢”别人，而是别人“谢”他。
1939年1月，周作人接下了汪精卫伪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3月应聘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办员，随后就任文学院院长。1941年又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周氏一步步落水附逆，最后堕落为人所不齿的汉奸，一时在学术文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这一期间，周作人学生辈的青年人愤怒了，纷纷著文加以抨击，如孔嘉《老人的胡闹》、独孤胆《对周作人“谢本师”的果有其人》、何容的《丑》、艾青的《忏悔吧，周作人》、唐弢的《帝城十日解》等，无不义愤填膺，表达自己“被原来信任过的人欺骗了、侮辱了似的心情”。据说这其中也有一篇直接题名为《谢本师》的，遗憾的是，由于其作者名声不彰，所以文章没有流传下来。不过到了1944年，周作人却的的确确与自己的一位入室弟子且号称周作人四大弟子之一的沈启无闹翻了。这年的3月23日，周作人在《中华日报》上发表《破门声明》，文中声称，沈启无“近年言动不逊，肆行攻击，应即声明破门，断绝一切公私关系”。沈启无当然也不甘示弱，针锋相对地在《中國文学》第五号上发表反驳周作人的诗《你也须要安静》。当时的人们便把沈启无的这首诗，看作是以诗歌的形式写给周作人的《谢本师》。
沈启无，1902年生，江苏淮阴人。1925年入燕京大学中文系，其间结识了在燕大教授“新文学”课程的周作人。他对周作人十分崇拜，周作人也颇为赏识他的才华，并十分得意地宣称“（沈启无）所弄的中国文学一直没有出于我的国文之外”。以此之故，在生活与事业上，周作人对于沈启无时时提携，照顾有加。1939年元旦，沈启无到周作人家里去拜年，刚好碰上了周作人遇刺事件，结果受连累导致肩部受伤，住了四十多天院。刺杀案的发生，让周作人与沈启无的关系无形中更亲近了一些。1939年秋，周作人出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即委任沈启无为中文系主任。一时在当时的北平沦陷区文坛，师徒二人皆为活跃人物。可惜好景不长，便因为种种私人利益而互生罅隙。大概言之，当与争夺当时沦陷区的文坛盟主有关。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1943年8月，应日本“文学报国会”约请，沈启无参加了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会上，日本作家片冈铁兵做了《要求中国文学之确立》的发言，声称“有一特殊之文学敌人之存在，不得不有对之展开斗争之提议”。随后，《中华日报》上刊载了胡兰成的《周作人与路易斯》一文，其中说道：“听朋友说起，片冈铁兵新近在一个什么会议上提，对于中国某老作家，有甚高地位，而只玩玩无聊小品，不与时代合拍，应予以打击云。据说指的是周作人。”1944年2月，沈启无又化名“童陀”在《文笔》周刊第一期上发表一篇题为《杂志新编》的讽刺杂文，其中有“办杂志抓一两个老作家，便吃着不尽了”“把应给青年作家的稿费给老作家送去”等含沙射影之句，暗讽周作人。周作人把所有这些联系在一起，至此恍然大悟，明白了片冈铁兵的发言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沈启无在背后唆使所致。他说：“在片冈破口大骂的时候，有这老作家的弟子正在洗耳恭听，不但此也，似乎供给骂的数据的也就是我的弟子。”于是便写了《破门声明》，以示决绝。此后又连续写了《关于老作家》《文坛之分化》《一封信》等几篇文章，并在5月2日的《中华日报》上发表了《一封信的后文》，指出“沈某攻击鄙人最确实的证据为其所写文章”。在周作人的连番攻击下，沈启无也不再客气，便写了那首“谢本师”的诗歌《你也须要安静》：
你的话已经说完了吗
你的枯燥的嘴唇上
还浮着秋风的严冷
我没有什么言语
如果沉默是最大的宁息
我愿独抱一天岑寂
你说我改变了，是的
我不能做你的梦，正如
你不能懂得别人的伤痛一样
是的，我是改变了
我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重负
我就封闭我自己所应走的道路
假如你还能接受我一点赠与
我希望你深深爱惜这个忠恕
明天小鸟们会在你头上唱歌
今夜一切无声
顷刻即是清晨
我请从此分手
人间须要抚慰
你也须要安静
这首诗的题目与内容中的“你”当然即系周作人。至此，师徒二人完全撕破了脸。诗中的“我请从此分手”，便是断绝师生关系的明白宣告。不过，与前两次“谢本师”事件相比，沈启无对周作人的这次“谢本师”来得更为彻底与决绝，再无任何藕断丝连式的牵涉。由于周作人在当时的北平正势焰熏天，所以在被逐出师门后，沈的生计一时出现了问题，以至到了要变卖家产的悲惨境地。不久他又投奔胡兰成，去办《大楚报》，但与胡兰成也龃龉不断。以后又辗转流离于锦州、沈阳、宁波与上海等地。1955年，在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的关照下，沈启无调到刚刚成立不久的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担任副教授，主讲宋元明清文学。从此他潜心教学事业，一直到1969年10月去世，虽然中间也有过被划为右派的波澜，但一年多以后即获得摘帽纠正，算是度过了一个相对平静而寂寞的晚年。据知情人回忆，在闻知周作人“文革”中遭批斗而晚景凄凉的消息后，沈启无当时还写过一首诗，颇为此感慨了一番。但在当时那样一种噤若寒蝉的社会氛围里，这也只是他个人私下里的情感表露而已。所以虽与乃师同居京城，相距也并不远，但两人始终再未见面。
清代中叶，民间曾流传一首《剃头诗》：“闻道头堪剃，而今尽剃头。有头皆要剃，不剃不成头。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诗歌风趣幽默，道尽了昨是今非的各种人事幻象。反观二十世纪上半叶发生在学术文化界的这三次“谢本师”事件，其中的几位当事人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先是剃别人头接着又被别人剃头的戏剧性转化。螳螂捕蝉而黄雀在后，戏还是那一出戏，只是角色易位、主客互换而已。俗谚云：前车已翻千千辆，后车过了亦如然，适足以为几位“谢本师”事件的当事人做一生动写照。
时间无情，历史更无情。这几场当初轰动一时的“谢本师”事件，早已成为过眼云烟。世事从来如此，多少轰轰烈烈、悲悲切切，在经历了岁月的大浪淘沙并化作了纸墨上的点点滴滴后，便风过无痕，波澜不惊。需要说明的是，俞樾也罢，章太炎也罢，他们当初的个人政治立场与立身行事原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似乎已经无关大碍，或者至少可以说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而周作人与沈启无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屈身附逆，与敌媾和，于他们本人而言，是始终大节有亏的，也是我们至今所无法原谅的。
秦牧先生在这里所说的这几桩“谢本师”公案，都是发生于二十世纪的前半叶，在当时的学术文化界轰动一时的事件，其先后时间跨度达四十年之久，并牵涉近现代的四位文化名人：俞樾、章太炎、周作人与沈启无。除了最后一位的沈启无声名不够显赫外，前面的这三位都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巨擘或文化名流。非常有趣的是，他们之间构成了一个先后师承的链条：俞樾是章太炎的老师，章太炎是周作人的老师，周作人又是沈启无的老师;而后者无一例外地都曾公开发表文章宣布与前者断绝师生关系。
中国文化传统向来注重师道尊严，所谓“天地君亲师”是也，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所言：“天地君亲师五字，始见荀子书中。此下两千年，五字深入人心，常挂口头。其在中国文化、中国人生中之意义价值之重大，自可想象。”尊师重教，妇孺皆知，民间甚至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为什么这些学养深厚的名流巨子们反而相互攻讦，最后弄得不欢而散呢？追根溯源，当然与几位当事人所处的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大环境密切相关。
章太炎是1890年到杭州的诂经精舍跟从俞樾学习的，当时俞樾担任诂经精舍的山长。对于这一段学习经历，章氏自己后来在那篇轰动一时的《谢本师》里回忆说：“先生为人岂弟，不好声色，而余喜独行赴渊之士，出入八年，相得也。”可见，他们的师生关系是十分融洽的。正是在诂经精舍的这八年潜心向学，为章太炎打下了良好的朴学基础，使得他最终成为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若只谈学问，章太炎和俞樾之间尽可言笑晏晏、其乐融融;但章太炎后来积极投身于反抗清朝统治的革命活动，断发易服，并公开发表一系列反清文章，例如《解辩发》《客帝》《分镇》等，这就和一向服膺忠君爱国理念的俞樾发生了冲突。1901年，章太炎到苏州拜谒俞樾，结果被后者公开指责：“闻而游台湾。尔好隐，不事科举。好隐，则为梁鸿、韩康可也。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根据章太炎的讲述，俞樾当时是大发雷霆：“盖先生与人交，辞气凌厉，未有如此甚者。”一向个性张扬、喜欢肆意骂人的章太炎哪里能受得了这样的气？自然也是激烈反击，最后拂袖而去。离开俞家不久，章氏就写下了这篇《谢本师》，声言与俞樾断绝一切师生关系。当然，在此后的几年间，师生二人虽再未见面，文字上还是偶有酬唱往来，但基本都是流于人情虚饰，再也不能回复到从前那样的亲密无间。1906年11月，章太炎利用自己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之际，直接将这篇《谢本师》公开发表于当年《民报》的第九号上。师生关系至此算是完全画上了一个句号。值得一提的是，一年以后，俞樾去世，章太炎在《国粹学报》上著文《俞先生传》，论其一生轨迹。文中有褒有贬，既称其“雅性不好声色……遇人岂弟”;又言其“不能忘名位……其文辞瑕适并见，杂流亦时时至门下，此其所短也”，评价也还算客观中肯。不过，在随后不久写给孙诒让的信中，对于当初的“谢本师”事件，章太炎似不无追悔之意：“今见夏报，知俞先生不禄。向以戆愚，几削门籍，行藏道隔，无山筑场，悬斯心丧，寺在天之灵知我耳。”以此之故，这篇《谢本师》后来并未收入他自己编订的《章氏丛书》。
1908年前后，章太炎在东京的《民报》社馆设立国学讲习班，所谓“宏奖光复，不废讲学”，这也符合章氏一贯坚持的“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的立场，一时在留日学界颇有影响。当时在日本的许多中国留学生都慕名前往。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钱玄同、龚未生等人也加入了其中。由于龚未生是章氏的女婿这一层缘故，章太炎后来索性为他们开了一个八人的小班讲座，以《说文解字》作为教材，讲授音韵训诂之学。这一段经历，使周作人和鲁迅一样，成了亲承謦欬的章氏弟子。周作人晚年在自撰的《知堂回想录》里追述当年的情景：“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地讲书，庄谐杂出，看上去像是庙里一尊哈喇菩萨。”这种师生谐和的氛围，和章太炎回忆自己当年从师于俞樾时候的那种“相得也”的情景应该是差不多的。
然而历史的吊诡就在于，大时代的变化会牵涉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个体立身行事的基本原则。对于素来讲究名节大义的知识分子而言更是如此。1926年，当时在南方的国民党联合共产党一起进行旨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北伐战争，北伐的主要矛头即是针对当时盘踞在各地进行割据统治的北洋军阀势力。章太炎此时却对南方的革命军保持戒心，多次公开发电反对统一，主张联省自治。他并且和大军阀孙传芳、吴佩孚等人打得一片火热，热衷于各种复古的投壶礼仪等。这使得从内心同情革命势力的周作人大为不满。于是他在1926年8月刊出的《语丝》周刊第九十四期上公开发表与章太炎当年同一标题的文章《谢本师》，宣称与章太炎断绝师生关系。文中写道：“先生倘若肯移了在上海发电报的功夫与心思来著书，一定可以完成一两部大著，嘉惠中国的后学……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也就不是我的师。先生昔日曾作《谢本师》一文，对于俞曲园先生表示脱离，不意我现今亦不得不谢先生，殊非始料所及。此后先生有何言论，本已与我无复相关，惟本临别赠言之义，敢进忠告，以尽寸心：先生老矣，来日无多，愿善自爱惜令名。”周作人在当时的文坛是执牛耳的大腕级人物，因而他的这篇文章也颇引人关注。不过，和章太炎当年与其师俞樾那种真刀实枪式的决裂不同的是，周作人与章太炎的决裂只是一种公开的姿态而已，而并非彻底决绝。事实上，他在后来撰文提及章太炎时，依然客氣地称之为“太炎先生”。1932年，章太炎北游讲学，时在北大任教的周作人还专门去到教室旁听，并在讲学结束后于自己家里举行宴会盛情款待章太炎，以尽师生之谊与地主之情。章太炎此行也兴致颇高，心情似乎并未为周作人此前的决裂文章所扰乱。他不但邀请周作人一起聚餐照相，还当场挥毫，惠赠了他一幅写有陶渊明《饮酒》诗的书法。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因鼻窦癌于苏州去世。消息传到北京，周作人与钱玄同、许寿裳、刘文典等诸多在京的章门弟子发了唁电表示哀悼之情，并积极参加了各项追思纪念活动。半年以后，周作人又写了《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一文以表示纪念。文章中回忆了自己当年在日本和章太炎一起学习梵文的经历，并赞叹章太炎“中年以后发心学习梵天语，不辞以外道为师，此种博大精进的精神，实为凡人所不能及，足为后学之模范者也。我于太炎先生的学问与思想未能知其百一，但此伟大的气象得以懂得一点，即此一点却已使我获益匪浅矣”。和章太炎编撰《章氏丛书》的做法一样，周作人生前也曾自编文集出版，同样也剔除了那篇当初引起极大关注的《谢本师》。大约也是因为周氏后来极力提倡回归先秦儒家，觉得自己当年的那篇决裂声明有违于传统的“忠恕”之道吧。 随着章太炎的去世，周作人与他的这位一生使才任气、颇有纵横家之风的老师彼此之间的恩恩怨怨算是告一段落。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仅仅是两年之后，在他自己身边就又上演了一出“谢本师”的活剧。所不同的是，这一次宾主易位，不是他“谢”别人，而是别人“谢”他。
1939年1月，周作人接下了汪精卫伪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3月应聘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办员，随后就任文学院院长。1941年又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周氏一步步落水附逆，最后堕落为人所不齿的汉奸，一时在学术文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这一期间，周作人学生辈的青年人愤怒了，纷纷著文加以抨击，如孔嘉《老人的胡闹》、独孤胆《对周作人“谢本师”的果有其人》、何容的《丑》、艾青的《忏悔吧，周作人》、唐弢的《帝城十日解》等，无不义愤填膺，表达自己“被原来信任过的人欺骗了、侮辱了似的心情”。据说这其中也有一篇直接题名为《谢本师》的，遗憾的是，由于其作者名声不彰，所以文章没有流传下来。不过到了1944年，周作人却的的确确与自己的一位入室弟子且号称周作人四大弟子之一的沈启无闹翻了。这年的3月23日，周作人在《中华日报》上发表《破门声明》，文中声称，沈启无“近年言动不逊，肆行攻击，应即声明破门，断绝一切公私关系”。沈启无当然也不甘示弱，针锋相对地在《中國文学》第五号上发表反驳周作人的诗《你也须要安静》。当时的人们便把沈启无的这首诗，看作是以诗歌的形式写给周作人的《谢本师》。
沈启无，1902年生，江苏淮阴人。1925年入燕京大学中文系，其间结识了在燕大教授“新文学”课程的周作人。他对周作人十分崇拜，周作人也颇为赏识他的才华，并十分得意地宣称“（沈启无）所弄的中国文学一直没有出于我的国文之外”。以此之故，在生活与事业上，周作人对于沈启无时时提携，照顾有加。1939年元旦，沈启无到周作人家里去拜年，刚好碰上了周作人遇刺事件，结果受连累导致肩部受伤，住了四十多天院。刺杀案的发生，让周作人与沈启无的关系无形中更亲近了一些。1939年秋，周作人出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即委任沈启无为中文系主任。一时在当时的北平沦陷区文坛，师徒二人皆为活跃人物。可惜好景不长，便因为种种私人利益而互生罅隙。大概言之，当与争夺当时沦陷区的文坛盟主有关。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1943年8月，应日本“文学报国会”约请，沈启无参加了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会上，日本作家片冈铁兵做了《要求中国文学之确立》的发言，声称“有一特殊之文学敌人之存在，不得不有对之展开斗争之提议”。随后，《中华日报》上刊载了胡兰成的《周作人与路易斯》一文，其中说道：“听朋友说起，片冈铁兵新近在一个什么会议上提，对于中国某老作家，有甚高地位，而只玩玩无聊小品，不与时代合拍，应予以打击云。据说指的是周作人。”1944年2月，沈启无又化名“童陀”在《文笔》周刊第一期上发表一篇题为《杂志新编》的讽刺杂文，其中有“办杂志抓一两个老作家，便吃着不尽了”“把应给青年作家的稿费给老作家送去”等含沙射影之句，暗讽周作人。周作人把所有这些联系在一起，至此恍然大悟，明白了片冈铁兵的发言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沈启无在背后唆使所致。他说：“在片冈破口大骂的时候，有这老作家的弟子正在洗耳恭听，不但此也，似乎供给骂的数据的也就是我的弟子。”于是便写了《破门声明》，以示决绝。此后又连续写了《关于老作家》《文坛之分化》《一封信》等几篇文章，并在5月2日的《中华日报》上发表了《一封信的后文》，指出“沈某攻击鄙人最确实的证据为其所写文章”。在周作人的连番攻击下，沈启无也不再客气，便写了那首“谢本师”的诗歌《你也须要安静》：
你的话已经说完了吗
你的枯燥的嘴唇上
还浮着秋风的严冷
我没有什么言语
如果沉默是最大的宁息
我愿独抱一天岑寂
你说我改变了，是的
我不能做你的梦，正如
你不能懂得别人的伤痛一样
是的，我是改变了
我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重负
我就封闭我自己所应走的道路
假如你还能接受我一点赠与
我希望你深深爱惜这个忠恕
明天小鸟们会在你头上唱歌
今夜一切无声
顷刻即是清晨
我请从此分手
人间须要抚慰
你也须要安静
这首诗的题目与内容中的“你”当然即系周作人。至此，师徒二人完全撕破了脸。诗中的“我请从此分手”，便是断绝师生关系的明白宣告。不过，与前两次“谢本师”事件相比，沈启无对周作人的这次“谢本师”来得更为彻底与决绝，再无任何藕断丝连式的牵涉。由于周作人在当时的北平正势焰熏天，所以在被逐出师门后，沈的生计一时出现了问题，以至到了要变卖家产的悲惨境地。不久他又投奔胡兰成，去办《大楚报》，但与胡兰成也龃龉不断。以后又辗转流离于锦州、沈阳、宁波与上海等地。1955年，在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的关照下，沈启无调到刚刚成立不久的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担任副教授，主讲宋元明清文学。从此他潜心教学事业，一直到1969年10月去世，虽然中间也有过被划为右派的波澜，但一年多以后即获得摘帽纠正，算是度过了一个相对平静而寂寞的晚年。据知情人回忆，在闻知周作人“文革”中遭批斗而晚景凄凉的消息后，沈启无当时还写过一首诗，颇为此感慨了一番。但在当时那样一种噤若寒蝉的社会氛围里，这也只是他个人私下里的情感表露而已。所以虽与乃师同居京城，相距也并不远，但两人始终再未见面。
清代中叶，民间曾流传一首《剃头诗》：“闻道头堪剃，而今尽剃头。有头皆要剃，不剃不成头。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诗歌风趣幽默，道尽了昨是今非的各种人事幻象。反观二十世纪上半叶发生在学术文化界的这三次“谢本师”事件，其中的几位当事人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先是剃别人头接着又被别人剃头的戏剧性转化。螳螂捕蝉而黄雀在后，戏还是那一出戏，只是角色易位、主客互换而已。俗谚云：前车已翻千千辆，后车过了亦如然，适足以为几位“谢本师”事件的当事人做一生动写照。
时间无情，历史更无情。这几场当初轰动一时的“谢本师”事件，早已成为过眼云烟。世事从来如此，多少轰轰烈烈、悲悲切切，在经历了岁月的大浪淘沙并化作了纸墨上的点点滴滴后，便风过无痕，波澜不惊。需要说明的是，俞樾也罢，章太炎也罢，他们当初的个人政治立场与立身行事原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似乎已经无关大碍，或者至少可以说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而周作人与沈启无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屈身附逆，与敌媾和，于他们本人而言，是始终大节有亏的，也是我们至今所无法原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