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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今虽然我国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依然存在不少的问题。为了解贫困人口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提升扶贫实施效果,优化扶贫政策,基于入户调查的1 047份数据,从家庭属性特征、外围支持特征、干群互动特征、心理感知特征等4个维度借助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60岁以上老人数量、人均年收入、是否得到产业扶贫、是否有驻村工作队、是否认识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帮扶干部到访次数、饮水质量、生产生活条件是否得到改善、家庭收入变化情况、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是否得到改善以及是否认可脱贫,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其满意度。通过对这些因素定性定量分析可知,要提高贫困户对精准扶贫满意度须建立健全的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大力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加强扶贫干部队伍建设以及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确保贫困户权益。
关键词:精准扶贫;满意度;贫困户;江西省;政策启示;二元Logistic
中图分类号: F323.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9)23-0029-04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贫困问题得到显著改善。但在新时代新形势下,贫困问题依然严峻,帮扶对象和帮扶措施的针对性不强,导致扶贫成效不够显著。贫困户既是精准扶贫政策的接受者,又是自己脱贫甚至自主生计的决策主体,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所以,研究一项政策应该从政策直接受众者维度加以观察,这样的研究维度既可以观察政策执行过程,也可以观察政策实施绩效。
江西省属于老革命基地,山区面积多,地形复杂,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人口众多,同时也是我国扶贫攻坚的重要阵地,有25个特困片区县,21个扶贫重点县,3 400个贫困村,386万贫困人口,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研究该区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 研究现状分析
为充分掌握与本研究相关的研究前沿和动态,首先于2019年1月,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以“精准扶贫”为主题词且设置为“精确”状态下进行搜索,时间跨度设置为2013—2018年,结果显示,2013年1月至2018年12月的6年里,以“精准扶贫”为关键词的文献有10 099篇。其中,2013年为561篇;2014年为695篇;2015年为1 681篇;2016年为 2 343 篇;2017年为2 729篇;2018年为2 090篇。
通过梳理近年相关文献,笔者发现关于扶贫政策满意度分析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重要文献。第一方面主要集中在研究精准扶贫的困境及路径选择,如汪三贵等明确提出,精准扶贫的难点主要集中在精准识别、精准扶持、精准考核等3个方面[1]。究其原因是文丰安所说的深度性贫困和杨友林等提出的农村地区资本匮乏,人口文化素质低下等导致收入低下和持久贫穷,要通过提升基层扶贫治理能力以及激发贫困农户的自我发展动力来确保脱贫成效[2-3]。沈建勇等通过对海南市(县)调查发现,确保扶贫成效须解决贫困地区宏观结构以及贫困家庭人口結构[4]。孟佶贤指出,评价精准扶贫战略成效要看农村居民支出中教育文娱和医疗保健两大块的变动情况[5],以此来衡量脱贫后贫困人口的生活情况。曹军会等强调,精准脱贫必须以“农民知不知道,参不参加,满不满意”等作为脱贫成效的考核依据[6]。
第二方面主要集中在研究精准扶贫主要内容,如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医疗扶贫、乡村旅游等方面。刘建生等是从微观尺度研究产业扶贫的作用机制,提出要加强对扶贫产业的风险预警,降低产业风险[7]。张春美等采用多元有序Probit回归模型研究婺源乡村旅游扶贫政策,倡议要加强政策宣传,切实保障失地移民的生计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措施[8]。代蕊华等通过论述教育扶贫演变及困境提出相应的治理路径[9]。汪三贵等通过分析因病致贫、返贫的发生机制和健康扶贫的作用机制,梳理现有的健康扶贫措施,探析健康扶贫实施困难,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10]。
脱贫成效如何,仅仅从政策本身出发缺乏一定的民主参与,应从政策作用的群体出发,因此第三方面集中在研究政策满意度。马志雄等研究脱贫认同及其影响因素,发现家庭人均收入、脱贫程序规范性、家庭发展能力、脱贫公平感和脱贫成效满意度均对其产生影响[11]。王春萍等以陕西南部2个贫困县农户为研究对象,并结合其贫困动因给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12]。杨剑等采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研究了无为县农村贫困人口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13]。王宏杰等认为,目前应采取的措施主要是按照有利于贫困人口导向积极推进扶贫开发政策,对不同贫困农户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真正做到缩小收入的不平等[14]。张琳等认为,须改进扶贫政策适应性与精准性管理在扶贫对象价值感知层面的中间效应来提升扶贫效益满意度[15]。刘裕等对山西省2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贫困户总体满意度较高,但对帮扶措施的满意度较低[16]。肖云等则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2个方面进行变量选取,多维角度全面分析贫困户对帮扶工作的满意度,总结出年龄、收入、致贫原因等相关因素的重要影响[17]。
本研究以江西省10个县(市)20个乡(镇)60个自然村为调查对象,以贫困农户的角度探讨扶贫工作,以期厘清影响贫困农户对精准扶贫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方向,为完善地方政府精准扶贫工作以及提升贫困农户的满意度提出合理政策性意见。
2 变量选择及构建模型
2.1 总体描述
为了解江西省贫困农户(包括已脱贫、拟脱贫和未脱贫3种类型)对扶贫工作的满意度,调查小组选取10个县(市),每个县(市)选取2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选取3个自然村。具体随机选择结果如下:资溪村为119份、鄱阳村为127份、安义村为120份、靖安村为117份、樟树村为117份、安福村为109分、峡江村为120分、遂川村为116份、瑞金村为118份、仙女湖村为115份。共发放 1 178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 047份,在进行调查访问之前,已向受访者确认其是否为贫困户,采访中对贫困户的疑问进行详细解答,以确保问卷质量。 2.2 变量选择
结合问卷设计实际和相关研究成果,本研究从家庭属性特征、外围支持特征、干群互动特征、心理感知特征等4个维度进行研究,以贫困农户对精准扶贫满意度为因变量。家庭属性特征包括60岁以上老人数量、人均年收入等2个变量,分别用X1、X2表示;外围支持特征包括是否纳入危房改造、是否参加劳动力就业培训、是否从事公益性岗位、是否得到产业扶贫、是否借小额信贷等5个变量,依次用X3、X4、X5、X6、X7表示;干群互动特征包括是否有驻村工作队、是否认识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帮扶干部到访次数等3个变量,分别用X8、X9、X10来表示;心理感知特征包括饮水质量、是否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家庭收入变化情况、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改善情况、是否认可脱贫等5个变量,依次用X9、X10、X11、X12、X13表示,共计13个自变量,变量定义及说明见表1。
2.3 构建模型
由于本研究选择的因变量分为满意、不满意2个选项,这是一个典型的二元决策问题,所以选择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模型建立如下:
lnP(Y≤i)1-P(Y≤i)=αi ∑nk=1βkXk。
也可以表示为
P(Y≤i|Xk)=exp(αi ∑nk=1βkXk)[1-exp(αi ∑nk=1βkXk)]。
其中,Y是因变量,表示贫困农户对精准扶贫工作的满意度,分为2个等级,分别用1、0表示,满意(Y=1),不满意(Y=0),Xk表示影响贫困农户对精准扶贫工作满意度的主要因素,αi表示常数项,βk表示第k个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
3 结果与分析
3.1 样本贫困农户对精准扶贫满意度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对驻村第一书记和帮扶干部满意度极高,不满意的分别仅占0.57%、0.29%。对医疗报销政策满意率为94.94%,不满意的占0.67%。对教育政策和危房改造政策的满意度分别占85.67%、83.48%,不满意的分别仅有0.19%、0.29%。对产业扶贫政策的满意率为92.36%,不满意的仅有0.19%。综上所述,贫困农户对精准扶贫满意度总体很高,其中对帮扶责任人的满意度极高,说明帮扶干部对贫困农户十分关心,能够尽力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对医疗报销、教育政策到户、危房改造以及产业扶贫政策说不清的分别占4.39%、14.14%、16.24%、7.45%,表明贫困户对政策还不够了解,政策宣传还不到位,应加强政策的宣传力度。
3.2 计量模型结果分析
运用SPSS 22.0对数据进行分析,得到的回归结果见表3。
3.2.1 60岁以上老人数量(X1) 该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0.531,且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60岁以上老人数量对满意度的影响是正相关。一些贫困户家中,60岁以上老人居多。老人多的家庭负担相对会更重,会更依赖于政府的扶持,老人的消费能力较小,生活开支少,政府的补贴对他们会产生很大的边际效益,相对更容易产生满足感,因此60岁以上老人数量与精准扶贫满意度是极显著相关的。
3.2.2 人均年收入(X2) 该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888,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贫困户的人均年收入与其对精准扶贫满意度高度正相关。精准扶贫以增加收入为核心,增强贫困群众获得感,所以人均年收入越高,其对精准扶贫工作的满意度就越高,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人均年收入越高就越认可精准扶贫各项政策及措施。
3.2.3 是否纳入危房改造(X3) 该变量在模型中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因为大多数的贫困户房屋都完好无损不需要进行危房改造,存在危险的房屋都进行了修整和重建,因此是否纳入危房改造对精准扶贫满意度影响不是很大。
3.2.4 是否参加劳动力就业培训(X4) 该变量和是否从事公益性岗位(X5)在模型中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现今国家出台各项政策措施并落实到位,贫困农户的增收渠道越来越宽广,家庭收入增长明显,因此其与精准扶贫满意度不相关。
3.2.5 是否得到产业扶贫(X6) 该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869,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是否得到产业扶贫明显作用于精准扶贫满意度。产业作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是人民增收致富必不可少的“摇钱树”,一个地区能够因地制宜地发展自己的产业,有利于当地村民角色以及思想上的转变,农民收入能够快速稳步地增长,贫困农户的满意度自然会更高。
3.2.6 是否借小额信贷(X7) 该变量在模型中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其对满意度没有影响。可解释为很多贫困户不知道小额信贷或者没有贷款的需求,在实际调研过程中,许多贫困户表示自己没有意愿贷款,因此是否借小额信贷对满意度是没有影响的。
3.2.7 是否有驻村工作队(X8) 该变量和是否认识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与精准扶贫满意度显著相关,回归系数均为正,驻村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应是长期居住在村里,了解每家每户贫困户的具体致贫原因和制定精準帮扶措施,经常走访贫困户也是十分有必要的,对“穷根”的铲除具有正向的外部效益,所以是否有驻村工作队和是否认识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与对精准扶贫工作满意度是密切相关,高度相连的。在实地调查中,贫困户对于驻村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是十分满意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但也有极少数的贫困户表示不认识第一书记及工作队,分析其原因可能是不太了解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的概念。
3.2.8 帮扶干部到访次数 该变量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正向影响精准扶贫满意度,帮扶干部能够经常走访帮扶的贫困户,了解贫困户的具体情况,帮助解决生产生活困难、宣传政策以及送慰问品等,都能够提高贫困户对精准扶贫工作的满意度,让他们能够真切地体会到党和人民的关怀,同时也体现了近年来扶贫工作的精准性,所以帮扶干部到访次数越多,贫困农户对精准扶贫工作满意度就越高。 3.2.9 饮水质量、是否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改善情况 三者均明显作用于贫困农户对精准扶贫的满意度。三者密切相关,水是生命源泉,是基础设施中重要的一部分,是人类生活的基本要求,饮水质量提高,在某种程
度上保障了贫困户的生产生活条件,村村通、水电升级改造等基础设施工程也不断完备,其对精准扶贫工作表现出较高的影响。
3.2.10 家庭收入变化情况 该变量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与满意度呈正相关(表3)。家庭收入越高,贫困农户对精准扶贫工作的满意度也就越高。收入的提高能切实地让贫困户感受到腰包鼓了,幸福指数提升了,收入作为扶贫工作绩效考核中一项重要的指标,也是衡量贫困户是否达到脱贫标准的重要依据,收入增加的越显著,扶贫效果就越好,贫困户对精准扶贫工作也就越满意。
3.2.11 是否认可脱贫 该变量是心理感知特征中最能直观衡量满意度的,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表3),因此贫困农户对自己是否脱贫显著影响满意度。脱贫认可度与满意度是密切相关的,贫困户得到相关政策的扶持及扶贫干部的关心和帮助,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对自己的脱贫表示认可,自然对精准扶贫工作表示满意。若享受不到应有的扶贫政策,得不到实质性的帮助,解决不了家庭面临的困难,自然对脱贫表示不认可,满意度会下降。
4 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
4.1 建立健全的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加快村庄稳步发展。水、电、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和文、体等公共服务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础性工程,要把资金和项目优先安排到贫困村,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到村到户,改善贫困地区基础条件环境。
4.2 大力发展地方产业,实现农民稳步增收
地方产业在绝大多数上决定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在脱贫攻坚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应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开展一些地方特色产业,创立独特品牌,吸引外资投入。开展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等带动农业经济发展,开展乡村旅游,乡村研学等带动第三产业的同步发展,地方政府要大力支持扶持地方产业,增加贫困群体发展产业的底气。
4.3 加强扶贫干部队伍建设,确保扶贫政策落实
扶贫干部队伍是精准扶贫工作中的重要力量,在扶贫工作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要强化扶贫干部队伍管理,杜绝扶贫乱象,政府有关部门应定期或不定期地督查其工作情况,强化监督问责。要建设一支肯干实事,真诚服务,廉洁为民的好队伍。
4.4 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保证贫困户的知情权、参与权及受益权
在实地调查中发现,一部分贫困户对于自身享受的政策不了解,对于政策的知晓度有待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扶贫成果大打折扣。因此各级政府在向贫困户宣传政策时一定要有耐心,要充分考虑到贫困户的文化程度和理解能力,将各项政策具体内容转化为口语化的形式进行转达,对于贫困户的疑惑要耐心解答,要将政策宣传到位,确保贫困户的知情权、参与权以及受益权,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做到真扶贫、扶真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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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春美,黄红娣. 农村居民对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基于婺源旅游地搬迁移民和原住居民的调查[J]. 江苏农业科学,2017,45(13):31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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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肖 云,严 茉. 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对扶贫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J]. 贵州社会科学,2012(5):107-112.
收稿日期:2019-07-25
基金项目:江西现代农业及其优势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心(2011协同中心)项目(编号:2018B06);江西省创新基金项目(编号:YC2018-S208)。
作者简介:马玉莹(1995—),女,山西临汾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E-mail:1055620433@qq.com。
通信作者:刘 滨,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业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E-mail:33928968@qq.com。
关键词:精准扶贫;满意度;贫困户;江西省;政策启示;二元Logistic
中图分类号: F323.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9)23-0029-04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贫困问题得到显著改善。但在新时代新形势下,贫困问题依然严峻,帮扶对象和帮扶措施的针对性不强,导致扶贫成效不够显著。贫困户既是精准扶贫政策的接受者,又是自己脱贫甚至自主生计的决策主体,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所以,研究一项政策应该从政策直接受众者维度加以观察,这样的研究维度既可以观察政策执行过程,也可以观察政策实施绩效。
江西省属于老革命基地,山区面积多,地形复杂,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人口众多,同时也是我国扶贫攻坚的重要阵地,有25个特困片区县,21个扶贫重点县,3 400个贫困村,386万贫困人口,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研究该区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 研究现状分析
为充分掌握与本研究相关的研究前沿和动态,首先于2019年1月,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以“精准扶贫”为主题词且设置为“精确”状态下进行搜索,时间跨度设置为2013—2018年,结果显示,2013年1月至2018年12月的6年里,以“精准扶贫”为关键词的文献有10 099篇。其中,2013年为561篇;2014年为695篇;2015年为1 681篇;2016年为 2 343 篇;2017年为2 729篇;2018年为2 090篇。
通过梳理近年相关文献,笔者发现关于扶贫政策满意度分析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重要文献。第一方面主要集中在研究精准扶贫的困境及路径选择,如汪三贵等明确提出,精准扶贫的难点主要集中在精准识别、精准扶持、精准考核等3个方面[1]。究其原因是文丰安所说的深度性贫困和杨友林等提出的农村地区资本匮乏,人口文化素质低下等导致收入低下和持久贫穷,要通过提升基层扶贫治理能力以及激发贫困农户的自我发展动力来确保脱贫成效[2-3]。沈建勇等通过对海南市(县)调查发现,确保扶贫成效须解决贫困地区宏观结构以及贫困家庭人口結构[4]。孟佶贤指出,评价精准扶贫战略成效要看农村居民支出中教育文娱和医疗保健两大块的变动情况[5],以此来衡量脱贫后贫困人口的生活情况。曹军会等强调,精准脱贫必须以“农民知不知道,参不参加,满不满意”等作为脱贫成效的考核依据[6]。
第二方面主要集中在研究精准扶贫主要内容,如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医疗扶贫、乡村旅游等方面。刘建生等是从微观尺度研究产业扶贫的作用机制,提出要加强对扶贫产业的风险预警,降低产业风险[7]。张春美等采用多元有序Probit回归模型研究婺源乡村旅游扶贫政策,倡议要加强政策宣传,切实保障失地移民的生计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措施[8]。代蕊华等通过论述教育扶贫演变及困境提出相应的治理路径[9]。汪三贵等通过分析因病致贫、返贫的发生机制和健康扶贫的作用机制,梳理现有的健康扶贫措施,探析健康扶贫实施困难,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10]。
脱贫成效如何,仅仅从政策本身出发缺乏一定的民主参与,应从政策作用的群体出发,因此第三方面集中在研究政策满意度。马志雄等研究脱贫认同及其影响因素,发现家庭人均收入、脱贫程序规范性、家庭发展能力、脱贫公平感和脱贫成效满意度均对其产生影响[11]。王春萍等以陕西南部2个贫困县农户为研究对象,并结合其贫困动因给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12]。杨剑等采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研究了无为县农村贫困人口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13]。王宏杰等认为,目前应采取的措施主要是按照有利于贫困人口导向积极推进扶贫开发政策,对不同贫困农户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真正做到缩小收入的不平等[14]。张琳等认为,须改进扶贫政策适应性与精准性管理在扶贫对象价值感知层面的中间效应来提升扶贫效益满意度[15]。刘裕等对山西省2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贫困户总体满意度较高,但对帮扶措施的满意度较低[16]。肖云等则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2个方面进行变量选取,多维角度全面分析贫困户对帮扶工作的满意度,总结出年龄、收入、致贫原因等相关因素的重要影响[17]。
本研究以江西省10个县(市)20个乡(镇)60个自然村为调查对象,以贫困农户的角度探讨扶贫工作,以期厘清影响贫困农户对精准扶贫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方向,为完善地方政府精准扶贫工作以及提升贫困农户的满意度提出合理政策性意见。
2 变量选择及构建模型
2.1 总体描述
为了解江西省贫困农户(包括已脱贫、拟脱贫和未脱贫3种类型)对扶贫工作的满意度,调查小组选取10个县(市),每个县(市)选取2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选取3个自然村。具体随机选择结果如下:资溪村为119份、鄱阳村为127份、安义村为120份、靖安村为117份、樟树村为117份、安福村为109分、峡江村为120分、遂川村为116份、瑞金村为118份、仙女湖村为115份。共发放 1 178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 047份,在进行调查访问之前,已向受访者确认其是否为贫困户,采访中对贫困户的疑问进行详细解答,以确保问卷质量。 2.2 变量选择
结合问卷设计实际和相关研究成果,本研究从家庭属性特征、外围支持特征、干群互动特征、心理感知特征等4个维度进行研究,以贫困农户对精准扶贫满意度为因变量。家庭属性特征包括60岁以上老人数量、人均年收入等2个变量,分别用X1、X2表示;外围支持特征包括是否纳入危房改造、是否参加劳动力就业培训、是否从事公益性岗位、是否得到产业扶贫、是否借小额信贷等5个变量,依次用X3、X4、X5、X6、X7表示;干群互动特征包括是否有驻村工作队、是否认识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帮扶干部到访次数等3个变量,分别用X8、X9、X10来表示;心理感知特征包括饮水质量、是否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家庭收入变化情况、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改善情况、是否认可脱贫等5个变量,依次用X9、X10、X11、X12、X13表示,共计13个自变量,变量定义及说明见表1。
2.3 构建模型
由于本研究选择的因变量分为满意、不满意2个选项,这是一个典型的二元决策问题,所以选择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模型建立如下:
lnP(Y≤i)1-P(Y≤i)=αi ∑nk=1βkXk。
也可以表示为
P(Y≤i|Xk)=exp(αi ∑nk=1βkXk)[1-exp(αi ∑nk=1βkXk)]。
其中,Y是因变量,表示贫困农户对精准扶贫工作的满意度,分为2个等级,分别用1、0表示,满意(Y=1),不满意(Y=0),Xk表示影响贫困农户对精准扶贫工作满意度的主要因素,αi表示常数项,βk表示第k个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
3 结果与分析
3.1 样本贫困农户对精准扶贫满意度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对驻村第一书记和帮扶干部满意度极高,不满意的分别仅占0.57%、0.29%。对医疗报销政策满意率为94.94%,不满意的占0.67%。对教育政策和危房改造政策的满意度分别占85.67%、83.48%,不满意的分别仅有0.19%、0.29%。对产业扶贫政策的满意率为92.36%,不满意的仅有0.19%。综上所述,贫困农户对精准扶贫满意度总体很高,其中对帮扶责任人的满意度极高,说明帮扶干部对贫困农户十分关心,能够尽力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对医疗报销、教育政策到户、危房改造以及产业扶贫政策说不清的分别占4.39%、14.14%、16.24%、7.45%,表明贫困户对政策还不够了解,政策宣传还不到位,应加强政策的宣传力度。
3.2 计量模型结果分析
运用SPSS 22.0对数据进行分析,得到的回归结果见表3。
3.2.1 60岁以上老人数量(X1) 该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0.531,且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60岁以上老人数量对满意度的影响是正相关。一些贫困户家中,60岁以上老人居多。老人多的家庭负担相对会更重,会更依赖于政府的扶持,老人的消费能力较小,生活开支少,政府的补贴对他们会产生很大的边际效益,相对更容易产生满足感,因此60岁以上老人数量与精准扶贫满意度是极显著相关的。
3.2.2 人均年收入(X2) 该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888,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贫困户的人均年收入与其对精准扶贫满意度高度正相关。精准扶贫以增加收入为核心,增强贫困群众获得感,所以人均年收入越高,其对精准扶贫工作的满意度就越高,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人均年收入越高就越认可精准扶贫各项政策及措施。
3.2.3 是否纳入危房改造(X3) 该变量在模型中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因为大多数的贫困户房屋都完好无损不需要进行危房改造,存在危险的房屋都进行了修整和重建,因此是否纳入危房改造对精准扶贫满意度影响不是很大。
3.2.4 是否参加劳动力就业培训(X4) 该变量和是否从事公益性岗位(X5)在模型中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现今国家出台各项政策措施并落实到位,贫困农户的增收渠道越来越宽广,家庭收入增长明显,因此其与精准扶贫满意度不相关。
3.2.5 是否得到产业扶贫(X6) 该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869,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是否得到产业扶贫明显作用于精准扶贫满意度。产业作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是人民增收致富必不可少的“摇钱树”,一个地区能够因地制宜地发展自己的产业,有利于当地村民角色以及思想上的转变,农民收入能够快速稳步地增长,贫困农户的满意度自然会更高。
3.2.6 是否借小额信贷(X7) 该变量在模型中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其对满意度没有影响。可解释为很多贫困户不知道小额信贷或者没有贷款的需求,在实际调研过程中,许多贫困户表示自己没有意愿贷款,因此是否借小额信贷对满意度是没有影响的。
3.2.7 是否有驻村工作队(X8) 该变量和是否认识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与精准扶贫满意度显著相关,回归系数均为正,驻村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应是长期居住在村里,了解每家每户贫困户的具体致贫原因和制定精準帮扶措施,经常走访贫困户也是十分有必要的,对“穷根”的铲除具有正向的外部效益,所以是否有驻村工作队和是否认识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与对精准扶贫工作满意度是密切相关,高度相连的。在实地调查中,贫困户对于驻村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是十分满意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但也有极少数的贫困户表示不认识第一书记及工作队,分析其原因可能是不太了解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的概念。
3.2.8 帮扶干部到访次数 该变量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正向影响精准扶贫满意度,帮扶干部能够经常走访帮扶的贫困户,了解贫困户的具体情况,帮助解决生产生活困难、宣传政策以及送慰问品等,都能够提高贫困户对精准扶贫工作的满意度,让他们能够真切地体会到党和人民的关怀,同时也体现了近年来扶贫工作的精准性,所以帮扶干部到访次数越多,贫困农户对精准扶贫工作满意度就越高。 3.2.9 饮水质量、是否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改善情况 三者均明显作用于贫困农户对精准扶贫的满意度。三者密切相关,水是生命源泉,是基础设施中重要的一部分,是人类生活的基本要求,饮水质量提高,在某种程
度上保障了贫困户的生产生活条件,村村通、水电升级改造等基础设施工程也不断完备,其对精准扶贫工作表现出较高的影响。
3.2.10 家庭收入变化情况 该变量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与满意度呈正相关(表3)。家庭收入越高,贫困农户对精准扶贫工作的满意度也就越高。收入的提高能切实地让贫困户感受到腰包鼓了,幸福指数提升了,收入作为扶贫工作绩效考核中一项重要的指标,也是衡量贫困户是否达到脱贫标准的重要依据,收入增加的越显著,扶贫效果就越好,贫困户对精准扶贫工作也就越满意。
3.2.11 是否认可脱贫 该变量是心理感知特征中最能直观衡量满意度的,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表3),因此贫困农户对自己是否脱贫显著影响满意度。脱贫认可度与满意度是密切相关的,贫困户得到相关政策的扶持及扶贫干部的关心和帮助,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对自己的脱贫表示认可,自然对精准扶贫工作表示满意。若享受不到应有的扶贫政策,得不到实质性的帮助,解决不了家庭面临的困难,自然对脱贫表示不认可,满意度会下降。
4 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
4.1 建立健全的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加快村庄稳步发展。水、电、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和文、体等公共服务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础性工程,要把资金和项目优先安排到贫困村,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到村到户,改善贫困地区基础条件环境。
4.2 大力发展地方产业,实现农民稳步增收
地方产业在绝大多数上决定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在脱贫攻坚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应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开展一些地方特色产业,创立独特品牌,吸引外资投入。开展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等带动农业经济发展,开展乡村旅游,乡村研学等带动第三产业的同步发展,地方政府要大力支持扶持地方产业,增加贫困群体发展产业的底气。
4.3 加强扶贫干部队伍建设,确保扶贫政策落实
扶贫干部队伍是精准扶贫工作中的重要力量,在扶贫工作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要强化扶贫干部队伍管理,杜绝扶贫乱象,政府有关部门应定期或不定期地督查其工作情况,强化监督问责。要建设一支肯干实事,真诚服务,廉洁为民的好队伍。
4.4 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保证贫困户的知情权、参与权及受益权
在实地调查中发现,一部分贫困户对于自身享受的政策不了解,对于政策的知晓度有待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扶贫成果大打折扣。因此各级政府在向贫困户宣传政策时一定要有耐心,要充分考虑到贫困户的文化程度和理解能力,将各项政策具体内容转化为口语化的形式进行转达,对于贫困户的疑惑要耐心解答,要将政策宣传到位,确保贫困户的知情权、参与权以及受益权,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做到真扶贫、扶真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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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07-25
基金项目:江西现代农业及其优势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心(2011协同中心)项目(编号:2018B06);江西省创新基金项目(编号:YC2018-S208)。
作者简介:马玉莹(1995—),女,山西临汾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E-mail:1055620433@qq.com。
通信作者:刘 滨,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业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E-mail:33928968@qq.com。