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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阮元身为清代大儒，有兼济天下的治世豪情，他的作品体现出对天下苍生的关爱，有浓郁人文精神的价值关怀。他通过对仁爱的理解和践行，通过对当时理学内容的反思和批判，逐步探讨人的道德理性，突出人的价值。他的人文观念具有启蒙意义，对生命的存在和价值进行深入思考，闪烁着人学思想的光辉。
关键词：阮元 人文精神 民生 人性
“人文”最先在《易经》贲卦的彖辞中阐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北宋时期程颐作出更加明确的解释：“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察四时之速改也。人文，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人文精神文化，现在已成为一个明确的结论。“中国之所谓人文，乃指礼乐之教、礼乐之治而言，应从此一初义，逐步了解下去，乃为能得其实”。①许纪霖认为，中国文化有三种传统，即道统、政统、学统，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道统是最高的。“这种‘道’不再期望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将学术和政治‘统’起来，它只是在形而上的层次上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整合提供意义系统和沟通规则。”他把人文精神的价值视为“不亚于钱、权的第三种尊严”，强调要有所敬仰，有所追求，有心灵的栖息地。他认为知识分子自我修养的内容有“神圣使命、悲壮意识、终极理想”等，强调知识分子的“超越价值”，以反对“政治激情”或“名利欲望”。②
被学术界誉为“一代名儒”的阮元，身历乾隆、嘉庆和道光三朝，为官为学厚德博雅，他的作品不仅表达了他纵横政坛50多年的经世哲学和人生思考，还关注民生，体恤民情，充分彰显出人文精神和济世情怀。阮元著有《孔子论仁论》和《孟子论仁论》，他对于“仁”的阐释，与其实学思想相吻合，注重实践性。
一、文学作品中倾注的人本思想
反映民生的苦难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常见主题，清代中期内忧外患，人民生活苦难深重，民不聊生，诗人在诗中表述了这种困难，但从人文精神方面来讲，有如下三方面特征：一是立场角度不同。由于大多数作者往往是官僚或文人，地位高于民众，不能设身处地理解苦难；二是出发点和写作目的不同。很多为宦的人关心民生疾苦，以宣扬自己政治德行和功绩来创作，把之用作自己履职的成绩，给统治阶层来展示，颇具功利性，或报告积累的民怨，以期朝廷的回复和对问题解决，达到局部改善，一旦百姓日子得以好转，他们又开始倾权压榨，再不会触碰这个民生话题；三是其理论基础与出发点的不同。这些诗的理论出发点是从官民关系着眼的，停留在施政得失的层面，他们关注的是民本主义而非人本主义。在阮元的作品中，他的出发点是“人”的角度而非“民”的角度，思考人性和人权问题。
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观念严重，女性一直处于被欺压、被凌辱的地位，基本权利受到残酷的剥削与侵犯。阮元发现了这一黑暗，他充满悲愤、撕心裂肺地呐喊，要求对妇女生存权和人性基本权利进行保护。虽然这些声音非常微弱，但在当时，以他的身份立场还能厚民爱民，善待个体生命，便非常珍贵和难得。
在清代，经常会发生女婴突然死亡的现象，秦智金《崇明风俗有生女即委弃者感赋》之二说道：“今日为人母，昔亦为人女。举女即弃捐，此情足悲楚。无父则不生，无母则不育。生男与生女，一体同顾复。女生即屏之，人道即日蹙。遍告尔闺中，勿剜心头肉。”社会世俗的观念根深蒂固，但从生命本身的意义上来看，女性本身更应该注重和保护女性的生命价值。世人多把这样残忍的事件归责给母亲，而陈偕灿的《溺女哀》把罪指向了父亲：“生男勿欢喜，生女胡悲伤。贫家溺女间亦有，富家溺女岁为常。今日女初生，他时议婚紧。贫家纳聘类多金，富家嫁女倾箱笥。倾箱笥，耶先愁。声呱呱，赋河洲。河洲啄肉来山鸠。可怜骨肉已浮沤。阿耶不顾先回头。吁嗟！阿耶阿耶忍为此，但愿人间都生子。生子行须娶妇归，请耶娶向东流水。”诗歌悲戚地诠释了女性生命被蔑视的现状，在犀利而语重心长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富家溺死女婴的原因是怕孩子出嫁時需要自己亏损不少嫁妆，批判揭露了他们视钱如命甚至可以牺牲自己亲生骨肉性命的扭曲心理和人情的冷漠残忍。
阮元忧生多艰，对生命充满敬畏，力求尽最大努力帮助百姓，他在赈灾过程中专门为妇女和婴儿设立棚舍，给予专门照顾。他看中女性的生命价值从家风家教中得以彰显，在他的家族中，包括妻妾，三代共出了八位女性诗人。家族中女性都崇尚儒礼，阮元主张诗歌内容和风格要中正、温厚，要求她们用诗记录当时人民生活的疾苦，并体现出对人生冷暖的深切感悟。他所编选的《淮海英灵集》和《两浙輶轩录》中，对江浙两地的女性诗作都有专门的收集。
清代一些诗人对人性人权意识已有一定的觉醒，这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文精神开始向现代人文精神发展演变。清诗中也有一些作品反映出科学理性精神，它也构成了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阮元对人文精神的践行是真诚的，他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关注民生疾苦和百姓的苦乐。但是阮元对于黎民的苦难不是仅仅施以同情，他用具体的施政行为和生活践行来改变百姓的生活状态，他没有在对社会人生的忧患意识中失去对生活的信念，而是更多地选择勇往直前，想办法处理民生的苦难，对自然万物和人民都充满着热爱。
二、经学中“人性论”观点的阐释
阮元在经学中研究的“人性论”之中也体现了人本主义。戴震、凌廷堪、焦循、阮元等都在经学论集中强调“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他们从科学的研究出发，从音韵、训诂、辨伪、辑佚、文字等方面来考证经典著作中“理”“性”等核心词语的本来意思，也强调了欲望本身就是人的本心所致。阮元认为，“性”字从“心”从“生”，自心中而来，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过渡过程中，我们要收敛自己的欲望，把包含了“仁义礼智等在内”的社会道德的规范用在每天的实践过程中。除掉“味嗅声色”之外，人还要有基本的社会约束。“性”应该包含理性，不排斥感情和欲望。焦循说“性无他，食色而已；饮食男女，人与物同之”。他们研究这些词的原始含义，并阐发了重建社会秩序的美好蓝图。它强调社会系统和规则应基于对人性的理解和同情。这在当时理学风气弥漫的社会背景下，无疑是静谧空气中的一声轰鸣。 “理”與“欲”之间的关系探讨是古代学术界讨论的焦点。提到人本主义，我们都会想到要尊重人的欲望，包括物质欲、情性欲、金钱欲、权势欲等等，但社会人的生存，必须反映人性的自然本质，也要讲求人的道德。阮元对“存天理，灭人欲”提出批判性的观点。他认为要客观对待人的“私欲”，并不认同“以理杀人”，也指出人们要看到事物本身的规则。“古人所谓天理，未有如后儒之所谓天理者矣”，关于天理的解释，后世呈现的说法太多，很多都是片面主观的，有些理学家更是曲解了圣贤的本意。阮元继承了戴震的说法，并试图利用小学知识，对“理”字做本义的分析和考证，从源头上证明理学的谬误。
凌廷堪等人提倡“以礼代理”，认为“礼”是社会发展和道德评判准则的基石，“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矣”。《论语》记“孔子之言备矣，但恒言礼，未尝一言及理也”，等等。礼出于理，理学家认为二者是统一的，密切相关。北宋理学家张载说：“礼者，理也。须是学穷理，礼则所以行其义。知理则能制礼，然则礼出于理之后。”朱熹认为“礼”来源于“理”，是“理”的具体体现，“这个礼，是那天理节文，教人有准则处”。阮元却认为“礼”根植于人性。人的“性”或“情”才是人类繁衍生息的标准，所谓“先王立政之要，因人情以制礼”，性情也是圣人制定礼法的依据，强调各种礼法“皆人之所有于性而圣人之所匠成也”“因其性则天下听从，拂其性则法县而不用”。这种理解可以对统治者有所启发，要想得到人民的服从、拥护就要尊重人的本性，国家制定礼法，如果违背了人性和民心，礼法本身就没有实行的可能。阮元的“以礼代理”是很尊重人的本性的，和理学对人性的抑制相比，已经在认知上有了很大的飞跃了。他肯定人的正当欲望和需求，也注重风俗和教化，用礼来教化人性。
阮元提出“以礼代理”的观点，通过礼来洗刷掉理学家对人性的覆灭，冲破禁锢的心灵。他研究圣贤的文字，仔细考究来发现先贤的优秀思想和经典作品中呈现的人本主义内涵，从而动摇了理学的根基，为弘扬人性做出了杰出贡献。他对现实人生和人性本身的观照彰显了博大的自由精神境界，涵盖了一种进取不息的生命状态和人性弘扬的意旨。
阮元一生的为官为学都坚持儒家的温柔敦厚之旨，晚年的时候他说：“衰翁终不悟道妙，惟将戒慎持温恭。”（《倚松书屋春祭斋居》）反映了他一生清风正己的操守。通过以言、行、德三方面为努力的标准，践行他的人文精神和厚民情怀。
注释：
①徐复观：《中国人文精神之阐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页。
②许纪霖、陈思和、蔡翔，郜元宝：《人文精神寻思录之三：道统学统与政统》，读书，1994年第5期，第46—55页。
参考文献：
[1]阮元.揅经室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陈其泰，李廷勇：中国学术通史（清代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5]李中华.中国人学思想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6]霍有明.清代诗歌发展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基金项目：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先秦文学的人学维度”（项目编号：16JK1298）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瑜，女，博士研究生，西安财经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责任编辑 象话）
关键词：阮元 人文精神 民生 人性
“人文”最先在《易经》贲卦的彖辞中阐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北宋时期程颐作出更加明确的解释：“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察四时之速改也。人文，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人文精神文化，现在已成为一个明确的结论。“中国之所谓人文，乃指礼乐之教、礼乐之治而言，应从此一初义，逐步了解下去，乃为能得其实”。①许纪霖认为，中国文化有三种传统，即道统、政统、学统，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道统是最高的。“这种‘道’不再期望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将学术和政治‘统’起来，它只是在形而上的层次上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整合提供意义系统和沟通规则。”他把人文精神的价值视为“不亚于钱、权的第三种尊严”，强调要有所敬仰，有所追求，有心灵的栖息地。他认为知识分子自我修养的内容有“神圣使命、悲壮意识、终极理想”等，强调知识分子的“超越价值”，以反对“政治激情”或“名利欲望”。②
被学术界誉为“一代名儒”的阮元，身历乾隆、嘉庆和道光三朝，为官为学厚德博雅，他的作品不仅表达了他纵横政坛50多年的经世哲学和人生思考，还关注民生，体恤民情，充分彰显出人文精神和济世情怀。阮元著有《孔子论仁论》和《孟子论仁论》，他对于“仁”的阐释，与其实学思想相吻合，注重实践性。
一、文学作品中倾注的人本思想
反映民生的苦难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常见主题，清代中期内忧外患，人民生活苦难深重，民不聊生，诗人在诗中表述了这种困难，但从人文精神方面来讲，有如下三方面特征：一是立场角度不同。由于大多数作者往往是官僚或文人，地位高于民众，不能设身处地理解苦难；二是出发点和写作目的不同。很多为宦的人关心民生疾苦，以宣扬自己政治德行和功绩来创作，把之用作自己履职的成绩，给统治阶层来展示，颇具功利性，或报告积累的民怨，以期朝廷的回复和对问题解决，达到局部改善，一旦百姓日子得以好转，他们又开始倾权压榨，再不会触碰这个民生话题；三是其理论基础与出发点的不同。这些诗的理论出发点是从官民关系着眼的，停留在施政得失的层面，他们关注的是民本主义而非人本主义。在阮元的作品中，他的出发点是“人”的角度而非“民”的角度，思考人性和人权问题。
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观念严重，女性一直处于被欺压、被凌辱的地位，基本权利受到残酷的剥削与侵犯。阮元发现了这一黑暗，他充满悲愤、撕心裂肺地呐喊，要求对妇女生存权和人性基本权利进行保护。虽然这些声音非常微弱，但在当时，以他的身份立场还能厚民爱民，善待个体生命，便非常珍贵和难得。
在清代，经常会发生女婴突然死亡的现象，秦智金《崇明风俗有生女即委弃者感赋》之二说道：“今日为人母，昔亦为人女。举女即弃捐，此情足悲楚。无父则不生，无母则不育。生男与生女，一体同顾复。女生即屏之，人道即日蹙。遍告尔闺中，勿剜心头肉。”社会世俗的观念根深蒂固，但从生命本身的意义上来看，女性本身更应该注重和保护女性的生命价值。世人多把这样残忍的事件归责给母亲，而陈偕灿的《溺女哀》把罪指向了父亲：“生男勿欢喜，生女胡悲伤。贫家溺女间亦有，富家溺女岁为常。今日女初生，他时议婚紧。贫家纳聘类多金，富家嫁女倾箱笥。倾箱笥，耶先愁。声呱呱，赋河洲。河洲啄肉来山鸠。可怜骨肉已浮沤。阿耶不顾先回头。吁嗟！阿耶阿耶忍为此，但愿人间都生子。生子行须娶妇归，请耶娶向东流水。”诗歌悲戚地诠释了女性生命被蔑视的现状，在犀利而语重心长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富家溺死女婴的原因是怕孩子出嫁時需要自己亏损不少嫁妆，批判揭露了他们视钱如命甚至可以牺牲自己亲生骨肉性命的扭曲心理和人情的冷漠残忍。
阮元忧生多艰，对生命充满敬畏，力求尽最大努力帮助百姓，他在赈灾过程中专门为妇女和婴儿设立棚舍，给予专门照顾。他看中女性的生命价值从家风家教中得以彰显，在他的家族中，包括妻妾，三代共出了八位女性诗人。家族中女性都崇尚儒礼，阮元主张诗歌内容和风格要中正、温厚，要求她们用诗记录当时人民生活的疾苦，并体现出对人生冷暖的深切感悟。他所编选的《淮海英灵集》和《两浙輶轩录》中，对江浙两地的女性诗作都有专门的收集。
清代一些诗人对人性人权意识已有一定的觉醒，这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文精神开始向现代人文精神发展演变。清诗中也有一些作品反映出科学理性精神，它也构成了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阮元对人文精神的践行是真诚的，他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关注民生疾苦和百姓的苦乐。但是阮元对于黎民的苦难不是仅仅施以同情，他用具体的施政行为和生活践行来改变百姓的生活状态，他没有在对社会人生的忧患意识中失去对生活的信念，而是更多地选择勇往直前，想办法处理民生的苦难，对自然万物和人民都充满着热爱。
二、经学中“人性论”观点的阐释
阮元在经学中研究的“人性论”之中也体现了人本主义。戴震、凌廷堪、焦循、阮元等都在经学论集中强调“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他们从科学的研究出发，从音韵、训诂、辨伪、辑佚、文字等方面来考证经典著作中“理”“性”等核心词语的本来意思，也强调了欲望本身就是人的本心所致。阮元认为，“性”字从“心”从“生”，自心中而来，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过渡过程中，我们要收敛自己的欲望，把包含了“仁义礼智等在内”的社会道德的规范用在每天的实践过程中。除掉“味嗅声色”之外，人还要有基本的社会约束。“性”应该包含理性，不排斥感情和欲望。焦循说“性无他，食色而已；饮食男女，人与物同之”。他们研究这些词的原始含义，并阐发了重建社会秩序的美好蓝图。它强调社会系统和规则应基于对人性的理解和同情。这在当时理学风气弥漫的社会背景下，无疑是静谧空气中的一声轰鸣。 “理”與“欲”之间的关系探讨是古代学术界讨论的焦点。提到人本主义，我们都会想到要尊重人的欲望，包括物质欲、情性欲、金钱欲、权势欲等等，但社会人的生存，必须反映人性的自然本质，也要讲求人的道德。阮元对“存天理，灭人欲”提出批判性的观点。他认为要客观对待人的“私欲”，并不认同“以理杀人”，也指出人们要看到事物本身的规则。“古人所谓天理，未有如后儒之所谓天理者矣”，关于天理的解释，后世呈现的说法太多，很多都是片面主观的，有些理学家更是曲解了圣贤的本意。阮元继承了戴震的说法，并试图利用小学知识，对“理”字做本义的分析和考证，从源头上证明理学的谬误。
凌廷堪等人提倡“以礼代理”，认为“礼”是社会发展和道德评判准则的基石，“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矣”。《论语》记“孔子之言备矣，但恒言礼，未尝一言及理也”，等等。礼出于理，理学家认为二者是统一的，密切相关。北宋理学家张载说：“礼者，理也。须是学穷理，礼则所以行其义。知理则能制礼，然则礼出于理之后。”朱熹认为“礼”来源于“理”，是“理”的具体体现，“这个礼，是那天理节文，教人有准则处”。阮元却认为“礼”根植于人性。人的“性”或“情”才是人类繁衍生息的标准，所谓“先王立政之要，因人情以制礼”，性情也是圣人制定礼法的依据，强调各种礼法“皆人之所有于性而圣人之所匠成也”“因其性则天下听从，拂其性则法县而不用”。这种理解可以对统治者有所启发，要想得到人民的服从、拥护就要尊重人的本性，国家制定礼法，如果违背了人性和民心，礼法本身就没有实行的可能。阮元的“以礼代理”是很尊重人的本性的，和理学对人性的抑制相比，已经在认知上有了很大的飞跃了。他肯定人的正当欲望和需求，也注重风俗和教化，用礼来教化人性。
阮元提出“以礼代理”的观点，通过礼来洗刷掉理学家对人性的覆灭，冲破禁锢的心灵。他研究圣贤的文字，仔细考究来发现先贤的优秀思想和经典作品中呈现的人本主义内涵，从而动摇了理学的根基，为弘扬人性做出了杰出贡献。他对现实人生和人性本身的观照彰显了博大的自由精神境界，涵盖了一种进取不息的生命状态和人性弘扬的意旨。
阮元一生的为官为学都坚持儒家的温柔敦厚之旨，晚年的时候他说：“衰翁终不悟道妙，惟将戒慎持温恭。”（《倚松书屋春祭斋居》）反映了他一生清风正己的操守。通过以言、行、德三方面为努力的标准，践行他的人文精神和厚民情怀。
注释：
①徐复观：《中国人文精神之阐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页。
②许纪霖、陈思和、蔡翔，郜元宝：《人文精神寻思录之三：道统学统与政统》，读书，1994年第5期，第46—55页。
参考文献：
[1]阮元.揅经室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陈其泰，李廷勇：中国学术通史（清代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5]李中华.中国人学思想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6]霍有明.清代诗歌发展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基金项目：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先秦文学的人学维度”（项目编号：16JK1298）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瑜，女，博士研究生，西安财经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责任编辑 象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