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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代。对民主与科学的崇尚，成为民国文化的时代之魂。这一时期，各个文化领域的发展中，无不渗透着民主化与科学化的精神追求。期刊作为民国公共领域中重要的一环，既是学人之间思想交锋、学问切磋的阵地，也是知识分子监督政府、启蒙民众的场所。民国时期出版期刊2万多种，涌现出了许多具有代表性和划时代意义的期刊，堪称期刊之“最”，本文对此略作概述。
[关键词]民国期刊；民国文化；时代风骨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7）22-0035-03
民国（1912～1949）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代。整个民国时期，人们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从未停歇，以此为宗旨的各种思潮和文化运动接连不断。“那时多种文化都在自由生长，而且每种生态都有自己的文化高峰。”企盼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复兴的强烈民族主义冲动和文化的精神关怀，是民国文化持久发展和取得巨大成就的内在动力；自觉寻求中西文化全面深入的交汇与融合，既为民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活力，又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创新最为直接的生成途径与形式。这种文化精神结构承接晚清而来，伴随民国文化发展的整个进程。在这一时代精神的引领下，中国人最终找到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形态，它代表着民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并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对民主与科学的崇尚，成为民国文化的时代之魂。这一时期，各个文化领域的发展中，无不渗透着民主化与科学化的精神追求：教育文化方面，最具权威性的指导原则是杜威所宣传的民主主义教育；文学艺术方面，始终贯穿着对民主与科学精神的炽热追求；新闻出版方面，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追求同样强烈而执著，使这一时期成为我国近代出版事业快速发展的30多年，出版图书10万多种、期刊2萬多种、报纸1.3万多种。尤其是涌现出了许多在中国新闻出版史和思想史方面具有标志性和划时代意义的期刊，堪称期刊之“最”。
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状况，民国知识分子的气度、视野、关怀和言说方式，在期刊中都有着详实的体现。同时，期刊作为民国公共领域中重要的一环，既是学人之间思想交锋、学问切磋的阵地，也是知识分子监督政府、启蒙民众的场所。这是期刊出版的一段“黄金时期”，这段时期遗留下来的期刊都是珍贵的文化财富。
一、时政期刊之“最”——《时事月报》
《时事月报》1929年创刊于南京，发行时间长达15年，在国内40多个城市开设发行点，是民国时期最大型的时政类期刊。“出版以来，素以提倡三民主义文艺为宗旨……兹特征求此项文艺作品，其内容特别侧重于民族自信力之发扬，民间思想之阐明，与描写民生疾苦与农村问题者……”《时事月报》经常聘请国内知名学者撰写文章，分析国内外时事热点问题及社会现实。该刊虽然为国民党政府创办，但所刊文章大多数学术性较强，规格较高，并不空洞。同时，每期还转载当月国内外时事、科技新闻等，帮助国人开拓视野，为研究民国历史保留了丰富的资料。
与具有官方背景的《时事月报》相比，后来相继创刊的时政期刊《独立评论》《观察》《论语》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秉承“独立的精神”，追求“民主、自由、进步、理性”，批评时政与思想启蒙相结合，不同观点和意见自由争锋。有学者认为，这在中国的舆论环境里，都是难得的奇葩。
二、文化综合期刊之“最”——《东方杂志》
《东方杂志》创刊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办刊地从上海辗转长沙、香港、重庆，历经三次短暂休刊，延续至1948年，跨越晚清和民国两个历史时期，办刊长达44年，是“我国近现代期刊史上影响最大、刊龄最长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 为宗旨，大力发扬和传播东方文化及精髓，与西方文化抗衡。《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品牌形象，也是当时中国杂志中的“龙头老大”和佼佼者，以新旧文化的斗争和碰撞为契机，全景式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近现代史，是近半个世纪中国文化发展和革新的缩影与写照。
在当时变幻的历史环境下，一本杂志能延续如此长时间，不是三言两语，或者某些具体观点所能概括的，但是《东方杂志》所坚守的文化多元，以及必要之时的具有魄力的大手笔改革，是其长时间坚持的编辑思路之一。这种精神至今依然值得学习和借鉴。
三、科学期刊之“最”——《科学》
《科学》1915年创刊于上海，1950年停刊，“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职志”，由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代科学家的一群留学青年创办，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创刊最早、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科学期刊，为我国第一本左起横排的书刊。该刊率先改汉字竖排为横排，率先引进西式标点符号，是中国出版文化史上的一大创举。《科学》杂志是当时一群留学归来、怀揣科学梦想、具有先进文化和思想的青年学者的言论阵地，也是那一时期科学本土化发展历程的历史见证。当时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展科学本土化工作：科学知识形态的本土化、科学制度形态的本土化、科学文化形态的本土化。通过这本期刊，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在本土开始普及并逐渐运用，唤起了社会各界对科学的重视，科学观念开始植入民心，人们的思想及行为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中国的科学文化由此日渐兴起。
停刊后的《科学》1957年复刊，1961年第二次停刊。1985年，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实现了《科学》的第二次复刊，一直延续至今。
四、文学期刊之“最”——《文学》
《文学》1933年创刊于上海，由郑振铎、傅东华担任主编，生活书店出版，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文学杂志”。创刊号一鸣惊人，其作者队伍由鲁迅、陈望道、郁达夫、叶圣陶等名家以及楼适夷、沙汀、艾青、臧克家等青年作家组成，阵容强大，影响深远。创刊号首印1万册，没几天就全部抢售而空，最后累计加印了五次之多。由于刊物自身的号召力，加之生活书店的得力发行，《文学》杂志大受欢迎，很快在上海乃至中国占领了举足轻重之地位。但由于期刊中发表的文章大多提倡现实主义，也重视评论和翻译，有些观点过于尖锐，直面当时的黑暗现实，不断受到国民党上海宣传部的审查和通报，检查后稿子经常被抽掉一半以上。后以出版“专号”的办法，逐渐瞒过了检查员的眼睛，得以艰难维持。1937年，由于抗战全面爆发，《文学》杂志在走过短暂的四年历程后彻底停刊。 继《文学》之后，《文学杂志》《文学月刊》《现代文学评论》《新小说》等文学期刊相继问世，一批文学志士和文学先行者以此为阵地，开拓文学新领域，传播文学新思想，赋予后来者重要的启迪与借鉴意义。
五、生活期刊之“最”——《生活》
《生活》周刊1925年创刊于上海，主要面向城市青年大众，“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短短几年，《生活》周刊发行量由最初的几千份飙升至十几万份，最高一期达到15.5万份，创当时杂志发行量最高纪录，缔造了一个时代传奇。其读者遍布全国各地，在海外也产生了广泛影响，被誉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生活》周刊”。贴近民众的责任感，使得《生活》周刊更加展现出一种独立的姿态和为民说话的使命：“让无力者有力”， “依最近趋势，材料内容尤以时事为中心，希望用新闻学的眼光，为中国造成一种言论公正、评述精当的周刊”。这种责任和理性在当时的新闻出版界树立了一杆旗帜，同时也如一把火炬照亮了黑暗统治下民众的生活。面对政府当局的控制和打压，《生活》周刊团结热心读者，采取各种手段和措施，揭露贪官腐败，批判社会弊端，宣传抗日救国，关怀无力人民，始终不改最初的使命。这种坚持使其终究面临停刊命运，在《生活》周刊最后一期——1933年第8卷50期上，胡愈之执笔《最后的幾句话》：“统治者的利剑可以断绝民众文字上的联系，而不能断绝精神意识上的联系。人类的全部历史记载着，民众的利益永远战胜了一切……”
《生活》周刊及其办刊精神一直没有被忘记。1995年，三联书店在其基础上创办了《三联生活周刊》，其精神理念、责任意识以及发展思路都是《生活》周刊的再生和延续。同时，还有一个人的名字也一直被报刊人所铭记，他就是邹韬奋。邹韬奋一生编过许多报刊和图书，但他编辑生涯中最耀眼的光环非《生活》周刊莫属。今天，他的名字被命名为国内新闻出版界最高奖项——韬奋奖，成为每个出版人孜孜以求的最高荣誉。
六、旅游期刊之“最”——《旅行杂志》
民国时期，文化界名人都非常重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旅行考察。他们身体力行，且忠实地记录自己的游迹。当时游记图书的出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而各式各样的民国期刊也大多设有游记专栏。1927年，中国最早的旅游类刊物《旅行杂志》应运而生。《旅行杂志》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下属的中国旅行社出版，创刊时为季刊，后改为月刊，铜版纸印刷，由庄铸九主持，另聘《申报》编辑赵君豪司编辑业务，画家张振宇司美术，当时在业界尚属创举。《旅行杂志》版式风格、文字图画均精心设计，发刊后很受欢迎，销量甚好。《旅行杂志》每期分送中外交通机构及其高级职员，既加深他们对中国旅行社的印象，亦密切了彼此的关系，对推进中国旅行社社业务，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更值得一提的是，为适应市场需要，1930年夏，《旅行杂志》对自己的订户举办抽签赠奖活动，中签者分别赠送照相机、望远镜、旅行留声机等与旅游相关的奖品。这种抽奖宣传活动，在当时实为一大创举，在今天的报刊发行宣传中，依然延续并使用着。
七、图书馆期刊之“最”——《图书馆学季刊》
《图书馆学季刊》1926年创刊，1937年停刊。作为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刊，“标志着我国第一份真正意义的图书馆学专业期刊诞生”。在此之前，所谓的图书馆馆刊，都是以公布馆藏书目、新进书目，反映图书借阅情况以及本馆工作业务为主，内容单一，信息量少，学术价值弱，几乎没有图书馆学及相关内容的学术研究和争鸣。早在1915年由浙江省立图书馆创办、国内公开发行的《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便属于此种馆刊。《图书馆学季刊》自创办起便秉承“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的学术主张和思想，“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参酌欧美之成规”，既有探究，又有借鉴，通过传播西方先进图书馆学思想，在树立现代图书馆理念、促进我国新图书分类法的诞生、完善我国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受《图书馆学季刊》的影响，1934年，北平图书馆创办《图书季刊》，主要内容涉及文献学、目录学、文史学等。由此，真正开启和拓展了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道路和领域。
纵观以以上期刊为代表的民国时期期刊界，其繁荣、自由、独立、开放、多元的程度，在今天看来几乎令人吃惊，很多都是我们无法企及的。中国人自己办报办刊的历史并不长，民国时期就如此异彩纷呈，和同时代民主国家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那些飘散在历史中的碎片，那些浸透着文化和思想、饱含着精神和气质的时代风骨，直到今天依旧值得追寻与探究。
[关键词]民国期刊；民国文化；时代风骨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7）22-0035-03
民国（1912～1949）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代。整个民国时期，人们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从未停歇，以此为宗旨的各种思潮和文化运动接连不断。“那时多种文化都在自由生长，而且每种生态都有自己的文化高峰。”企盼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复兴的强烈民族主义冲动和文化的精神关怀，是民国文化持久发展和取得巨大成就的内在动力；自觉寻求中西文化全面深入的交汇与融合，既为民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活力，又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创新最为直接的生成途径与形式。这种文化精神结构承接晚清而来，伴随民国文化发展的整个进程。在这一时代精神的引领下，中国人最终找到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形态，它代表着民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并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对民主与科学的崇尚，成为民国文化的时代之魂。这一时期，各个文化领域的发展中，无不渗透着民主化与科学化的精神追求：教育文化方面，最具权威性的指导原则是杜威所宣传的民主主义教育；文学艺术方面，始终贯穿着对民主与科学精神的炽热追求；新闻出版方面，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追求同样强烈而执著，使这一时期成为我国近代出版事业快速发展的30多年，出版图书10万多种、期刊2萬多种、报纸1.3万多种。尤其是涌现出了许多在中国新闻出版史和思想史方面具有标志性和划时代意义的期刊，堪称期刊之“最”。
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状况，民国知识分子的气度、视野、关怀和言说方式，在期刊中都有着详实的体现。同时，期刊作为民国公共领域中重要的一环，既是学人之间思想交锋、学问切磋的阵地，也是知识分子监督政府、启蒙民众的场所。这是期刊出版的一段“黄金时期”，这段时期遗留下来的期刊都是珍贵的文化财富。
一、时政期刊之“最”——《时事月报》
《时事月报》1929年创刊于南京，发行时间长达15年，在国内40多个城市开设发行点，是民国时期最大型的时政类期刊。“出版以来，素以提倡三民主义文艺为宗旨……兹特征求此项文艺作品，其内容特别侧重于民族自信力之发扬，民间思想之阐明，与描写民生疾苦与农村问题者……”《时事月报》经常聘请国内知名学者撰写文章，分析国内外时事热点问题及社会现实。该刊虽然为国民党政府创办，但所刊文章大多数学术性较强，规格较高，并不空洞。同时，每期还转载当月国内外时事、科技新闻等，帮助国人开拓视野，为研究民国历史保留了丰富的资料。
与具有官方背景的《时事月报》相比，后来相继创刊的时政期刊《独立评论》《观察》《论语》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秉承“独立的精神”，追求“民主、自由、进步、理性”，批评时政与思想启蒙相结合，不同观点和意见自由争锋。有学者认为，这在中国的舆论环境里，都是难得的奇葩。
二、文化综合期刊之“最”——《东方杂志》
《东方杂志》创刊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办刊地从上海辗转长沙、香港、重庆，历经三次短暂休刊，延续至1948年，跨越晚清和民国两个历史时期，办刊长达44年，是“我国近现代期刊史上影响最大、刊龄最长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 为宗旨，大力发扬和传播东方文化及精髓，与西方文化抗衡。《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品牌形象，也是当时中国杂志中的“龙头老大”和佼佼者，以新旧文化的斗争和碰撞为契机，全景式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近现代史，是近半个世纪中国文化发展和革新的缩影与写照。
在当时变幻的历史环境下，一本杂志能延续如此长时间，不是三言两语，或者某些具体观点所能概括的，但是《东方杂志》所坚守的文化多元，以及必要之时的具有魄力的大手笔改革，是其长时间坚持的编辑思路之一。这种精神至今依然值得学习和借鉴。
三、科学期刊之“最”——《科学》
《科学》1915年创刊于上海，1950年停刊，“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职志”，由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代科学家的一群留学青年创办，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创刊最早、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科学期刊，为我国第一本左起横排的书刊。该刊率先改汉字竖排为横排，率先引进西式标点符号，是中国出版文化史上的一大创举。《科学》杂志是当时一群留学归来、怀揣科学梦想、具有先进文化和思想的青年学者的言论阵地，也是那一时期科学本土化发展历程的历史见证。当时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展科学本土化工作：科学知识形态的本土化、科学制度形态的本土化、科学文化形态的本土化。通过这本期刊，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在本土开始普及并逐渐运用，唤起了社会各界对科学的重视，科学观念开始植入民心，人们的思想及行为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中国的科学文化由此日渐兴起。
停刊后的《科学》1957年复刊，1961年第二次停刊。1985年，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实现了《科学》的第二次复刊，一直延续至今。
四、文学期刊之“最”——《文学》
《文学》1933年创刊于上海，由郑振铎、傅东华担任主编，生活书店出版，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文学杂志”。创刊号一鸣惊人，其作者队伍由鲁迅、陈望道、郁达夫、叶圣陶等名家以及楼适夷、沙汀、艾青、臧克家等青年作家组成，阵容强大，影响深远。创刊号首印1万册，没几天就全部抢售而空，最后累计加印了五次之多。由于刊物自身的号召力，加之生活书店的得力发行，《文学》杂志大受欢迎，很快在上海乃至中国占领了举足轻重之地位。但由于期刊中发表的文章大多提倡现实主义，也重视评论和翻译，有些观点过于尖锐，直面当时的黑暗现实，不断受到国民党上海宣传部的审查和通报，检查后稿子经常被抽掉一半以上。后以出版“专号”的办法，逐渐瞒过了检查员的眼睛，得以艰难维持。1937年，由于抗战全面爆发，《文学》杂志在走过短暂的四年历程后彻底停刊。 继《文学》之后，《文学杂志》《文学月刊》《现代文学评论》《新小说》等文学期刊相继问世，一批文学志士和文学先行者以此为阵地，开拓文学新领域，传播文学新思想，赋予后来者重要的启迪与借鉴意义。
五、生活期刊之“最”——《生活》
《生活》周刊1925年创刊于上海，主要面向城市青年大众，“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短短几年，《生活》周刊发行量由最初的几千份飙升至十几万份，最高一期达到15.5万份，创当时杂志发行量最高纪录，缔造了一个时代传奇。其读者遍布全国各地，在海外也产生了广泛影响，被誉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生活》周刊”。贴近民众的责任感，使得《生活》周刊更加展现出一种独立的姿态和为民说话的使命：“让无力者有力”， “依最近趋势，材料内容尤以时事为中心，希望用新闻学的眼光，为中国造成一种言论公正、评述精当的周刊”。这种责任和理性在当时的新闻出版界树立了一杆旗帜，同时也如一把火炬照亮了黑暗统治下民众的生活。面对政府当局的控制和打压，《生活》周刊团结热心读者，采取各种手段和措施，揭露贪官腐败，批判社会弊端，宣传抗日救国，关怀无力人民，始终不改最初的使命。这种坚持使其终究面临停刊命运，在《生活》周刊最后一期——1933年第8卷50期上，胡愈之执笔《最后的幾句话》：“统治者的利剑可以断绝民众文字上的联系，而不能断绝精神意识上的联系。人类的全部历史记载着，民众的利益永远战胜了一切……”
《生活》周刊及其办刊精神一直没有被忘记。1995年，三联书店在其基础上创办了《三联生活周刊》，其精神理念、责任意识以及发展思路都是《生活》周刊的再生和延续。同时，还有一个人的名字也一直被报刊人所铭记，他就是邹韬奋。邹韬奋一生编过许多报刊和图书，但他编辑生涯中最耀眼的光环非《生活》周刊莫属。今天，他的名字被命名为国内新闻出版界最高奖项——韬奋奖，成为每个出版人孜孜以求的最高荣誉。
六、旅游期刊之“最”——《旅行杂志》
民国时期，文化界名人都非常重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旅行考察。他们身体力行，且忠实地记录自己的游迹。当时游记图书的出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而各式各样的民国期刊也大多设有游记专栏。1927年，中国最早的旅游类刊物《旅行杂志》应运而生。《旅行杂志》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下属的中国旅行社出版，创刊时为季刊，后改为月刊，铜版纸印刷，由庄铸九主持，另聘《申报》编辑赵君豪司编辑业务，画家张振宇司美术，当时在业界尚属创举。《旅行杂志》版式风格、文字图画均精心设计，发刊后很受欢迎，销量甚好。《旅行杂志》每期分送中外交通机构及其高级职员，既加深他们对中国旅行社的印象，亦密切了彼此的关系，对推进中国旅行社社业务，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更值得一提的是，为适应市场需要，1930年夏，《旅行杂志》对自己的订户举办抽签赠奖活动，中签者分别赠送照相机、望远镜、旅行留声机等与旅游相关的奖品。这种抽奖宣传活动，在当时实为一大创举，在今天的报刊发行宣传中，依然延续并使用着。
七、图书馆期刊之“最”——《图书馆学季刊》
《图书馆学季刊》1926年创刊，1937年停刊。作为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刊，“标志着我国第一份真正意义的图书馆学专业期刊诞生”。在此之前，所谓的图书馆馆刊，都是以公布馆藏书目、新进书目，反映图书借阅情况以及本馆工作业务为主，内容单一，信息量少，学术价值弱，几乎没有图书馆学及相关内容的学术研究和争鸣。早在1915年由浙江省立图书馆创办、国内公开发行的《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便属于此种馆刊。《图书馆学季刊》自创办起便秉承“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的学术主张和思想，“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参酌欧美之成规”，既有探究，又有借鉴，通过传播西方先进图书馆学思想，在树立现代图书馆理念、促进我国新图书分类法的诞生、完善我国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受《图书馆学季刊》的影响，1934年，北平图书馆创办《图书季刊》，主要内容涉及文献学、目录学、文史学等。由此，真正开启和拓展了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道路和领域。
纵观以以上期刊为代表的民国时期期刊界，其繁荣、自由、独立、开放、多元的程度，在今天看来几乎令人吃惊，很多都是我们无法企及的。中国人自己办报办刊的历史并不长，民国时期就如此异彩纷呈，和同时代民主国家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那些飘散在历史中的碎片，那些浸透着文化和思想、饱含着精神和气质的时代风骨，直到今天依旧值得追寻与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